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關注的問題
如上所述，貧困家庭兒童的社會經濟地位、控製感、父母的教養方式和應對方式都傾向於對他們的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那麽，在總體幸福感存在一定缺失的情況下，為什麽貧困兒童的自尊較高，而生活滿意度較低呢？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教養方式和應對方式究竟是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在前麵，我們認為，較低的家庭收入並不直接影響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各指標，而是通過家庭中的經濟條件、教育資源等兒童能夠感知到的條件，以及父母的教養方式和應對方式起作用的。基於上述思考，課題組將探討這些家庭環境變量（社會經濟地位、經濟條件和教育資源，以及父母的應對方式、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影響及其內部機製。
（二）主要變量的測量
1.主觀幸福感
我們將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指標界定為以下四個指標。其中，（1）屬於個體對總體幸福感的評價，（2）和（3）屬於主觀幸福感的認知評價部分，（4）屬於情感體驗部分。
（1）對幸福的整體體驗：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它是一種主觀的、整體的概念，並且相對穩定，用來評估個體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整體情感狀態和生活滿意度。
（2）生活滿意度：指兒童基於自身的標準，對自己生活的總體評價情況。
（3）自尊水平：指個體在社會比較過程中所獲得的有關自我價值的積極評價和體驗。
（4）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前者指高興、愉快、覺得生活有意義、精神飽滿等積極的情感體驗；後者指抑鬱、憂慮、孤獨、悲傷、厭煩等消極的情感體驗。
以上述指標為基礎，貧困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現狀為：在認知方麵，貧困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顯著低於正常家庭兒童，自尊顯著高於正常家庭兒童；在情感體驗方麵，積極、消極情緒與正常家庭兒童無顯著性差異；貧困兒童對幸福的整體體驗顯著低於正常家庭兒童。這說明，貧困家庭兒童的幸福感與城市正常家庭兒童相比存在著缺失。盡管如此，對於這一現象，我們並不能隻是簡單地進行看待和解釋。
2.父母教養方式
采用《父母教養方式量表》（Parenting Behavior Instrument）分別考察貧困兒童父母的教養方式。量表為四點量表，由香港中文大學梁耀堅根據美國帕克（Paker）等人的《家庭聯係問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編製而成，由29道題組成，由子女根據雙親的教養方式給父母分別評分，能夠直接體現子女對父母教養方式的感受。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83，結構效度模型擬合度良好，GFI係數為0.91。量表包括三個非積極教養方式維度，即過分保護、苛刻要求、親子疏離；一個積極教養方式，即提供幫助。將被試在積極維度上的得分減去非積極維度得分得出最後得分，分數越高說明教養方式越好。
3.應對方式
采用《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分別考察貧困兒童父母的應對方式。量表為四點自評量表，由20題組成。分為自發參與和自發回避兩個維度，兩個維度各10題，在兩個維度上得分越高分別代表著個體該種應對方式越明顯。量表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廣泛使用，經研究結果驗證，量表內容符合我國人群特點。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89，a係數為0.90。因素分析結果與理論構想一致，顯現出較好的構想效度。
（三）結果與分析
表5-1顯示了本研究相關測查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即貧困家庭的父母教養方式和父母應對方式的得分情況。
表5-1 本研究相關變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可見，貧困家庭中，父母在自發參與的應對方式得分相近，相對而言母親傾向於較多地采用自發回避的應對方式。父母在不良教養方式上得分傾向於一致，其中母親的過分保護得分較高。而在提供幫助方麵，母親的得分較高。下麵，我們將重點考察社會經濟地位、父母應對方式、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影響。
1.家庭環境與貧困家庭中父母應對方式、教養方式的關係
在訪談中我們了解到，貧困家庭長期的資源緊張造成了父母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的不良。下麵，我們將分析家庭環境對貧困家庭中父母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的影響。
（1）家庭環境與貧困家庭中父母應對方式的關係
我們發現，在社會經濟地位、教育資源指數、物質資源指數等考察家庭環境的指標中，貧困家庭中父母自發回避的應對方式與家庭外社會資本、家庭物質資源指數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表5-2顯示了相應的相關係數。我們隻呈現了相關顯著的情況。
表5-2 貧困家庭中父母的應對方式與家庭環境的相關
可見，物質資源指數和貧困家庭父母采取回避的應對方式有密切關聯。家庭越貧困，父母感受到的經濟壓力越大，就越傾向於采取自發回避的不良應對方式。而父母的自發參與應對方式與家庭的物質資源指數並無顯著相關。可見，家庭貧困對應對方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誘發個體采用消極的應對方式發揮作用的。以往的研究也表明，應對方式對貧困人群的情緒有著明顯的調節作用，但也許是因為遭遇了太多挫折，貧困人群在麵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時，普遍傾向於使用否認、忽視、被動等風格的應對方式，很少主動積極地解決困難。
另外，母親的自發回避的應對方式與兒童家庭外社會資本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與男性的個性特征不同，女性的應對方式更容易受到外界的社會支持的影響。當處於弱勢群體的女性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時，她們會更主動地利用它，因而社會支持較高的個體會更傾向於采用主動尋求支持等積極的應對方式。另外，當個體主動尋求社會支持時，個體就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從而幫助個體更有效地應對刺激（唐劍，2002）。
此外，我們還發現，貧困家庭中父母的應對方式存在著一致性。父親的自發參與應對方式和母親的自發參與應對方式的相關為0.47（p=0.00）；父親的自發回避應對方式和母親的自發回避應對方式的相關為0.50（p=0.00）。可見，在家庭中，父母一方的應對方式的特點，會導致另一方采取相同的應對方式，家庭中父母的應對方式趨於一致。
（2）家庭環境與貧困兒童父母教養方式的關係
我們發現，家庭外社會資本、教育資源指數與貧困家庭父母的各種教養方式之間存在著較為顯著的相關。為了清晰起見，我們計算了教養方式的總分，即消極教養方式分量表得分減去積極教養方式分量表得分。分數越高表明父母越傾向於使用不良的教養方式。表5-3顯示了相關情況。
表5-3 貧困家庭中父母教養方式與家庭環境的相關
可見，貧困家庭兒童的教育資源越多，家庭外社會資本越多，貧困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越好。教養子女是一件長期和艱巨的任務，在貧困家庭這樣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子女的教育更加成為一種主要的應激源。因此，當兒童能夠獲得的教育資源越多、父母感受到越多的社會支持時，父母感受到的教育子女的壓力就越少，就會越傾向於采用積極的教養方式。
另外，我們也發現，貧困家庭中父母教養方式之間也存在著顯著性相關，相關係數為0.84（p=0.00）。可見，在同一家庭中，父母采用的教養方式趨於相同。
2.家庭環境因素與貧困兒童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社會經濟地位得分、物質資源指數和教育資源指數、父母的應對方式、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相關係數見表5-4所示。
表5-4 環境因素與貧困兒童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續表
結果表明，家庭經濟資本隻與貧困兒童的生活滿意度相關顯著，人力資本隻與自尊相關顯著，家庭外社會資本隻與積極情緒相關顯著。由於生活滿意度反映了兒童對自己的生活質量的評估，因此與反映家庭經濟條件的經濟資本有密切關係。而家庭人力資本間接地反映了父母的職業水平和收入，兒童通過父母的文化程度、職業水平能夠間接地感知到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因此人力資本與兒童自尊相關較顯著。家庭外社會資本越多，表明家庭與外界的聯係、建立的社會網絡越豐富，由此，兒童得到的間接支持和幫助也越多，體驗到的積極情緒也越多。
除消極情緒外，家庭物質資源指數與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各指標均存在著顯著性相關，而教育資源指數與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相關均顯著。家庭的經濟條件越好，教育資源越多，兒童體會到的積極情感越多，幸福感、自尊、生活滿意度也越高，而體會到的消極情感越少。除家庭外，兒童的主要社會生活環境就是學校了，在班級裏，貧困兒童會將自己家庭經濟條件和教育資源與其他兒童進行比較，這一社會比較的過程必然會降低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從相關情況看，社會經濟地位各指標與貧困兒童幸福感的關係，不如家庭的物質資源指數、教育資源指數與貧困兒童幸福感的關係密切。正如上文中所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屬於兒童發展的遠端環境，而家庭物質資源指數是兒童生活的具體物質條件的反映，教育資源指數也直接反映了與兒童上學、受教育有關的軟硬件資源。這兩個指標都體現了貧困兒童切實感受到的各種資源，屬於兒童發展的近端環境，因此與貧困兒童幸福感的相關更加密切。
從相關係數的分布情況看，父親的應對方式與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相關均不顯著，而母親的應對方式與貧困兒童的生活滿意度、總體幸福感之間相關顯著。可見，母親的應對方式在貧困兒童生活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
父母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的自尊、積極和消極情感、總體幸福感有著較多的顯著性相關。自尊等變量反映了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父母教養方式對這些變量有著較多影響。另外，相關情況顯示，父母教養方式趨於良好，即父母對兒童提供的幫助越多，貧困兒童的幸福感也越強。總之，父母的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各指標有較為密切的關係。
3.環境因素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回歸分析
如上所述，社會經濟地位、父母應對方式與貧困兒童的幸福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而家庭物質資源指數和教育資源指數、父母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係。那麽，這些因素對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具體影響作用如何？
采用分層回歸分析的方法考察社會經濟地位、物質資源和教育資源，以及父母的應對方式、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作用。首先，在第一層采用強迫進入（enter）的方法納入年齡和性別，對它們在其中的作用進行控製；其次，分別在第二、三、四、五層采用逐步回歸分析（stepwise）的方法納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和物質資源指數、父母應對方式和父母教養方式，以考察在控製了上述因素後環境變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影響作用，結果如表5-5所示。
表5-5 環境因素影響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回歸分析
續表
分層回歸分析表明，在控製了年齡、性別等人口學變量後，環境因素對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各指標仍然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回歸方程都達到了顯著的水平。
家庭經濟條件能夠解釋貧困兒童生活滿意度變異量的12%，母親為兒童提供幫助的程度能夠解釋生活滿意度變異量的9%。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指數能夠解釋貧困兒童自尊變異量的14%，父母的教養方式能夠解釋14%。家庭環境變量能解釋貧困兒童積極情緒的10%，父母教養方式能夠解釋積極情緒的25%。教育指數能夠解釋消極情緒變異量的3%，父母教養方式能夠解釋消極情緒變異量的20%。教育指數能夠解釋總體幸福感變異量的7%，而父母教養方式能夠解釋總體幸福感變異量的9%。
進一步通過比較發現，與社會經濟地位相比，物質資源指數、教育資源指數對貧困兒童的幸福感指標具有較好的預測作用。而與父母的應對方式相比，父母的教養方式，特別是母親積極的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具有較好的預測作用。這進一步提示我們，與較為抽象的社會經濟地位相比，代表兒童在家庭和學校生活中切實享有的資源的指標——物質資源指數、教育資源指數，對貧困兒童幸福感起著較大的預測作用；而與父母應對貧困的方式相比，父母對兒童的直接作用方式——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的預測作用更大。
（四）結論
1.社會經濟地位和物質資源指數、教育資源指數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影響
我們發現，與社會經濟地位相比，物質資源指數、教育資源指數對貧困兒童的幸福感各指標具有顯著的影響。前麵研究中發現，貧困兒童的家庭物質資源、教育資源指數都顯著小於正常家庭兒童。貧困兒童會切身感受到家庭物質資源的缺乏，導致生活滿意度的下降。而上學、接受教育是6至15歲兒童生活中的主要活動，教育資源的貧乏使這些兒童學校生活的方方麵麵受到影響，會影響到貧困兒童的自尊、積極和消極情緒以及總體幸福感。
根據布朗芬伯納的兒童發展的生態環境理論，可以更好地理解本研究的結果。布朗芬伯納認為，兒童發展的生態環境由若幹相互嵌套在一起的係統組成，包括微係統、中間係統、外層係統和宏係統。其中，宏係統隻是一些本身缺乏解釋力的標簽，例如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這是個體的一種最遠端的環境。社會經濟地位反映了兒童家庭的貧困程度，但不能直接地決定兒童的幸福感程度，而是要通過一些具體的影響因素，例如兒童切身獲得的家庭物質資源和教育資源而起作用。貧困兒童所能夠感覺到的家庭資源的缺失，不會是抽象的家庭月收入的具體錢數，而更可能是家庭活動空間的狹小、家庭中電器的短缺、營養食物的缺乏等給日常生活帶來不便的事實。貧困兒童的教育資源缺失，也不是由於父母的文化水平過低等原因所直接帶來的，而是由於在家中沒有相應的學習環境、學習用品缺乏等。因此，貧困兒童的家庭經濟條件的貧乏，是由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環境資源不足引起的。
2.父母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的影響
（1）非積極的教養方式對幸福感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非積極的教養方式表現為：親子之間沒有親密的聯係，關係疏離；對子女要求過高，標準苛刻，常給予消極反饋；對子女過分保護，限製子女獨立自由地與人交往或承擔某項義務；對於子女的需求不能給予有效的幫助等。貧困家庭的父母如果表現出過度保護、過度嚴苛、疏離等教養特點，這對於子女的心理健康發展無疑是負麵的。本研究發現，父母的過分保護、親子疏離、苛刻要求等不良的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的自尊、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總體幸福感有著較多的負相關。回歸分析表明，父親的親子疏離對貧困兒童的自尊、父親的苛刻要求對貧困兒童的積極情緒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而父親的苛刻要求對貧困兒童的消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
父母非積極的教養方式能夠導致兒童主觀幸福感的下降。以往對普通兒童幸福感和父母教養方式的關係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黃曉豔（2007）發現，高中生的主觀幸福感與父母的拒絕否認、母親的懲罰嚴厲型教養方式呈顯著的負相關。張麗芳（2006）對農村中學生的調查發現，初中生的總體幸福感與母親的拒絕否認型和懲罰嚴厲型教養方式呈顯著的負相關。王金霞等（2005）也發現，母親的懲罰嚴厲型、父親的拒絕否認型教養方式對中學生的一般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消極影響。非積極的教養方式，容易導致兒童和家長的溝通不暢，溝通效率較低；同時，父母的非積極教養方式非但不能為兒童提供相應的社會支持，反而會損害兒童的社會支持網絡；父母非積極的教養方式本身也是兒童生活中的一個壓力事件。這些原因，都會使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惡化，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下降。
在貧困家庭中，父母的教養方式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方麵，隨著經濟壓力的增大，父母不堪重負。在調查中，貧困家庭的父母不是因為身體殘疾或能力欠缺沒有工作，就是為了微薄的收入疲於奔命。貧困家庭的母親工作時間平均為每天8.75小時，母親疲於應對生活壓力，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如何應對拮據的生活上，沒有足夠的精力來教育子女，無法抽身關注孩子的需求，因而造成親子疏離。前麵提到，貧困家庭中父母輔導孩子功課的次數遠遠少於正常家庭，這固然有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親子疏離、父母無法顧及子女需求的問題。另一方麵，母親會將改善生活境遇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害怕孩子因為出身貧寒受到傷害，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免於經曆風雨；同時希望孩子能夠通過努力學習或努力奮鬥改變貧困的命運，對孩子的學習和各方麵要求都比較苛刻。因此，在這樣的教養環境下，貧困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會受到影響，例如自尊下降、積極情緒減少、消極情緒增加。
對於貧困兒童來說，其經濟環境限製了他們探索新環境、鍛煉自身能力的機會，因此和他人相比獲得別人讚同、表揚的機會較少。而他們的父親，由於受到經濟壓力的影響，麵對無法供養家庭、滿足家庭經濟條件的困境，不能有效地給予子女關愛，提供溫暖和支持。我國傳統觀念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家庭中以男性作為“一家之主”。作為家庭中的丈夫、父親，麵對持久的經濟壓力，會體驗到自身無法改變貧困現狀的挫折感。這種體驗一旦長期形成，就會對親子關係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表現為親子關係的淡漠。而貧困家庭的子女會不時體會到父親麵對窘境時一籌莫展的焦慮，也會體會到父子關係的冷淡。這兩者都會影響貧困兒童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還發現，父親的過分保護和母親的苛刻要求，會對貧困兒童的積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貧困家庭的父母由於麵臨著比正常家庭更大的經濟壓力，因此會對外界的刺激產生特別的敏感。他們會傾向於保護子女，不使子女麵臨困難和受到傷害。並且，出於保護子女遠離危險的目的，限製子女在他們認為安全的範圍內活動，並限製子女的社交對象，為子女設置行為處事的“模板”，甚至代替子女做決定，這種教養方式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兒童體會到安全感，體會到生活中的一些積極事件，但是也會減少貧困兒童培養獨立自主能力的機會，減少他們的社會經驗和嚐試新環境、承擔新任務的可能性。
由於家庭貧困，貧困兒童麵臨著更多的壓力。他們不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那樣擁有更多的資源，因此他們的日常活動會受到一些限製。貧困兒童的母親也會對孩子寄予較高的期望，對孩子的一些不良行為進行限製。貧困兒童也會深深地體會到家庭的困難，會對自己嚴格要求。因此，母親的苛刻要求正好符合貧困兒童對自己的態度，會對貧困兒童的積極情緒有著正向的影響。那麽，為什麽貧困兒童父親的苛刻要求會對兒童的積極情緒起著負向預測作用呢？我們推斷，這可能是由於貧困兒童父母與孩子的溝通方式不同造成的。麵對壓力，貧困兒童的父親可能會表現出暴躁、焦慮，對孩子的要求也常常以命令的方式強迫、壓製孩子的行為，因此，父親的強製、命令式的苛刻要求越高，孩子的積極情緒會隨之下降。而母親與孩子的溝通方式可能較為溫和、平緩，使孩子樂於接受母親的要求和指導。因此，母親的苛刻要求可能在方式上容易被孩子接受。尤其是，當孩子的態度與母親的要求一致時，孩子的積極情感就會上升。
（2）積極的教養方式對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父母提供幫助的教養方式，與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存在著顯著的相關。特別是對貧困兒童的生活滿意度、自尊、積極情緒和總體幸福感都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對貧困兒童的消極情緒則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明，父母的積極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幸福感有一定的積極影響。王極盛（2003）采用積極情緒、生活滿意感、自我滿意感等綜合指標作為主觀幸福感的指標，發現父母的理解型教養方式對幸福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黃曉豔（2007）也發現，高中生的主觀幸福感與父母的理解型教養方式呈正相關。另一些研究表明，社會支持，特別是家人的社會支持對個體幸福感有積極作用。胡瑜鳳（2007）對貧困大學生幸福感的考察發現，家人的社會支持對貧困生的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對消極情緒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可以說，父母的積極教養方式，能夠成為兒童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促進兒童幸福感的獲得。同時，父母提供幫助的教養方式，也能夠使貧困兒童形成對貧困環境的積極應對方式，並且能夠為兒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在這樣的氛圍中，兒童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認可，獲得相應的自尊。
另外，我們發現，在貧困家庭中母親的積極教養方式作用較大，而父親的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影響相對較小。可見，在貧困家庭中，母親對孩子有著較大的影響。正如上文中指出的，貧困家庭中的父親可能體驗到更多的挫折，容易造成親子疏離，而母親一般扮演著為孩子提供支持的角色。這提醒我們，一方麵要發揮母親對孩子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麵，也要注意父親在家庭中的角色。
（3）父母積極的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積極、消極情緒的影響
以上，我們概括地討論了父母的不良教養方式和良好的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幸福感各指標的影響機製。前麵我們發現，貧困兒童的積極情緒、消極情緒與城市正常家庭兒童無顯著性差異。是什麽保護了貧困家庭兒童的積極情緒呢？
對貧困兒童父母教養方式與積極、消極情緒關係的探討發現，貧困兒童母親的積極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的積極情緒有著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對其消極情緒則有著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這提示，貧困兒童母親的積極教養方式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保護性因素或資源。
根據“心理彈性”的理論，心理彈性是指保護性因素與危險因素產生交互作用的保護性過程。在近年來的研究中，研究者開始注重保護性因素在處境不利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對於貧困兒童，雖然其家庭處於資源稀缺的狀態，但他們的積極情緒、消極情緒卻與正常兒童無顯著性差異。這其中，保護性因素起到了積極作用。
城市貧困兒童特定的家庭環境，使他們除了刻苦讀書外，不可能有太多的機會及資源進行社會拓展，視野相對較窄。與社區或學校那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相比，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單是衣著寒磣、談吐笨拙、飲食太差、在文具或玩具方麵稍遜一籌，而且，因為家裏沒有寬裕條件供他們周末出去遊玩以及參加各類特長輔導班，這使他們在社會活動、業餘特長、人際交往等方麵也感到自不如人。這些消極生活事件，都可能導致貧困兒童體會到更少的積極情緒和更多的消極情緒。但是，母親為兒童提供幫助這一過程能夠緩和各種生活壓力事件帶來的消極影響。總之，貧困家庭中母親提供幫助的教養方式，對貧困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獲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母親提供的社會支持作為貧困兒童應對外界壓力的重要資源，能夠促進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