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麻主任和兩個警察出了教學樓，我居然驚奇的看見，大頭正拿著把掃帚在清掃操場上的分擔區，而且一邊幹著活一邊跟他們班的同學有說有笑。除了巨大的腦殼依然顯眼，五官表情卻都很正常，絲毫沒有早晨我看到過的那種痛苦猙獰。難道，老妖婆想用鋼針紮的那顆大腦袋不是他的？這個世界上怎麽可能還存在第二顆如此異形的頭顱呢？
帶著一肚子疑慮，我和許文彬跟著警察走出了校門。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犯人的身份被警察叔叔押進派出所，也見識了他們是怎麽審問違法嫌疑人的。我和許文彬在這裏並沒有第一時間見到李葉，反而還被分開單獨問了話。萬幸，他們沒有將我扔進專門的審訊室中砸上手拷腳鐐，僅僅在一間普通的辦公室裏進行了詢問。
問我話的是一位年輕的警察小夥，當我如實的供述出了瘮人的狼嚎以及老妖婆用針紮大頭腦袋的時候，他先愣了一下，又很快收起驚愕的神情，十分嚴肅的問我：“你知道你們用磚頭給人家手骨頭都砸斷了嗎？”這次，輪到我吃驚的閉不上嘴了，好在他並沒有為難我，“行了，等你家長來商量賠償問題吧。”
警察說完話，忙其他的工作不搭理我了，我則心懷忐忑的坐在辦公桌對麵的椅子上，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
事情從來不會像你想得那麽好的一樣好，也絕對沒有像你想得那麽糟的一樣糟。在警察的主持、麻主任的見證下，我爸、許文彬他媽和李葉的爺爺很平靜的與剛從醫院回來手上纏著厚厚繃帶的老妖婆達成協議，賠償她現金一千五百元——這在九三年底九四年初絕對是筆不小的金額——附加條件是我們捉鬼趕死隊必須做出沉刻的檢討和誠懇的道歉。
李葉還主動跟他爺商量：磚頭是他扔的，跟我和許文彬沒有任何關係，是不是應該多承擔一些費用。我爸和許文彬她媽當然拉不下這個麵子，最後還是三家均攤了。我問過李葉好幾次為什麽當初會那麽仗義？他幾經扭捏才終於坦白交代了：他一直都有當捉鬼敢死隊老大的野心，然而第一次行動他居然睡著了，錯過了與兄弟們出生入死，必須找機會將這個汙點彌補。
老妖婆雖然臉上沒表現出滿意的神色，但還是接受了這個結果。當大家一個接一個在調解材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後，審問我的那個年輕警察突然問了老妖婆一句：“我聽說這裏還有虐待兒童的問題，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老妖婆一怔，茫然的看了看屋子裏的所有人，眼淚控製不住的流了下來……
世界那麽大，總有一些令人拍案叫絕的巧合。比如說，一個小區裏住進了兩個罹患罕見巨頭症的男孩，而且他們同歲。其中的一個是幸運的，除了異於常人的顱骨以外並沒有什麽其他症狀，於是，他跟正常孩子一樣長大、入校，並且成了呂家良的同班同學。但另一個的命遠則要悲慘許多。
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總是喊人家母親老妖婆也極其不禮貌。為了敘述方便索性稱呼他們母子為二頭和二頭媽吧。
二頭媽的實際年紀並沒有看上去那麽老，她跟我媽差不多。很多年前因為感情不合和二頭爸離了婚，孩子判給男方撫養。離婚後，她與母親一起住在我家對樓一樓的一間房子裏。二頭十歲那年，突然有一天頭痛得受不了，緊接著嘴歪眼斜，四肢抽搐。送到醫院一檢查，診斷為腦瘤。
二頭爸是個不太愛與人交流的男人，孤獨的程度比我爸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任何事情都願意一肩承擔。他瞞著二頭媽先帶二頭去了我市各大醫院就診，後來還到過北京、天津、長春、哈爾濱求醫。
看病需要花錢，沒過多長時間，二頭爸便被折騰得差不多要賣血去了。
一位從小一塊長大的鄰居大哥見二頭爸實屬不易，便提供了一個賺錢的機會。這大哥是做水果批發買賣的，專門在新疆倒騰哈密瓜葡萄幹之類的幹鮮貨，他許給二頭爸一份豐厚的報酬，但工作性質需要經常輾轉新疆與東北之間。二頭爸思量許久，終於豁出臉皮找到了二頭媽，因為不管兩口子矛盾多深，孩子的親娘始終是可以讓他放心的不二人選。二頭媽得知這個噩耗的時候能不能接受，又是如何與前夫溝通的已無從考證，但她必須對殘酷的現實妥協，將二頭接到了自己身邊照料。
二頭的病情惡化的很快，短短一年多便徹底癱瘓在床，後來又失去了語言的功能。更嚇人的是隨著身體發育，他的腦袋竟然開始不成比例的長大，五官也出現恐怖的扭曲挪位，眼球越來越突出，變成了我們看到的駭人模樣。沒人知道這個孩子到底在承受著多麽大痛苦，但他病發之時從嗓子眼裏吼出的那種野獸般的嚎叫足矣讓聞者心膽懼寒。
可是這兩口子也真奇怪，各大醫院去了不少，卻遲遲沒給二頭做手術，一直進行著保守治療。終於在親朋好友的追問之下，二頭的爸媽道出了實情：二頭腦袋裏的腫瘤位置長的不好，手術摘除雖然可以保命，但肯定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不是癡傻就是呆乜，最好的結果也要終身坐在輪椅上無法自理。二頭的父母不甘心也不放棄，抱著一線希望繼續尋找讓兒子完全康複的良方——然而也有人說他們其實是在拿二頭的性命做賭注，要麽遇到神醫皆大歡喜，要麽幹脆讓孩子早死早托生，與其成為一輩子的廢人，或許這才是個比較明智的決擇。
病急亂投醫，二頭爸在新疆遇到了一位氣功大師，說他可以治療二頭的怪病。二頭爸欣喜若狂，便想把大師接回家中。然而大師身份太高，不願千裏驅馳勞動金身，二頭身體不便又無法長途旅行，經過幾番懇切的哀求，大師給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法：他讓二頭的母親在每天午夜零點、下半夜三點和清晨五點鍾分三次用針刺激大頭腦袋上的穴位，並打開窗戶接受遠在新疆的大師為其發功。
氣功大師又送給二頭爸一盤錄音帶，告訴他治病的時候播放出來，做為大師判斷方位的信號。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客場挑戰阿曼，解說員說阿曼主場響徹不停的歌曲實在太鬧心了，嚴重影響隊員們的發揮時，我才突然回憶起，那年冬天我從二頭家窗子裏聽到的背景音樂原來是一種阿拉伯文的禱告詞。
當時，盛行在中國大地的氣功熱潮尚未退去，媒體與民間無不鼓吹著這項神秘的民族瑰寶。二頭爸深信不疑，並囑咐二頭媽一定要嚴格按照大師的要求操作，不得懈怠。二頭本來就難受，又不得不忍受針刺與冷風的雙重折磨，於是，他的嚎叫聲成為了我每天夜晚的噩夢。
警察聽完二頭媽的講述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隻是淡淡的說了一句：“孩子該看病還得看病。”就把我們打發走了。
捉鬼敢死隊的全體成員回到學校如何接受處罰，在家又是怎麽被修理的情節對於這個故事並不重要。既然狼嚎聲真相大白，它在我的耳中也不再那麽恐怖了。隻不過每次深夜時分聽到二頭痛苦的喊叫我心裏仍然不免難受，特別是趕上我偏頭痛發作，總會特別擔心我腦袋裏也會像二頭一樣長出不好的東西。
關於午夜狼嚎的故事到此結束，做為一個講故事的人，最後再多說幾句作為收尾：
春暖花開之後，二頭媽每天都要用輪椅把二頭推到戶外曬曬太陽，即使在初夏也會在二頭的腿上蓋一床薄被子，並且隨時細心地替他掖好被角。偶爾二頭難受了，依舊會發出像狼一樣的叫聲，二頭媽也難免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撕心裂肺的對兒子嗬斥幾句，大意無非是我以前聽過的“你沒資格衝我這樣喊，為了你我付出了多少”之類的怨言，至於二頭還能不聽懂我無從知曉，但可以理解二頭媽的苦衷。不過不管二頭媽責罵的多麽凶狠，語氣中始終透露出了痛苦與心酸，甚至會帶出陣陣無奈的哭腔。
也有鄰居建議二頭爸媽應該再多帶二頭走幾家大醫院，但是他們總會信誓旦旦的堅稱大醫院的水平也不行，去了隻能白花錢，估計也是被一次次的失望寒了心吧。時間久了，大家也不好再多勸什麽。
慢慢的，二頭漸漸喊不動了，老實了許多，也萎靡了許多。等到我上了初中，他的身影再也沒有出現過，我想這個孩子終究還是走了……
多年之後，我曾經把這件事講給學醫的同學，他們都說這病是不是孩子父母說的那回事值得懷疑，如果不是延誤病情，沒準還是能夠活下來的。但我對他們的專業看法並不苟同：如果一條生命已然不會再有質量，那苦心竭力的去維持它還有什麽意義呢？哪怕這意義經常被人們冠以親情、扭帶、血濃於水、甚至是患者單純本能的求生欲望亦或是對一個年輕生命逝去的惋惜之名，我仍然覺得殘忍。
當然，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倫理研究者，更不是什麽學術權威，我隻是個講故事的人，講故事的同時難免會流露出自己一些偏激的觀點，看官們可以不讚同，但不能不允許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