間諜製度以獨立自由的精神為專製權力獻祭，破壞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政治批判本來就是動輒得咎的事，對關鍵問題避而不談會被人指責，而一旦涉及又會觸怒希望維持現狀的實權派。加之舊製度的保守性，公共輿論因此有不健全的傾向，人們見麵時盡量不談論宗教、政治、道德，以及當權者、有聲望的團體和略有地位的人。《秘密通信報》上多是奇聞逸事、滑稽劇和討巧的故事，不嚴肅、不真實，“在這個違背常理的世紀，**與卑劣大行其道，法國人隻關心細節、麻煩事、無聊的陰謀”[389]。而那些不滿現實的人將批評諷刺融入色情故事，以**的表象掩蓋嚴肅的真相。在18世紀的書商慕維蘭（Mauvelain）與納沙泰爾出版公司的交易書目裏：186部宗教書籍中的126部是諷刺作品；319種政論作品中的146部是誹謗作品；206部色情小說中的49部是反教會的；285部一般性作品裏有178部是流言蜚語，諸如《教會的不寬容》（L’Intolérance écclesiastique）、《教皇旅行故事》（Histoire des voyages des papes）、《巴士底獄回憶錄》（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390]烏托邦文學更流行，那是虛構的批判語境，將理想製度安放在遙遠的海島上，民眾閱讀時會忘記現實，沉迷於未來如何美好的幻夢。烏托邦文學對抗的是天主教的贖罪理念：一個人在世俗生活中曆經苦難，不合情理，卻是注定要承受的，他隻能在虔敬中等待最後的審判。烏托邦文學源自現實苦難，但它不想直麵苦難，並拒絕苦難的意義，有時要逃離，所以難於實踐。
舊製度晚期的法國到處是秘密，從陰暗的巷子飄出來，從咖啡館飄出來，鑽進耳朵，擾亂理智與情感，然後控製人的嘴唇。報刊樂意用“秘密通信”“秘密回憶錄”之類的名稱，批判政治和宗教弊端時將現實化為寓言，在虛構的語境裏指桑罵槐。在封閉的社會，文字介入政治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人不辨是非，濫用它的名聲，結果文字被視為擾亂人心的禍患。1768年，盧梭休謨之爭後不久，《盧梭休謨是非辨》追溯了公共性（Public）的源頭，“它是古代的樹，自世界誕生之日就已種下，無數次枯榮後生發茂密的枝條，與主幹相連，它追求正直，為真理主持公道”[391]。但在舊製度下，健全的公共性有違權力說教就會被驅逐，鑒於此報刊采取了隱晦的說理方法，“為了作者的人身安全，編輯有必要隱藏真實”[392]。接觸不到真實的人渴望了解真相，而匿名作品能滿足好奇心，作者又可免受責罰，於是大行其道。《文學選編》和《秘密通信報》上就有很多此類的文章，《軼聞報》（Anecdotes）以更隱晦的方式為匿名作品辯護：“我們為公眾奉獻的秘密信件是為了勾畫各種諷刺場景，若沒有它們的映襯，很多事實不會讓人覺得有趣。”[393]這一類場景符合福柯的論斷：所有文章，不論體裁、形式還是價值觀，都是匿名的低語，文本裏沒有作者信息，讀起來像在夢幻裏。
在匿名的語境裏，人性盡顯無遺。沒人對信息的真實性負責，輿論耽於論戰，幻象橫行，消解民族意識的現實感，法國革命前謠言四起和集體恐慌的心理與此有關。1789年7—8月，攻占巴士底獄後，鄉村輿論裏有一個“貴族陰謀”，說他們正在調集兵力，準備鎮壓叛亂，謠言從多個中心向外傳播，導致8月4日國民公會對封建製的廢除。[394]開放的社會有驅逐謠言的力量，封閉的社會則不然，謠言與無處不在的秘密聯袂而行，假的看似真的，真的說不清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頑劣與虛假驅逐了真實與良善，由此改變了舊製度下情感和理智的內部結構。1775年，法國劇作家博馬舍對此失望至極：
我見過多少正直人，幾乎為謠言壓得翻不了身。任何無稽之談，隻要炮製得法，無不能讓大都市裏遊手好閑者信以為真……先是小小的謠言，好像暴風雨前飛燕掠過地麵，以“最弱音”傳出去，毒辣的言辭就隨風飛揚，從一個人的嘴裏，用“弱音”巧妙鑽進另一個人的耳朵。至此，禍根就種下了，謠言蠕蠕而動，以“加強音”從一張嘴傳到另一張嘴……呼嘯、膨脹，轉眼工夫龐大無比，向前挺進，振翅而飛，盤旋環繞，忽而像爆炸，忽而像雷鳴，終於成為憎恨和毀滅的大合唱。這樣的謠言誰能抵抗得了。[395]
18世紀40年代，巴黎地區流傳過一個讓人寢食不安的謠言，說有人要抓男孩子，放他們的血，給一位公主洗澡，她的病隻能這樣被治愈。孩子們的家人紛紛去學校，其中有梅涅特（J.-L. Ménétra，未來的玻璃工藝家）的父親，他帶領七位肩扛棍棒的健壯造桶工，生怕自家的孩子被人擄走。謠言的衝擊力已趨失控，混亂中，幾個倒黴蛋被打身亡，一人的遺體在格萊維廣場上被放火焚燒，為平穩人心，政府在格萊維廣場當眾處決了三個造謠者。[396]這個童話般的謠言裏有兩個關鍵詞，“巴黎”和“公主”，為什麽君主製下的首善之區會有這樣的事？為什麽謠傳的源頭是公主，她的病如此奇怪，卻有那麽多人信以為真？
舊製度後期，文學共和國有解體的危險，僅憑一己之力，它無法維護本初的精神，隻有革命能一夜間打碎禁錮它的枷鎖。但法國革命的意義並非都是積極的，一個身處困境而無力自新的民族不一定有力量駕馭革命，一個眼看矛盾積累而無力化解的民族不免承受動**的命運。1788年5月，布裏索艱難異常，幾近破產，於是去北美旅行，得知重開三級會議的消息後回國。此時的法國與他赴美前已大不相同，在急劇的變化裏有傳統斷裂的危機，他卻視而不見：
之前法國人生活在奴役中，現在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責他們軟弱無力，現在卻有最具衝擊的力量；之前他們被批評無知，現在卻展示了最深邃的政治知識；之前他們輕浮多變，現在的思慮深沉堅定；之前有人說他們不可能達成一致，現在卻在原則與行動之間有良好的統一。[397]
在新生的希望中，布裏索創辦了共和報刊《法國愛國者》，1788年2月與銀行家克拉維耶（Etienne Clavière）一同籌建“黑人之友協會”（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1790年和1791年向國民公會提議取消奴隸貿易。[398]革命時代，他入選巴黎市政府，後擔任國民公會議員。1791年7月，路易十六在逃跑路上被捕後，他轉變了保皇立場，主張國王退位，法國實行共和製，同年9月入選立法議會，隸屬吉倫特派，與羅伯斯庇爾和山嶽派對抗，抵製無政府主義。判決路易十六時，布裏索讚成處死，但要獲得人民的認可，被斥責是“保皇主義者”，最終淪為雅各賓派狂放理想的祭品——1793年10月31日與其他吉倫特派一同上了斷頭台，時年三十九歲。他是舊製度造就的革命家，本來要消滅舊製度，卻被視為舊製度的辯護士。法國曆史有相似的悲劇性，啟蒙是要改造舊製度，卻被舊製度改造，革命是要取締舊製度，卻在舊製度的惡風俗裏掙紮。
糾纏於曆史的複雜性，難有理論創造，若置之不理會有風險。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已是一種演繹史學的依據，認同者以之解釋現代社會的進程，而不去檢驗它的依據是否充分。夏第埃（Chartier）的《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研究的是老問題，即啟蒙與革命的關係，“革命前的公共輿論在自由的氛圍裏日漸政治化”。這一點不錯，但他將啟蒙輿論理想化，視之為獨立的語言空間，思想交流平等，社會等級可以忽略不計：“個體對理性的公開使用沒有限製，也無禁區，理性的批判功能不再因對宗教和政治權威的尊敬而受限製……輿論能合法地質疑。”[399]為此，李爾第從檔案裏發現沙龍的各個麵向，補充哈貝馬斯的理論，糾正理想化研究方式的不足：沙龍裏的平等與優雅是舊有的附屬關係，文人因對年金、榮譽和人身安全的渴求而無自主性。[400]
革命前的法國，代表型公共領域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糾纏不清，其中有足以說明代表型公共領域強大力量的檔案，也有佐證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資料，若偏於一端，理論的解釋力會有所缺。哈貝馬斯過於強調曆史的同質性因素，忽視與理論相悖的事實，英國曆史可為之提供充分依據，卻不符合法國曆史，因其未能涵蓋文人紛爭、報刊輿論與不實傳言的關係，以及舊製度對現代人格的壓製。德國學者埃萊（G. Eley）批評他“誇大以閱讀為中介、以交談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層麵”[401]。
法國舊製度風俗對哈貝馬斯提出挑戰的，首先是依附性人格與權力的矛盾關係。文人的現代身份意識是最早萌生的，很強烈，卻不獨立。在外部意義上，世俗法律不會保護它；在個體心理中，過分的自尊使他們自我孤立，“若與之相處，就要不停地讚美，或是聽完他們的論斷後給予褒獎，他們的自尊一受傷害就會憤怒，會複仇，與之交往費力又危險”[402]。閱讀者人數多，並非以商人和工業家為主，而是金融家、貴族、律師，以及有定期收益的人。[403]他們倚重舊製度，對現代意義的自由平等觀念缺少認同感。咖啡館、郵局等公共場所聚集著對公共話題有興趣的民眾，他們獲取的信息與發表的評論距離真實更遠，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革命前夕的沙龍仍是代表型風格，形式重於內容，說教偏離現實，而非文學共和國特有的交往空間。路易十六時代，凡爾賽宮每星期六天的聚會是私人社交，繁文縟節沒有被市民階級的親密無間取代，梅尼公爵夫人的宴會裏有宮廷生活解體的征兆，但終究是征兆。哈貝馬斯將重農派沙龍當作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存在依據，但它受宮廷的特許和保護，成員與上層社會關係密切，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這是重農派沙龍的特點，也是舊製度沙龍的普遍特點，參與者多是文學共和國的上層公民，對於政論性話題措辭謹慎，或是回避。“彬彬有禮的沙龍”是19世紀的創造，確切地說“是工業時代的懷古情結對抗乏味交往的方式”，巴爾紮克、司湯達、奧萊維利（Barbey d’Aurevilly）有這樣的傾向，而這掩飾了沙龍裏的物質利益交換和殘酷的生存鬥爭。[404]當時的文人有四類：
特權階層，包括25%的神職人員，10%的貴族，5%～6%的軍官和政府人員。
貴族屬下（秘書、圖書管理員和家庭教師）。
三分之一的文人是開明的業餘愛好者。
其餘15%是以筆杆子謀生的職業作家。[405]
主持沙龍的貴夫人與文人的平等是表麵的，一種互相尊重的遊戲，“彬彬有禮不能消除交往時的緊張、力量差別，以及財富多寡引起的不平等，身份等級顯而易見”[406]。18世紀中期，若弗蘭夫人在巴黎的家中主持沙龍，周三晚上招待哲學家，周四晚上招待藝術家。1812年，在她去世四十年後，勒莫尼（A.C.G. Lemonnier）在《若弗蘭夫人家的一夜》（Une soirée chez Madame Geoffrin）的畫中虛構了1755年的一次聚會，當晚討論的是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54個人都是文學共和國裏的活躍人物，有神父、政客、上層貴族、大家小姐、有權勢的哲學家，有坐的，有站的，而坐或站暗示身份的高低（圖3-2[407]）。根據塞古（P. de Ségur）的考證，“他們從未同時到過若弗蘭夫人家裏，有人根本就沒去過，1757年豐特奈爾已去世，1755年勒皮納斯小姐剛滿十三歲，1764年才進入沙龍界”[408]。所以，曆史學家不會對之滿意，藝術的寫實性與虛構性相互交錯，會誤導那些想了解舊製度沙龍內景的人。但這幅畫廣為流行，一方麵在於其中複雜的政治意義，“19世紀早期，一個質疑革命的觀點是‘伏爾泰和盧梭的錯誤是革命的原因’，拿破侖的妻子約瑟芬皇後需要一幅描述這兩個異教徒及其追隨者的畫”，所以勒莫尼獻給了她。[409]另一方麵在於那時的人對於啟蒙時代的懷念，但懷古之情虛構了一個文人和睦的場景，藝術以寫實的名義違背了曆史。
[img alt="" src="../Images/image258-1.jpg" /]
圖3-2 若弗蘭夫人沙龍聚會，朗讀伏爾泰的《中國孤兒》
18世紀中期，在文學共和國裏獲取榮譽的方式有所轉變，之前靠才華，之後靠交往技巧，一個人想要出名，又不乏手段，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法蘭西學院院士、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1696—1788）對此不滿：“要進入沙龍，所有才能中首要的是善於交往。”[410]若研究那些在巴黎沙龍中走運的人，或是科學院的選舉過程，就會發現沙龍是文學界和上層社會的中介。1775年，哈珀（Harpe）想進入法蘭西學院，憑一己之力異常困難，同年3月，他在內克夫人的沙龍裏朗讀悲劇《流亡者》（Menzikoff，ou les exilés），關於俄國王子蒙茲考夫的故事，聽眾裏有外交官和貴族，包括英國駐法大使、盧森堡將軍和德方夫人，獲得好評。[411]1776年，該劇在楓丹白露宮上演，王後很喜歡，為哈珀清除入選法蘭西學院的障礙。鑒於此，現代學者埃利亞斯（N. Elias）說啟蒙思想不與舊製度為敵，而是舊製度的一部分。
哈貝馬斯提到，當資產階級成為新型公共領域的主體時，代表型公共領域的陳規陋習就土崩瓦解。[412]這與法國曆史有出入，舊製度晚期，教權、君權和現代意識形態沒有明確界限，革命前，宮廷、教會控製著主流出版物，包括《法國公報》《法國信使報》《學者報》。1666年，在財政大臣柯爾貝（Colbert）的號召下，法國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最初的16名院士領取宮廷年金和研究經費，有年輕人做助手，在佩洛爾（Claude Perrault）領導下編纂《學者報》，這是一群能接受新思想的學者，又不對抗宮廷。1668—1670年，高羅（Jean Galloys）擔任科學院秘書，與掌璽大臣伯什拉（Boucherat）、《學者報》主編庫讚（Louis Cousin）等文學共和國的大人物熟識，借助於此，他創辦了雜誌《數學與物理學備忘錄》（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s et de physique），內容來自科學院的會議紀要。後來，科學院主席比農任命他為書報審查官，負責教會史和科學類作品。[413]
文人在交往中難以避開貴族，因其掌握著各地科學院的事務，根據奧爾良地區特權階層人頭稅的數據，多數院士由貴族擔任。[414]與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通信的多是巴黎人，教會人員和貴族居多，與狄德羅、盧梭通信的人多是下層教士。有才智的青年人想在文學共和國立足，要靠舊製度提攜。心底裏，他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卻迫不得已或不失時機地從中謀利。多數獲益者沒有得到正義的嘉許，他們輕視同儕，懷疑自我，文人的身份特征被名利消解。戲劇家博馬舍借用西班牙馬德裏的場景批評相互鄙夷的後果：
他們瘋狂的仇恨實在可笑，叫人厭惡。各種各樣的昆蟲、蚊子、評判家、嫉妒者、小報投稿人、書店老板、審查員，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憐文人身上的東西，把他們的精髓吸光吮盡。我已懶得寫作，討厭自己，也嫌惡別人，因此鬧得債台高築，囊空如洗，我相信剃刀所得的實惠比筆杆子掙來的虛名要強得多。[415]
路易十四時代，君主製有助於現代民族意識的形成，但君主長期淩駕於國家之上，弊端明顯。波旁王朝的子孫認同一個理念：“國王是半神，不同於臣民，可以自由地修訂各類製度，指導臣民的事務。”[416]對外宣傳時，隻有國王是主角，勝利廣場（Place des Victoires）和旺多姆廣場（Place Vend?me）長期擺著他的畫像與戰利品。[417]借助於炫耀式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影響著宮廷，宮廷影響著城市，城市又將之傳播到鄉村，主權者的靈魂像鑄造鐵器的模子，為臣民的生活設定了規矩，“沒有一個城市、鄉鎮、村莊、濟貧院、工場、修道院、學校能在各自的事務中有獨立意誌，按自己的意願處置財產”[418]。但君權的合法性並非一勞永逸，要不斷強化權威的象征物，包括衣著、發型等生活象征，問候語、手勢等言行象征，徽章、武器等權力象征，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套傳達高貴的繁文縟節”[419]。
代表型輿論喜歡依附性的修辭，科學領域的新發現要獻給國王，以心照不宣、虛假的逢迎向他致敬。1749年8月，一份法國地圖的作者希望以此鞏固國王和臣民事業的聯合；1772年，狄德羅在《環球遊記》中聲明這是獻給國王的，盡管內容是批判風俗的墮落。[420]報刊中時常有讚揚國王的文章，言不由衷，1749年8月，《法國信使報》刊登《路易十四與路易十五的比較》：“在國王的心裏，有多少對忠實的人民的愛啊！”[421]各地科學院處處有國王的影子，1747年，昂熱皇家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Angers）發起征文比賽，主題是科學與藝術的進展得益於國王的保護。[422]獨斷的權威會限製自由思考，公開出版物縮頭縮腦，絕無勇敢者的儀態，現代精神難以培育，這是集權社會的權力美學，它將藝術寫作賦予政治含義，在日常生活裏塑造上下統一、欣欣向榮的景象。
根據哈貝馬斯所說，風格相對寬鬆的是沙龍，其中有現代交往規則，卻不是現代話語空間。那時有一個潮流，科學院院士、檢察官、資產階級、貴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龍。[423]這些沙龍塑造主流思想風格，對既有權力體係有所指責，又離不開它的保護。莫爾萊記錄了沙龍聚會的情景：達朗貝爾、雷納爾、愛爾維修等人到若弗蘭夫人家用餐，之後到杜依勒宮找朋友，獲取宮廷的消息，然後在一棵大樹下高談闊論，抨擊政府，“無拘無束，像呼吸空氣那樣自由”[424]。這樣的交談流傳於不受權力監視的私人話語世界，即使有尖銳的批判，受權力譴責時仍有通融的餘地。
革命前的三十年，學者的思考變慢了，學術圈開始封閉。[425]法蘭西學院為天主教高級教士和貴族階層占據，也向普通人開放，18世紀下半葉，它的保守性愈加明顯，少有創新，“像個失去芳華的婦人，不再楚楚動人，隻願接納某一類文人，或能保護她的人”[426]。關於科學藝術的文章不計其數，但很少能清楚地闡述一門學科的原理。[427]法國報刊沒有獨立意誌，內容沉悶無聊，代表型公共領域勝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法國信使報》有固定欄目，戲劇、詩歌、國外來信、宮廷近況、讀者來信等。為吸引普通讀者，該報力求確立讀者與作者的平等關係，對依附於權力體係的偽真理有衝擊，但在書報檢查製度下，它慣於回避問題，多刊登溫和平庸的文章，諸如《關於如何減少病人痛苦的問題》。[428]18世紀中期，阿維農地區有一個文人交際網絡，以加爾維（Calvet）為首，成員主要是當地人：畫家柏茹（J.-B. Peru），古錢幣學家、古物學家安塞姆（Anselme），印刷工人尼爾（J.-J. Neil），內科醫生、植物學家、自然史學家維卡裏（D. Vicary），外科醫生帕瑪爾（P.-F. B. Pamard），藥劑師和實驗哲學家格蘭（J.-A.-R. Guerin），還有幾個有爵位的貴族及其親屬。[429]他們的興趣不同，有互相尊重的客套儀式，卻無明確的批判意識，與自由平等的現代精神有區別。這樣的空間沒有獨立的思考力，隻是在不觸犯王權和教權的限度內尋求知識，公共領域的革新無從談起。
根據哈貝馬斯的學說，舊製度向現代國家過渡時，君主與臣民、信仰與救贖的關係為代議製政府和公民社會的關係取代，逐漸形成國家與社會的共存模式。社會力量表現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包括行業協會、農業團體，追求真實，勇於批判，在爭論中謀求共識。與此同時，專製權力向代議製過渡，對自由觀念的壓製和暴力執法消失了，政府作為國家力量的象征有了新職能，專注於公共事務管理。所以，現代國家存在的前提是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以及社會機製對權力的製約。18世紀的法國，有人認識到國家與社會的平衡，對於現實的混亂卻未有可行的見解。1787年，塞拉那發現健全社會依賴於人與人的信任，以及人與社會的融通：
一個人生活在社會裏，不隻屬於自身，而是社會的一部分，有一天他通過施展身體力量、精神美德和心中的智慧而成為社會的支柱、榮耀和欣慰。[430]
舊製度覆滅前像是毀滅一切的戰場，廷臣、教士、軍人、法官、哲學家相互輕視，各自聚集誌同道合者，沆瀣一氣。路易十五時代的巴黎到處是小團體，宮廷也如此，蓬巴杜夫人有自己的小團體，王後有，國王也有，包括拉瓦列（La Vallière）公爵、蘇比斯（Soubise）王子、舒沃林（Chauvelin）侯爵、裏維裏（Livey）侯爵夫人、米萊波（Mirepoix）將軍夫人等。[431]在公共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識處於荊棘叢裏，不敢向前，不敢向後，也不敢向上生長。一個人到老是個局促的孩子，孤立地活著，相互間沒有情感認同，也沒有平等交往的可能。貴族仰賴王權，文人尋求貴族的蔭護，普通百姓麵對教會與世俗權力機構（宗教裁判所、警察、監獄）時心存恐懼，不仰庇於他人者極少，一幅小人物屈服於大人物的風俗畫。那些有人道主義和民族責任感的人受到監視，美德與智慧在僵化的體製裏被冷落，受侮辱或囚禁，對於明顯的社會問題的批判被視為畏途。
此時的法國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社會，也就不存在對抗強權的統一意誌，而專製製度希望如此，它能為所欲為。以不受製約的權力為基礎的國家是由不寬容的威嚴、別有用心的諂媚、被迫的屈服與沉默的抗議構成的政治怪物，它能培養奴隸，對於奴性精神的後果卻無控製力。“宮廷”是邪惡的詞，“它的奢侈願望日增，鄉紳貴族貧困潦倒；它阻止財政改革，徒增混亂；它敗壞風俗，向青年人傳授陰謀之道，使之唯利是圖，厭棄勞作與美德”[432]。路易十四時代（1643—1715），太陽王的權力橫行無忌，廷臣和民眾隻想著牟利，對王權的讚譽言不由衷，拉封丹已對此不滿：“各省省長，朝中佞臣，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過度熱衷於財產、地位和名譽，什麽都幹得出來。我們經常見到大家共同搶劫突然到來的人，甚至還要斷送他們的性命，美人和作家也有這樣的習性，新作家是何等不幸。”[433]路易十五的時代（1715—1774）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的君權不再像之前那樣穩固，公共輿論混亂，財政支出無度，“國家”在民眾和統治階級的意識中不複存在，或是說法國至此不曾有現代國家理念。
表3-1 1762—1776年王室財政支出（1利弗爾等於20蘇，1蘇等於12德尼）[434]
[img alt="" src="../Images/image264-1.jpg" /]
續表
[img alt="" src="../Images/image265-1.jpg" /]
法國需要一個偉大立法者的時候，路易十六來了，一個天真的人，其父死後一度受廷臣冷遇，自學王國法律、地理與民情，翻譯英國人沃波爾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繼承王位後，除了手藝活，他還酷愛打獵，“每次出去放很多槍，歸來時臉都是熏黑的”[435]。在動**裏，一個國王的天真是民族的災難。從他即位，國運頹微，廷臣相爭，相互欺瞞，上行下效，改革意圖往往無果而終。路易十六並非一無所知，他是親曆者，對於時代風俗弊端的了解比曆史學家透徹，作為最高權力的象征，他卻無能為力。舊製度拒絕現代化，否定現代權力契約，卻不知道憤怒的政治訴求與現代信息傳播的結合所導致的現代革命能顛覆一切。
製度與風俗已然敗落，但人的心裏仍有善良，至少是同類的友愛與溫情，那不是堅定的品質，會滑向惡。惡雖飛揚跋扈，卻有寄生性，寄生於善的功業，但在是非顛倒的時代，民眾以為惡才是絕對主宰，良善與勇敢僅僅是脆弱的附庸。一個未經世事的青年因為生計接受了警察局的間諜任務，轉眼成了崇高理想的敵人，而那些與之相識的人，尤其是受其監視的人，陡然得知他的角色後會是怎樣的驚詫、惶恐與憤怒？理智因普遍不公而扭曲，情感因扭曲的理智而日益刻薄，以至於失去合情合理的同情心，各懷戒備，相遇的目光裏是陌生與疑慮。一個人的眼神從赤子的純淨明亮到黯淡無光，要經曆多少落魄與心寒？一個個理智扭曲、情感淡漠的人抵禦著通向共識的可能，甚至連這樣的訴求也沒有。這是動物世界的場景，其中的貪婪、奴役與虛偽比動物生存法則更慘烈。
生存理性壓倒了追求公平、正義、榮譽感的價值理性，甚至不及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因其缺乏同情心，沒有審美力，隻要快樂地活著。相比而言，利己主義也會製造個體利益與公共福祉的對立，但那是孤零零的惡，在內部，利己主義者相互損害，在外部又受到正義的驅逐。它知道自身的缺陷，遇到道德法庭會繞著走，若被提審，它會麵紅耳赤地狡辯。而生存理性源自原始社會的生存競爭，在舊製度下它已變成一種道德觀，一套惡的法則，有力量對抗正義，在受指責時也敢於自我辯護。在生存理性主導的社會，二元辯證法是失效的，那裏的人不再生活在是非、善惡、正義與非正義的這邊或那邊。他們有二元之外的價值觀，在是非之間或在是非之外，無關乎是非，在善惡之間或在善惡之外，無關乎善惡，舊製度與現代製度的不同就在於此。認同生存理性的人不像利己主義者那樣卑瑣，以之為信仰的時代表麵上平安無事，但這樣的時代是危險的，秩序會突然崩潰，無人能拯救它，甚至沒人意識到崩潰的前兆。
文學共和國雖是舊製度的對立麵，生存理性在那裏要少一些，哲學家多是理想主義者，但他們會屈服於生存理性，這一類的作為會威脅到文學共和國的精神。寬容、平等、自由雖是值得追求的夢想，但無可諱言，“那是將少數受過教育、擁有財產的男性的利益呈現為人類的共同利益”[436]。普通人或無動於衷，隻關心塵世的幸福，或以之為浮泛的談資、謀生的手段，想方設法混入舊製度。在生存理性泛濫的時代，代表型公共領域，作為生存理性的辯護士，拒絕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讓路。
哈貝馬斯的理論不符合法國曆史，但他的一個觀察是準確的：1789年革命為懷有政治批判意識的公眾提供了新機製，一夜之間創造了英國經過一個世紀的緩慢進程才取得的成就。[437]這一論斷意味著他認識到法國曆史的獨特性，政治劇變最大程度影響了現代思想的進程，在傳統的斷裂帶上有民族前途的零星希望。民主暴力有別於教權與君權，卻一樣讓人恐懼，“公共性”在法國革命後有了恐怖色彩，民眾對之有疑惑：大眾民主化趨勢中會不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法國革命期間，德國流行著一首諷刺詩：
在這個都在傳誦的口號麵前，
甚至民眾的老爺們都戰戰兢兢。
好意地拍拍他們的假發：
豎起你們的耳朵！
這個詞就是“公共性”。[438]
暴力革命瞬間造就了一個公共領域，或是一套關於現代觀念的政治話語體係，這是法國曆史模式，不是自然的政治進程。革命公共領域是舊製度公共領域與現代公共領域之間的過渡階段，它有可能敗退，比代表型公共領域還要專製，也有可能向前，轉變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但前一種的可能性更大。革命後的百餘年，法國在君主製與共和製之間搖擺不定，憲法或具有憲法功能的法律先後有十六部（1791年、1793年、1795年、1799年、1802年、1804年、181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1875年、1940年、1945年、1946年、1958年）。1875年憲法之前，法國國體屢變，公共信用難以建立，人心不穩，觀念繁雜，拿破侖對此也無對策：“新8月18日，你們撕破了憲法，新4月22日你們撕破了憲法，新5月50日你們又撕破了憲法，現在已沒有人尊重憲法。”[439]
18世紀的法國有三個輿論空間：君權和教權控製的代表型公共領域，作為新知識體係的文學共和國，以及為躲避書報審查、警察間諜與牢獄之災而形成的隱晦批判，這是一個處於新舊交界地帶的話語空間。文學共和國具備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特點，但舊製度的控製力延續到革命爆發，它所維係的是代表型公共領域，以告示和警戒性語言塑造君主和教會的威嚴。在新舊邊界上的是妥協的話語，為躲避牢獄監禁，它會屈從，但那是逃避傷害的策略，在屈從中它會輕視舊製度，這種輕視有時蛻變為人與人的敵意，最終顛覆舊製度，又使新製度的重建極為困難。哈貝馬斯遵循現代啟蒙解釋學傳統，在曆史中尋找現代製度的起源，而偏重理念的方法會忽略那些具有挑戰性的曆史片段。法國模式不足以徹底否定哈貝馬斯的理論，它仍然是分析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過渡、市民社會起源的依據。廣而言之，從複雜多變中發現普遍規律是曆史認識論或曆史哲學的任務，是觀念的冒險，有或多或少的不確定或偏頗，但偏頗與不確定不是拒絕曆史哲學的理由，這是表象敘事所欠缺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