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並非偶然。可以分以下幾條來敘述。

（一）社會環境的動亂與“以情緯文”

東漢末年封建統治者腐敗專橫，外戚宦官之間爭權奪利，兼並土地，民眾饑餓，流離失所，陷入絕境。於是發生了黃巾農民大起義，隨後形成了三國混亂局麵，這以後可謂內亂外患、戰亂饑荒，接連不斷。在封建專製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動輒得咎。東漢末年的黨禍就十分恐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各種原因被害的著名文人有孔融、禰衡、楊修、丁儀、丁廙、何晏、嵇康、張華、石崇、陸機、陸雲、潘嶽、劉琨、郭璞等。這是一個由治到亂的時代。這樣的一個時代，對士人而言，情感多於理智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來人是有理智同時又有情感的動物，發於理智的文學偏於紀事載言，發於情感的文學偏於吟詠情性。漢魏的社會，一般來說，是由治而亂。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發展的機會；政教有常軌，情感遭受相當的限製。亂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計劃無用；政教無標準，感情可以任意發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情緯文’。紀事載言的文章宜於質，吟詠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文被質’。”[1]“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這句話，出自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其意在情感的文學占了上風，迎來了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的自覺時代的標誌是抒發個人的情感的作品的大量湧現，文學理論也跟進發展。

（二）儒學的衰落與玄學的興起

由於社會的轉型，漢代曾“獨尊”數百年的儒學迅速衰落。這是因為，由於社會政治的腐敗，儒家的倫理道德的虛偽性的一麵完全暴露出來，無法維係人們的信仰；同時後期的政治家如曹操等摒棄儒學而推崇法家，尚刑名。這樣儒學既不能成為自覺追求的理想，又不能被用以謀生，其迅速衰落也就不難理解了。傅玄《舉清遠疏》中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傅玄的話，可以說不但是魏晉時期情況的寫照，也是南北朝時期情況的概括。與此同時，老莊的道家卻被推到了崇高的位置，這一方麵由於戰亂頻仍，政治環境惡劣，人們急於尋找精神的安頓之所；另一方麵也可用虛無的思想來表達對政治壓迫和禮教束縛的反抗。他們選擇了老莊是曆史環境使然。他們以空談來消磨時間，“有無之辯”“名實之辯”“才性之辯”“言意之辯”“形神之辯”等，就是他們辯論的內容，於是形成了魏晉“玄學”。他們不但研究老莊，甚至用玄學的觀念去詮釋孔孟言論。儒學的衰落和玄學的興起，不但對文學產生了影響，對當時文論的推進也是巨大的。一方麵，像“有無”“虛實”“言意”“形神”“才性”等問題本來就與文論密切相關，玄學的研究當然對文論有很大的啟發；另一方麵，文論擺脫了儒學教條的束縛，從形而上的玄學中借用了方法，這對文論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助益。

（三）政治家的倡導及曹丕“文氣”說

劉勰和鍾嶸都講過這個道理。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2]鍾嶸《詩品序》中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3]這裏最值得指出的是作為魏文帝的曹丕的《典論·論文》，在這篇文論名篇中，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把文學作品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程度，大大提舉了文學的價值。

更令人讚歎的是曹丕在這篇文論作品中，提出“文氣”說。他寫道：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

意思是說，文章要以氣為主，人的氣有的“清”，有的“濁”，這不是人力勉強可以達到的。譬如音樂，雖然大家所用的曲調、節奏是同一的，但不同的人行腔運氣不同，結果有的巧妙，有的笨拙，所以雖然是父兄，也不能互相傳授。首先，曹丕所說的“氣”不同於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的“氣”，孟子所說的“氣”是屬於道德範疇的，指人的道德修養所達到的精神境界，而曹丕所說的“氣”則是指擺脫了倫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秉性，是由人生理和心理的突出特征所決定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是人的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人的個性的形成不能片麵地歸結為先天因素的作用（後天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但先天的因素對個性來說是無可回避的。所以，曹丕講“文以氣為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強調文學創作與作家個性的密切關係，或者說突出了作家個性在文學創作中的“為主”的地位，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此前的儒家文論總是強調文學創作與政治、修身的關係，往往抹殺作家的個性，作家要是像屈原那樣突出自己的個性，就有可能遭到“露才揚己”的指責。應該說，“文以氣為主”作為一種重視作家創作個性的理論，這在中國文論、詩學史上都具有轉折意義，從壓抑個性到高揚個性正是從曹丕的理論開始的。其次，關於“氣”的清濁問題，這是曹丕對人的“氣”的一種大致分類，其思想來源是古代流行的“人稟陰陽而立性”的說法，清濁是對陰陽而言的，清與濁也就是陽與陰，所謂陽氣上升為清，陰氣下沉為濁，清與濁有形態上的區別，並無優劣的區別，實際上曹丕的“氣”分清濁之說，正是後來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理論的雛形。每個人對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可以有不同的喜好選擇，但客觀上無論清還是濁，陰柔還是陽剛，都作為美的形態而存在。最後，曹丕的理論強調個性與創作的關係，個人都是不同的，你的“氣”具有什麽特性，如他所說的“徐幹時有齊氣”“公幹有逸氣”，這是不可傳授的，雖是父兄也無法互相傳授，雖同題作文賦詩也有巧有拙，這是符合創作實際情況的。曹丕的“文氣”論更是文學自覺的表現，同時也體現出那時文論家創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