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二章 投向西域的第一眼
老套路了。
扶蘇看著主持的尷尬苦笑，心中亮如明鏡。
如前所說，這佛家思想，對於使民向善、安定人心有著極強的作用。
這樣的“法寶”，自家因為種種關係不準備用，那也不能留給敵人去。
韓非當年被囚，不也有著這樣的思路作祟麽。
再者說，本身就旨在吞並列國的始皇帝，在得知國境的西南萬裏處，有一片國土麵積比整個中原小不了多少的強國存在，恐怕始皇在心中也是將對方當作了假想敵看待了。
雖然兩國離著很遠，但這樣的距離，對於一心要擴張的民族和君王來說，其實並非是不可逾越的天塹。
更何況，如今中原板蕩，周王室衰微至極。
如果將在這樣的中原展現給那位統一了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被後世譽為“印度始皇帝”的阿育王看，難說會不會激起對方的征服欲。
反正在扶蘇看來，對於印度的征服，始皇是有一定興趣的。
否則在曆史上也不會一直往南直接打到了北向戶。
至於為什麽沒去印度，卻去了東南亞，或許是因為方向搞錯了，本該往西南，卻走到了東南。
至於其中是否還有什麽隱情，就更不得而知了。
雖然看起來始皇如此行事的確有些不夠地道，但是君王是倫理道德感，本就與常人不同，扶蘇不能，也不會貿然插手。
看著主持期待的目光，扶蘇隻能笑著安慰道：“如此說來，王上對於佛教還是有所期待的。”
主持聞言，並無期待感，也無多少遺憾，隻是輕輕點頭，便將其揭過了。
這話，放在五六年前或許還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但已經在大昭蹉跎了數年，主持自己早已看出，這大昭的王不但對於佛教毫無興趣，甚至有著很深的警覺。
而且他也知道，扶蘇雖然貴為長公子，可要他去動搖昭王的心意，或許仍是力有未逮。
任何一國中，對於儲君的警惕都是所有帝王的心頭禍患，扶蘇又怎麽會為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僧人去引起自己父王的不滿呢。
能被阿育王選中，作為帶著國書向遠方不知名大國傳達信仰的高僧，主持本人對於宮廷朝堂上的爭鬥，其實並不陌生。
此時，已經過了後半夜。
談興已經解了大半之後，這兩日本就沒有好睡的扶蘇漸漸有了睡意。
主持善解人意，看出了扶蘇的疲憊，沒有繼續在扶蘇麵前刷好感度的意思，善解人意地詢問扶蘇，可供休息的禪房已經收拾停當，是否可以引他們過去了。
扶蘇揉了揉有些發酸的眼睛，欣然同意。
反正等他回國之後，還有的是機會繼續來此了解佛教，印度。
還有實際上最令扶蘇感興趣的地方。
西域。
作為一個後來者，扶蘇沒有理由會忘了這個能夠聯通西方，為中原帶來無數利益、金錢，更有可能帶來世界思想的地方。
不同於周圍先後有先進的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還有馬其頓帝國、迦太基等大國環伺的羅馬帝國，自古以來就在文化、經濟，甚至軍事（除了偶爾幾個時代）上都遙遙領先於周邊國家的中國，很少有羅馬人那種包容和憂患意識。
天朝上國、故步自封的思想，並非是到了後代才開始出現萌芽。
事實上，早在西周建國以來，通過其所謂的“五服”製度，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對待周圍的其他落後民族，中原幾乎沒有將對方當成與自己同一物種看待。
而開通西域，甚至通過西域去到更遠的古羅馬、古印度，為中原人打開一扇，甚至直接一道可以看到外界的大門，對於未來中國人的思想，是有著極大裨益的。
而這一切，或許就可以從這一場雨夜的談話開始。
在主持的引領下，扶蘇一行出了會客的大殿，向後堂走去。
此時，雨勢已經小了下來，淅淅瀝瀝的雨點從屋簷滴落，將簷下的小水坑激起朵朵水花。
“還未知主持法號？”扶蘇這才想起，自己還不知道這位接下來的“引路黨”的名頭。
“何謂法號？”
出乎預料，老和尚卻不知道法號是什麽意思。
估計又是時代的原因，此時還未出現法號這個東西。
“名號？名字？”
扶蘇換了個問法後，主持便明白了。
“我的印度名字翻譯過來很長，不方便交流，因此我給自己起了個中原名字。公子可以叫我‘雷舍’，雷是我在印度的姓。”
鐳射？咋不叫個激光？
當然，扶蘇知道，舍是佛家很重要的概念，大概也是這個老和尚翻譯的。
看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老和尚，其實是佛教很重要的先行者。
行不多時，扶蘇等人便來到了寺中安排的住所，而主持也在客套之後告退。
“公子對身毒感興趣？”問話的是樗裏偲。
“稍微有點。”扶蘇想了想後稍稍點頭，“明日再說吧，先歇著。”
樗裏偲也困了，沒有多留，也便走了。
扶蘇脫衣洗漱之後，躺在床上開始思考日後對待西域的動作。
從言談中可以看出，主持和尚腹中的確是有東西的，這在日後聯通西域時或許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過事有先後，眼下大昭最重要，也是包括扶蘇與始皇在內的昭人最重要的曆史使命，還是在於統一。
而在統一之後，以及統一的過程中，扶蘇還要推進能夠讓大昭盡可能在他的眼光下存在足夠長遠的變法運動。
再之後，帝國的掌舵人或許還會南征百越，北拒匈奴。
至於西顧之事，或許要等到扶蘇自己上位，才有可能成行。
如果那時的帝國還未有崩塌跡象，承受得住繼續擴張的話。
畢竟自身國力如何，直接會影響到國家的對外主義。
同樣聯通了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甚至以西域都護府作為王朝在西域的直接力量體現的漢帝國，在西漢末期也逐步有計劃地退出了在西域的軍事，乃至於國家層麵上的經濟存在。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匈奴的恐怖力量壓迫，以及羌族在西方的突然崛起，阻斷了漢帝國同往西方的道路。
另一方麵，在漢武帝之後，帝國的經濟出現了極為可怕的下滑，而在西域保留一支足夠體現自身力量的軍隊，所花費的費用使得帝國入不敷出。
除了這兩方麵的原因，還有一個很少為儒家提及，但不得不正視的重要原因，就是西域都護的貪汙。
天高皇帝遠，西域又是個富得流油的地方，再為清廉的官員，也很難抵擋糖衣炮彈的侵蝕。
而在法度與實力上都無力對其作出實質懲罰的中央政府，事實上隻能默認了這一現象的存在。
說一千道一萬。
扶蘇不再多想，以一句話結束了今日的思考。
還是要變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