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倫的悲劇”
《人倫的體係》是黑格爾為解決個人到社會的過渡問題而撰寫的第一部體係性著作。在此之前，他曾經在1802年寫過一篇堪稱是《人倫的體係》導言的《論自然法的科學探討方式，自然法在實踐哲學中的地位及其與實證法學的關係》[12]（以下簡稱《自然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不僅批判了以霍布斯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自然法理論，還批判了以康德和費希特為代表的形式主義自然法理論，並首次提出了要將這兩種自然法理論結合起來，建立一個能夠實現“個人的自由和民族的共同”的“人倫的體係”構想。
“人倫”（Sittlichkeit）在現實中所對應的是“民族”（Volk）。“這一人倫的理念的直觀，這一理念在其特殊性上的現象形式就是民族。……（民族）既不是缺少聯係（Beziehungslose）的群（Menge），也不是單純的多數。”[13]這一民族定義反映了黑格爾對社會的基本看法，即霍布斯和費希特本質上都是將社會視為由“單純的多數”組合在一起的“群”，屬於對社會的原子論（Atomistik）式解釋。而真正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有機的總體”，正如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表述的：“民族在本性上先於個別者（Einzelne）。因為，如果孤立存在的個別者根本不能自足，他就必須與一個統一的民族相關，正如部分與其整體的關係一樣。”[14]也就是說，社會必須是以整體的存在為前提的個體與整體的有機統一。
黑格爾這樣定義社會，目的是要在保持近代個人自由的同時來實現高邁的共同體。應該說，這是近代個人主義泛濫以後，近代思想家所能提出的合理構想。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因為，這要在理論上理順“個人的自由”和“民族的共同”這兩個對立項之間的關係，或者說要找到一個統一兩者的中介原理。[15]因為統一的前提是整體，所以可以用以下的標準來檢驗這一工作的成敗，即在保持共同體穩定的基礎上，個人在共同體中的自由度越大，地位越高，說明這種統一做得越完美；反之，個人在共同體中自由度越小，地位越低，則說明這種統一做得不夠成功。當然，如果是否定了個人或者讓個人徹底淹沒在共同體當中，那隻能意味著統一的失敗。
如果以此為標準對黑格爾的工作進行檢驗，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在耶拿前期，他的工作並不成功。這表現在，當時他並沒有在整體中給個體以真正的地位。譬如，在《自然法》論文中，黑格爾提出：“個別性本身是無，而且它明顯是與絕對的人倫的尊嚴性是合一的。”在《人倫的體係》中，黑格爾將“長者”（Alter）視為最合適的共同體的統治者，其理由是他們離死亡最近，故最接近放棄“個別性”（Einzelheit）[16]，離普遍性最近。這顯然是以個別性越少越好的認識為前提的。這種對個體的輕視，反過來就會表現為對整體的頂禮膜拜。早在1801年《費希特和謝林哲學體係的差異》一文中，黑格爾就喊出了“最高的共同體就是最高的自由”（Die h?chste Gemeinschaft ist die h?chste Freiheit）[17]的口號；在《人倫的體係》中，他幾乎是用盡了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詞句來謳歌整體，譬如，“絕對的人倫是絕對的真理”、“絕對的陶冶（Bildung）”、“絕對的無私性（Uneigennützichkeit）”、“最高的自由，最高的美”、“純粹的幸福”等。[18]
這種輕個體而重整體的態度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在處理個體與整體的關係時，黑格爾采取了一種堪稱是整體主義的解決方案，即通過犧牲個體來實現個體與整體的統一。這一方案集中體現在那一著名的“人倫的悲劇”（die Trag?die im Sittlichen）的比喻中：“這不外是在人倫中由絕對者不斷與自己合演的悲劇。即絕對者總是將自己生成到客觀性當中，通過這一形式將自己交給苦惱和死亡，然後再從自己的灰燼中將自己提升到崇高。”[19]也就是說，當個別性與普遍性發生衝突而無法和解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個體無條件地放棄自己的個別性，甚至放棄生命，而能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的，正像我們在曆史中所看到的那樣，往往是人類中最優秀的分子，譬如耶穌和蘇格拉底。他們都是通過自我犧牲來實現個別性與普遍性的和解的。但是，這種隻有通過犧牲自我來使自己上升為普遍性的做法，無論怎麽說，都隻能說是“人倫的悲劇”。
總之，隻有整體是絕對的，個體的意義隻在於為整體而進行自我否定，將自己獻身於“絕對的總體性”、“絕對的民族”[20]。如果將這一思想，換成當代政治哲學的語言，就是個人為了共同體的利益必須無條件地獻身。這是一種絕對的整體主義，也是後來黑格爾不斷遭到詬病，甚至被視為德國法西斯主義來源的原因。姑且不考慮這一思路中所包含的反動性的維度，僅從邏輯上說，這一取消個別性的做法，實際上也實現不了個體與整體的統一。因為，在這種統一中，作為被統一的個體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2）承認理論模型的自我矛盾
當然，這種放棄個別性的整體主義方案顯然是不成功的。從思想進程來看，這無疑等於回到了近代以前，是向古代絕對的共同體主義的複歸。那麽，黑格爾為什麽要采取這一複古的方案呢？我們固然可以找出許多理由。譬如，這是對近代原子論式自然法理論的矯枉過正；《人倫的體係》中“直觀和概念相互包含”的方法論本身比較勉強；從“自然的人倫”或者“自然”概念出發去說明近代社會這一論述方法本身不合理；當時市民社會概念本身還沒有形成；等等。但是，在這裏我想著重指出的是，黑格爾之所以甘願采取這種低水平的解決方案，主要是與他當時也以承認理論為模型來解釋社會，以及這一解釋模型最終遭受了挫折有關。
一般說來，近代意義上的承認概念是指每個人都承認和尊重他人的意誌、權利和價值等，故其本義就不是單方麵的承認，而是“相互承認”（die gegenseitige Anerkennung）。但悖謬的是，近代個體所追求的卻是單方麵的承認，即自己被他人承認，這必將導致個體之間的鬥爭，但鬥爭結果卻會帶來個體之間的相互承認。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思路來解釋人類為什麽會從“自然狀態”過渡到“社會狀態”的。前麵說過，在耶拿前期，黑格爾因不滿意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對社會的原子論式解釋，對霍布斯和費希特進行了批判；但是另一方麵，他也深受這兩個人的影響，曾嚐試構建一個承認理論來解決個體與整體的關係問題。
在《人倫的體係》中，黑格爾接受了霍布斯的“鬥爭”概念。霍布斯曾設想，在“自然狀態”中，個體是利己的、排他的，為了自我生存而會與他人進行殊死的鬥爭，但是由於對死亡的恐懼，鬥爭雙方可能會通過簽訂契約將權利讓渡給國家，然後通過對國家的服從來結束“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in omnes）。在《人倫的體係》的“否定的人倫”一節，黑格爾也提出了一個“為名譽而鬥爭”的理論，即由於財產和權利直接與家庭的名譽密切相關，當自家的財產和權利受到危害時，個體會毫不猶豫地賭上自己的生命，甚至采取法律以外的形式，去進行“決鬥”（Zweikampf）——用“決鬥”這種帶有古代和中世紀特色的概念本身，說明當時黑格爾還沒有從近代以前脫離出來——因為“對於我的名譽和生命來說任何契約都不能成立”[21]。不用說，這一“為名譽而鬥爭”與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描述是十分相似的。[22]
到了《精神哲學草稿Ⅰ》，黑格爾又將這一“為名譽而鬥爭”改造成了“為承認而鬥爭”（Kampf um Anerkennung）。這是他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與費希特的承認概念結合起來，並對費希特作了過激解釋的結果。在費希特那裏，雖然個體也會“為承認而鬥爭”，但是，由於個體都是理性的存在，故在追求自己行動自由的同時，還會為他者的自由而自覺限製自身，以此來解決主體之間的衝突。但是，黑格爾卻將費希特的自由主體換成了霍布斯“自然狀態”中的個人。這樣的“每個人隻有通過他者才能認識到自己是不是絕對的意識，（a）每個人隻有在與他者的這種關係中設定（自己）……每個人必須要傷害他者。要想從他者那裏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整體（Totalit?t），每個人隻有將他者置於死地。因此，每個人也隻有將自己置於死地才能反過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整體”[23]。既然這種個人甚至會用他者的死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整體”，那麽對他者而言，這種個人無疑是一個危險的存在，他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反過來會進行拚死的抵抗，於是個體之間就會出現“你死我活的鬥爭”（Kampf auf Leben und Tod），其結果，就隻能是個體的死亡，對個別性的全麵否定。盡管黑格爾做了很多努力去抹掉霍布斯和費希特的痕跡，但從上述內容來看，他的承認理論明顯是以費希特和霍布斯的“承認”和“鬥爭”概念為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把黑格爾與他們徹底分開。
問題是，這樣一來個體將陷入一種深刻的矛盾之中。本來，個體是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才去否定他者，才要將對方置於死地的，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反過來等於賭上了自己的性命，違背了自我保存的初衷。這是一個本不應該出現的矛盾！黑格爾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犯了試圖固守我的存在和占有的個別性這一矛盾。因為，固守這一點，會轉變為它的反麵，即會犧牲這個整個占有物以及一切占有和享受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犧牲生命本身。我通過將我設定為個別者的整體，廢棄了作為個別者整體的我本身。”[24]
問題還遠不止這些，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個體隻有通過消滅他者或者被他者消滅才可能得到徹底的承認，那麽“為承認而鬥爭”的結果就未必像自然法思想家所想象的那樣，個體之間獲得了相互承認，而是否定了與自己對等的主體即對方的存在。可是，沒有對方就等於撤掉了承認的前提。這對於以承認為目標的個體而言無疑是一個“絕對的自我矛盾”！黑格爾總結道：“因此，這種對個別者們的承認是一個絕對的自我矛盾。所謂承認不外乎是指在他者的意識中統合起來的意識的存在，然而承認一旦變為現實，就會廢棄他者的意識，從而廢棄承認本身。”[25]這才是黑格爾的承認理論所麵臨的根本性的難題。
由此看來，用承認理論模型來解決個體與整體的矛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能也正是遭到了這一挫折，黑格爾才在耶拿前期的最後不得已選擇了複古的整體主義方案。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這是“人倫的悲劇”。悲劇這種說法本身表明了黑格爾本人對這一方案的不滿。真正的“人倫王國”[26]是絕不能建立在悲劇的基礎之上的，他必須要找到一條解決個體與整體矛盾的新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