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大舞台(2)
當時，受苦最深、生活最艱難的是農民。他們本來就相當窮苦，全麵內戰所帶來的大量征兵和征糧，更使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當時對農民的征糧共分為征糧、征購、征借三個部分，據甘肅省的統計，其總額超過了抗戰以前的20倍。除征糧外，還有各種苛捐雜稅，據四川一省統計，總數達190多種，故而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副對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剩屁無捐。”為了打內戰而日益瘋狂的“抓壯丁”狂潮，使農村喪失了大量的勞動力。僅據國民黨官方公布的大大縮小了的數字，三年中共征兵350萬人。官逼民反，廣大農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圖存。僅四川一省的官方統計，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個縣發生了以反對征兵征糧為中心的“民變”，不少民變者都拿起了武器，發展成了人民武裝。就連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滬郊區，也有十幾個縣農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在長期活動。這些活動使得國民黨政府的征兵征糧計劃根本無法完成，成為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國人民的反蔣愛國運動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台灣人民“二二八”武裝起義。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民發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實在忍無可忍之下，台灣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進行了大屠殺，被殺者多達3萬餘人。
麵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內戰、反對暴政、反對獨裁、反對掠奪的反蔣愛國運動，麵對內戰戰場上的節節失利，蔣介石集團卻沒有絲毫的醒悟，反而變本加厲地對人民進行更殘酷的鎮壓。1947年7月4日，國民黨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戡亂總動員令》，接著發布了一係列有關“戡亂”的緊急法令。按照這些法令，全國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內戰的名義加以征用，任何有所妨礙的言行都可以由當局任意懲治，將國統區進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獨裁的最黑暗時期。
不過，無論蔣介石集團如何垂死掙紮，國統區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無可挽回。因為，國民黨政權多年來的反動統治氣數已盡，關鍵的一點，在於它的多項倒行逆施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國國民黨內的一些元老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這樣總結過：
訓政其名，專製其實，人民之自由剝奪殆盡，政府之官吏賄賂公行；黨政有內圈外圈之分，部隊有嫡係雜牌之別；法律等於具文，特務密於蛛網，奸佞私親盤踞要津，正人君子視同寇仇；是非不分，紀綱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黨部如蛇蠍，乃形成普遍對政府離心之傾向。
就連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也在1948年11月4日發表社論，題目就是《趕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勢之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不僅腐化如故，而且各種內部矛盾也日趨尖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明確指出：“在國民黨內部彌漫的腐化和反動勢力已是盡人皆知，無須再說了。然而，必須記著的是，一黨統治永遠會導致腐化，在這個黨當權的整個時期中內部分歧從來沒有停止過。”蔣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這樣說過：“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係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他隻是不敢說出這種局麵的必然結局。這種結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說了出來：
“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到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麽會是“不可避免”？
美國政府駐國民黨政府的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在1948年11月18日的報告中說：“自從我來到這裏，沒有一次作戰失敗是由於缺乏彈藥或裝備的。在我看來，這些軍事上的慘敗都可以歸因於世界上最糟糕的領導，以及許多降低士氣的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完全失去戰鬥意誌。”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說：“國民政府的崩潰不僅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為“無能和腐敗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了人心”。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報告中指出：“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行瓦解的”，因為“中國的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美國人曾是蔣介石最親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論述，對於蔣介石集團來說，已經是十分客氣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氣的了。因為蔣介石集團的必然失敗，的的確確是毋庸置疑的。
二、統帥部和千軍萬馬
當舉世聞名的解放戰爭大決戰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指揮這場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戰爭的統帥部，卻是很小很小。它設在一個當時國人幾乎毫無所知，後來卻名聞天下的小山村裏。這就是當時屬於晉察冀解放區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曾經深情地回憶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西柏坡位於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嶺前，是一個隻有七八十戶人家的小村落。滹沱河從村前流過，沿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沿河東下，就是廣闊的華北大平原。與它最近的大城市石家莊，相距有90公裏。早在1947年5月初，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就由延安輾轉來到這裏。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就是在這裏召開的，西柏坡當時就已經是中共中央在華北的一個工作中心。當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人來到這裏之後，這裏就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揮機關所在地，當然也就成為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的指揮部。
當蔣介石派遣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直到已經可以聽到敵人的槍聲，毛澤東才離開延安，這一天是1947年3月18日。3月25日到了棗林溝，在這裏，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領導機關分為三個部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西柏坡，領導全國的土地改革、根據地建設和國統區的群眾運動；以葉劍英為首的後方委員會率大多數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前往山西臨縣三交鎮，負責陝北戰場的後勤保障和中央與全國各地的通信聯絡。而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為首的前方委員會則留在陝北代表中共中央指揮全國的戰爭（這時周恩來正在三交鎮，４月10日才趕回陝北的青陽岔和前委會合）。前委雖然肩負指揮全局的重任，但是人員非常精練，整個前委機關和少量的警衛部隊總稱為中央縱隊，對外代號是三支隊，任弼時任司令員，陸定一任政委。為了保密，毛澤東化名為李得勝，周恩來化名為胡必成，任弼時化名為史林，陸定一化名為鄭位。
中央縱隊於6月17日至8月1日駐於小河村，對外代號改為九支隊。由於任弼時身體不好，改為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中央縱隊一直在陝北山溝中和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周旋，住得最長的是米脂的楊家溝，有四個月又兩天。在這裏，中央縱隊的代號又改為“亞洲部”，並在這裏召開了著名的“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這裏寫下了21篇重要文件。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央縱隊離開了生活、工作、戰鬥了13年的陝北，離開了自撤離延安以後轉戰了一年又五天的陝北，在吳堡縣川口村的渡口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經後方委員會所在地三交鎮雙塔村、晉綏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再經神池、寧武、代縣、繁峙，過五台山進入河北。先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阜平縣的城南莊，在這裏得到了我西北解放軍收複延安的喜訊。5月27日，到達了西柏坡。從此，原來分為三個臨時工作班子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全部到了一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堅強指揮中心。當然，這時最重要的領導與指揮是戰爭，是即將開始的大決戰。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形成了在全黨享有崇高威望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是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當時在黨內一般都通稱為“五大書記”。
中共中央對於全國軍事工作的領導，對於作戰的指揮，則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負責。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是一個機構兩個牌子，平時都是用中央軍委的名義，隻有在少數對外的場合，才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名義，如對外公布戰績公報，1947年10月頒布《解放軍口號》和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
中央軍委原名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1945年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改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共12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陳毅、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劉伯承、林彪、葉劍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他們平時都是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進行工作的。
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原來是由彭德懷副主席兼任，在保衛延安的戰鬥中，由於彭德懷離開總部兼任了西北野戰兵團的司令員，長期在前線指揮作戰，總參謀長的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擔任。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為總參謀長，成為毛澤東主席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第一助手。葉劍英本是中央軍委的副總參謀長，但他長期未能在位。解放戰爭初期，他在外擔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我方首席代表，回延安後很快又擔任了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的負責人，一直到了西柏坡以後，他才真正參加總部的領導工作。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由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兼任，由於當時各解放區和各地區部隊是分散的，總政治部並不具體管理各軍區、各野戰軍的政治工作，所以總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很重，隻是由副主任傅鍾帶領不多的工作人員負責。
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部長是楊立三，當時總後的工作和總政的工作有點相似，對於各野戰軍的後勤工作也是不做具體領導的，主要是負責中央機關和軍委總部直屬機關的後勤保障。
中央軍委秘書長一直由楊尚昆擔任。
中央軍委總部人員十分精幹，主要職能部門就是一個作戰部，作戰部實際上起了總參謀部的作用。作戰部部長李濤，副部長王諍，其下分為三個局，一局管作戰，二局管情報，三局管通信。
在1945年8月新的中央軍委成立時，除了軍委的三大部之外，所指揮的革命軍隊是當時的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華南抗日遊擊隊、東北抗日聯軍。
當西柏坡成為中國人民革命的指揮中心，成為大決戰統帥部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有著280多萬人的鋼鐵大軍，其中有野戰部隊10個兵團、50個縱隊、156個旅（師）。當時我軍的主要序列是：
1948年5月，以原晉察冀解放區為主，成立了華北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徐向前、滕代遠、蕭克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趙爾陸任參謀長，羅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來晉察冀軍區的部隊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部分部隊共同組成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和副司令員與華北軍區同。華北野戰軍下轄三個主力兵團：
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周士第，參謀長陳漫遠，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一兵團下轄三個縱隊：
八縱司令員兼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張祖諒。
十三縱司令員韋傑，政委徐子榮。
十五縱司令員劉忠，政委袁子欽。
第二兵團司令員楊得誌，政委羅瑞卿（兼），參謀長耿飆，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二兵團下轄兩個縱隊和三個獨立旅。
三縱司令員鄭維山，政委王宗槐。
四縱司令員曾思玉，政委王昭。
第三兵團司令員楊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煥，參謀長由唐延傑兼任。三兵團下轄三個縱隊：
一縱司令員唐延傑，政委曠伏兆。
二縱司令員陳正湘，政委李誌民。
六縱司令員文年生，政委向仲華。
除以上三個兵團外，華北軍區還直轄兩個縱隊：
七縱司令員孫毅，政委林鐵。
十四縱司令員暫缺，政委甘渭漢。
華北兵團位於黨中央周圍，是中央的直屬兵團。1949年2月，華北野戰軍的第一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撥歸第一野戰軍指揮。1949年１月，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4月，撥歸第一野戰軍指揮；11月，改歸第二野戰軍建製。1949年1月，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仍屬華北軍區；6月，二十兵團仍然歸屬為中央的直屬兵團。
由陝北地區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晉綏野戰軍為主於1947年3月16日組建的西北野戰兵團，在1947年7月31日被中央軍委更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簡稱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副政委習仲勳，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西北野戰軍下轄六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賀炳炎，政委廖漢生。
二縱司令員兼政委王震。
三縱司令員許光達，政委暫缺。
四縱司令員王世泰，政委張仲良。
六縱司令員羅元發，政委徐立清。
七縱司令員彭紹輝，代政委孫誌遠。
1948年5月8日，鑒於中原地區幾個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原軍區，原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稱中原野戰軍，野戰軍首長由軍區首長兼任。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和政委）、李先念、鄧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中原野戰軍下轄7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
二縱司令員陳再道，政委王維綱。
三縱司令員陳錫聯，政委彭濤。
四縱司令員陳賡，政委謝富治。
六縱司令員王近山，政委杜義德。
九縱司令員秦基偉，政委李成芳。
十一縱司令員王秉璋，政委張霖之。
1947年1月25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原新四軍、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的番號撤銷，統一整編為華東軍區和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副政委譚震林，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華東野戰軍下轄12個主力縱隊。1947年８月，華東野戰軍曾經分為以陳毅、粟裕為首的外線兵團和以許世友、譚震林為首的內線兵團。
1948年3月，華東野戰軍先後被編為四個兵團，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是年5月，陳毅到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任副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工作由粟裕代理），第一副司令員粟裕，第一副政委譚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窮，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當時的四個兵團是：
第一兵團（又稱粟裕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葉飛，第二副政委金明，參謀長張震。一兵團之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和政委由葉飛兼任。
四縱司令員陶勇，政委王集成。
六縱司令員王必成，政委江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