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貝馬斯的理論
啟蒙精神以新觀念變革舊風俗，而浪漫主義是變革理想受挫後的心理反應，退縮封閉。兩種風格若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他的生命會有更多的曆史意義。青年盧梭與晚年盧梭的不同風格是個人性情所致，也有風俗製度的影響，他在文學共和國的境遇裏有革命暴力的起源：個體身份不確定、啟蒙精神解體、國家治理失敗。這些問題多少會動搖現代人關於啟蒙曆史的樂觀想象。法國舊製度晚期的檔案像一灣秋水，水麵浮泛著暖的光，但越到深處越是暗，越是涼。
文學共和國是匿名的審判法庭，審判者無所不在，到處有他們的注視，卻不見其蹤影。行使審判功能的是一套現代理念：批判精神和追求真實意味著要揭露謊言，撕掉權力的幕布，實踐社會正義；獨立人格是要否定教權對心靈的控製，使之不敢隨意說教；後代、榮譽取代了君王的封賞和上帝的蒙恩，救贖原罪不再是生命的終極意義。1750年，第戎科學院為盧梭頒發道德獎時對於文學共和國的審判功能已有所認識：“像王國的其他科學院一樣，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決定要接受公眾法庭的裁判。”[320]舊製度下的開明人士也重視它的力量，1775年，馬勒澤爾布賦以其具體含義：
一個獨立於所有權力，並為之敬重的法庭出現了，它珍惜一切才能，為正直的人判決。在這個開明的時代，在每個公民以出版物向整個民族發表觀點的時代，誰有指導他人的才能，打動他人的天賦，也就是文人，就處於公共事務的中心，像古羅馬、古希臘的演講家在公共集會的角色一樣。[321]
文學共和國的審判功能受司法體係的影響，“關乎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事都要辯論，遵守公開的模式”[322]。巴黎律師界愈加自立，組建自治聯合會，傳播新式的政治理念，1750—1775年在64篇有影響的辯論文章中，43篇出自巴黎律師之手。[323]他們是舊製度的批評者，但不像文人一樣訴諸普世原理，而是法律程序，遵循法律本初的精神。律師界的語言風格影響到文學共和國，盧梭休謨之爭時，法庭辯論式的措辭“被告”“證據”“程序”等改變了事件的私人性質，“輿論法庭的隱喻充分發揮了作用，所有的言行都是在證明或辯護”[324]。
類似的往事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轉型論相符，他以追溯性的視野分析了現代公民社會的早期曆史：宮廷與教會主導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受到挑戰，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作為替代物出現，並由文學性向政治性過渡，批判現實的願望越來越強烈。[325]被排斥於舊製度之外的人更願意成為國家公民，強調人的自由、平等與獨立，以合情合理的批判發現世俗生活的常識，最終達成共識。舊製度的權力說教不像以前那樣有效，教士、貴族、廷臣的階層特征讓位於才智、經濟地位和現代職業分類，“大人物經過藝術殿堂時，會失去他的權力，在那裏，或是憑借啟蒙智慧而存在，或是沒有身份”[326]。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是獨立的團體意識，不盲目信仰，不屈從於問題之外的權威，尋求確定性與合理性，並且關注公共福祉。[327]其次，作者與讀者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主體，他們之間息息相關，像隱秘的友誼，交往不再看重儀式。最後，現代自由理念，特別是對刺耳批評的寬容，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支撐，隻有寬容，才能就事論事，杜絕政治道德的濫用。
法國文學共和國的風俗與哈貝馬斯的理論有諸多契合處，但是否有相悖的地方？現代政治理念在法國革命前已萌芽，但舊官僚缺乏遠見，不思妥協，代表型公共領域沒有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取代。1775年，馬勒澤爾布向國王呈交《勸諫書》（Rémontrances）：“在法國，建立公共秩序，就要將一切案例公開化，讓公眾旁聽，將報告印發給公眾，由其作證，擴大公眾參與的範圍。”[328]現實可不是這樣，當時有三個震驚一時的案件——卡拉案、西爾凡案、達米安刺殺國王案，舊製度將行刑過程賦予了過多的表演性，極力維持代表型公共領域的炫耀式傳統，向民眾說明對抗權力體係要付出的代價，而後代人從中看到的是舊製度的固執、獨斷與粗暴。
圖盧茲的新教徒讓·卡拉（Jean Calas）一直以來經商持家，他的兒子馬克（Marc-Antoine）也信奉新教。新教徒難以入讀大學，馬克不願繼承父親的職業，無所事事，性情悲觀，1761年10月13日，馬克在家中懸梁自盡。很快有傳言說，他是被父母害死的，因其想改宗舊教。卡拉一家極力澄清，馬克的家庭教師珍妮（Jeanne Vigneire）證明其是自殺，可是10月14日三名外科醫生（J.-P. Latour，J.A. Peyronnel，J.-P. Lamarque）的解剖報告對於死因含糊其詞，“有可能是自殺，有可能是他殺”[329]。次日，拉馬克（Lamarque）又提交解剖報告：
解剖前，我們全麵檢查遺體，未發現與昨天的報告不一致的地方。之後解剖頭部，檢查大腦，此處血管極粗，該類死亡通常如此。之後打開胸腔，沒有特別之處，又檢查了胃，其中有很少食物。因為要寫詳盡的報告，我們決定全部解剖，從胃賁門處向下切開三分之二，我的兩個學生幫忙固定切開的兩部分，我們觀察到其中有大量淡灰色**，有樹脂狀和家禽皮一樣的東西，還有其他種類的肉，像牛肉，放之於清水，看起來很結實。根據我們的觀察，此人死去前三到四小時吃過東西，食物已基本消化……我們又檢查大腸，即食物進一步消化的地方，大腸靜脈顏色很少異常，之後檢查乳糜管，其中有很多乳糜（或淋巴，乳糜管是對脂肪吸收有助益的淋巴管，譯者注）。[330]
這份報告不能說明卡拉有罪，但主審法官因宗教立場而輕信傳言，卡拉被關押，自始至終沒有辯護律師，也沒有申辯的機會。1762年3月9日，圖盧茲議會以8︰6的票數判處卡拉極刑，次日執行。刑場上，劊子手撕拽他的手臂和大腿，直到脫臼，又灌了三十品脫的水，綁在廣場十字架上，用鐵棒打斷他的臂骨、腿骨和肋骨，又捆在車輪上，卡拉受盡痛苦後死去。[331]那是對人格尊嚴的侮辱，刑場上有終結生命的器具和劊子手，還有旁觀者的眼光，好奇、非議、幸災樂禍，即使有一些由衷的憐憫，卻轉瞬即逝。
與卡拉案幾乎同時發生的是西爾凡（Pierre-Paul Sirven）案。1762年1月14日，朗格多克省馬紮麥地區的聖阿爾比村（Saint-Alby，Mazamet），有人在附近的井裏發現了本村人伊麗莎白（Elizabeth）的屍體，她是西爾凡的女兒。解剖發現，死者頭部沒有受擊打的跡象，頸部左側和左肩部上方有挫傷，並有一處直徑3～4厘米的青紫色圓圈，圓圈內的一點皮膚受損。西爾凡一家是新教徒，伊麗莎白有改宗天主教的想法。在宗教迫害盛行的年代，這一背景影響了判決，法官根據解剖報告認定伊麗莎白為其父親所害。1764年2月初，檢察官特裏克（Trinque）提交判決建議：“西爾凡在斷頭台上處死，屍體燒成灰燼，然後撒落風中。母親受絞刑，行刑架立在斷頭台旁邊。兩個女兒要在現場目睹父母受刑，之後永久驅逐出馬紮麥。”這個建議被否決了，但最終的判決依然嚴酷：“父親和母親受絞刑，兩個女兒到場觀看。”關押期間，一家人趁機逃脫，到了瑞士避難，難以將他們抓捕歸案，舊教勢力遂用木頭偶像代替真人，當眾實施刑罰，以儆效尤。[332]
教會以嚴酷的懲罰向民眾說明它的威嚴不容侵犯，但不公正的作為在曆史中會受審判。卡拉案發生不久，伏爾泰極力為之平反，寫下《論寬容》，流傳甚廣，抨擊宗教的不寬容。革命時代，這一事件是戲劇題材，塑造的是美德受欺淩的主題。1791年，共和劇院上演五幕劇《讓·卡拉》，1793年上演《法律之友》，講述一個美德之家在暴政下毀滅的故事。[333]公共輿論對卡拉案的嚴厲批判使宗教製度更為人痛恨，1789年出版的《國民公會裏的盧梭》對比了美國和法國宗教的異同：“美國的宗教啟發人，受人敬重，以明智與自由引領美國；在法國，宗教意味著迷信與不寬容，為人輕視。”[334]革命時代，教會機構難免受衝擊，“不可遏抑的反宗教熱情是首先燃起的，又最後熄滅”；那時不排除有對抗專製、保衛政治自由的教士，平生致力於維護天主教傳統，卻絲毫不能減弱否定宗教的狂熱，“即使人們被迫忍受奴役以換取安寧，對自由的熱情煙消雲散時，仍在反抗宗教權威……將不虔誠看作百無聊賴生活的消遣”[335]。
天主教會以暴力維護尊嚴，世俗製度同樣野蠻地向民眾說明政治道德的界限。1757年1月5日，路易十五上馬車時，退伍軍人達米安（Robert Fran?ois Damiens）趁機用刀將其刺傷。達米安當場被捕，遭嚴刑逼供，問他是否有同謀，審訊無果，巴黎高等法院以弑君罪判處達米安極刑。3月28日，巴黎格萊維廣場（Place de Grève），達米安被執行死刑，劊子手先用燒紅的鐵鉗撕掉皮肉，後將融化的蠟和鉛澆在傷口上，又用四匹馬將他肢解，最後將屍體燒成灰燼，過程慘烈。[336]行刑過程是舊製度晚期的公共景觀，好奇者要花大價錢才能獲得視野好的觀看位置，法國青年卡桑諾瓦（Casonava）購得一個地方，在刑場對麵兩層樓間的落地窗前，行刑時慘不忍睹，他轉過頭，掩住耳朵，旁邊的一位夫人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不明白為什麽參與者的心那麽硬。
達米安的死不是結束。1757年3月26日，凡爾賽宮下達針對達米安家人的法令：“兩星期內，達米安的妻子伊麗莎白（Elisabeth Molerienne）、女兒瑪麗（Marie-Elisabeth）、父親皮埃爾（Pierre-Joseph）離開法國，永遠不能回來，否則判處絞刑。達米安的哥哥路易及其妻子伊麗莎白（Elisabeth Schoirtz），達米安的姐姐卡特琳娜（Catherine）和另一個哥哥安東奈（Antoine-Joseph），還有該家族中以‘達米安’為姓氏的大人、孩子都要更改姓氏。”[337]達米安的受刑場景是法國現代政治史的一道傷痕，1873年，蒙瑟萊（Charles Monselet）想象了達米安臨刑前眼中的世界，以虛構的風格反思法國的看客風俗。一群被生活壓迫，無力翻身，就在舊製度權力體係的**下趁機取樂的小角色，他們學會了欣賞悲劇式的生活，在慘淡的境遇中同聲同息，他們是觀眾，也是演員，他們對受難者的歡呼是涼氣透骨的哀號，導演這場政治暴力劇的舊製度權力體係希望看到他們的驚恐與好奇。有一天，他們成了這類劇情的主角時，對於命運的殘酷毫不生分，一群沒有現代身份的小人物的生活就是這樣，他們渴望美好生活，善良又無知，懦弱又好奇：
他看到的是人群，總是人群，在莫特利埃（Mortellerie）大街，在瓦納裏（Vannerie）大街，在塔納裏（Tannerie）大街，在埃皮奈（épine）大街與穆東（Mouton）大街交匯處，人群占據了所有觀看位置。廣場上下層人居多，（遠處樓房的）窗戶後麵聚集了優雅時髦的人，是紳士貴族和上層社會的夫人，搖著扇子，隨身帶著小瓶子（裝著喝的東西），以防止眩暈。[338]
這一案件影響了意大利學者貝卡裏亞（Cesare Beccaria）1764年完成的《論犯罪與懲罰》，他的人道主義觀念又影響到歐洲現代司法製度：
刑罰的目的不是摧殘一個有感知的人，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一個不會為所欲為的政治實體平穩地控製人的欲望，難道它能容忍無益的酷政為野蠻和狂熱，為虛弱的暴君充當工具？難道一個不幸者的慘叫能從不可逆轉的時間中贖回已發生的行為？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次侵犯公民，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縱觀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無情的聰明人所設計和實施的野蠻無益的酷刑，誰能不觸目驚心？[339]
舊製度以人的身體為道具，構造震懾人心的景觀，不人道之處在於過分信任暴力的規訓力，輕易否定父母與子女之間天然的情感。在舊製度的意識中，父母殺死親生的孩子不存在倫理與情感障礙。達米安對國王的冒犯理應受懲罰，但過分構建的暴力場景雖能說明君權不容侵犯，卻不符合健全社會尊重人身權利的要求。冷酷的治理邏輯有違人性或人道主義，不能維護自身的權威，反而引起普遍不滿，對君權和教權的信仰與歸屬感日漸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不屑，甚至敵意，1575年定型的《王國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的權力秩序不再有絕對的規束力。更糟的是，以國家名義塑造的暴力場景在民眾心裏培育了以暴力對抗暴力的意識，革命時代的無端殺戮裏有舊製度的稟性，隻不過是以自由與民主的名義。
舊製度的權力體係為此受批判，但那些守候在死亡麵前的眼睛呢？1757年3月28日注視著通往刑場的達米安的眼睛，1793年1月21日注視著路易十六的眼睛，10月16日注視著安東奈特皇後的眼睛，10月31日在《馬賽曲》的節奏裏注視著吉倫特派的眼睛，還有1794年7月28日注視著羅伯斯庇爾的眼睛，它們守候在斷頭台旁邊，從生命結束的那一刻裏尋找獨特的感受。它們永遠是好奇的，永遠是麻木的，卻有神秘的力量。舊製度的莊嚴儀式是為它們準備的，當它們貪婪地觀看時，舊製度會有安全感；革命也難以動搖它們，要取悅它們，在它們的注視下，革命才不覺得孤獨。這樣的目光是什麽？一種看的權力，讓它們觀看後，正義才是正義的，不正義才是不正義的，不正義會以莊嚴的儀式迷惑它們，它們就覺得那也是正義的。所以，這些目光是沒有審判力的審判者，它們將情感推向了極端，但它們依然冷漠，讓理智昏聵，自己卻一如既往的沉靜。
18世紀的法國，舊秩序逐漸消亡，新秩序卻未出現。哲學家在無休止的爭論中陷入空談，又因觀察社會的視野不同欠缺融通的機緣。多數官僚為眼前利益忘記政治職責，像麥苗上貪婪啃噬的蚜蟲，待植株枯萎，同歸於僵朽。他們汲汲以求的並不緊要，緊要的是培育現代政治意識，人人不假思索就對發生的事有明智的判斷。還有那些借祖上的榮光擠入舊製度的人，他們在身份上屬於舊製度，卻背叛了它，他們的體麵生活是一種綿延的惡。舊製度並非否定一切正義，無限綿延的惡卻讓人以為它已棄絕正義。一方激昂義憤、不切實際，一方冷漠無知、固守己見，混沌中有類似現代自由的精神，卻很微弱。書報審查製度是舊權力與新思想拉鋸的戰場，哲學家自視為公共自由的捍衛者，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巴黎的氣氛與凡爾賽宮廷的沉悶和造作明顯不同，而在官僚階級眼裏，他們是“王國的騷亂者”[340]。限製其力量的恰當措施是文字監管，這一方法最早可追溯至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對付異己的禁書令：“禁止印刷一切沒有國王印章的書籍。”[341]路易十五時代，書刊報紙發行量增多，檢查製度隨之複雜，1758年，出版總監馬勒澤爾布想辦法應對：
禁止任何身份、任何條件的人私自、私密印刷。
要求王國內所有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條款，若無許可不能印刷。
隻有書店、印刷商和其他受認可的人有經營書的權利。
禁止以上獲得經營權的人出售未被許可的書，要求宮廷和法官嚴格執行以上規則。[342]
一部作品的問世有兩條途徑。關於合法出版，作者完成草稿後，經司法部下轄的圖書審查處和書商聯合會審查，合格後排版印刷，扉頁上一般標有“國王授權”（**EC PRIVILEGE DU ROI）或“獲得許可”（**EC PERMISSION），並由指定書店經營。進入公共空間後有問題仍舊會被收繳，若問題嚴重，作者和出版商要承擔責任。[343]1725年4月，巴黎的雅克·埃田出版社（Jacques Estienne）上交手稿《論一位年輕貴族的教育》（De l’Education d’un jeune Seigneur），主事官員科納爾（Coignard）審核後簽署“國王特許令”（Privilège du Roi），1728年付印，埃田出版社要保證手稿與成書的內容一致，出售前上交兩本，以備審查。[344]關於非法出版，作品寫作時就不為人所知，成稿後不經審查秘密印刷，或在國外印刷後走私到法國，匿名出版，私下買賣，民眾閱讀時倍加小心。1686年，勒克萊主編的雜誌《萬有圖書館》（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1686—1693）自第二期在法國禁售，但法國人仍看得到，從阿姆斯特丹源源不斷地流入袖珍本，容易隱藏，擔任過法國多地大主教和宮廷教師的博敘埃（J.-B. Bossuet）的私人藏書中有這本雜誌。[345]18世紀法國500家圖書館中101家藏有該雜誌，101家藏有培爾的《文學共和國新聞報》，89家藏有皇家科學院的官方報紙《學者報》。[346]
公共空間隨時受監管，天主教會和高等法院有判決權，斷定內容是否合法，書商協會有監督權，警察機關負責搜集不合法書籍的證據，伺機逮捕作者和書商。但民眾對舊製度情感淡漠，書報檢查法令有時不能嚴格執行，實際效用有限，或是法令本身的問題，或機構分工不明確，更有可能是權力體係的自我意識模糊。它既然不能給民眾以確定的身份，它自己也就沒有身份，不以現代權力契約為基礎，建立在浮動的人心之上，主體性喪失，麵對外來的批評，它意識不到，或覺得無所謂。1772年11月13日下午，巴黎海關檢查佩羅（Perrot）從加來到巴黎的行李時查獲了一包書，其中有《莫普與索爾烏的秘密通信》（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ntre M. de Maupeou et M. de Sorhouet）和《Dom B的故事》（Histoire de Dom B…portier des Chartreux），主事官員將之送到圖書審查處，由於書報檢查製度備受批評，他們希望無聲無息地處理掉，減少事端。[347]
法令嚴格，但執行不力，日常生活裏就有很多諷刺場景，其中之一是熱銷的禁書。越受限製或禁止出版的書越能揭露舊製度弊端，越能承載普通人的批判意誌，越能激發好奇心，也就容易銷售。違禁書籍利潤高，出版商在國外印刷，尤其是荷蘭和瑞士等出版自由的地方，然後通過匿名撰稿人、地下出版商、印刷商、書商、運輸商和受到賄賂的書報檢查官組成的走私係統運抵法國。有的審查官接受賄賂，協助違禁書籍的流通，警察、間諜在好處費的**下願意冒險擔當批判精神的同謀，有人甚至是此類作品的熱心讀者。所以，限製得越嚴格，挑戰舊製度合法性的作品反而越多，當眾焚燒違禁書報的場景時有發生。迫於無奈，馬勒澤爾布又提出新措施：
作者要對他的作品負責。
書報檢查官要對他監督的書報負責。
明確禁書的目的，不授予影響惡劣的書版權。
以盡可能嚴厲的手段懲罰那些未獲許可印書的人。
向檢查官隻傳達確定的規則。[348]
另一個場景的主角是間諜和警察。當時法國的警察隊伍裏有兩類職業，一類是間諜、密探，另一類是仆從或非正式人員；他們承擔的任務隨意，四處行動，充當宮廷間諜、城市間諜、床邊間諜、道路間諜，盡力捕捉那些能為之帶來收入的違法言論。[349]警察內部紛爭不斷，間諜手下有小間諜，職位高的間諜監視下級隨從，看其是否盡職盡責，大小間諜不時因卑微的收入相互為敵，在正規的警察機構中，這些事也很常見。古皮（P.-A.-A. Goupil）是巴黎警察局下級警察，負責圖書審查，妄圖以陰謀詭計獲得晉升，結果冒犯了上司勒努爾（J.-C.-P. Lenoir）——警察局的副官，而被關入巴士底獄，之後轉移到文森監獄，“在押期間，突然死亡”[350]。這群讓人畏懼的敗類維持著公共秩序，那些冒犯權威的人、禁書出版商、經營走私生意的零售商提心吊膽，“在巴黎，民眾活在槍口下，麵對警察官員時涕淚交零”[351]。
路易十五時代的巴黎有數量空前的間諜，兩人低聲說話時，會有佯裝閑逛的人竊聽。[352]舊製度為公共聚會提供合法話題，因不時有喬裝打扮的密探，民眾難以把握合法界限，隻能談論無關痛癢的瑣碎事。“若想隱瞞一個人的去世，要在耳邊低語，他死了；然後補充道，在新製度下才能談論這件事。”[353]18世紀後期，巴黎普洛科普（Procope）咖啡館裏的人性情各異，戲劇家布瓦丹（Nicolas Boindin）獨自高談闊論，不與人打交道；語言學家弗萊勒（Nicolas Fréret）慣於推理，時常訴諸引文與權威，不是使自己顯得博學，而是完善他的哲學原理；特拉鬆神父在希臘語、拉丁語和幾門現代語言上學問廣博，還是幾何學家、物理學家，天生有哲學精神。[354]梅西耶記錄了一個場景：“閑言碎語最惹人煩，一刻不停地聚集在報刊雜誌上，巴黎式的輕信沒有限度……有一個人上午十點到咖啡館，晚上十一點離去，隻在那裏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黃牛奶湯。”[355]關於咖啡館的現代想象遮蓋了18世紀的沉悶，以理性、公益為主題的辯論確實會發生於咖啡館，那裏也是流言的發酵地，充斥著高傲、無聊與冷漠。
舊製度鼓勵那些衝擊哲學團體的報紙，堅持現代觀念的人時刻有危險。大小文人一不小心就進入警察局檔案，成為密探監視的對象，包括格薩斯（Gorsas）、奧多恩（Audouin）、杜波爾（Duport du Tertre）、德拉克洛（Delacroix）、梅西耶、馬拉、謝尼埃（Chenier）、弗雷隆（根據布洛諾的研究，弗雷隆是間諜[356]）、巴尼斯（Panis）等。馬拉在檔案裏被描述為江湖騙子，“很多病人死在他手裏，他卻有醫學博士學位，隻是買來的，於是被逐出巴黎”[357]。盧梭因第戎科學院征文比賽出名，1753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他的檔案：
盧梭，日內瓦人，作家，四十一歲。思維敏捷，寫了幾部文學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評，完成幾部戲劇，演出非常成功，他還負責《百科全書》中的音樂部分。[358]
17世紀末，巴士底獄裏羈押的多是新教徒和異見者。1691年，有24人；1692年，26人；1693年，20人；1694年，26人；1695年，9人；1696年，9人；1697年，7人；1698年，7人；1699年，28人；1700年，28人。對新教徒的迫害接連不斷，耶穌會打壓冉森派，對不當言論的追究變本加厲，有人被囚禁一生，最後死在那裏，有人經受不住牢獄之苦而瘋了。1725年，特魯瓦（Troyes）教區的冉森派教士維蘭（Pierre Vaillant）因宗教問題被關入巴士底獄，不久神誌不清，起初說以色列先知以利複活了，最後又說自己就是先知以利，三年後被釋放，前提是離開法國，流亡國外。[359]
路易十五時代，巴士底獄有了新功能，“不隻為專權與傲慢服務，更要千方百計地維護政權的存在，至少在國王去世前不能崩塌”[360]。士兵皮埃爾（Pierre）畫了幾幅諷刺C先生的畫，被羈押於此。[361]伏爾泰、特拉鬆神父、狄德羅、馬蒙泰爾、弗雷隆、拉博梅爾（La Baeumelle）、弗萊農（Lengtet du Fresnoy）、莫爾萊神父、西格妮（Sigorgne）、鄧桑夫人、米拉波伯爵等文人都蹲過監獄，可能是在沒有窗戶的狹小房間，在昏暗與恐懼中反思罪過。[362]1713年，伏爾泰十九歲時，因一首諷刺詩《我看見》（J’ai vu）被關入巴士底獄十三個月，他的過錯在於詩歌的最末一句：“我看見那麽多問題，我還不到二十歲。”[363]1726年，他因與羅安（Rohan）騎士的紛爭又被關在那裏，弗萊勒（Fréret）可能在巴士底獄碰見過伏爾泰，他因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而被人嫉恨，盡管是新晉院士，仍逃脫不了厄運。1715年2月26日，凡爾賽宮國務秘書瓦讚（Voysin）致信巴黎警察局長達爾讓鬆侯爵：“國王知道弗萊勒先生，他支持冉森派，他的老師羅林（Rollin）也支持該派，他的母親是克勞德（Le Noir de St. Claude）的姐姐，克勞德以前在波爾-羅亞爾修道院（冉森派基地，該派與耶穌會矛盾重重，為此受打壓），根據國王命令已將其送進巴士底獄，有人懷疑弗萊勒寫了幾本反對現存製度的下流作品，還可能未經許可出版了反對
丹尼爾神父的書。”達爾讓鬆當即行動，派巴讚（Bazin）和尚特皮（Chantepie）緝拿弗萊勒，那時他正在研究地圖，警察在其書房中發現許多作品稿件，一一清查，當天將他送入巴士底獄。據現代學者圖納米（Tournemine）的研究，弗萊勒那時專注於西班牙史和法國君主製的起源問題，“他所遭遇的不幸起因於誤會或流言”。[364]
巴士底獄和文森監獄是文人難言的痛，“押在囚車裏的人，路過監獄堡壘入口時就拋棄了希望和自由”[365]。辦報人蘭格（S.-N.-H. Linguet）因與政府和百科全書派的矛盾被關進巴士底獄，出獄後對專製暴行氣憤不已，心裏又有抹不去的恐懼，害怕再次被反複無常的權力羈押，於是流亡國外，去過瑞士、荷蘭，最後定居倫敦。塞爾凡（Servan）曾被關在那裏，出獄後健康變壞，胃部出了問題，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經曆，他就有難以言表的恐懼，像是**。[366]1777年3月，薩德因僭越倫理被嶽母送進文森監獄，羈押於十一號牢房，一個寬闊的單人間，七天後，他懇求妻子救他出去：
我從未遭遇今天這樣的事……我希望你要求他們允許我在飯後有活動的時間。過去七個夜晚，我隻能睡一小會兒，白天吃的全吐了。讓我出去吧，我的好朋友，讓我出去，我求你了，每一天我都覺得離死亡更近了。[367]
1749年在文森監獄時，狄德羅致信法國掌璽大臣達格索（Daguesseau）和警察局長拜耶（Berryer）：“我在巴士底獄已二十天，無法照顧妻子和搖籃中的孩子，身心痛苦，快要死了。”[368]他的罪行比預想的嚴重，因為警察局將不是他的作品歸咎於他：《盲人書簡》、《不得體的首飾》、《哲學思想》（Pensées philosophiques）、《思想之路》（Allées des Idées）、《白鳥》（Oiseau blanc），於是他接連給警察局長寫信，極力澄清，誠心誠意地認錯。1752年2月21日，負責出版審查的馬勒澤爾布持秘密逮捕令去印刷商勒布萊頓（Le Breton）家裏搜查《百科全書》的手稿和印模，狄德羅聞訊後悉數上交，25日，他得知受緝捕後即刻逃往柏林。[369]狄德羅晚年回憶文字生涯的艱難：
我為《百科全書》奮鬥了三十年，所有想象得到的迫害我哪一樣沒受過……今天我不談形形色色的惡意誹謗、肆意攻擊，我曾處在喪失尊嚴、財產和自由的境地，手稿東挪西藏，他們不止一次企圖抄走，我好幾夜待在窗前，等著人家執行粗暴的命令。[370]
在孤獨、無助與驚惶中，現代思想的尊嚴**然無存。伏爾泰流亡英國時觀察到兩國的差異：“在英國，哲學家為人尊敬，擔任公職，去世後與國王墓地相鄰；在法國，逮捕令是針對哲學家的，神職人員攻擊他們，有諷刺，有誹謗。”[371]盧梭對於囚禁有所畏懼，1762年，巴黎天主教會要將其關入高等法院收押監獄，他不得已四處流亡，而身邊的朋友一不小心就被羈押，不知道是為什麽，心情更加不安，害怕那隻看不見的手遣來一群言語禮貌、行為粗魯的警察：
我們可憐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獄已有一段時間，我收到巴黎朋友的來信，說他因為翻譯沙羅代《回憶錄》的一部分。我也收到居伊寫給我的信，他說一點不合時宜就把自己送入大牢。[372]
嚴酷的輿論環境對盧梭有兩方麵影響：一是天主教會對其寫作風格的幹擾，譴責《愛彌兒》的自然宗教觀，他不覺得自己有錯，心中的沉鬱卻無從消解；二是“間諜”“跟蹤”“監視”等用語進入他的語境，刺激了他的精神，與被害妄想症的發作有關，與他退出文學共和國也有關。1770年，盧梭致信聖·日耳曼時提及敵人對他的迫害，將他關入監獄是陰謀之一。
控製個體思想的意圖是舊製度的汙點，讓人一時沉默，但言辭上的屈服與內心的不滿往往相伴而生。1755年，《文學選編》（Choix littéraire）呼籲保障思想自由：“若將世俗權力或是權力的影子塞進文學共和國，想借此引導或推進才智的進展……這是荒謬的、危險的，權力會讓文人沉默或撒謊。”[373]良言流於空，巴士底獄被一步步塑造為統治強力的象征，或恐嚇手段，慣於使用的人不覺得有弊端，更無意革除。1785年，一名年輕人向書報審查委員會遞交為盧梭辯護的信，得到的答複是：“燒掉它們，不然一定把你關入巴士底獄。”[374]1789年，有過牢獄之災的蘭格、塞爾凡、弗雷隆、布裏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參加了革命。1790年，攻克巴士底獄一周年之際，有人在詩歌裏將此舉視為“法國人對暴君、陰謀和專製製度的勝利”[375]。梅西耶在《巴黎圖景》中記錄了不滿宣泄之後的感受：“我親眼見到那場革命，令人討厭的古老製度再不會出現了。”[376]
文人因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計謀充當間諜，他們熟悉文學共和國的機製，容易捕捉到反教會、反政府的言論，但後果嚴重。一個人有雙重身份，忠誠與背叛、善良與邪惡的界限變得模糊，健全的交往難以維持。文學共和國本來就有許多社團、學會、科學院、閱讀會，與之相應的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崇古或厚今，勇敢或怯懦，有對理想社會的思考，也有為專製的辯護，各執一詞，關於如何改善風俗、如何變革教育、如何培育美德、什麽是合理的製度，相關的討論總是四分五裂，加之嚴酷的輿論環境，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更小。
這是讓人沮喪的風俗，但敗壞中尚有希望。在四處監視下，批判意識未消失，它有勇敢的儀態，盡管有那麽多人為此入獄，但仍有人這樣做。當牢獄之災等在家門口時，他能逃跑，若跑不了就得受懲罰。在獄中，開明人士會盡力保護他，改善他的生活，三餐之外能喝上波爾多的葡萄酒；出獄後，即使一貧如洗卻有榮耀感，獲得同儕的敬意。這是舊製度時代法蘭西民族的希望，相反，如果在困境中沒人勇敢地思考民族命運，這個民族在現代曆史上會受到嚴厲批判。
舊製度的風俗隱藏於一個人的命運。1754年，布裏索生於離巴黎不遠的小城夏爾特（Chartres），家中十七個孩子，他排行十三，父親經營一家餐館，家境中等，兄弟姐妹多，若想活得體麵，隻能自己努力。他勤於思考，幼時讀過普魯塔克等人的古典作品，熱愛旅行和自然界的物象，正直勇敢，有時魯莽不現實，同伴稱為“堂吉訶德”。在夏爾特中學的幾年，因教育理念和方法普遍落後，他所獲不多：
七年裏唯一的目標是完善拉丁語和詩歌技藝，我真為沒有碰到有學識的人而難過……所有精力用於記憶，寫作無非是拚湊不同作者的文字，現在想起來覺得臉紅。[377]
十五歲畢業，前途渺茫，不知道幹什麽。生活重擔已在身上，他想過經商，在故鄉不認識大人物，與之關係親密的一個姐姐勸他以行商為業，輾轉各地賣衣服，他覺得不好。他有機會進入當地的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勤奮努力，對於公共權力和市民法學有獨到的研究，自學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地理學知識，跟隨一位德國人學習德國哲學，讀遍了當地人奧羅（Horeau）家的藏書。一晃三年，他厭倦了故鄉的生活，有一天在街上遇見一位巴黎來的女士，為她言談中的修養所吸引，遂想去巴黎闖**。在他心裏，那個城市意味著知識與希望。剛到時，莊嚴的建築、熱鬧的場麵、優雅的言談，一切近在身邊，卻與之無關，盤纏所剩無幾，不得不為生計奔波。他希望成為全職作家，像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一樣功成名就，剛發表兩篇小文章《破鍋》（Pot pourri）和《論律師的獨立》就引起警察注意，準備將其緝捕監禁，他因感冒回故鄉養病，躲過了牢獄之災。回來後，他想在報刊業裏找生路，與《科學與藝術通信》的主編聯絡，沒有音訊。後與蘭格相識，蘭格創辦了《政治文學報》（Journal de politique et de littérature），對於貧富分化引起的社會危機有憂慮，但因其與百科全書派為敵，布裏索由此被百科全書派視為對手。他聽蘭格說百科全書派、龐庫克（C.J. Panckoucke）出版集團與法國教會和宮廷的隱秘關係，就決意與權貴集團對抗。[378]
自出版《百科全書》後，龐庫克家族在官方出版界影響很大，龐庫克擔任皇家印刷局（Imprimerie royale）和皇家科學院的出版商，與宮廷、教會、科學院往來密切，控製眾多主流刊物的發行。對於那些出身低微、難在巴黎立足的青年人，獲得他們的賞識是夢寐以求的事。蘇亞爾（J.-B.-A. Suard，1732—1817）經由這條路而功成名就，他來自貝藏鬆，二十歲進入若弗蘭夫人的沙龍，結識狄德羅、孟德斯鳩，以及《法國信使報》的主編雷納爾神父，陸續在該報發表小文章，1754年12月號上有他的《論法國哲學的進展》（Idée des progrès de la philosophie en France）。1760—1762年，蘇亞爾與阿爾諾（F. Arnaud）、普雷烏斯特（Prévost）和吉爾比（Gerbier）合辦《外國雜誌》（Journal étranger），之後擔任《法國公報》主編，1764—1766年與阿爾諾神父創辦《歐洲文學雜誌》。1766年1月，他娶了龐庫克的妹妹阿美裏（Amélie）小姐，婚後感情很好，阿美裏隨夫姓，更名為阿美裏·蘇亞爾（Amélie Suard），她對丈夫讚譽有加：“身材中等偏上，很勻稱，眼睛小，但有神，目光溫和，言行得體，看起來受過最好的教育。”[379]1772年，蘇亞爾接替去世的杜克洛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他沒有大文章，隻因參與編寫《百科全書》，並與達朗貝爾一道對抗法蘭西學院中的黎塞留派，該派受到路易十五的情人巴裏（Barry）夫人的支持。1778年，龐庫克接管了《法國信使報》，蘇亞爾出任主編，1785年又擔任《巴黎日報》的審查員，革命時代涉足《國內外政治新聞》（Nouvelles politiques nationales et étrangères）、《日常事務報》（Quotidienne）的編輯事務。[380]
布裏索對百科全書派的批判有堂吉訶德的風格，順從理想，怠慢舊製度下的大人物，自此斷絕了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隻能選擇一條獨立自主、充滿風險的路。1778—1779年，他負責編輯《歐洲郵報》（Courrier de l'Europe），出版了一係列作品：《對財產權利的思考》《刑罰理論》《論發現真理的方式》。他還參加夏隆科學院（Académie de Chalons-sur-Marne）的征文比賽，第一回的題目是：“如果證明被告是無辜的，是否應對他賠償？”第二回的題目是：“在法國，哪類刑法不嚴厲，卻最能抑製犯罪？”1780年，他在夏隆科學院當眾朗讀論文《如何在不損害公共安全的條件下減輕刑法的嚴厲程度》，但寥有收獲。[381]父親去世後，他繼承四千或五千利弗爾的遺產。在巴黎難以實踐理想，就去倫敦創建“學園”（Lycée，亞裏士多德在雅典創辦的學校的名字），一個哲學家中心，希望為歐洲學者建立聯係，創辦附屬刊物《倫敦學園報》（Journal du Lycée de Londres），經營不善，負債累累。
1784年，他回到法國後運氣糟糕，“一次失利會導致再一次失利”[382]。同年7月，他被關入巴士底獄，罪名是在《王太子的誕生》裏諷刺王後，幾篇匿名文章歸入他的名下，盡管他在獄中接受審問時才聽到這些題目：《博朗旅店的晚餐》《關於巴士底獄的思考》《受到理性法庭審判的法國國王》。兩個月後獲釋，出獄時的感受說明牢獄之災對個體心理的影響：
我被關了兩個月，在陰沉的黑暗中活著，再次看到光明是怎樣快樂！兩個月的羈押長如兩個世紀。向專製製度的**威屈服，那是多麽殘忍的時刻！[383]
心中有失敗受挫的陰影，他仍想在文學共和國謀得一席之地，為此與納沙泰爾出版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聯係，自費出版《立法者的哲學圖書館》《刑法理論》《論發現真理的方式》《英國政治遺囑》。18世紀後期，文學職業越來越粗魯，若要誠實就難發財，書籍出版量增加，閱讀興趣不像之前那樣熱切，巴黎到處是小冊子，合法的、非法的，“多數出版當天就消失不見”[384]。布裏索雄心勃勃，滿以為他的作品會受人歡迎，沒想到欠債12301.9利弗爾，迫於生計他成了巴黎警察局的密探。革命時代，他堅決予以否認，但巴黎警察局副官勒努爾的手稿證明他在說謊：
布裏索從巴士底獄出來後一直為警察局服務，一年來與為我送情報的秘書聯絡，獲得報酬，每月五十埃居（合三百利弗爾）。[385]
1793年，他被羅伯斯庇爾關進監獄，等候審判時完成了《回憶錄》：“生活貧困，很難找到工作，能讓我獨立自由地思考，表麵上自由，心中悲慘，有過危險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謀生。”[386]雖不能確定“不高尚的手段”是對間諜經曆的暗示，至少說明為了活下去，他做過讓良心不安的事。1780年，他與警察的通信說明了何謂不光彩的作為：“巴黎警察局的馬丁先生告訴我，《盧梭作品集》有九個版本正在印刷，這會淹沒法國。”[387]他曾到瑞士拜訪過盧梭，喜歡《懺悔錄》和《漫步遐想錄》的風格，讀完後學盧梭的樣子在黃昏的樹林中漫步，他讀過《愛彌兒》、以闡述美德見長的《新愛洛漪絲》，及其三部自傳。[388]從事間諜工作時，他監視過盧梭的作品，而這是盧梭恨之入骨的行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