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節，我將把範·帕裏斯和阿瑟的著作結合起來加以評價。正如上麵論述科亨/史密斯著作的章節，範·帕裏斯和阿瑟的著作代表了當代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兩個不同學派。範·帕裏斯屬於功能解釋陣營，探究科亨開辟的論域，而阿瑟是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成員，與史密斯有共同的學術親緣性。對範·帕裏斯和阿瑟的著作的審視，不僅能揭示當前各種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哲學差別，而且能把我的討論帶到當前。

要恰當地對待範·帕裏斯的著作，我們就要將其當作一種解釋邏輯。範·帕裏斯並不關心將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或將馬克思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預測，他關心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邏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中存在任何哲學上的正當表述嗎?解釋邏輯在羅默、埃爾斯特、科亨和史密斯的著作中也占主導地位。

在後共產主義的世界中，馬克思主義不再是有吸引力的革命理論，不再是關於價值、價格和利潤的經濟學理論，不再是對少數資本家將和絕大多數工人分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預言，也不再是對利潤率將下降的預告。這些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特質，都被曆史事件證明是虛假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當代對話從曆史預言，或宏觀經濟學的追溯和列寧主義—毛主義的戰略，轉化為關於道德、剝削、不平等以及社會科學的解釋邏輯的討論。

當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所做的是一種挽救的工作，即將馬克思主義從蘇聯模式的扭曲中挽救出來的嚐試，而這導致了解釋的哲學。這發生在理論上，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現存的實踐上。這種挽救嚐試的重點是曆史唯物主義，或在哲學上探索對曆史唯物主義有效的邏輯描述。

這意味著阿爾都塞時期終結了。這位偉大的法國結構主義者試圖挽救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所指的曆史唯物主義是恩格斯主義一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矮化。阿爾都塞挽救辯證唯物主義的努力被證明是徒勞的，這種關於自然的形而上學如今已全然不足信。

範·帕裏斯致力於重建曆史唯物主義。在這一點上，他得益於科亨此前的著作。事實上，他的兩本書——《社會科學中的進化論解釋》①和《馬克思主義的複興》②,都是對科亨在《卡爾·馬克思的曆史理論》中的開創性見解的捍衛和發揮。

在科亨的著作中，曆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範·帕裏斯接受了科亨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指出邏輯上的證據，即談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正當的。

範·帕裏斯認為，功能解釋對證實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的相互轉換來說是必要的。僅當功能解釋被用於描述這種關係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才能被認為在邏輯上是有效的。

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認為生產資料對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具有優先權。在決定社會經濟結構或生產關係的全部其他方麵時，生產力居於首要地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馬克思的曆史發展理論基於對生產資料的首要性的斷言，而範·帕裏斯認為，生產力的首要性隻能通過功能的邏輯來證明。範·帕裏斯相信，生產方式建立在生產資料的基礎之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難題”①。

對任何堅守曆史唯物主義的人而言，維護曆史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都是必要的。

阿瑟與範·帕裏斯的立場針鋒相對。然而，這兩個人都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目前關於社會科學的哲學爭論的例證。在馬克思主義能夠獲得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任何合法性之前，其解釋方法必須被證明在邏輯上是有效的，或在馬克思主義能夠獲得作為一種社會分析形式的任何可信度之前，必須首先被證實其解釋邏輯是令人信服的。

阿瑟和範·帕裏斯之間以及科亨和史密斯之間的一個基本區別是，範·帕裏斯試圖驗證功能解釋，而阿瑟試圖證實體係辯證法的範疇是《資本論》的基礎。阿瑟專注於證明有機體模式是《資本論》的原型，而範·帕裏斯試圖證明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正如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概述的，是曆史敘事背後的推動力。如同本書的核心主題，阿瑟認為，馬克思延續了作為有機體主義的黑格爾主義哲學和社會製度的解釋公式。這兩個人采用的元模型都是生物學的。

阿瑟幾乎是以鮮明的特色描述馬克思的方法的。我在這章談及施密特的一節中，曾用這種特色表述馬克思的方法。我將引用阿瑟的《新辯證法》中的兩段話，表明我的結論和阿瑟解讀黑格爾主義對馬克思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解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就會清楚地看到，通過體係辯證法的觀點來分析整體對他們的著作非常重要……因此，內在的關係具有整體的特征。如果彼事物是此事物本性的必要條件，那麽此事物與彼事物具有內在的關係。它們彼此的關係被定位為總體的要素，並通過其有效性而再生。①

理性的線性邏輯是不恰當的，因為資本主義是作為一個總體被構成的，它以這種方式形成自己的特征。離開這種特征，總體也就改變了本性。如果價值的實現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充分發展，那麽馬克思第一章的概念隻具有一個抽象的特征，而觀點隻有通過在充分理解的整體中堅持這些概念，才能使其意義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體係的說明，開始於一些簡單卻具有決定性的關係(如商品的形式),因而被迫從其他關係中強烈地抽象出來，在現實中穿透它，並且利於構成其有效性。對總體重建的終結才是其事實的展開：事實是從觀點明晰的體係中產生的。②

這兩種關於社會科學的哲學——功能解釋和體係辯證法，被結合起來做兩種不同的事情。由於指向內在矛盾，或生產方式對生產力的依賴，功能解釋更具線性特征。矛盾，或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依賴，必須具有一個結果，必須解決矛盾並走向均衡。這個結果是曆史，或趨向於發展和矛盾的不同層麵的運動。

阿瑟的體係辯證法不關注曆史，而關注有機的整體。它是共時性的，並試圖表明在體係中，個體是如何反映整體的。

體係辯證法不是預言性的，而是有回溯性的(retrodictive)。它不關心發展，關心後退，或認為一個孤立的概念是有機整體的縮影。它關心共時性的結構，即邏輯範疇以及這些範疇何以標誌著一個有機整體的每個獨特的形式。

阿瑟描述了《邏輯學》和體係辯證法之間的直接相似性。他將《資本論》理解為社會科學中的全部解釋模式。

在阿瑟看來，黑格爾的辯證法成了全部社會科學的解釋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