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廬陵遭受了嚴重的旱災，這就意味著秋收已經無望，更糟糕的是，由旱災引發的一係列問題。
水源枯竭，炎炎烈日，衛生條件跟不上，糧食跟不上，必然導致一柄流行。廬陵縣裏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一點也不誇張。鄉民躲避瘟疫如同躲避洪水猛獸，甚至連家人都不顧。
天幹物燥，火災也頻發，本來捉襟見肘，青黃不接的鄉民，一旦遇到大火，成片的房舍就化為烏有，使得他們隻有流連失所。
窮山惡水多刁民，盜賊結夥成幫，趁火打劫。原本土著的盜賊們也時不時下山騷擾鄉民，廬陵縣的鄉民已經掙紮在死亡線上了。
王守仁首先以道德相倡導，照顧病人掩埋死人，提倡相互扶持，要搞好環境。號召富人家出錢出糧，組織政府找醫生行醫。了解為什麽火災情況，街道狹窄，建築緊密，樓房太高，重新規劃民居，在不同地方設立水站，儲水。保甲法，十戶為一甲，村自為保。相互間關照。加強了民間的聯防。同時發告諭，民風純樸重要，讓百姓教導好子弟，以仁義為倡導，養成良好的鄉風，為人良善，這是幸福之本。
這種道德感動法大約見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總再流行。不見再有類似的告示。這期間，他用更大的精力去解決行政問題。他搞了調查研究，訪實了各鄉的貧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辦法，慎重選定裏正三老，讓他們坐申明亭，進行勸導。同時他又發了一個告示，說:我之所以不放告，並不是因為病不能任事，而是因為現在正是播種季節，放告之後，你們牽連而出，誤了農時，終歲無望。必將借貸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處請托送禮，助長刁風，為害更大。你們當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訪出，我不能盡知者有鄉老具實呈報。他們若呈報不實，治他們的罪。我為政日淺，你們還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們要是不聽我的，則我也不能保護你們了。你們不要自找後悔。
這回，震動了他們。來告狀的有涕泣而歸者。在鄉下的有後悔勝氣罵訟者。監獄日見清靜。他還施行誣告反坐法，效果也很好。亂渾渾的局麵結束了。"使民明其明德"的親民治理法大見成效。
他調過頭來，治理驛道，杜絕任何橫征暴斂的行為。遍告鄉民，誰以政府的名義去鄉村私行索取，你們隻把他們領到縣裏來即可，我自會處置。還移風易俗，杜絕任何神會活動，告訴百姓隻要行孝悌，就會感動天地，四時風調雨順。他上任的這一年，亢旱無雨，火災流行。王守仁象皇帝下罪己詔一樣，說是由於他不稱職，才獲怒神人。並齋戒省咎，停止征稅工作，釋放輕罪的犯人。同時告誡全縣百姓"解訟罷爭，息心火，勿助烈焰。"他借此機會繼續讓人們安定團結，倒也罷了，若他真這麽相信，便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最有頭腦的人的頭腦了。他是真相信的，因為他還告誡鄉民不要宰殺牲口喝大酒，觸怒火神。這是和董仲舒一樣的邏輯，難怪有頭腦的人浩歎:獨時光的流逝與中國無涉!他的一些務實性的措施則至少證明他是真與百姓同心同德的，真與百姓"一體"相連的。這絕對難得得很了。
他下令嚴防奸民因火為盜，勒令軍民清出火道來。居民夾道者，各退地五尺，軍民互爭火巷，他親去現場排板。有人說他偏袒軍，他說你們太小瞧我了，軍士亦我民也。他們比駐紮邊疆的吃苦少一些，但也半年沒口糧了。本官"平心一視"，對誰也不偏向。他還恢複了保甲製度以有效地控製盜匪的滋生和作亂。
更難辦的是對付上邊。上邊一味的追加攤派的名目和數額，搞得民情洶洶，他這個縣官實在是兩頭為難。他剛上任就碰到的那個麻煩事並沒完。吉安府派人下來捉拿管
理征收錢糧的小吏。因為此地從來不出產這種東西，鄉民怕成為"永派"才聚會請願的。上上次就是幾個主管的吏員賠了幾十兩銀子了事，現在跟百姓要要不出來，再賠又賠不出了。不交，上邊就來捉人。這成何事體?他給府裏打了報告，請求減免。他的話說得很難聽。他說單是歲辦各種木材，炭，牲口，舊額不到四千兩，現在增加到萬餘兩，成為過去的三倍。其他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災，瘟疫大作，比巷連村，多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上級若不寬免，將有可能激起大變。他很動感情的說:不但於心不忍，而且勢有難行。我無法稱職的完成任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他懇求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事之難為，寬免此項目。要抓人，就立即將我罷免，以為不職之戒。我"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這個人的風骨的確有過人之處。上下千載，象這樣做官的不是沒有，但也著實不多。明代固然比較多，但無恥之徒也著實多。王守仁考入仕版的中式文，就是論《誌士仁人》，他是真誠的，把教養裏的詞藻當真的人，這樣的人才能創立"知行合一"的理論體係。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他的應試文真是用血寫的:
所謂誌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誌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閑;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貞天下之大節。
承擔綱常之重，"節"是根本。會天德之全，仰賴"氣"之正大發用。不要官的人才能當好官;自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未必是上司眼中的好官。
他當官是漢代汲黯式的---"臥治"。基本上是足不出戶，兩撥千斤，抓住扼要問題，以點帶麵，攻心為上，感化優先，風流而治。但他還是覺得"煩"，不堪繁巨。也有人嘲笑他象大姑娘了。最後，他解嘲式的出來走走，也是到本地的風光區遊覽，寺院中小憩一下。這跟他的身體狀況有關，也跟心態有關。他對塵世的繁華毫無興趣。也沒有一般當官即美的知覺係統。他總是焦慮，總難忘懷責任:"憂時有誌懷先進，作縣無能愧舊交。"能說大明帝國人才濟濟麽?象這樣的大才當個知縣，而秉國者卻那麽缺德少才。他心裏其實哭笑不得，但還要這樣來"自覺"自己:"身可益民寧論屈，誌存經國未全灰。"他可惜自己這三年時間白耽誤了，現在"逢時"可以出來幹點事情，但在那樣落後的地方，沒有學習，沒有進步---他這種人就是這樣，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卻因此而總覺得沒有長進。相反，那些固步自封的人卻總覺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對自己不滿意的心學家才是真正的心學家。這是他與其沾沾自喜的後學門徒的根本區別之一。他說自己治理繁劇的行政事物的能力不如古代的百裏溪，而百裏溪是法家，看來他不象純粹的儒生那樣排斥法家。他有點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勁頭。
知行合一，通常做一件事得先知道這件事，知道了才能做，知是在行先。這也是朱熹的觀點。但像莊子說的一樣，生也有涯，知也有涯，他覺得有問題。要知道才能去做，可能一生都不做。可能覺得知得不夠。在王守仁看來，知與行是事情的兩麵。所以是合一的。像我們想寫字，要知道寫字的重要性，寫字得磨墨之類是行。孝，知道孝不是說他懂得許多道理，懂得孝如何在嘴上講不做能不能說他真的知道孝呢？不可以，所以，知道孝就得在行動上問候父母，去做孝事。才可以說他知道孝。從知與行的本來意義上來說本來也是合一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了解知道事件的知識達到實在的程度，一定要體現在實踐中。對一件事情做到明白程度一定是真切的知識的體現。兩者永遠有機聯係不可能分開。分開就不是完整的知識過程。知是開端，行是完成。這才有始有終。這確實是儒家思想中有淵源的。像孔子在論語中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也。”這就是合一說的源頭。
他的公館旁邊就是寺院，他理論上要排斥社會上崇拜佛老的風氣，內心裏卻喜歡寺院道觀的肅穆氣象。有一次，他去本縣的香社寺，本想去午休，結果寺院隆重其事，"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要排大老爺的馬屁，他卻覺得很可笑。他感興趣的是山光水色，是花開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