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譯
在我們的社會，一個人可以發明並完善那些仍然要占領市場並且證明自身存在價值的發現；換言之，就是那些還沒被需求的發現。因此有那麽一段時間，技術足夠進步，並且生產出收音機，社會卻還沒有進步到能夠接受它。收音機於是在它問世後的第一個階段隻是一個替代品：替代劇院、歌劇院、音樂會、講座、咖啡館音樂、地方報紙等。這是這位“患者”寧靜的青少年時期。我不敢確定這一時期是否已經結束了，但是如果已經結束了，那麽這位不需要證書來證明其先天能力的少年不得不開始溯源式地尋找生活中的一個目標。就像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失去了最初的天真無知，就會開始問這樣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他想要做什麽。
對於收音機，我認為它的功能不隻在於美化公眾生活。在我看來，收音機也不是一個足以讓家中重返舒適並使家庭生活再次變得可以忍受的手段。但是且不說對其功能的各種懷疑，收音機應該是雙向的時候它卻僅是單向的。它僅僅是一種發送消息、將消息分發出去的工具。於是這裏有一個積極的建議：把這個發送消息式的工具變成一個雙向交流的工具。收音機有可能會成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交流工具，一個寬廣的管線廣播網。也就是說，如果它懂得如何接收以及傳遞信息，如何讓收聽者既能聽又能講，如何讓他進入一個人際關係當中而不是將自我隔離，它就能成為交流工具。基於這個原則，收音機應該邁出供應業務，而把聽眾當作供應商來組織運作。收音機的任何一種試圖給公共場合一個真正公開性的嚐試，都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無論收音機要開始做什麽，它必須努力抗爭力避影響力的缺失，這一缺失造就了幾乎我們所有公共機構的這些蠢材。我們有一種毫無影響的文學，不僅它本身不產生任何回響，而且所有它能做的，就是通過描述每一個不會引發任何結果的物體和情境來使它的讀者變得中立。我們有毫無影響力的教育設施，狂亂地傳遞著一種既無源起亦無結果的教育。
這個方向上的最輕微的進步也肯定會比任何烹調類的出色表現取得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功。就像對於那些為了此類實踐而需要被發展的技術一樣，收音機必須遵循其主要目標，不僅僅把聽眾變成小學生，更要變成老師。收音機的正式任務是給教育實踐帶來有趣的轉變，比如，保證那些益處也令人們感興趣。把指導變成藝術形式，收音機這樣的嚐試會和現代藝術家的努力聯合起來賦予藝術一種教育的特性。作為一個可能用這些相似方法的訓練之範例或模板，請允許我重複在1929年巴登—巴登音樂節上對《林德伯格的飛行》的解釋。
（然後布萊希特重複了《教育學的範例》的第二、第三自然段和第五自然段。）
這是一個創新，一個好似烏托邦的建議，我自己也這樣認為，當我說收音機或劇院“能夠”做這做那時，我意識到絕大多數的機構不能做所有他們“能夠”做的，甚至也不能做所有他們想做的。
但是通過創新的方式來更新現存社會秩序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機構，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工作。相反，我們的創新必須迫使他們聽任於那個基礎。因而我們說：讚成創新，反對更新！
——摘自《布拉特黑森州國家劇院》（Bl?tter des Hessischen Landestheaters），達姆施塔特1932年7月第16號
注：布萊希特有一兩條更早的關於收音機的注釋，包括一係列的“給收音機主管的建議”，這些建議發表在1927年12月25號的《柏林信使報》。它們建議法律案例和德意誌共和國國民議會討論的直播，並建議提高采訪和討論節目的比例。他還建議說，明顯地作為一個新想法，作曲家應該被邀請來為收音機作曲。
現在的這篇短文曾公布在首演於1926年的《人就是人》的劇場節目裏，標題為“來自一篇報告”。布萊希特是否以及何時、向誰發表這篇短文均無從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