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萌 譯
問：演員經常在您的戲劇中獲得巨大成功。您本人對他們滿意嗎？
答：不。
問：因為他們演得不好？
答：不，是因為他們演錯了。
問：那他們應該怎麽演呢？
答：給科學時代的觀眾演。
問：什麽意思？
答：教授他們的知識。
問：關於什麽的知識？
答：關於人與人的關係，人的行為，人的能力。
問：好吧。這是他們必須要知道的事情。但是他們怎麽去教授呢？
答：有意識地，暗示性地，描述性地。
問：眼下他們要怎麽做到呢？
答：通過催眠。他們進入昏睡狀態，讓觀眾跟他們一起。
問：舉個例子。
答：假設他們要演一出離別的戲。他們將自己置於離愁別緒之中。他們想要在觀眾中也製造出離愁別緒。如果成功了，結果就是沒人看到什麽更有意義的事情，沒人學到任何教訓，每個人最多不過在回憶。簡短而言，每個人都在感受。
問：聽上去好像有點色情的意味。那麽，應該是怎樣的呢？
答：充滿智慧地。隆重地。儀式般地。觀眾和演員不應該融為一體，而是各自分離。每一方都應該從自己身上離開。否則用於重新認識的一切震驚因素都缺失了。
問：剛剛您用了“科學”一詞。您是說，當一個人觀察變形蟲的時候，變形蟲對於人類觀察者並沒有提供任何東西。觀察者不能通過共鳴進入它的皮膚。然而科學觀察者卻嚐試著理解它。您認為他最後能成功嗎？
答：我不知道。他試圖將其置於與其他所見的事物的某種聯係中。
問：演員不應該努力讓他所演的角色被人理解嗎？
答：對人不像對事件那樣。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選擇去看查理三世，我不想讓自己成為查理三世，而是想看一下這種現象有多麽奇怪，多麽不可理解。
問：我們坐在戲院是為了看科學嗎？
答：不。是看戲。
問：我明白了：科學的人與其他每個人一樣，是去看戲的。
答：是的。隻有劇院已經將科學的人納為觀眾，即便承認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什麽。因為這些觀眾把他們的大腦連同大衣一起掛在了衣帽間裏。
問：您不能告訴演員他們該怎麽表演嗎？
答：不是不能。目前他完全依賴於觀眾，盲目服從於觀眾。
問：您沒試過嗎？
答：當然。一次又一次地。
問：他會這麽做嗎？
答：有時候會的。如果他被感染了，並且仍舊天真，仍舊覺得有趣；但是那時候，隻是在排演的時候，隻是有我在場而沒有其他人在場時，換句話說，隻要他站在我所謂的那類觀眾麵前的時候。他距離第一夜越近，他漂移得就越遠。他成了跟我們所看到的不一樣的人，因為他很可能覺得其他即將到來的觀眾會不太喜歡他。
問：您覺得他們真的不會喜歡他？
答：恐怕如此。不管怎麽說，這是極大的冒險。
問：它不能循序漸進地發生嗎？
答：不能。如果它循序漸進著來，可能不會令觀眾覺得有些新事物正在緩慢成型，而隻會覺得一些舊事物正在緩慢死亡。觀眾會緩緩地置身其外。因為如果新元素被漸漸地介紹，它有可能隻被介紹出一半來，結果，會缺乏驅動力和效果。因為這不是質量上的改善，而是適應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就是說，戲劇現在不會更好地實現相同的目的，而會實現新的目的，起初可能十分糟糕。假如嚐試偷偷插入一些別的東西，那效果會怎樣？人們會深感演員“煩人”。但是並不是他的表演方式惹煩了他們，而是演員自己。他會讓他們心煩。煩人的因素是這種新的表演方式的標誌。否則演員將會被指責為有太多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成為這一類型的另一個標誌。
問：做過此類嚐試了嗎？
答：是的，嚐試過一兩次。
問：舉個例子。
答：當一個新式戲劇的女演員表演《俄狄浦斯王》裏的女仆時，她用一種完全沒有感情的、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呼喊著“死了，死了”來宣告女主人的死亡，她說著“優卡斯塔（Jocasta）已經死了”，不帶任何悲傷，但卻堅定決絕。在那個時刻，女主人死亡這個單純的事實比她自己的悲傷更具分量。她並沒有放棄表達悲傷的聲音，不過也許棄用了她的麵部表情，因為她用了白色的妝容，以顯示一個死亡給在場的所有人所造成的衝擊力。她宣告，自殺崩潰了，似乎是在一個暴徒得手後，以驕傲而非同情來補償這種崩潰之前，自殺就崩潰了，因而甚至對於最情感化的觀眾來說這也變得很平淡：在這裏，一個需要默認的決定由此執行。她驚訝地以一句清晰明了的話來描述這個垂死女人的喧鬧和不理智，她說，“她怎麽死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沒有將她的語氣誤解為一種貧乏但頑固的悼念，盡管她以此拒絕對她的死給出任何其他信息。但是當她以這種腳步往下走了幾步時，這個纖弱的身體似乎暗示悲劇場景與台下觀眾相距甚遠。當她慣常悲傷地舉起手臂時，她同時在為經曆了災難的自己乞求同情，她呼喊著“現在你可以哭泣了”，似乎在對任何之前缺乏根據的後悔的正當性予以否認。
問：她有什麽樣的感受？
答：一種中和的情感，然而一些行家不這麽認為。她應該在自我認同之中插入戲劇人物的感情，這樣實際上所有觀眾都沒能參與組成情節的道德決定。她所傳達的重大決定，幾乎對於那些認為其為新感性的機會的人毫無作用。
——摘自《柏林信使報》（Berliner B?rsen-Courier），1929年2月17日
注：文中描述的女演員是海倫娜·魏格爾。實際上，在布萊希特1959年柏林出版的文集《女演員海倫娜·魏格爾》（Die Schauspielerin Helene Weigel）中的頌辭《我們民族的一個偉大女演員》（über eine grosse Schauspielerin unserer Nation）內可以找到相同的記述。引文來自《俄狄浦斯王》第1234行，如果不相符（例如，對於“暴徒”的分析），無疑是因為德文改編。
對話包含了布萊希特第一次提到“科學時代的觀眾”，雖然1928年柏林出版的《戲劇》一號刊中的注釋“Der Mann am Regiepult”（科學時代的觀眾）已經提及導演的職責為“將戲劇提升到科學水平，向一種處於更好環境中的觀眾呈現作品，這種觀眾習慣於看到所有的目的都包括進被拒絕的幻象之中”。也許應該指出德語裏的“Wissenschaft”比英語裏的“Science”有更廣泛含義，布萊希特認為它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以及自然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