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直覺、洞察作為把握世界及人自身的方式，其作用往往較直接地涉及內在的心理、意識過程；相對於此，語言的運用則從另一個方麵表現了人的內在力量。以邏輯形式及邏輯關係為主要關注之點的某些實證主義者及分析哲學家每每把想象、直覺、洞察僅僅歸結為心理現象，並由此將其放逐於哲學領域之外，從前文的分析中不難看到，這種看法顯然失之偏頗，未能真正把握問題的實質。當然，在肯定想象、直覺、洞察等方式從一個獨特的方麵展示了人性能力的同時，我們無需由此而否定這些方式與心理過程的切近聯係。一般而言，心理過程較多地涉及個體性，與之有所不同，語言則首先呈現公共、普遍的品格，後期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的批評，已從一個方麵突出了這一點。語言的以上特點，同時從一個方麵展示了人性能力的社會曆史之維。
喬姆斯基曾對人的語言能力給予了相當關注。從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概念出發，喬姆斯基區分了語言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並將後者與人心的先天稟賦聯係起來。[36]在喬姆斯基看來，未來的使命是發現人心的這種先天結構（innate structure），而這種結構既非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結果，也非進化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的產物，它完全具有神秘性（total mystery）。[37]對語言能力獨特性的如上肯定，無疑同時滲入了對這種能力的注重，然而，從人心的先天結構去考察語言能力，並將這種結構視為超自然的神秘現象，則很難視為合理的進路。語言能力誠然與人心存在種種關聯，但這種聯係並非僅僅以先天或神秘的形式呈現。就個體而言，喬姆斯基所說的先天結構，可以更合理地理解為內在於人的可能趨向，這種趨向與類的曆史演化過程難以分離，其本身也唯有在社會的交往過程中才能逐漸形成為現實的能力。要而言之，作為基於類的曆史演化的可能趨向，語言的潛能非個體創造或個體作用的結果，而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先天的根據，但從先天根據或潛能向現實能力的轉換，則以社會的交往過程為前提。
語言能力的形成與作用過程，首先涉及思維活動及思想內容。語言與思想的關係有其複雜性，就現實的形態而言，無論從類的角度抑或個體的視域看，二者都非直接同一。人類學的有關研究表明，在語言形成以前，早期的人類已有某些意識或觀念；兒童心理學的研究則從個體的層麵顯示，意識或觀念在掌握語言以前往往已出現。同時，一方麵，人所具有的某些思想觀念，常常無法完全以語言加以表達，如某種不可名狀的痛苦，某些找不到適當的語詞來表達的想法，都以不同方式表現了思想與語言的某種距離。孟子認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38]，亦從倫理的角度，肯定了心非限定於言。另一方麵，語言也並非在任何條件下都具體地表達思想。無意識地說出某個詞、某句話，便並不真正地表達某種思想。盡管對這種現象可以借用無意識理論來分析，但無意識的言說，畢竟不同於思想的自覺表達。以上現象表明，廣義的思想並非絕對地存在於語言之中，語言也並非在任何場合都表達思想。
然而，從實質的層麵看，有意義的語言總是包含具體思想；自覺、係統形態的思想，其凝結、發展、表達，也離不開語言。戴維森（Davidson）曾指出：“沒有語言，可能不會有很多思想。”[39]換言之，豐富而係統的思想離不開語言。蒯因（Quine）在談到思想與語言的關係時，也認為：“我們的第一個精神稟賦（mental endowment）是本能，隨後到來的是思想，接著出現的是語言。由於語言，思想走向了豐富和發展。”[40]從內在的方麵看，有關思想與語言或思維與語言的關係，其要義不在於兩者孰先孰後，也不在於無思想的語言或無語言的思想是否可能，這裏更具有實質意味的問題是：一方麵，語言作為有意義的符號係統，以思想為其具體內容，從而，有意義的語言離不開思想；另一方麵，語言又使思想得到豐富與發展，與之相應，較為係統的思想總是以語言的把握為其前提。在智力充分發展的背景下，即使無法以適當語詞和語句表達的思想，也以語言的掌握為背景，這裏的問題隻是所掌握的語言暫時不足於表達有關思想。不難看到，言固然往往不足於盡意，但這種不盡意（無法充分表達），又基於對語言的某種掌握；所謂不足於盡意，無非是已把握的語言尚未能充分表達相關之意，後者顯然不同於前語言條件下的意識活動。
語言對思想發展的作用，首先表現在它使概念性思維成為可能。思維不同於情意等意識活動的特點之一，在於它的展開內在地基於概念係統。概念本身的形成，則離不開語言形式：概念所內含的意義，總是需要語言來加以確定、凝結。沒有語言，概念的形成便失去了前提，而缺乏概念，則概念性的思維也難以想象。當然，語言作為有意義的符號係統，唯有在實際的運用中，才具有內在的生命。奧格頓與理查德已注意到這一點：“眾所周知，詞本身沒有‘意謂’（‘mean’）任何東西，……隻有當思維者運用它們時，它們才代表什麽，或者說，才有了某種‘意義’（‘meaning’）。”[41]這種運用，始終伴隨著思維過程。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思維賦予語言以現實性的品格。
就人與世界的關係而言，語言的運用既使特定對象的認識成為可能，也為普遍之道的把握提供了前提。中國古典哲學在肯定以名指物的同時，又確認以名喻道，已注意到語言在把握經驗世界與形上之道過程中的作用。以名指物主要是以語言描述特定時空中的對象，以名喻道則更多地表現為對世界的整體把握。前者顯示的是存在的某一方麵或層麵，後者所敞開、澄明的，則是存在的統一性、具體性。
作為把握世界的形式，語言不僅構成了認識對象的條件，而且使知識經驗的凝結、累積成為可能。正是借助語言係統，一定背景、條件下的認識成果被確認、沉澱下來，從而避免了隨著特定情景的變遷而消逝。也正是通過語言係統，知識經驗得以在知、行過程的曆史展開中逐漸積累，從而使之能夠前後傳承。凝結於語言的知識經驗，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人性能力的延伸和外化，人性能力則為知識經驗所進一步發展。同時，作為交流的中介，語言又為不同個體及共同體之間的相互溝通、理解提供了前提，後者進一步使知識成果的彼此分享成為可能。語言所具有的以上品格，不僅使人對世界的把握超越了當下性與直接性，而且使個體不必重複類的認識過程，人的能力由此奠基於類的認識曆史之上。不難看到，語言能力既構成了人性能力的表征，又內在地提升了人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