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軟實力戰略辨析：背景、目標、要素
軟實力和硬實力的相互結合成為當今國際體係權力結構發展的基本特征。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的持久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需要發展硬實力，更需要強化軟實力，發揮二者的綜合效能為中國的強盛與和諧世界建構注入新動力和尋求新路徑。有鑒於此，需要從宏觀、整體的視角對中國軟實力戰略的背景、目標及其特定的構成要素進行闡釋與解析。
一、中國軟實力戰略的背景
1．硬實力與軟實力互動的時代表征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曾經說過，曆史的用處就是要對當前有所幫助。世界是轉化過程的集合體。對人類近26個世紀以來的世界戰略總流向的解析，顯示出明顯的三個階段性流程，從主體戰略看來是軍事戰、經濟戰和知識戰。在當代，特別是比較漫長的未來世界，將是軍事戰、經濟戰、知識戰三大戰略的交融期。在這個階段中，經濟戰是主體，但它的前沿——知識戰已經初露端倪，同時，軍事戰在延續中時時拓展。在三大戰略交融階段，國際社會轉化過程呈現出尖銳的政治規定性、激烈的經濟競爭性和狂暴的軍事抗衡性。然而，知識戰的出現將使有形的軍事戰和無形的經濟戰在更高和更有風險的水平上推進。知識戰是資本對世界的戰略性挑戰。
三大戰略的演進與交融，本質上反映了世界曆史發展不斷加快。世界曆史大時代性向前推進的步伐，標誌著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依次演進頻率的加快。在這樣的世界性大潮中，人類承受著曆史巨變的衝擊，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趨勢則深刻地表征著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中精神力量對物質力量戰略變位的國際戰略動向。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互動，正是這種變化的真實寫照。
在現時代，硬實力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硬實力的局限性也更為突出地顯現出來。“今天大多數大國都發現，相比前幾個世紀而言，訴諸武力的代價高昂。這一結果源於核升級的危險，統治其他弱國被民族主義喚醒的民眾存在困難，因其他問題破壞互惠關係的危險，西方民主國家公眾反對持續過久、成本太高的軍事衝突等。”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題的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向縱深方向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度迅速攀升的今天，戰爭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難以承受之重。
“盡管如此，武力成本的增加並不意味著武力被淘汰出局。恰恰相反，在無政府體係之中，沒有更高一級的政府解決衝突，而最終的手段是自助，終止使用武力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在利害攸關的某些情況下，不惜代價動用武力是必要的、正確的。”
曆史是最好的老師。從曆史上的大國興衰看，沒有一個國家僅靠物質力量的強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維持了世界強國地位的國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種文化和製度。英國是這樣，美國是這樣，即使是經曆解體命運的蘇聯也曾是這樣。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蘇聯之所以能形成追隨它的陣營，並不完全是憑恃軍事強權強行推動的結果，還在於它提供了一係列的製度創新和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選擇蘇聯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國內選擇的結果，而並不完全是懾於蘇聯的軍事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從這樣的視角來看，冷戰的表麵是兩大陣營的政治軍事對峙，深層則是雙方以價值觀、文化等在內的軟實力較量。
綜上所述，軟實力重要性的提升，是曆史發展和國際體係變革的趨勢使然。軟實力在國家興衰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都順應時代發展的大趨勢，注重和加強自己的軟實力，軟實力競爭成為國際競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領域。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順勢而動是戰略選擇的基本點。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曆史大勢推湧出的軟實力進行戰略性考量。
2．物質性向社會性成長的階段演進
社會性和社會化是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範疇。社會性的實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社會化則生動地展現著人與人之間互動所涉及的範圍擴大、層次增多的
曆史進程。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方向加速發展，國家間複合相互依存度也在快速提高，國際政治社會化進程也在加快。
國際政治社會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國際政治社會化包括由於經濟全球化與貿易關係而形成了各種相互依賴的社會關係。而狹義的國際政治社會化主要指不同民族國家由於足夠的交往，形成了某種國際政治文化，而這種文化反過來由發源地向周邊其他國家擴大傳播，這個過程就是社會化的過程。
與國際政治社會化緊密相關的兩個概念就是民族國家的物質性成長與社會性成長。所謂民族國家的物質性成長，是指一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麵的發展壯大，是硬實力在量的積累與質的飛躍過程中辯證的統一，是一國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換言之，隻有具備了保持較高水平的物質性成長能力，一個國家才具備了成長為一個大國的物質基礎。對於在國際社會中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而言，“在國際政治社會化程度較低的時期，物質性成長幾乎代表了大國成長的全部；在一個封閉的異質性國際體係條件下，物質性成長能夠決定一個強國的成長未來。”
物質性成長的重要性無可厚非，但社會性成長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視。如果細密地考察國際關係發展的曆史，很難找到純粹物質性成長的國家，哪怕是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也是如此。從一個終極的意義上說，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誕生在國際社會之中，成長都有社會性的一麵，而且重要性逐漸增加。所謂民族國家的社會性成長，是指一國在物質性成長的同時，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逐漸增加，並融入其中的過程。對於大國而言，“必須以主流的國際規範、國際法等國際政治文化為依據，從維持和建立反映時代要求的世界秩序為出發點，將履行國際規範與國際責任界定為國家重要利益，運用合法的國際交往手段謀求綜合國力，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與國際威望。”
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在物質性成長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年至2008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8%，比同期世界經濟平均發展水平快6.8個百分點。2008年，中國GDP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位，更是達到了位於第二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個百分點，經濟總量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2006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也大幅提升。197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為2.3%，到2007年上升到19.2%，超過世界所有國家。比美國高3.5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6.3個百分點，比日本高11.7個百分點。
物質性成長是社會性成長的前提和基礎。在物質性成長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迅速加快，國際地位穩步提高，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世界主要大國都不能忽視中國的存在，必須審慎協調與中國的關係。世界各國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涉及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上，離開中國的參與是無法解決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建交國數量變化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建交國已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8個增加到現在的170多個。從中國與主要大國關係來看，中國與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互動逐步到位，雙邊關係的內涵更加明確，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6年）、中歐全麵戰略夥伴關係（2003年）、中日戰略互惠關係（2007年）、中美全麵合作關係（2009年），以及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的各種對話協商機製的建立，如中歐戰略對話（2005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2006年）。從與發展中國家關係來看，作為當今世界新興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是“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發展五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以及20國集團的重要成員。在雙邊或者多邊（如G8+G5）的框架下，與
這些國家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進行溝通和對話，共同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問題，向世界發出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經曆了30多年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獲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中國，已經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心態衝出社會性成長的起跑線，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加速跑。伴隨著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對全球和地區性問題的參與會越來越多，這就需要中國政府以更加務實和穩健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公眾以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心態來看待這些問題。
不可否認，這樣的曆史性進程中會伴隨著種種不適應狀況，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挫折和陣痛。但這樣的進程，也將是錘煉中國領導人政治智慧，使中國公眾的民族心理變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平、寬容的進程。如果將這二者疊加起來，就是很多學者多年來一直呼籲的“大國心態”的構建。
3．國家利益維護與拓展的思維轉變
2008年12月18日，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胡錦濤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在30年的創造性實踐中，中國經過艱辛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概括起來說，就是黨的十七大闡明的“十個結合”。其中，第八個結合就是：必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維和對外政策在不斷的調整中逐漸走向成熟。加快自身發展和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是中國戰略考量中的兩個關鍵點。發展是前提和根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能夠做出貢獻的水平。改革開放前的30年，受製於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強調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實現發展的根本基點。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中國依然強調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但把順應國際形勢，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的曆史進程，擺上了更加重要的議事日程。這就要求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加速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認真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堅持趨利避害，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
戰略思維的轉變，讓中國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信心十足地提出著眼於21世紀中前期中國的偉大目標——“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中國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快速融入國際社會，是21世紀初對世界影響最為重大的曆史進程之一，備受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會以何種方式融入國際社會？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可能帶來何種影響？針對國際社會各種不同的反應，2005年12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仍然麵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走和平發展道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要求。中國今天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來強大了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綜上所述，戰略思維的轉變要求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國際社會，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與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勢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戰略目標的確定讓中國明確差距、更加奮發向前；發展道路的選擇，讓中國更加深入地思索，走好這條道路的基本要求。毫無疑問，這都對戰略謀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歸根到底，中國必須把軟實力戰略納入到中國的大戰略框架中，在提高改革發展的質量，加速硬實力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軟實力戰略的構建，以軟實力謀求硬道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