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同誌恢複中央領導工作，並親自負責科學和教育兩大領域。他對教育戰線上長期禁錮人們思想並成為人們沉重的精神包袱的“兩個估計”率先進行批判，指出“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要教育工作甩掉“兩個估計”的包袱。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報》和同年第12期《紅旗》雜誌發表《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一文，教育戰線上拉開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帷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更高、更普遍的原則上為解放思想開辟道路。
隨著我國政治局勢開始重新穩定，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始進行相應的撥亂反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從宏觀層麵對教育學相關研究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檢討，並達成了共識。教育學研究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依據，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對待教育學的古今中外問題。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會議討論了1978—1985年的《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方向和任務，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學研究基地的初步設想，以及盡快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教育科研隊伍的要求。會議還提出了解放思想，衝破禁區，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明確提出了教育科學體係問題。①這次會議標誌著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教育學經曆了新時期通過多種途徑學習與引進外國教育學的浪潮。這次浪潮使相對於西方教育學而言封閉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教育學界重新睜眼看世界，看到了自己的貧乏、僵化和差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學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教育評價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教育研究方法等得以恢複。與此同時，從作為一門學科的教育學中分解出來的教育概論、教學論、德育原理和教育行政、學校管理學等多門學科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從而在內容更新的同時，使教育學學科呈現出由多門科目構成的學科群的結構形態。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的這一次學習、引進熱潮，對中國教育學界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它所產生的效應首先是打破了學科領域的僵化與貧乏化的狀態，使教育學作為一個學科群重新呈現出生氣與希望。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教育學界在一係列教育理論問題的討論、爭論中，開啟了教育學學科的恢複重建。其中曆時十年之久的“教育本質”的討論最具代表性。在這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學術氛圍中，中國重啟了對外國教育學的引進。
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氛圍中，教育學教材及著作的重新引進
在這一背景下，教育學幾乎各學科領域都對本學科在國外的發展狀況進行了傳播。我國教育學研究者已經在以國外教育學學科的發展為參照係，建設和發展我國的教育科學。以教育學“中國化”為目標進行外國教育學的傳播成為曆史的必然。作為一門學科的大教育學，以及從中分解出來的教育概論、教學論、德育原理等多門學科，恢複後都注重從外國教育學的教材及著作的引介中更新內容，並以此來促進本國的教材建設。
(一)外國教育學著作及教材的引進概況
1978年以後，我國的教育學依據“三個麵向”的指導思想，博采眾長，與西方各發達國家進行日益廣泛的學術交流。翻譯出版書籍的工作亦逐步進入正軌，此階段出版了一些外國有影響的教育學著作，這些譯著不僅為我國教育學教材的編寫在方法論上提供了指導，而且其中若幹有益的見解已被我國學者們吸收在教育學的著作中。
(二)外國教育學教材及著作的引進為我國教育學教材的建設提供借鑒
外國教育學的引進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教育學教材的建設。隨著教育學學科體係和各級師範院校教育係正常教學工作的恢複與開展，為滿足教學急需，教育學教材的建設也開始恢複。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教委師範司教材處、全國教育學研究會等就已相繼組織係列學術會議，涉及教育學教材建設相關問題的討論。1982年第5期《教育研究》專設教育學教材研究專欄，為學者們思考和探索教育學教材的建設提供平台。在這種活躍、求真的學術氛圍下，我國出版了改革開放後教學急需的首批教育學教材，如1979年出版的劉佛年主編的《教育學》和1980年華中師大等五校合編的《教育學》,這本合編教材後由王道俊和王漢瀾進行了大幅修改，於1988年出版了新
編本的第1版，現今已出版第7版，成為發行量最大的教育學教材。其後，又相繼出版了各種版本的教育學教材。這些教材的出版對於教育學教材的恢複、重建以及滿足師範教育的需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早期教材並沒有實質突破學蘇探索階段的教材編寫狀況，內容體係仍仿效凱洛夫的《教育學》,既未吸收國外先進教育理論，也未聯係實際教育工作。
此後，教育學者開始注重教材自身科學性與“中國化”的研究。1985年4月5日至11日，教育部在武漢召開1984—1990年高校教育類專業教材編選計劃(征求意見稿)討論會，會上就有學者開始從理論層麵對教材建設進行了探討，涉及教材編撰的指導思想、教材體係、邏輯起點、理論和實踐、研究對象等重要問題。會後，各級師範院校紛紛組織教材編寫，形成了多樣化、多層次和多規格的教材編寫熱潮，這一時期出版的教育學教材數量猛增，據不完全統計達100多種。
這些先聲之作為帶動我國教育學的迅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截至1990年12月，經中國版本圖書館核實，我國公開出版各個類別各種層次的《教育學》共111種(包括哈薩克文版、朝鮮文版),尤以1986年至1989年為高峰期。這表明教育學工作者力求在各種層次上使比較單一化的教材轉向多樣化。例如，教育學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學公共課、教師教育專業或是在職教師培訓等均有配套的教育學教材。可以說，這一時期教育學教材建設的盛況空前，也掀起了我國教育學教材建設史上的第四次熱潮。①
二、“大教育學”分化背景下，教育學分支學科的引進與建設
在這個階段，教育學研究中出現的另一重要趨勢是大教育學的分化。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外國教育學科的引進，這種分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教育學學科的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學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教育評價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教育研究方法等)得到恢複；外國新興教育學分支學科亦得到引介。
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二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會議明確指出，要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係。《教育研究》1983年第5期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在黨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開創教育科學研究新局麵》,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國教育科學研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為中心，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科學體係為目的。文章還具體指出，在全麵係統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編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學，高等教育學，普通教育學，職業教育學，成人終身教育學，幼兒教育學，教育心理學，古代、近代、現代、當代教育史，以及以蘇、美、日、英、德、法為主，對我國有借鑒價值的比較教育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統計學、教育哲學等理論書籍。
基於此，對教育學學科自身進行反思，探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學學科體係成為教育學研究者這一時期著力探索的熱點問題。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如何構建我國新時期的教育學學科體係進行了思考和探索①,在廣泛探討的基礎上，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認識，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學學科體係要體現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中國特色”,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包括民族、文化等特點，總結古今中外先進、有用的教育經驗和研究成果；第二，“社會主義”,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研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規律，以此作為教育學學科體係的基礎；第三，“教育學學科體係”,要突破傳統、封閉的教育學學科體係，順應科學發展的趨勢——分化與綜合，建立宏觀與微觀相統一的教育學學科體係。②與此同時，各教育學學科領域，主要是普通教育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學校管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技術學、教育統計學、比較教育學、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管理學、各學科教材教法、教育未來學、教育社會心理學、教學論等，也開展了學科建設發展的探討，包括各學科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學科體係，以及某些概念、範疇、規律、觀點等。③
1983年4月11日，《教育研究》編輯部邀請部分教育科學工作者座談教育科學如何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和自身如何現代化問題。21人在會上作了現場發言或書麵發言。有的學者提出，要多方麵、有重點地了解一些外國教育的現狀和發展趨勢，關心各國新興教育學學科，包括多科性結構的邊緣學科，需認識其哲學、文化人種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有的學者更具體地提出要研究、建立教育科學新門類，指出過去一談到教育科學的門類，就是教育學、教育史、教學法、心理學，其實，教育科學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分化，又不斷滲透，不斷產生著新的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教育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獨立成為一門科學以後，就處於一種混沌的綜合狀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教育與其他各種社會現象有不可分割的聯係，如果門類不分化，人們就無法深入了解教育現象的內在規律性聯係，也就很難承擔指導教育實踐的任務，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教育科學的新門類，如教育哲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法學、教育工程學等，是十分必要的。
1981年1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教育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行“進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座談會。不少學者提出，要搞好教育科學的基本建設，重視並恢複研究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測驗、教育統計學、教育科學研究方法、教學法等教育學學科。
(一)外國教育學分支學科的引進來源
這一階段外國教育學的引進來源以歐洲、美國為主。1977—1984年我國引進的教育學著作及論文的國別統計。
日本著作18本。因此，美國和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比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影響大。
(二)外國教育學分支學科的引進概況
通過查閱有關資料，發現教育學分支學科引進的第一本著作或教材基本處於1977年至1990年這一時間段。
(三)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等分支學科對外國教育學的引進
1.教育哲學
教育哲學作為一門學科，20世紀初我國就有人對其進行研究和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教育哲學由於全麵學習蘇聯而被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30年間，對教育哲學的研究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幾乎沒有展開。①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教育哲學學科恢複和重建，並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1985年後，我國共引進教育哲學著作3本，論文6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S.E.佛羅斯特：《西方教育的曆史和哲學基礎》,吳元訓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
[美]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王承緒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美]布魯納：《杜威教育哲學之我見》,偉俊等譯，載《外國教育研究》,1985。
[美]約翰·杜威：《約翰·杜威論赫欽斯的高等教育哲學》,郭琳等譯，載《外國高等教育資料》,1994(2):12—15頁。
這些著作和論文對教育學學科中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從哲學與方法論的角度給予了理論上的闡明，並對教育史上和當時教育實踐中的重大問題做出了科學的評價和分析。
2.教育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作為研究教育過程中師生活動心理規律的應用學科，在我國引進得比較早。但是，由於種種曆史原因，曾一度中斷，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才得到迅速發展。1985—1990年，我國共引進教育心理學著作23本，論文4篇。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G.H.鮑爾、E.R.希爾加德：《學習論——學習活動的規律探索》,邵瑞珍等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美]羅伯特·歐文斯：《教育組織行為學》,孫綿濤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英]N.恩特威斯特：《學與教的風格——兼作教育心理學的綜合評述》,於禾等譯，春秋出版社，1989。
[美]詹姆斯·H.麥克米倫：《學生學習的社會心理學》,何立嬰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英]鄧尼斯·恰爾德：《心理學與教師》,蔡笑嶽等譯，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
韓向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領域和發展趨勢》,載《比較教育研究》,1986(3)。
這些著作和論文的出版與發表對開闊我國教育心理學界的視野和更新知識起了積極的作用，並引發了對“學習心理學”的研究。此外，有關報紙雜誌還翻譯或介紹了一些國外有影響的教育心理學理論或流派，如布魯納的發現學習理論、奧蘇伯爾的認識結構同化學說、布盧姆的掌握學習理論以及以馬斯洛、羅傑斯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學派等。
3.教育經濟學
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首先在西方興起和發展起來的。我國對教育經濟學的引進，使得人們開始認識到教育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所具有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對教育經濟學的基本構造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並把它作為構建我國教育經濟學學科體係的參照模式。這一階段，我國共引進教育經濟學著作5本，論文10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E.柯恩：《教育經濟學》,王玉崑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英]M.布勞格：《教育經濟學導論》,韓雲等譯，春秋出版社，1989。
[美]西奧多·W.舒爾茨：《教育的經濟價值》,曹延亭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法]L.G.卡斯特利亞諾斯：《教育經濟學：比較研究》,祖良榮譯，載《外國教育動態》,1991(6)。
[英]M.伍德賀：《教育經濟學(辭目釋義)》,巴騮譯，載《全球教育展望》,1988(5)。
其中，舒爾茨的理論影響較大。這些著作和論文對我國教育經濟學的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4.教育社會學
20世紀20年代，教育社會學被引進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教育社會學被宣布姓“資”並被打入冷宮。盡管其中的一些問題，包括教育與社會的關係問題，教育過程中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問題也在研究，但作為一門學科，教育社會學已被取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社會學的重建，教育社會學也得到恢複和重建。這一時期，我國也引進了一批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
其中部分作品如下。
[英]弗雷德·馬勒：《教育社會學範式發展的總模式》,馬繼森譯，載《國際社會科學雜誌》,1986(2)。
[美]珍妮·H.巴蘭坦：《美國教育社會學》,李舒馳等譯，春秋出版社，1989年。
[英]戴維·布萊克萊吉、巴裏·亨特：《當代教育社會學流派：對教育的社會學解釋》,王波等譯，春秋出版社，1989。
[美]丹尼爾·U.列文、羅伯特·J.哈維霍斯特：《社會與教育》,紀大海等譯，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美]E.拉吉曼：《康茨及其教育社會學研究》,禾子譯，載《國外社會科學》,1992(12)。
吳鋼：《英國教育社會學研究主題之演變》,載《比較教育研究》,1992(2)。
這些著作和文章對我國教育社會學理論和實際的研究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如教育社會學中關於教育的社會化作用、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係、學生家庭的社會背景與學生學業成績的關係，學生群體、學生亞文化，學校、班級社會學等理論，不僅對我國教育社會學研究課題的確定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教育社會學研究者理論分析的思路和對實際調查結論的闡述。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外教育史與其他學科一樣得到恢複、重建。從外國教育史來看，我國教育研究人員在資料的挖掘、翻譯、整理方麵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其間共引進教育史著作12本，論文1篇。此外，還重新翻譯了誇美紐斯、洛克、盧梭、裴斯泰洛齊、斯賓塞、赫爾巴特、杜威、布魯納、皮亞傑等教育家的名著。這些資料的搜集、整理、翻譯和出版，為深入開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階段，針對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落後的現狀，我國教育研究人員已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左”的思想的影響，立足於世界教育學學科發展的趨勢和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特別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去考慮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在新時期的建設和發展問題，具體考慮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的恢複和重建問題。他們不僅強調廣泛吸收國外教育學學科發展的最新成果，揭示了教育學學科與其他科學的聯係，而且明確提出了教育學學科體係建設的任務和內容，具體分析了教育學學科發展的特點和動力，初步提出了建立和發展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的方法論原則及途徑。在這個基礎上，教育研究人員不僅對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各科教學法等在“**”前已有的傳統學科進行了恢複和重建，而且對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管理學(包括學校管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哲學、比較教育學、成人教育學、高等教育學、教學論等學科開始了探索和研究，並開始重視對教育學、教育心理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等學科自身體係的探討。因此，“**”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1年，我國教育學學科已得到恢複和重建。但這種重建已不僅僅是對“**”前已有學科的重建，目的也不僅僅在於學科研究和教學的恢複，而在於盡早趕上乃至超過國際水平。受國外教育學學科發展的影響，我國教育研究人員在實際行動上已開始注意並重視引進國外教育學學科體係中的新學科，來重建我國的教育學學科體係。研究教育學學科發展的趨勢，探索並構建中國教育學學科體係，已成為廣大學科建設者的共同呼聲。由於當時“左”的影響未徹底清除，這種探索與構建還隻是初步的，但是一個良好的開始，為下一階段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