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文學思想帶有某些超前性，現在已看得越來越清楚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或革命家，多未能擺脫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束縛，要求文學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無視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如梁啟超當時這樣來論小說的作用：“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21]又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22]這不但對文藝期待太高，而且把文藝與政治聯係得太緊。當時另一學者蔡元培也說：“為什麽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23]這種工具論把文藝看成某一時期的主流思想的形象的圖解，這種文藝思想使文藝淪為政治的奴婢，作家也單純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喉舌。
幾十年的文藝實踐證明，附屬論、工具論弊多利少，對發揮文藝自身的發展更是不利。所以，王國維當時提出的文藝“獨立”論，揭示了文藝的“自律”性，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當然，我仍然認為文藝必須要有人文精神，必須加強批判社會的力度，但人文精神並不等於某種意識形態，前者是人類的，後者是階級的，前者是長久的，後者是暫時的。人文精神恰好是文藝獨立性的一種表現。
王國維的慰藉說，在今天也仍然有它的意義。當然，生命是一支歡樂與痛苦的交響樂，但就一般而言，痛苦總是比歡樂多。生是痛苦，死也是痛苦。生活著，會有各種各樣的欲望，從而感到永遠不可滿足的缺失，這也是痛苦。成名成家，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肉麻的、虛偽的恭維和無窮的麻煩，這也是痛苦。鮮花著錦、烈火烹油，這不是人生的幸福嗎？可又總是擔心不知哪天遭人算計，或忽生橫禍，這種焦慮也是痛苦。痛苦填滿人的一生。所以，如何來解脫人生的痛苦，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麵臨的人生基本問題。宗教在世界上持久不衰，就是它能給人一種虛幻感，在這虛幻感中人生的痛苦似乎得到了解脫。文藝之所以能不斷得到發展，也是人生在文藝的移置與升華中得到慰藉。在市場經濟空前發展的今天，在許多人那裏，金錢把自身的精神家園給摧毀了，人的精神無所依歸的情況更為嚴重。越是在這個時候，人就越需要精神的慰藉。文藝作為情感的力量，作為精神的故園，從不同的層次作用於人的心靈，就像雨露滲入人的幹枯的心田，慰藉著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鼎”，知、情、意就是“鼎”之身，科學、文藝、哲學是“鼎”之三足，三足缺一，人的精神生活必然失去平衡，人的本性也就要崩潰。所以文藝的慰藉對人來說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是關係到人的本性能不能得到保持與完善的問題。王國維的慰藉說仍然有其不容爭辯的現實意義。
王國維的“天才”說，充分考慮到先天的資質和後天的修養，是比較科學的。現代人腦科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已證明：人腦的左右各一半，都有自身獨立的意識思維序列和記憶。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發現人腦的兩邊是用根本不同的方式進行思維的，左腦易於用語詞思維，而右腦卻徑直用感性表象來思維。[24]文藝的天才可以說是右腦特別發達的人。因此王國維的“天才”說，已被科學所證實。中國文藝界的人數太多，其中有許多是缺少文學天才的人，這麽多的人擁擠在文藝這條路上，既無必要，也難於出精品。適當的講一講文學創作需要天才，把擁擠在這條路上的人疏散一下，對發展中國現代的文藝事業是有益的。
關於境界說的現代意義，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如前所說，境界說是文學理想論，也可以說是藝術至境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的藝術至境論隻有“典型”論一說，是十分單調的，不完整的，因而是無法解釋豐富的文藝現象的。就再現型的敘事作品來說，塑造“典型”是重要的，典型是一種藝術至境，這我們已作過許多探索。但文藝的形態是十分豐富和複雜的。概而言之，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再現型；第二類，表現型；第三類，象征型。再現型作品的至境是塑造典型，表現型作品的至境是營造意境（境界），象征型作品的至境是創造意象。這一點，顧祖釗的《藝術至境論》一書，做了富於創造性和說服力的解說，他提出的典型、意境和意象三足鼎立的藝術至境論，是目前我所見到的較全麵的藝術至境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實際上就是提出了境界是文學的藝術至境之一。境界就是表意之境，是表現型作品的理想形象。王國維的境界說將成為現代文藝理論建設的一個重點，是無須懷疑的。
以上所述，僅是王國維的文學思想可能給我們的啟示，這個意義還是比較有限的。我認為對我們更有意義的是王國維研究文學理論的態度與方法。這裏可以分兩點來說。
第一，王國維視文藝理論的研究為一種純粹的學術活動，不把學術研究作為政治的一種手段。他反對那種“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懷實力之目的”的學術研究，因為這種研究不過借學術的枝葉，以達政治的目的，從學術本身看，並沒有什麽價值。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中說：“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又說：“學術之所爭，隻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麵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麵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這種學術獨立論應該是真正的學術研究不可缺少的態度。如果帶著某種政治目的去進行研究，那麽就可能失去研究的客觀性，為成見所囿，偏離了研究的正確方向。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王國維在文藝理論上所獲得的突出成就，能發前人所未發，言腐儒所不敢言，與其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是密切相關的。今天，我們要建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也要保持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不要與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成見掛鉤，應盡力保持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在當前要做到這一點，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還要經過不懈的努力。
第二，王國維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中主張中西對話和中西交融，這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王國維是位國學大師，他無疑繼承、總結了古代文論的遺產，如他的境界說與古代文論中的意境說一脈相承，但他又不囿於古典傳統，死守舊的理論，他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就能放眼世界，敢於並善於吸收外國的思想養料，用以改造中國舊有的理論，在中西方的結合和交匯點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學觀點。還以他的境界說來講，他一方麵總結了自魏晉以來的“情景”論、“興趣”論和“神韻”論等，提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這類言辭完全是從謝榛、王夫之等人的詩話的相關論點中脫化而來；但如果我們隻沿著古代的“情景”諸論去解釋他的境界說，就可能不夠準確，王國維肯定從西方美學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思想，對傳統的“意境”說作了一番改造，如“造境”“寫境”的區分以及“寫實家”與“理想家”的區別與西方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分有關，“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區分以及“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的區分則可能從西方的“移情”論與“距離”論的對立那裏受到啟發。更為重要的是，叔本華、尼采的生命哲學對他的影響，他顯然是以生命哲學的某些思想改造了“意境”說，把境界理解為人的生命活動所開辟的富於張力的詩意空間，強調境界要以詩人自己的鮮血去書寫。也正在這個意義上，王國維才那麽自信地說：“……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麵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27]他當然知道“境界”不是他首先“拈出”，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還沒有人從他這個意義上來論境界。這種通過中外對話和中西交融的方法，建立新的文藝理論的態度，對於我們今天建設現代形態的中國自己的文藝理論，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的。
[1]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2]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
[3]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
[4] 叔本華：《人生的智慧》，張尚德，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
[5] 叔本華：《人生的智慧》，張尚德，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
[6]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7] 王國維：《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8]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頁。
[9]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頁。
[10]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11]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12]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
[13]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14]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15]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頁。
[16]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
[17]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
[18]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頁。
[19]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頁。
[20]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頁。
[21]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郭紹虞、羅根澤：《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56頁。
[22] 梁啟超：《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郭紹虞、羅根澤：《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頁。
[23] 蔡元培：《蔡元培選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0頁。
[24] 托馬斯·R.布萊克斯利：《右腦與創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5]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26]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27] 王國維：《人間詞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3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