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大舞台(3)
第二兵團（又稱山東兵團或許譚兵團）司令員許世友，政委譚震林（兼），副司令員王建安，參謀長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謝有法。二兵團之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七縱司令員成鈞，政委趙啟民。
九縱司令員聶鳳智，政委劉浩天。
十三縱司令員周誌堅，政委廖海光。
第三兵團（又稱陳唐兵團，在中原作戰時曾歸劉鄧指揮）司令員陳士榘，政委唐亮，其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三縱司令員孫繼先，政委丁秋生。
八縱司令員張仁初，政委王一半。
十縱司令員宋時輪，政委劉培善。
第四兵團（又稱蘇北兵團）司令員韋國清，政委陳丕顯，副政委吉洛（即姬鵬飛），參謀長覃健，政治部主任張凱。其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二縱司令員滕海清，政委康誌強。
十一縱司令員胡炳雲，政委張藩。
十二縱司令員謝振華，政委李幹輝。
在東北的東北野戰軍前身是我黨到東北之後創建的東北人民自治軍和東北民主聯軍。1948年1月1日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一般都稱為東北野戰軍。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林彪，副司令員呂正操、周保中、蕭勁光，副政委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東北野戰軍的規模比較大，除了有12個主力縱隊之外，還有11個獨立師、15個軍區的地方部隊以及炮兵縱隊和鐵道兵縱隊。為了便於指揮，還組建了兩個前方指揮所（秋天就改組為兩個兵團司令部，一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副司令員陳伯鈞，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黃克誠，副司令員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劉道生，參謀長黃誌勇）。當時的12個主力縱隊是：
一縱司令員李天佑，政委梁必業。
二縱司令員劉震，政委吳法憲。
三縱司令員韓先楚，政委羅舜初。
四縱司令員吳克華，政委莫文驊。
五縱司令員萬毅，政委劉興元。
六縱司令員黃永勝，政委賴傳珠。
七縱司令員鄧華，政委吳富善。
八縱司令員段蘇權，政委邱會作。
九縱司令員詹才芳，政委李中權。
十縱司令員梁興初，政委周赤萍。
十一縱司令員賀晉年，政委陳仁麒。
十二縱司令員鍾偉，政委袁升平。
這個時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有280萬大軍，在兩年中已經與蔣介石的各種部隊交了手、過了招，無論是蔣家的第一嫡係胡宗南部，還是蔣家的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都被我軍殲滅了；各種各樣的美式裝備，我軍也都領教過了；石家莊、洛陽、開封、臨汾、四平等設防堅固的城市，也被我軍攻克了；蔣介石的全麵進攻和重點進攻，也都被我軍擊潰了，這些都表明我軍的戰鬥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軍戰鬥力的提高，除了部隊的增多、經驗的豐富、裝備的改善、解放區的擴大、解放區人民的支援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我軍采取包括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在內的軍隊內部建設方麵的一係列重要措施，對於加強我軍的自身建設，提高我軍的素質，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剛結束之時，中央軍委就考慮到了如何盡快改變由於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所形成的長期分散遊擊狀態，做出了《關於目前軍隊編製的決定》，迅速編組野戰兵團，並對野戰兵團的編製與配備作了具體的規定。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練兵的指示》，嚴格要求各部隊“立即下令全軍練兵，上級督促檢查，將此看成決定勝負的關鍵之一”；“軍事上練三大技術（按：射擊、投彈、刺殺），練攻城、守城、夜戰；政治上提高戰勝頑軍保衛解放區之決心與信心”。到1946年6月，全軍就組建成了27個野戰縱隊及6個野戰旅。
1947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佳縣的神泉堡，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寫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因為宣言是在10月10日發布的，當時通稱為《雙十宣言》。宣言與蔣介石提出的口號“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澤東”針鋒相對，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與《雙十宣言》同時發布的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即有名的“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在著名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了對我軍作戰極為重要的十大軍事原則，這就是：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麵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
（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1948年1月30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
向全軍發布；3月7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評西北大捷兼評解放軍的新式整軍》向全軍發布。
在中央一係列指示的指引下，各個解放區的部隊從1947年冬天到1948年夏天的戰鬥間隙裏，進行了新式整軍。整軍的主要方式是發動大家控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貧苦民眾帶來的種種痛苦，啟發和提高大家誓死推翻反動統治的階級覺悟，然後在此基礎上展開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的三查運動。在運動中對覺悟高、表現好的進行表揚，對有各種問題的進行批評幫助。這種通過啟發覺悟而激發鬥誌的自我教育運動，是我黨進行部隊思想工作的優良傳統，是土地革命時期《古田會議決議》的繼續和發展，對提高部隊戰鬥力有著極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
在新式整軍運動的同時，我軍在部隊建設中還采取了其他多種有效措施，如在1947年恢複與健全了曾被“王明路線”取消了的黨委製，在營以上單位全部恢複健全了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製，使黨委成為部隊領導和團結的核心。根據中央的布置，在部隊中實行和發揚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恢複了井岡山時期的連隊士兵委員會（以後改稱革命軍人委員會）。在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的基礎上，全軍開展了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運動，大力克服過去因為分散作戰而形成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嚴格建立了各級的請示報告製度。“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響徹了全軍。
在進行各種整頓、教育工作的同時，為了提高我軍的戰鬥力，中央軍委在改善部隊裝備上也盡各種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以繳獲敵人的武器物資為主要來源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體係，在東北和華北都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基地。我軍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工兵、通信兵和鐵道兵，還在東北建立了高射炮大隊和戰車大隊，開辦了航空學校和通信學校。所有這些努力，都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今後我軍建立特種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大決戰的舞台上，我們也有必要看看敵方的一些情況。
在1948年4月的蔣記“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在此之前的正式官銜，一般都稱之為“委員長”，這一頭銜最早是1932年3月在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他又被選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按會上通過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大綱》的規定：“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之指揮，並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是一個在戰時形成的完全擁有絕對獨裁權力的職務，所以長期以來，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蔣委員長”。1943年8月1日，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介石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當國民政府主席時，本是一個不管政事的名義上的虛職。蔣介石當選之後，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所以也有人稱呼他為蔣主席），但是他在國民黨內實力最大的反對派、桂係首領李宗仁也在他堅決反對的情況下當選為副總統，使這個中央政府十分明顯地分為兩半，連最表麵的“團結”二字都不可能出現，正如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所寫的“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之秋也”。
蔣介石於1947年接受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的建議，將原來的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陸軍總部、軍事參議院等一並撤銷，權力都歸於國防部。國防部部長原來是頗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為白崇禧屬於桂係，於是在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之後，蔣介石撤了白崇禧，改為他最親信的陳誠任國防部部長，不久又換為另一親信何應欽。參謀總長是他的嫡係將領顧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軍事指揮建製單位，是蔣介石在各軍事要地設立的專門用來打內戰的“剿匪總司令部”和綏靖公署，根據戰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轄地區的部隊，均由各“剿總”和綏署指揮。大決戰開始時的幾個“剿匪總司令”分別是：華北的傅作義（駐北平），以北平、天津、張家口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東北的衛立煌（駐沈陽），以沈陽、長春、錦州為中心，有兵力48萬；華中的白崇禧（駐武漢），以武漢為中心，有兵力約75萬；徐州的劉峙，以徐州、蚌埠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除了以上幾個“剿總”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綏靖公署的名義駐西安，有兵力約30萬；大決戰開始以後，蔣介石設立了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以湯恩伯為司令，有兵力約50萬人。
國民黨軍隊這時共有365萬人，能用於第一線的軍力為170萬人，其主力部隊的建製單位在當時是兵團，兵團之下轄軍（即原來的整編師）。在大決戰時期的各個兵團的主官是：一兵團司令鄭洞國，二兵團司令杜聿明，三兵團司令張淦，四兵團司令李文，五兵團司令裴昌會，六兵團司令盧浚泉，七兵團司令黃伯韜，八兵團司令周福成，九兵團司令廖耀湘，十兵團司令徐啟明，十一兵團司令魯道源、孫蘭峰，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十四兵團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十九兵團司令張軫，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二十一兵團司令劉安琪。
這時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如何呢？有關的材料很多，為了能最真實地反映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實際，我們在這裏先來看看蔣介石本人的原話，因為他隻能嘴邊留情，有所掩飾，絕對不會添油加醋的。1948年1月，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物質上我們有很好的裝備，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勝利的條件。”可是“為什麽還要遭受挫折，遭受損失呢”？麵對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損失”，他在這段時間不再如過去那樣大肆吹噓，而是說了一點真話。他說：
“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軍官是如此，“士兵戰鬥技能落後，不能打仗”。因此，“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於失敗的道理”。到了蔣介石在大陸徹底失敗，逃到台灣去以後，他的話說得更符合事實一些，他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所表現出的貪汙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象”，“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可以說，我們的幾百萬軍隊，沒有同共軍做過一番較量，就被解決了，無數優良的裝備送給了共產黨，用來消滅我們自己”。美國學者易勞逸在大量引用了蔣介石這一時期的談話之後，有過這樣的一個總結：“很清楚，蔣介石並沒有把他政權的垮台歸之於美國的失信，武器彈藥的缺乏甚至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在他看來，失敗的因素蘊藏在國民黨政權內部。他相信，在內戰時期，這個政權不僅腐敗糜爛，而且已是行將覆滅。”
國民黨軍隊有一個中外皆知的大特點，就是窩裏鬥。在一支隊伍之中，軍官侵吞軍餉，歧視、魚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一點，連蔣介石自己也說，由於官兵之間“生活上的懸殊”，故而“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問題是國民黨軍隊中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派係鬥爭永遠不可能調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軍和地方軍，嫡係和雜牌，長期如同水火。對地方軍隊分而治之，在戰場上用敵方力量去削弱地方軍隊，是蔣介石多年來的一貫政策，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爭中猶是如此，在內戰中就更是如此。原來的東北軍、西北軍是如此，後來的滇軍、川軍是如此，連立過很大戰功，兵力相當強的桂係軍隊也受到這種對待。曾經任過國民黨政府副總統的桂係領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中央的政策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
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蔣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對內對外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借口將其取消。但是中央這種作風，各部隊長官皆洞若觀火，所以他們絕對不打硬仗，處處企圖保存實力，免被消滅。如此，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滅。演變的結果，中央當局便視’雜牌‘部隊為癰疽，而’雜牌‘部隊亦視最高統帥為仇讎，而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死結。”在本書的敘述中，有不少這方麵的實情，這裏不多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