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學是以一套以“仁”學為中心的思想體係。這是目前多數研究者的共識。但“仁”是什麽？《說文》：“仁，親也，從人、二。”就是說“仁”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仁的核心是“人”。所以孔子說“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推而廣之，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愛，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論語·雍也》）。不僅要施之於貴族階層，也要施之於普通民眾。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要通過修養成為“仁愛之人”。孔子曾對他的子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在這裏孔子對他的學生加以教導，認為在父母跟前，要孝順，離開自己的房子，則要敬愛兄長，說話要謹慎，誠實可信，博愛大眾。在做好這一切以後，如果還有餘力，則可以學習文獻一類的學問。孔子以“仁”為中心、為根本，輻射到“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構成了一個體係，形成了規範。但仁學的中心是“愛人”。其他一切都要從屬於仁，禮、樂、詩等也都必須圍繞著這個“仁”，才會有意義。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意思是說，一個不仁的人怎麽能實行禮，一個不仁的人怎麽能作樂呢！
應該說，孔子的理論不是沒有弱點，有一些言論是為當時的士大夫以上的階層著想的。他也沒有“人人平等”的思想，還是要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盡管如此，我們不能不說，他的以“愛人”為主旨的“仁”學，“閃爍著古典人道主義光芒”[1]。首先，對己而言，實行“仁”的準則，是安頓自己的靈魂問題，所以孔子反複講“仁者不憂”（《論語·子罕》），“仁者安仁”（《論語·述而》），對於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有了“仁”就可心安理得，有了自己的精神的寓所，就可以在社會動**中尋找到自己的平靜的心境。其次，對社會而言，要是人人都講“仁”，那麽社會成員之間各得其位，愛人也被人愛，尊敬別人也被別人所尊重。特別是為那些當君王的做出榜樣，讓他們接受儒家的一套倫理，實行這倫理。當然，這完全是一種烏托邦，是無法達到的。但他的“仁”學突出了“人”與“人之愛”，這的確蘊含了人道主義的因素。然而，一個人僅僅守住道德的“仁”就夠了嗎？當然不夠。所以孔子又提出了詩、書、禮、樂等。對於有仁德的君子，則對其提出“文質彬彬”的要求，從這裏就延伸出後來對文學藝術理論影響很大的“文質”論。
本來“文質”問題我在第一章講儒家文學思想時，已經涉及。但講得不充分，這裏需要補充。孔子的話見《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2]
孔子的意思是，質樸多於文采就顯得粗野，文采多於質樸則流於虛飾，文采與質樸相互匹配這才是君子的風格。“彬彬”，按朱熹的《論語集注》：“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文質彬彬”就是一個君子的風度應是道德修養與文化禮儀的修養均衡發展。不偏於“文”，也不偏於“質”，文質般配。另外，《論語·顏淵》篇也有相關說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3]
這意思是說衛國的大夫問子貢，君子隻需要樸素而已，為什麽要文采呢？子貢說：可惜你說錯了。君子是要文與質兼備的。如果虎豹和犬羊都拔去毛，那麽它們的皮還有什麽區別呢？《論語》中的“文質”問題雖然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但是潛藏著轉化為文學理論的可能性。很明顯，在孔子那裏，這還是屬於道德倫理的範疇，與文學無關。但是正是這個“文質”論，對中國文學和中國古代文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原來道德的對象是人，文學的對象也是人。所以“文如其人”成為中外的一條定律。君子要“文質彬彬”，那麽文學是不是也要“文質彬彬”呢？
漢代後期的揚雄將其轉化為文學理論問題。他先把文質問題轉變為一個宇宙問題，在《太玄·文首》中說：“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在他看來，文質與陰陽有對應關係，即陰質陽文。天地萬物是陰陽相聚，那麽也就是文質相兼。《玄文》中就肯定了“天文地質，不易其位。”這種萬物皆文質相符的說法，為“文質”延伸來論文章和文學準備了條件。揚雄在《玄瑩》篇明確地把文質關係問題當成一個文論問題，他說：
務其事而不務其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不約則其旨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4]
在第一章裏，我們已經指出揚雄第一次把“文質”問題轉化為文章寫作問題。他的論點是“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文”與“辭”相對應，“質”與“情”相對應。文質相兼，就是文辭兼備。文學作品既要情質素樸，但又要文采斐然。揚雄的理論當然還是從孔子的“文質彬彬”那裏借鑒而來的，但這種借鑒與發明對儒家文論是一種重要的發展。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更進一步發揮說：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5]
劉勰指出，聖賢的著作，都可以叫作“文章”，那不是文采斐然的嗎？水性動才會有漣漪，樹木實花朵才鮮豔，可見文采依靠情質。虎豹要是沒有美麗的皮毛，它們的皮不就和犬羊一樣嗎？就是用犀牛兕牛的皮革製披甲，還要靠朱紅的漆來上色呢，可見情質又有待於文采的配合啊！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還有一些“文質”問題的論述，其貢獻在於充分地肯定了文學作品有兩個元素，那就是情與采，情是“質”，采是“文”，情采結合，文質相符，文學創作才能達到極致。
後來關於“文質”關係的論述很多，用文質作為批評標準的文章也很多。但有不少論者把文質分開，導致機械論的弊病。把文質問題真正聯係起來理解並做出貢獻的是清代的王夫之，他說：
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為之興。蓋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6]
王夫之談文質問題，從自然談到社會，從社會再談為文。他的觀點是文質互動。他舉了一個例子，雪是“質”，白是雪的“文”，如果白色喪失了，哪裏還談得到雪呢？可見是“集文以成質”，文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文質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非質”。有質文體才有所遵循，有文文體才可能彰著。對於文章寫作來說，文與質是不可分離的，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文質彬彬”，體要就建立起來。王夫之加強了文質辯證關係，不愧是儒家的最後的總結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