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兩個原因促使我完成了這次寫作。一是長期媒體從業經曆。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從日報到期刊，從記者、編輯到所謂主編，作者對媒體業有著非常切近的實踐和觀察。中國的“話語”，往往需要進入場域、語境加以考察，方得真義。由此不僅激發了對這一行業及其從業者曆史的興趣，也獲得一些個人體悟。這對穿透本文的諸多問題幫助不小，諸如媒體管製、輿論操作以及作為把關人的從業者所發揮的角色功能等。在此方麵，近代報人登場時喧囂的曆史場景雖已遠去，但很多問題卻依然新鮮，這不能不讓人為之思忖。
另一動因是延續了作者對晚清報人、近代輿論的關注。當然，與此前的個案研究比，本書結構上更為複雜一些，而研究者常試圖達成自己某種解釋的努力，這裏亦不能免俗。
讀書或者說所謂研究，對我而言迄今並無多少目標，更多的是一種較為私密的業餘愛好。在此首先須感謝兩位老師的導引，他們讓我有興趣繼續多少有點莫名其妙的學習道路。一位是社科院已故學者李斯頤先生，一位紮實而低調的學者，雖不為公眾熟知，所涉研究領域如晚清官報、新聞法規等成就皆獲公認，在新聞史學界一直受到尊重。寫作本文查閱文獻，他的名字一再出現於海內外學者著作之中，本文對李斯頤先生已刊論文和未刊書稿也多有使用。退休之際的突然故去，令人十分意外和難過，他嚴謹的治學精神令人受益終身。
另一位是博士導師張鳴先生。張老師是公眾熟悉的知名學者，不過很多人隻是他直率、生動的曆史著作讀者，這多少遮蔽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事實上，他的研究視野相當開闊，對政治製度史，中國鄉村、農民等社會史以及思想史領域多有涉入，且常有獨到見解。如果走入他的書齋，你一定會吃驚於其中的龐雜。張老師素來自嘲“野路子”，支持、鼓勵研究上的百無禁忌和開闊自主，不迷信或囿於理論。雖然本文並非他熟悉的領域，但長期治近代史的心得、見解與問題意識，無疑都讓作者受教頗多。
寫作也好，研究也罷，從來甘苦自知。如果說本書有什麽心得、檢討值得分享一下，我想可能會有幾點。
一是，本文展開於晚清最後幾十年，一段充滿張力的多事之世。所謂晚清，無論傳統的鴉片戰爭後，還是甲午戰爭為節點，或本文所描述輿論史意義上的1872年之後（《申報》《循環日報》此後麵世），其中事件、人物龐雜，曆史場景跌宕起伏。與上下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大敘述相比，這段曆史可謂具體，與個體人物、事件研究相比，卻又不失其大。如果說回望曆史存在一個看不見的“望遠鏡”，這算得上一段“中景”，無大曆史的恢宏和個體的生動，卻既見森林，又見樹木。和很多朋友相似，我也偏好具體而微的曆史敘述，對大曆史研究敬而遠之，既無宏大敘事的能力，也無此興趣。不過卻日益理解在很多時候，個體、具體的曆史並不能以此推彼、“以小見大”。如秦暉老師所言，如果完全回避所謂宏大敘事，曆史就會變成一大堆碎片，仍需要一定的歸納。很多曆史現象的解釋確需依賴長時段與開闊的視野。以此觀晚清報人，諸多個人參與辦報機緣差異很大，行動斷斷續續，其中目的、心理或可得見或並不可得。但與此同時，近代傳媒業在中國興起，眾多新舊知識精英史無前例地卷入，則是一個可靠的現象或“史實”，以“群體”和一個較長時段對此給予曆史“中景”考察，顯得非常必要。此前我對一些曆史人物抱有興趣，一度想加以繼續，但考慮再三還是覺得需由點入麵，加大視野與跨度。當然，幾十年曆史之下，本文所涉傳教士、洋務運動、新聞立法、近代城市、立憲運動等，皆大而複雜，行文如同田徑中的八百米跑，需要一直發力卻又要疾馳而過，不能或無力施展，因此相當吃力，尤其對我這個“外行”來說。好在研究寫作從來都是一個學習過程，迎難而上，不避其陋，也是應有之意。
二是，與具體曆史的考證、辨析相比，思想史被不少人認為很“虛”，一個重要理由是，曆史從來由統治者和具體行動決定，觀念、言論等“虛”的東西並無多大作用。曆史虛實之辨，自然是個大話題，具體曆史研究當然非常重要，在一個普遍浮躁的時代尤其如此。不過卻不能否認曆史從來另有一番“實在”。近代新式報刊興起促進新觀點的產生和流通，後者來自一篇篇紙上言論，其中充斥新的“義理”、“觀念”，這些東西似乎虛無縹緲，卻深刻影響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進而左右曆史進程。所謂“虛”的東西，往往並不虛無，仿佛流水，雖難以把握，轉瞬即逝，但因其流量強弱、流向逆轉、裹挾泥沙等，假以時日無不力量驚人，不斷改寫地貌。哈耶克說：“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著曆史發展的進程。”在我看來，這句話不僅指向“觀念”，更指向觀念的傳播者、操作者。圍繞大眾傳媒在中國的興起與流變，以及現代媒體、輿論和傳媒精英對近代史的影響，迄今深入的研究可能不是多了，而是仍顯不足。當然，“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對曆史“問題”的敘述和解讀，無不隱含自己的偏好和對當下的關照。這個話題，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
最後須說明，這並非曆史學著作，所用文獻雖有不少首次使用，原則上主要卻是利用與主題相關的確定研究，很多並非“第一手”。材料上也盡可能使用已出版的“文集”、簡體和中文。這自然有偷懶的一麵，卻也和本文旨趣、路徑有關。這本“雜書”除了不是曆史研究，也沒有圍繞某個學科理論、框架展開。一定要說中心訴求，所圍繞的無非兩個問題意識：傳媒精英在近代中國如何生成和變化，體製內“清議”如何轉化為體製外的一種反抗力量（“抗議”）。此外，作者試圖對此之於晚清政治的影響加以描述，同時引入一些新的視角和解釋框架。如果說這些嚐試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稍獲新的解釋力，或由此發散出更多的追問，激發一點新的思忖，無疑已達初衷。
晚清知識精英對報刊的認知、理解，可視為知識權力化的新嚐試。本文借鑒了政治社會學的一些角度，如參考關於“話語”“象征”以及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作用的相關理論，如“文化構造理論”，又如知識分子在使社會運動“客觀化”，將利益群體轉化為以意識形態運動所起的作用（齊美爾）。此外，作者從新文化史、劍橋學派獲益不少，前者經常在印刷出版史研究中顯示出解釋力，後者代表人物波科克則認為如將政治思想真正當作曆史學對象，須考慮其“發表與被接受的過程中產生多種含義”。近代中國，大量印刷傳媒製品的出現造成了一種“脫離語境”的過程，激發了作為“受眾”的主觀能動性，以及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批判性，這意味著“語言”的生產和解讀更加複雜，對近代報人的研究自然不能不加以考慮。上述諸多，並沒有在書中大加發揮，卻真切影響了作者思考路徑，且由於出版時略去文獻內容，因此需加以說明。
最後，在此真誠感謝馬勇、許紀霖、雷頤等學者，給予我的學術訪談或當麵釋疑；感謝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陳昌鳳教授，她是本書不少內容的最早讀者，一直給予謬讚與鼓勵；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唐緒軍所長、宋小衛研究員，北京大學的陳剛教授、胡泳教授，與作者“亦師亦友”，幫助很多，在此特別致謝。鄰居解璽璋先生，我經常從他那裏受教，雖然我們聊梁啟超、汪康年的地點有時有點奇怪（比如小區早點攤上）。感謝上海社科院王敏女士、複旦大學曆史係的王維江教授，將寶貴的英文資料郵寄給我參考。上海廖梅女士，是國內研究汪康年最為深入、全麵的學者，兩次上海咖啡晤談，令人如沐春風。
借此也要向高全喜、任劍濤、幹春鬆、趙鼎新、周濂、許章潤、熊月之、張力奮、馮克利、徐弘、程曼麗、李金銓等師長表達感謝，在不同程度的學習或交往中，他們給予作者不同程度的幫助與啟發。新聞史學界廣受尊重的方漢奇先生，筆者曾偶然府上拜訪，他對曆史研究的不斷探索與反思，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者對近代報人、輿論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受益於他及其隨後的一批學人（如書中所引黃旦、李彬、吳廷俊等先生以及一批台灣學者），他們紮實而深入的研究無疑構成了此後重要的基礎。
好友、工作搭檔以及本人長期“嘲諷”對象許知遠，雖然我們每次聊天總會跑題到漫無邊際，一片迷茫，對我來說卻常有意外啟發。不知出於何種目的，他此前要求把書稿發去“學習”一下，考慮到內容“麵目可憎”，且對飽覽群書的作家毫無幫助，為避免遭到批判，這一要求遭到作者拒絕，直到出版前夕。他正在撰寫新的梁啟超傳記，為此一頭紮進學術故紙堆裏鑽研，加之出色的敘事和細節能力，那將是一本可以期待的優雅而深入的佳作。直到今天，知遠仍是國內最為敏感的觀察者和值得尊敬的寫作者之一，當他的筆觸麵向當下和過去同時展開，無疑將更有力量。
本書付梓，北師大出版社“新史學”負責人譚徐鋒先生，編輯宋旭景女士、蔣智慧女士付出了相當心血，在今天的出版環境下，他們認真的態度和所堅持的出版旨趣，令人尊敬。本書作者患有嚴重拖延症，最後的出版是他們督促和寬容的結果。本人雖在工作之餘，陸續對原文做了諸多修補，不過還是多有遺憾，不過作為一個階段性思考結果，我想可以保留這樣的麵貌，而把更多的想法、寫法留給今後。
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每當我們閉上眼睛試圖思索，那些從前聰明的腦袋就像無數的保齡球一樣向你洶湧滾來。任何寫作或研究無非來自興趣、智力和勤奮，本文作者興趣雖多卻勤奮不足，且不夠聰明。所幸這樣的寫作可以讓我們遇到一個又一個不同凡響的前人，他們的智慧可以燭照後來者，激發一番思考與想象上的探索，盡管那些曾經困惑他們的問題，多年以後，仍在這個國度裏飄**。
李禮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