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百家爭鳴與稷下學宮(1/3)
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的局麵，與齊國的稷下學宮有非常大的關係。這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發芽的曆史。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們著書講學，互相論戰，出現了學術上的繁榮景象，後世稱為百家爭鳴。 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戰國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麵。《漢書-藝文誌》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裏來的。
這一切是從齊國稷下學宮開始的。它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
出現原因
在中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麵，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曆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並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製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隻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麵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隻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製”，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裏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嚐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采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曆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薑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曆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製度。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誌》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並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
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棲”，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曆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麵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曆史環境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出現，正是上述社會與階級關係在我國古代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反映。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出現，則又是有其特殊的曆史環境的。春秋晚期與戰國初期，各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變法改革。這些都是新興地主階級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改變奴隸製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從而完成封建化的過程。到戰國時期，由於各國處於封建割據的狀態，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沒有形成。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變法改革，以致於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麵。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本身政權還不鞏固，他們的思想也還沒有形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就為諸子百家的爭鳴局麵的出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期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並不受到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排擠和束縛。而一旦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確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形成，就很難再出現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的”百家爭鳴”的盛況了。
百家流派
儒家 創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現在山東曲阜）人，被後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他的理論的核心是”仁”，他認為仁就是要愛人，要求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愛護，融洽相處；實現‘仁’要做到待人寬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體現仁的製度或行為的準則是”克己複禮”。孔子首創私人教學，主張”有教無類”，認為不分貧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麵。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節用而愛人”，使百姓”足食”，國家”足兵”，取得”民信”。這種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觀和倫理觀。重視道德教育，特別是個人修養，強調關愛別人，用社會規範約束自己的行為。孔子整理的《詩》、《書》、《禮》、《易》、《樂》五種教本，連同《春秋》被後人稱為”六經”。《詩》、《書》、《禮》、《易》、《春秋》被稱為”五經”。
儒家學派在孔子以後發生分裂，至戰國中期孟子成為代表人物。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鄒國人，是孔子的嫡孫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亞聖”之稱。孟子的主張是複古倒退的，當時許多諸侯都認為不合時宜。他主張”仁政”，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的倫理觀是”性本善”。
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有荀子。荀子名況，時人尊他為荀卿。 在政治方麵，他主張”仁義”和”王道”，”以德服人”，並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則覆舟”。也哲學方麵堅持”天行有常”，”製天命而用之”。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這就形成了人們”好利”好聲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過學習禮儀，通過法治，可以使小人變為君子，普通人變為聖人，荀子的這種主張，被稱為”性惡論＂。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綜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積極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孟子、荀子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使儒學體係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國後期的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墨家
墨家學派創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戰國初期魯國人。墨子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世卿世祿製度，主張尚賢，任用官吏要重視才能，打破舊的等級觀念，使”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書，是他的弟子根據受課筆記編撰而成的。他主張”兼愛”，消除親屬，貴賤的分別，同等的去愛所有的人、”非攻”，譴責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尚同”，”明鬼”、”尚賢”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願望。”百家”中，以儒墨兩派最有實力，當時有”非儒即墨”之說。墨家創始人墨翟，戰國初期魯國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別是手工業者的利益。墨子主張”兼愛”（愛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萬民”的階級差別）”非攻”（反對戰爭，在當時主要是發對不正義戰爭，反映了小生產者渴望安定生活的願望）”尚賢”（主張任人唯賢，反對王公貴族的任人唯親）。墨子創立嚴密的組織，墨者團體的領導者成為巨子，墨者行動必須遵守巨子的指揮。墨家思想一度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學派廣泛吸收征用，戰國後期逐步不受重視。
道家
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人，約與孔子同時，出身於沒落貴族。反映他思想的書為《老子》，又名《道德經》，大約是戰國人編纂的。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未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在他看來，道是淩駕於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絕對權威。老子的哲學裏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麵；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守靜”
政治上提倡”無為而治”。無為是指不妄為，不胡作非為，為所欲為。
道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莊周。莊周是宋人，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曾做過宋國漆園吏的小官。後來厭惡官職，”終身不仕”。《莊子》一書，是由他和門人編成的。 又名《逍遙遊》是與《道德經》齊名的道家經典。莊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為學說為基礎而發展的。《莊子》一書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對道家學說加以解說。其中的語言形式對中國的古代小說和傳奇的文本表達有重大的影響。道家思想講究一切講究自然，不可強求，與儒家思想相反。
法家
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後期法家韓非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理論集大成者。韓非是荀子的大弟子，與李斯同學，出身於韓國的貴族家庭。《韓非子》一書是他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韓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學派的長處，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韓非是戰國後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韓非子(12張)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提出了係統的法治理論，主張”以法為本”“法不阿貴”（法治的對象是廣大臣民，出國軍以外，不論貴賤，一律要受法德約束）。主張君主要利用權術駕馭大臣，以絕對的權威來震懾臣民（法術勢）。韓非子主張建立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國家大權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裏，迎合了建立大一統專製國家的曆史發展趨勢。
兵家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傑出的軍事家孫武。當時著名的兵書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孫子兵法》是孫武寫的一部軍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軍事名言就出自這本書。今天此書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譽，很多西方的軍事學校都
把它列為教材。戰國時期，孫武的後代孫臏繼承發揚了他的軍事思想，寫成了《孫臏兵法》。他們當時被稱為兵家。
名家
該派萌芽於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一個學派，名家並沒有共同的主張，僅限於研究對象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一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曆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一塊石頭，用眼隻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隻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一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國末期，後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麵性有所糾正，提出了”堅白相盈”的觀點，荀子亦強調”製名以指實”。
陰陽家
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到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曆數的統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諸子百家”之一：劉歆《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著錄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將其列為“十家九流”之一。其後的《隋書.經籍誌》、《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使“諸子百家”（先秦至漢代出現的學術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最為著名的學派不過有十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等。
縱橫家
縱橫即合縱連橫。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穀子。《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複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後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在張儀、蘇秦之後，齊國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縱橫家魯仲連，人稱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後期最後一次操縱和六國抗秦，不過還是以失敗告終！
雜家
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誌》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
雜家，列於諸子中，是很鮮明的一派，因為它是戰國末至漢初兼采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後有趙蕤著綜述雜家。戰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製國家紛紛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一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
雜家的特點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隻是集合眾說，兼收並蓄，然而通過采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
農家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注重農業生產的學派。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小說家
小說家，是先秦與西漢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小說家指的是一類記錄民間街談巷語的人，而小說家被歸類於古中國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漢書．藝文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說家所做的事以記錄民間街談巷語，並呈報上級等為主，然而小說家雖然自成一家，但被視為不入流者，劉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列，影響甚小。然而小說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側麵，卻是其它九流學派都無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說。
社會意義
春秋是我國奴隸製瓦解和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經曆著劇烈的社會變革。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與商業也發展起來，城市也隨之大批興起，出現了如臨淄、安邑、邯鄲、鹹陽、定陶，等繁華的大都市。伴隨著地主階級的產生，大量的奴隸獲得解放，而成為耕種私田的農民，或者成為小塊土地私有者，即自耕農。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社會上對立的兩大基本階級。然而奴隸主階級還存在，奴隸也還大量存在著，官營手工業作坊私家的奴隸仍然沒有獲得解放。隻是在農業生產中已經不使用奴隸了。個體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鄉鎮中占有相當的數量。當時的社會階級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狀況。在春秋戰國社會，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現象，就是”士”階層的大量湧現與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領域。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形成，與各諸侯國寬容的學術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稷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都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稷下學宮尤為突出。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孟子問政，甚至像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後來終於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①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萬鍾的俸祿。
春秋戰國各國諸侯的尊賢禮士，是因為他們要鞏固其政權，力求從多方麵多角度來總結為政的得失，摸索統治經驗，因而對各家各派都”兼而禮之”。韓非曾指出，當時的諸侯，以墨家薄葬短喪為節儉，從而禮之；又以儒家厚葬久喪為孝道，從而禮之。這是“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當時的諸侯，以漆雕輕視爵祿為廉潔，從而禮之；又以宋榮子 “見侮不辱”為寬容，從而禮之。這是“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說：“百家殊業，兼務於治”。這句話正好反映了戰國諸侯對待諸子百家總的態度。因為這些學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都可以進行選擇而各取所需。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稷下先生使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錯綜複雜、異常活躍的局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