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析】
《貨殖列傳》內容豐博，初一看有些雜亂，傳記不像傳記，論文又不像論文，寫人物又寫地域，欲說難理頭緒。時間上，從古到今；地域上，全國範圍，全都包容了。《貨殖列傳》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把古今商人、四方物產與地理融於一篇，冶於一爐。從古到今，正是司馬遷對經濟發展做貫通的考察，具有探索規律的明顯意圖，這在古代是了不起的識見。
全文分五個段落，簡析之如次。
是傳序，司馬遷寫的一篇經濟論，從曆史的發展之勢揭示了財富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人欲財，個個追求，因此，治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活動。經濟發展、商業活動沒有地域限製，人們的生活要求沒有止境，全天下之材之物皆為我用，這就要農工商虞共同分工來開發。所以開篇就把道家的小國寡民理論作為批判的靶子。清心寡欲的理論與曆史時勢不符，即使挨家挨戶勸說，人們也不會接受。司馬遷的論述從理論上剝去了禁欲者虛偽的麵紗。
寫秦代及以前著名商人的言行及社會、政治效果。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終報強吳，就是生聚增財的結果。同時寫了範蠡、白圭、猗頓、烏氏倮等先秦商人的活動，總結了他們的治生經驗。
寫漢初全國一統的生產發展，司馬遷提出了區域經濟的理論。分全國為四大經濟區，次第記敘各經濟區的物產、交通、城市、商業和民俗，可以說是一篇精彩的天下周遊指南。
寫人的本性就是為了過美好生活而追求財富，由於財富多少而形成了人類社會的等級。司馬遷生動描寫的人類社會逐利圖，說明人欲是曆史發展的杠杆，人欲的負麵影響帶來爭利爭鬥並形成等級差別。這些都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司馬遷把剝削、壓迫看作是天經地義的，所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視人間不平為合理，當然是唯心主義觀點，這是那時人們的曆史局限性，是階級存在的客觀現實，被司馬遷勾勒出來，應該也是唯物主義的認識。這裏唯心與唯物是交織的，古人不能分野，不可苛求。
生動地論述了漢代著名商賈的業績，結尾強調人才在致富中的作用，才智高超的人，經營任何行業都能致富，成為“素封”。旨意在於說明，財富可求，人人可致富。
《貨殖列傳》的五個段落層次，在原文結構大段落中用段意做了簡明的概括。下麵著重對《貨殖列傳》全篇的內容以及司馬遷灌注的貨殖理論進行羅列和闡釋。
《貨殖列傳》的理論建樹是多方麵的，它使司馬遷成為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家，其中關於治生規律，即商品經濟規律的一些揭示，甚至是超前的傑出思想。舉其大端有以下幾個方麵。
1．首創經濟史傳，意識到經濟是社會安定的基礎。
司馬遷第一個為商人立傳，總結治生之術，開創了經濟史傳，觸摸到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具有“力圖從經濟條件來說明人們的社會地位、思想意識和政治製度”的意識。這是司馬遷的一大創造，而且是產生在重農抑商的時代，實在是了不起的。
司馬遷如此重視財富，他希望人民富裕、社會富裕。為什麽要致富？因為財富可使社會安定。司馬遷認為，追求財富和“與王者同樂”的物質生活是人的天賦本性，是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人們的全部活動都可歸結為為了獲得財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財富不單能使人過上舒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財富充實，社會秩序才會安定，人們的精神麵貌才會變得高尚，“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貧或富的經濟狀況將決定整個社會的風尚和文明程度。不過財富也把人們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級，賦予人們截然相反的各種社會屬性，“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經濟地位的懸殊導致了社會地位的懸殊，產生了人壓迫人、剝削人的殘酷現象，而這又是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不可避免的。司馬遷還敏銳地觀察到，財富差不多在社會的每一件事上都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它的陰影投向了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它可以給現有的社會關係人為地染上各種不同的絢麗色彩，並改變人們在這些社會關係裏的位置。為什麽“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為什麽從事畜牧的烏氏倮能廁身於“列臣”之間？經營朱砂礦的巴郡寡婦清又為什麽能得到“禮抗萬乘”的優遇？原因便在於他們擁有令人欣羨的財富。不僅政治上如此，就是學術問題亦不例外，孔子能夠揚名天下，流芳於世，正是由於有他那商人學生子貢的財富的支持。所以在司馬遷的筆下，財富的社會作用是驚人的巨大和無情，不管你願意與否，都得受它的支配和擺弄。
人們追求財富是好事，不是壞事，不但不應加以攔阻，還應當給以鼓勵和幫助。“富無經業”，致富的途徑很多，基於財富主要是以貨幣來體現，故最正確最有效的致富捷徑是經營商業或商品生產。可是在經營中，財富對於每一個經營者並非都一視同仁，客觀的現實是“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司馬遷十分重視個人才能在求富競爭中的作用，他認為隻要有才能並在自己從事的行業裏專心努力地去幹，就一定能使財源“輻輳”。任何人都必須有自己獲得財富的本領，因為財富是人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於是儒家的“長貧賤，好語仁義”，便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諷刺和奚落：一個一點兒不懂“治生”，連“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的人，乃是最可“慚恥”的。至於那種“危身取給”以致富或搞邪門歪道的“奸富”，司馬遷還是持否定態度的，稱之為最下等的富人。
2．認識到社會分工推動生產發展，並重農、工、商、虞。
司馬遷心目中的商人，並不僅指純粹的商業經營者，也包括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工業家、麵向市場的手工業者和農、林、牧業中的各種商品性經營者。依據傳統的習慣看法，商人從事的是對社會沒有什麽益處的“末業”，商人的形象被歪曲為遊手好閑、專搞欺詐，是永遠都值得痛恨和批判的對象。司馬遷從他的重商主義觀點出發，提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新見解，商人不僅於社會無害，而且扮演的是人類經濟舞台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商人的活動同農、工、虞的活動一樣，是生產性的，是財富的源泉。他極其明確地寫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源大則饒，源小則鮮”，社會財富的豐盈或寡少，就是由這四種基本的經濟力量決定的。社會物質生活的正常進行，生產、分配和消費間的協作與平衡，也依靠這四者來推動和維持，“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這種自然形成的經濟關係和社會分工，國家隻能因勢利導，使其沿著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如果企圖按照主觀意誌，強製地加以幹涉和改變，不但會破壞財富的增值和積累，而且還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那就是經濟發展停滯和經濟生活混亂，所以絕不能傷害商人的利益，“末病則財不出”。為了促使經濟車輪不停地向前順利運轉，社會財富不斷地大量湧現，唯一的辦法便是大力發展商業（包括各種商品生產），做到“關市不乏”以繁榮經濟。
司馬遷認為商業在創造財富上居於社會之首，他做過這樣的排隊，“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無論富國還是富家，都必須發展商業（包括手工業），為此，他舉了曆史上齊國的例子來證明他的理論，齊國本來貧窮不堪，由於政府提倡“極技巧，通魚鹽……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商業、工業的發展，使財富增多，國力亦隨之強盛，“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最後還把齊桓公推上霸主的地位。越國也是執行了保護商賈的“農末俱利”政策，國家才變得富裕起來，在強大經濟力量的支持下“厚賂戰士”，逐漸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終於一舉滅吳，洗雪了會稽之恥。從漢朝立國到武帝繼位，社會繁庶，財富充溢，這同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是分不開的，因此司馬遷對漢初“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給工商業發展開綠燈的政策，十分讚賞。
3．為商人立傳，總結治生之術。
司馬遷稱讚商人是“智強仁勇”的賢人，是社會經濟的推動者，商人在司馬遷筆下備受讚揚。司馬遷為春秋戰國至漢初三十個商人立傳，把古今的治生者會於一堂，說長道短。秦滅趙，商人卓氏被掃地出門，秦朝把他作為俘虜發配到邊遠地區，卓氏不求近，而求資源豐富、有工商業發展前途的地方安家，最後以冶鐵致富“擬於人君”。商人刀間對於別人感到頭痛難辦的“桀黠奴”，卻特別喜愛，給予信任，用其所長以經營商業，結果“得其力，起富數千萬”。司馬遷認為商人同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沒有什麽不同，商人經商，“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他如商人“相矜以久賈”不回家的事業心以及不懼艱苦的經營作風等，均在本傳中得到了應有的褒述。
商人憑自己的能力致富，而“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的財富則是憑自己手中的特權，所以商人的曆史地位和社會貢獻是超過王侯們的，至少也可以和他們媲美並肩。與此同時，司馬遷對道家不要商品交換，鼓吹“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那種以窮為樂的迂腐之論，也投過去了一道又一道鄙夷的目光。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樣的生活表麵上似“無饑饉之患”，實際上是“呰窳偷生”過日子，是低級落後的表現。
司馬遷總結商人的治生之術有兩個方麵。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總結貨財增值的經驗，例如商業上的供求關係、價格和利潤等，即商品經濟的規律，可以說提出了許多超前的經濟理論。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經濟和民俗，總結商業活動推動生產發展的作用。本文限於篇幅，隻對司馬遷考察商品流通總結的經濟規律作概述，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商品經濟理論所達到的高度。
司馬遷對商品流通的考察，獲得了一係列符合價值規律的珍貴見解。主要觀點有四：
（1）知時。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範蠡“與時逐”、白圭“樂觀時變”，這都說的是掌握商業行情，調查市場需要，“逐時而居貨”，利用供求規律，牟取大利。
（2）知物。“積著之理，務完物”“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這是說要研究商品學，提高商品的競爭能力。
（3）無息幣。商業贏利是在流通過程中取得的，資本在流通領域裏運動的時間愈長，也就是交換的次數愈多，就愈能賺錢。因此他提醒商人們注意，要盡量做到“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這裏，司馬遷那深刻的洞察力和抽象的分析力，的確令人佩服。
（4）擇地擇人。範蠡居陶，因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範蠡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刀間善用“桀黠奴”，使他們“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這裏透出人才就是財富的思想。
此外，關於供求關係，司馬遷也有精湛的論述，“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市場上的供與求是彼消此長的，而這樣的消長同商品價格的漲落又緊密相連，供大於求則物價下降，這時便應當“人棄我取”——買進低價商品；求大於供則物價上升，這時便應當“人取我與”——賣出價格上漲了的商品，從而在價格的差額中獲利。本傳中多次提到了要“爭時”“與時俯仰”，這個“時”指的主要就是當時社會供求關係的變化，弄清“時”的變化，方可決定自己是買還是賣，應買什麽和應賣什麽。秦末有一位姓任的商人，曾準確地判斷當時供求形勢，因而致富，這件事司馬遷有清楚的記載，“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戰爭年代，糧食的生產量小，需求量大，價格一定上漲，故任氏囤積糧食以居奇，自然就大獲其利。司馬遷舉出這個例子是語重心長的。目的在於說明，要從商業經營中求富，不研究和懂得供求關係的變化，那是不會成功的。
商業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它隻是促進產品的流通，促進人們消費。但商業的發展，有力地帶動商品生產，社會物質產品增多，意味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於是商業有力地促進了財富的積累和創造，表現為人們口袋的貨幣增多，社會繁榮了，整體社會的財富也就增加了。
總上，司馬遷創立《貨殖列傳》以及他的另一篇經濟史傳《平準書》，是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開創了我國正史記載生產活動的先例，且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史料。司馬遷以他天才的洞察力，從人欲爭利的行為中，看到了人欲爭利的生產動力。他考察了生產領域中的社會分工，並重農、工、商、虞，認識到這是古代社會基本的經濟結構。司馬遷為古代商人立傳，從中總結了治生之術，獲得了許多符合價值規律的見解，肯定了商業活動在促進生產發展中所起的紐帶作用，頌揚貨殖。《平準書》對漢武帝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提出了批評，與頌揚貨殖相呼應。毫無疑問，司馬遷提出的學說主張與批評意見是正確的和有助於社會經濟前進的。可惜這些閃耀著奪目光輝的偉大思想，無論在當時或後世，都不曾為愚昧專斷的封建經濟管理者所重視，相反遭到種種的誹謗和攻擊，這確實令人憤懣和痛心。現在，應該是替這位才華橫溢的經濟思想家清除誣蔑和恢複名譽的時候了。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榖、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範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範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鬥，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穀量牛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鹹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塚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穀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遊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願。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韮：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稿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裏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裏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裏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塚，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裏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