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代的詩人不管自覺不自覺都麵臨一個如何學習和超越唐詩的問題。當然宋詩從北宋到南宋的確也形成了一些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才學、議論入詩，這應該說是宋詩的一個發展，有人對此加以肯定，但嚴羽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在《滄浪詩話》中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曆，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複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3]

在這裏，嚴羽用以“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三句話作了比較準確的概括，然後指出這種詩歌即使是“工”的，也缺乏“一唱三歎之音”，缺乏“興致”，或一味“使事”，或“叫噪怒張”，失去了詩歌的審美的品格。當然，嚴羽也肯定宋代詩人向唐代詩人學到了一些東西，而且說“至東坡、山穀始自出己意以為詩”。但這句話是肯定蘇、黃，還是貶抑蘇、黃，就值得討論了。實際上，嚴羽對宋代的以黃庭堅為代表的主流詩派，多采取否定態度。嚴羽與黃庭堅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是在詩為何物、即詩的本質特征是什麽問題上的分歧。嚴羽的思想超越了“詩言誌”“詩緣情”的傳統，他顯然認為在“誌”和“情”這兩個字上找不到詩與非詩的區別，找不到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在嚴羽看來，在“言誌”“緣情”上麵很難找到詩之為詩的標誌。而宋詩的發展則又進一步把“言誌”“緣情”泛化，“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尤其是“江西詩派”的末流，更隻在前人的書本中乞討，就完全失去詩的本旨，也就更進一步模糊了詩與非詩的界線。嚴羽針對這個情況，在《滄浪詩話》中提出了“別材”說和“別趣”說：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4]

嚴羽在這一段話中，首先提出了“詩有別材”的論點。關於“別材”說，曆來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把“別材”的“材”理解為“才”。按這種理解，“別材”的意思是詩人是有特殊才能的人。詩人與學者是有根本區別的。詩歌吟詠情性，情性中有詩情畫意者，就可能成為詩人。如果情性中無詩情畫意者，他可能讀很多書，對問題有很多見解，他可能成為一個學者，卻斷不可能成為一個詩人。雖然，詩人讀書也是有益的，但讀書、學問不是詩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舉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孟浩然“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原因是孟浩然的學問雖然不如韓愈，但他作為詩人的獨特的才能超過韓愈，所以孟浩然的詩超過韓愈。宋代人的詩，特別是江西詩派的詩過於重視用典，把古代的文、史、哲等著作的知識大量納入詩裏麵來，主張“無一字無來處”，以學問為詩。這在嚴羽看來，就沒有把詩人應有特殊的才能這一點搞清楚。嚴羽心目中的詩不是學問的堆砌，是詩人情性的流露，情性中若沒有藝術的種子，即沒有藝術的才分，學識再多也沒有用。

盡管這第一種解釋是有道理的，但我還是傾向於第二種解釋。“別材”的“材”就是“材料”、對象、題材。“別材”說的意思是，詩在取材上別有要求，既非一股的“言”“情”，更非“文字”“才學”和“議論”。在嚴羽看來，宋詩之所以不如唐詩，尤其是不如盛唐詩歌，根本的原因在於宋詩在取材上出了問題。嚴羽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書”在古人的概念中，是指“經”“史”“子”“集”，範圍十分廣闊，包括了政治、哲學、曆史、文學等，嚴羽顯然認為“書”與“理”相關，既“涉理路”，又“落言筌”，不是從人的活的情性中來，但把“書”或“理”作為詩的對象就是背離了“詩者，吟詠情性”的旨義。嚴羽的“別材”說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明顯是針對黃庭堅如下極有影響的話：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5]

這段在當時曾激動過多少詩人、推動過宋詩的發展的話，在嚴羽的眼中，正是導致宋詩不如唐詩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黃庭堅認為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的說法，無異於引導詩人一味到古人的書本裏討生活，在詩歌裏麵賣弄學問，把“書”（而不是把自己的切身感受）作為詩歌的源泉，使詩歌裏充塞了古人書本的陳詞濫調，這豈不背離了詩歌的真義？所以嚴羽講“詩有別材，非關書也”，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詩學命題：詩歌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的對象？哪些可寫，哪些不可寫？而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詩歌應該寫活的、可以一唱三歎的人的情性，詩歌不應該寫古人書中的陳詞濫調。但嚴羽又沒有否定詩人應該讀書，他說“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這意思是把讀書作為加強詩人的修養的條件，多讀書、多窮理，正是為了掙脫“書”與“理”的束縛，涵養人的真實情性，所以“別材”又有待於讀書而達到極致。

嚴羽的“別材”說，後來遭到不少封建衛道士的攻擊，認為嚴羽反對詩人讀書，認為他主“俗”反“雅”、主“鄙”反“典”，說什麽“天下惟雅須學而俗不必學，惟典則須學而鄙與弇不必學……”，甚至斥責他“欺誑天下後生”等。[6]後來的一些儒生這樣攻擊他，主要是因為嚴羽的詩學理論“傷害”了儒家的“詩言誌”的傳統。實際上，嚴羽的詩歌“別材”說，至今仍有它的現實意義，不但詩歌，整個文學都有其獨特的對象（即“別材”），文學與其他的人文學科的對象都是人。但當我們試圖分析文學與其他的人文學科的區別時，那麽我們就會發現，文學與其他具體學科的區別，並不像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所說的那樣，“藝術和科學之間的差別根本不在內容，而在處理內容時所用的方法。哲學家用三段論法，詩人則用形象和圖畫說話，然而他們所說的都是同一件事”[7]。如嚴羽所說的那樣，詩有“別材”，非關學問。詩有自身的獨特對象，否則，詩歌的獨立存在就沒有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