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佛教史與譯經事業的開展(1/3)
一、隋唐佛教史
結束南北分裂局麵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曆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朝鮮（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
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589—600），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設“五眾”及“二十五眾”宣講佛教義理[1]，更以大興善寺作為譯經的中心[2]，計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廣，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寫經十三萬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倡亦不遺餘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並親從天台智者大師受菩薩戒[3]，迎請吉藏大師入慧日道場弘揚三論[4]，因此三論與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護持下能開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為前提，所創的三階教亦流行一時[5]。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6]。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時代更是崇信佛法，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的大功臣[7]。玄宗則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不空[8]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風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9]。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盛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麵，如譯經、著述、藝術等，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譯經方麵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譯經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10]，主要的譯家有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其中梵漢文俱佳的彥琮，為中土僧侶主持譯場的先鋒，曾在《辯正論》中提出譯經者須具“八備”的條件，對後來譯經人才的評選發揮極大的作用。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護持，規模組織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漢的中國僧侶主持，使得譯經在量上、質上皆為曆朝之冠。著名譯師有玄奘、義淨、不空、菩提流誌、實叉難陀、般若三藏、善無畏、金剛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為傑出，他們都被列入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內。此三人譯經各有所專，玄奘所譯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曇，成就最大；義淨重在律典；不空專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幾已全部譯介，而且所譯經論較之前朝，更有選擇性、係統性與完整性。
隨著經論的大量譯出，高僧碩德的著作也相對豐富，如針對佛典，加以係統分類精確的經錄，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經的《眾經目錄》七卷、彥琮的《眾經目錄》五卷、費長房的《曆代三寶紀》；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真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以《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11]，為後世大藏經編目和雕印的準據。
另外，還有大量針對經論所作的各種佛典注疏[12]，而結合個人體驗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論專書也紛紛問世。這些表現各人獨特思想見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顯示隋唐佛教興盛的天台、三論、法相、華嚴、密宗、禪、淨、律等八大宗派的創立，實與經典的翻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與靈感，當時文人對於佛教的磅礴精深與僧侶的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13]、白居易、柳宗元、王維、李翱、裴休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又由寺院的講經發展至社會的俗講也甚為流行，進而創作了許多變文作品[14]。隨著變文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朝鮮、日本各國的仰望，紛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朝鮮方麵有義湘、太賢、惠日、法朗、信行、道義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鳳、最澄、空海等。朝鮮、日本佛教因此獲得大規模的開展。
總體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態度，亦即以“三教並用”作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互為爭勝，尤其道教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因此在武宗時，因個人極度的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最甚，總稱“會昌法難”[15]，共廢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六千五百餘人，沒收寺田數萬頃。這次的滅佛，使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教文化財產，包括經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847年）後，立即下詔複興佛教，爾後幾代皇帝也相繼護持。唯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16]，動亂頻仍，五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955年）[17]，佛教經此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信仰的淨土宗在民間流傳著。以永明延壽禪師提倡禪淨雙修，最受崇敬[18]。
二、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弘傳生根，便是透過經典的翻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中葉，譯經事業由初創到隆盛，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雖有譯經，卻隻有補餘或重譯而已。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曆時久遠，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業，而所譯經論卷帙的龐複，誠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以下依其發展過程略分三期來介紹：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本期譯經始於東漢桓、靈二帝之間，當時佛經的傳入並非直接來自印度本土，而是間接由西域東來的僧侶所傳入，經本多以西域當地文字寫成，或由譯師以西域語言口傳，故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
最初的譯經大師以東漢桓帝年間入漢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二師的譯著分別代表小乘禪數與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兩大係，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時引進中國的情形。與二師同時的譯經家尚有竺佛朔[19]、嚴佛調[20]、安玄[21]、康孟詳[22]等，皆各有譯著，然多為助譯或合譯者。
二師之後的大譯家則為三國的支謙。支謙從支讖的弟子支亮[23]受業，故承支讖之學，譯有《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等三十六部經，吳國孫權拜為博士，為開啟江左譯事的功臣。康僧會及朱士行也是這個時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譯經大家乃西晉竺法護，譯有般若、寶積、法華、涅槃等各部類經，共一五四部三〇九卷，乃本期譯經數量最多者。《祐錄·竺法護傳》評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故有“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的讚譽。
綜觀本期的譯經師，多為西域高僧，譯經費用多來自民間私人資助，規模則為一、二人對譯，故所譯經籍雖然不少，仍多為斷簡零品。此乃佛教處於早期傳播階段情形，爾後佛教流布漸廣，則譯經事業便有明顯的開展。
（二）東晉南北朝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誌，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24]。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勳。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
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谘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係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裏程碑，是曆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25]，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共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係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淨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公元629年）西行求法[26]，曆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〇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曆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巨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係統，繼由弟子窺基[27]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淨[28]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譯著的數量與質量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29]、金剛智[30]、不空[31]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複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製度更形完備[32]，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地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33]，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34]的譯經原則，北宋讚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35]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曆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
【注解】
[1]文帝為提倡義學，於開皇十二年（592年）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高僧碩德，以長安為中心，依不同經論進行係統教學，計分為“五眾”：大論眾、講論眾、講律眾、涅槃眾及十地眾，每眾各設眾主一人，以領導教學。“二十五眾”，亦為開皇十二年文帝所敕選的二十五位高僧教化團體，由此一團體的眾主教授大眾佛教概論、讀經法、出家修養論等。
[2]大興善寺是文帝於開皇二年（582年）敕令建造的，是隋初國家的根本寺院，後代許多著名高僧及譯經家、僧官，如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皆曾奉詔駐錫於此，成為密宗發源地。
[3]隋煬帝在開皇十一年（591年）皈依智者大師受戒，時值煬帝（晉王廣）尚任揚州總管，智授其總持菩薩的皈依名號，晉王廣亦回贈智“智者大師”的尊號。智者大師被尊為天台宗的創始人，以常居天台，世稱天台大師，亦為宗派立名之由。
[4]吉藏（549—623），安息人，祖世為避仇而移居南海，後從僧朗出家，止於嘉祥寺，世稱“嘉祥大師”。著疏甚豐，有《中論疏》、《十二門論疏》、《百論疏》、《法華經義疏》等，集三論思想的大成，為三論宗的開祖。
[5]隋代信行（540—594）所創的三階教又稱“普法宗”。此宗將佛教按“時”、“處”、“機”（指人）分為三階，以第一階為正法時期，“處”為佛國，其“機”唯有佛菩薩，所修持者為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階為像法時期，“處”為五濁諸惡世，“機”為凡聖混雜，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階為末法時期，“處”為五濁諸惡世，“機”為邪解邪行之人。信行以為當時已進入第三階的末法，若依據第一階的一乘、第二階的三乘等別法來修行，甚為困難，故必須依第三階的普法，皈依一切三寶，斷除一切惡，修持一切善，方始有成。此即三階教的根本主張。信行自稱一乘菩薩，倡導第三階的佛教，廢具足戒，強調苦行忍辱、從事勞役，並以乞食為生，一日一食，反對偶像崇拜而僅禮拜佛塔。又認為一切眾生皆是真佛，故路見男女，一概禮拜。在經濟方麵，於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設置十六種“無盡藏行”製度，勸化信徒施舍錢糧，而由寺院庫藏，然後布施或借貸給貧苦信徒，或供修繕寺塔經藏之用。
[6]唐朝為對僧尼的統理建立製度，故采僧官製及設置度牒，而唐初高祖於武德二年為統攝僧尼，維持綱紀，置有十大德來擔任此職。
[7]法藏（643—712），字賢首，祖先康居國人。早年師事智儼，聽講《華嚴》，深入其玄旨，以能通西域諸國語與梵文經書，遂奉命參與譯事，先後譯出《新華嚴經》、《大乘入楞伽經》等十餘部。嚐為武後講華嚴十玄緣起的深義，而指殿隅金獅子為喻，武後遂豁然領解，後師乃因之撰成《華嚴金師子章》。師一生致力於華嚴教學，集組織理論的大成，又將佛教各種思想體係分為五教十宗，推崇華嚴為最高者，實乃華嚴宗實際的開創者。
[8]善無畏與金剛智、不空，於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先後東來長安傳授密法和翻譯經典，並稱“開元三大士”。三人首將密教傳至中國，奠定密教基礎。
[9]當憲宗迎佛骨至京師，“王宮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此崇佛熱潮，正是帝王支持所產生。
[10]此數據乃根據道宣律師的《大唐內典錄》所載。
[11]《開元釋教錄》，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編於開元十八年（730年）。全書依序列舉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代開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間，一七六名譯經僧所譯大小乘經律論，共計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其中最後兩卷為大、小乘的入藏目錄，總計入藏經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曆來所謂“一切經五千餘卷”之稱即出於此。又其中的“有譯有本錄”，將大乘經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並注明單譯、重譯，為後世大藏經編目所遵循。智升複將本書入藏目錄以千字文編號，預防混雜，編定《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為北宋以後雕印大藏經編號的依據。
[12]例如：隨文解釋義理者，稱義疏；隨文解釋字句者，曰文句；總論一經之大義者稱大義；恒不隨文出疏，而分門別類以釋全文內容者，則稱玄義；對疏之注釋，常稱疏抄；筆記師之口述者，稱記述等。
[13]韓愈雖曾寫《原道》一文貶抑佛教，又於憲宗迎佛骨時，上《諫迎佛骨表》反對此事，然被憲宗貶至潮州時，卻遇大顛和尚而皈佛。
[14]“變文”即是將佛典故事或經史內容加以改編，使其趣味化、生動化、通俗化，而適合教化民眾之文，是受佛教影響而流行的說唱文學作品之一。尤其經典在唐朝大量傳譯之後，部分佛教徒為致力於佛法的普及，則於開講佛經時，盡量改編為通俗的故事體裁，甚至配以通俗音樂吟唱的“俗講”講經法會，於是變文在中唐、五代非常盛行。此外，為配合講經變文，描繪經中所敘述故事的“變相圖”也應運而生。
[15]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年），開始整肅佛教團體，對不守戒律的僧尼，悉令還俗，將僧尼的私人財產沒入國庫等。會昌四年，令小規模佛堂、蘭若等無額寺院的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對全國寺院及僧尼數量予以嚴格規定，被毀大、中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小佛堂達四萬餘所，還俗的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沒入田園數千萬頃，佛像及佛具改鑄為貨幣或農具，使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雖宣宗複興佛教，卻已非往昔麵貌。
[16]五代在北方，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十國在南方，為前蜀、吳、吳越、閩、南漢、南平、楚、後蜀、南唐、北漢。
[17]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為削減寺院的力量，乃實行排佛政策，下詔內容為：（一）無敕賜匾額的寺院一律廢毀。（二）禁止私度僧尼。（三）未經父母、祖父母認可者，不能出家。（四）男子十五歲以上，須背誦經文百紙，或讀誦經文五百紙；女子十三歲以上，須背誦經文七十紙，或讀誦經文三百紙以上者，方可出家。（五）禁止私自傳戒，須由祀部發給度牒，始可剃發受戒。（六）奴婢、奸人、奸細、逃亡中的盜賊、惡逆的徒黨等，不得剃度出家。共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詔毀佛像，收鍾、磬、鈸、鐸等以鑄錢。
[18]永明延壽禪師（904—975），淨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臨安府餘杭（浙江杭縣）人，俗姓王。字仲玄。初為吏，三十歲依龍冊寺翠岩令參禪師出家。後往天台山參謁德韶國師，初習禪定，得其玄旨，成為法眼宗三傳者。後於國清寺行法華懺，頗有感悟，於是朝放諸生類，夕施食鬼神，讀誦《法華經》，又精修淨業。後住明州雪竇山傳法，法席大盛，並複興杭州靈隱寺。建隆二年（961年）應吳越王錢俶之請，遷永明大道場，接化大眾，世稱永明大師。師曾召集慈恩、賢首、天台三宗僧侶輯錄印度、中國聖賢二百人之著書，廣搜博覽，互相質疑，而成《宗鏡錄》一百卷。對當時各宗派間的宗旨分歧，持調和的態度。高句麗王見此書，乃遣使敘弟子之禮，並派國僧三十六人前來學法，法眼的禪風遂盛行於海東。開寶八年示寂，世壽七十二。賜號“智覺禪師”。另著有《萬善同歸集》六卷、《神棲贍養賦》一卷、《唯心訣》一卷等六十餘部。
[19]竺佛朔，又稱“竺朔佛”，天竺人，桓帝（一說靈帝）時，攜帶《道行般若經》的梵本抵洛陽，並譯出，惜今已失傳。後與支婁迦讖合譯《般舟三昧經》二卷，由孟福、張蓮之筆受。近人有謂支婁迦讖所譯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經》應為竺佛朔與支婁迦讖所共譯。
[20]嚴佛調，又稱“佛調”，是漢地第一個出家人（未依戒法受戒）。安世高來華後，師與安玄皆入其門，共譯《法鏡經》等經典。後師漸通梵語後，即能自譯經典，並深入禪法，撰《沙彌十慧章句》，以闡禪旨，是為漢土注疏之始。師所譯經，省而不繁，譯有《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等五部八卷。
[21]安玄，安息國人。生卒年不詳。漢靈帝末年至洛陽，以功拜騎都尉，世稱“都尉玄”。博誦群經，以弘法為己任，漸解漢語後，常與沙門講論道義。光和四年（181年），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等，皆能巧盡微旨，時人成謂後人難有能繼者。
[22]康孟詳，為康居國人。以慧學稱名洛陽。獻帝興平元年至建安四年間（194—199），於洛陽譯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四衢經》一卷、《興起行經》二卷、《梵網經》二卷、《四諦經》一卷，並與竺大力共譯《修行本起經》，與曇果共譯《中本起經》二卷。道安稱讚說：“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23]支亮，漢末三國時代僧人。為支婁迦讖的弟子，支謙的老師。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跡等，均不詳。
[24]詳見《出三藏記集·慧遠傳》。
[25]今僅存三十部。
[26]玄奘大師（602—664），唐代河南人，貞觀元年自長安出發至中印度那爛陀寺求法，在印度從戒賢學唯識，曾師事勝軍，又學顯揚、婆沙、俱舍、順正理、對法、因明、聲明、集量、中、百等論。回國後，奉敕譯經，譯出的主要經典有：《大般若經》六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俱舍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異部宗輪論》、《解深密經》、《顯揚論》、《因明入正理論》、《阿毗達磨雜集論》等。為法相宗之祖。
[27]窺基（632—682），先祖為中亞人，十七歲出家，奉敕為玄奘弟子，二十五歲參與譯經，與玄奘大師合譯《成唯識論》。由玄奘主譯的《辯中邊論》、《辯中邊論頌》、《二十唯識論》、《異部宗輪論》、《阿毗達磨界身足論》，皆由師筆受，另除《阿毗達磨界身足論》外，皆作述記。又撰有《瑜伽師地論略纂》、《大乘法苑義林章》、《對法論疏》等，後世有“百疏論主”的美稱。師長年住慈恩寺，以承繼發揚玄奘所弘唯識之學，故後世又稱唯識（法相）宗為“慈恩宗”。
[28]義淨（635—713），於唐成亨二年（671年）經由廣州，越海至印度，二十多年，曆遊三十餘國。返國時，攜梵本經論約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陽，武後親至上東門外迎接，敕住佛授記寺。首先參與實叉難陀《華嚴經》的新譯。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所譯出經典遍通大小二乘、顯密二教，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今所傳有部《毗奈耶》等諸律，大多出自其手。論藏部分，則以法相唯識為主，有《成唯識寶生論》、《觀所緣緣論釋》等。另外，尚有因明論著八種，以《集量論》、《因明正理門論》最為精要。
[29]善無畏（637—735），東印度人，唐開元四年（716年）至長安，時年八十歲，玄宗禮為國師，譯有《大日經》、《虛空藏求聞持法》，與沙門一行譯有《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蘇婆呼童子經》、《蘇悉地羯羅經》等。
[30]金剛智（669—741），南印度人，曾從龍智學習密教。唐開元七年（719年），與弟子不空東來，譯有《金剛頂中略出瑜伽念誦法》等。
[31]不空（705—774），南印度師子國人，從學於金剛智，後與師抵洛陽，天寶五年（公元746年）曾為玄宗灌頂，以祈雨靈驗，賜號智藏，並賜紫袈裟等。肅宗、代宗時，仍受二帝尊崇禮遇。譯有《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金剛頂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發菩提心論》，多為密教典籍，密宗因而成立。
[32]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印經院，此時，佛典的翻譯成為北宋國家事業。譯經院由三堂組成：譯經堂、潤文堂、證譯堂。設有譯主、證義、證文、書字梵學僧、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將譯好的經典仿梵音唱念一次，以修改音節，使人聽來和諧悅耳）。比之唐朝，更加完善。
[33]隋朝彥琮在其撰著的《辯正論》中提出譯家應具備“八備”的條件資格，即：一備：誠心愛法，誌願益人，不憚久時；二備：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三備：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嗣滯；四備：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直；五備：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備：沉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街；七備：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八備：薄閱蒼雅，粗安篆隸，不昧此文。總之，八備所言，乃為譯場人員的選取標準。
[34]玄奘大師因鑒於舊譯時代注重文采而不忠於原典的缺失，立下嚴謹的譯經理論。主張譯經時有下列五種情形不予意譯，仍保留原音（音譯）：（一）秘密故不翻：如諸經中的陀羅尼（咒語），本為諸佛密語，微妙身隱，不可思議，故不予翻譯。（二）含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詞，兼具自在、吉祥等多義而不翻。（三）此方無故不翻：如閻浮樹，產於印度等地，為我國所無，故保留原音。（四）有古譯故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五）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詞。
[35]《宋高僧傳》卷三載，北宋佛學史家讚寧深研曆代譯經理論，就梵語、胡語、漢語的用法提出“新意”六例：（一）譯字譯音，分為譯字不譯音、譯音不譯字、音字俱譯、音字俱不譯等四種情形。（二）胡語梵語，說明原典有胡語與印度純梵語之別，於純梵語之中，依五天竺地域之別，各地梵語亦不盡同，各地胡語之中亦有異。（三）重譯直譯，直接從印度的梵篋譯成漢語者，稱為直譯。一度譯為胡語後，再度轉譯成漢語者，稱為重譯。此外，譯者來華途中，經曆諸胡國時所譯的經典，譯語之中常夾帶胡語，此屬亦直譯亦重譯。（四）粗言細語，印度的語言有所謂平常言詞的口語與典正言詞的文言，其中，佛陀說法時大多采用口語。又佛陀的言音可概分為兩類，即分明典正之全聲（細語），與不分明訛僻之半聲（粗語）。（五）華言雅俗，謂譯成的漢語亦有雅俗之別。（六）直語密語，謂梵語涉俗者為直語，涉真者為密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