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任何觀念，包括文論觀念，都不是無緣無故生成的，都是由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發展起來的。因此，觀念的發展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歸根到底，也必須由這個社會的經濟條件及其社會心理來加以解釋。中西文論觀念和範疇的深刻區別，也必須由中西經濟不同形態的發展入手，才能得到正確而深刻的解釋。在上一章，我們從“上農”的角度，解釋了儒、道、釋文化產生的社會原因。這裏我們將就中華文論基本範疇的文化個性產生的原因，作進一步申說。
（一）農業文明與家邦製度
與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不同，中國總體上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國古人所理解的中國，就是“四海之內”。盡管中國也有漫長的海岸線，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海的興趣都不高。《論語》中，孔子隻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的著作中也隻有一次提到海：“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這與西方古代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經常進出於各島之間，對於海有異乎尋常的興趣，大不一樣。中國古代人口集中於黃河、長江流域，中國人屬於陸地人。這樣的地理條件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是長期的自然農業經濟，對農業的重視遠遠超過對商業的重視。中國古代思想中有本末之別。“本”是指農業，“末”則是指商業。其理由是，如果不是農業生產出東西來，哪裏會有商業性的交換關係呢？必須先有生產，然後才有交換。所以古代中國曆來都“重本輕末”。這樣以來，從事商業的人，就被看作從事“末”的工作的人，他們也就自然受到輕視。一般地說，古代中國有四個傳統階級，這就是士、農、工、商。商被排到最後一個，而士、農則被排列到前麵。所謂“士”就是地主。雖然他們以出租土地為生，不直接從事生產，但他們的命運都係於農業。收成的好壞與他們生活的好壞密切相關。這樣士與農在對自然、生活的感受上也就有了相通之處。士與農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一篇，就把農與商作了對比，盡量美化農民的生活方式，而醜化商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古代中國“上農”，而農則隻靠土地為生，土地對他們來說是**，所謂“天地自然育成萬物”，農民對土地有一種信任感和親切感。“天人合一”自然就成為理想。另外土地不會移動，農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一個地方，一家一戶終年耕種土地。這樣就發展起了與西方的城邦製度不同的家邦製度。一個家族有父子、兄弟、夫婦等人倫關係，這些關係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其他社會關係，如君臣、朋友關係，當然也要按家族關係來理解和衡量：君臣關係要按父子關係來規範，朋友關係要按兄弟關係來規範。家，這是中國自然農業經濟衍生出來的核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那麽在家族關係上提倡什麽呢？這就是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等。這種關係的實質就是我們前麵反複講的“和”。一家人中，盡管有父子、兄弟、夫婦等多種關係，但都要以“和”為貴。因為隻有這樣“和”，在農業生產中才能建立起“和”的協作關係，大家齊心協力，相互配合，達到五穀豐登、人畜興旺、豐衣足食。宋代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就寫出了農民田園生活的和諧美好。其中第八首寫道：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這首詩清新地寫出了古代中國農家那種相互合作和親近土地的生動情景。這種以家庭為形式的自然農業經濟在倫理道德上的反映是“以和為貴”，在文論上的反映就是通過氣、神、韻、境、味所體現的以和為美，這與西方海洋國家在文論上以衝突為美是很不相同的。
以古希臘文明為代表的西方，基本上屬於海洋國家，商品經濟較發達，商人地位很高。商人的特點是喜遷徙、好冒險。他們對土地山川等自然景物不具有像農民般特殊的依賴關係，相對地說，也就缺少對大自然的親近感和執著感；相反，崇山峻嶺、山川河流等還可能成為他們經營活動的障礙，甚至於在冒險活動中失敗而引起對命運的哀歎，人們也可能把它歸結於大自然存在某種神秘力在駕馭和玩弄自己，這樣，人對自然就不能不產生對立情緒，進而產生人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願望與行動。另外，在西方的商業活動中，他們所建立起來的是區別於中國的家邦製度的城邦製度，城邦製度的一大特點就是所謂的平等競爭，無論在商業活動中，還是在政治活動中，自己的成功都建立在他人的失敗之上，這樣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永遠處於對立、衝突中，誰在對立、衝突中獲得勝利，誰就是成功者，誰也就是精神愉快者。對於這種商品經濟在倫理道德上的反映是契約觀念的確立，在文論上的反映就是以通過悲、喜、崇高、卑下等範疇所體現的以衝突為美。
（二）自然農業經濟與整體思維方式
古代中國的自然農業經濟，使中國古人思維方式上比較重視對事物整體及其規律的領悟，而不重視對事物的元素分析和邏輯的推理。農民為了獲得好收成，對於日月運行、四時相繼等整體運動特別敏感。《易傳》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又說：“日盈則昃，月盈則食”，這說明中國古人對日月星辰、氣候變化的整體流動性相當關注，因為這些變化著的事物關係到他們每天從事著的耕耘。另外，農業收成的好壞，並不像商業活動依靠某一個契機就可決定成功還是失敗，而要靠天時、地利、人和等整體因素的協調，整體的協調總是比個別的因素重要得多。這樣一種植根於自然農業經濟的思維方式影響到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思想各個方麵。如上麵已經談到的哲學，特別重視“一”這個範疇。《老子》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38]這裏的“三”指陰、陽和衝氣，“二”指天、地，“一”指天地未分的統一體。《老子》第三十九章又雲：“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為天下正。”[39]這裏所說的“一”都是指全部、整體、統一、豐富等。後來的中國哲學也講“多”，但都強調“多是一中之多”，即部分是整體的部分，部分受整體的製約。又如中醫，很明顯，並不著眼於人體某個器官的症狀，而是通過“望、聞、問、切”著眼於對個人的整體把握，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孤立的治療方法。中國自然農業經濟所培育的整體思維方式，也必然要在中國文論上有所折射，上麵我們所講的氣、神、韻、境、味，就是自然農業經濟的整體直觀論在文論上的反映。
與古代中國的自然農業經濟不同，西方是商業經濟社會，商人成為社會的主宰。商人重視的首先是用於商業賬目的抽象數字，然後才是具體的東西，或者說他們往往通過抽象的數字去把握具體的東西。這樣他們就更多地發展了數學和邏輯推理。他們的抽象的思維方式就更富於分析性和思辨性。這樣，他們的文論也就更重視對作品構成因素的分析，真、善、美和再現、表現以及內容美、形式美等區別，就自然被看成重要的事情。
（三）自然農業經濟和崇無觀念
古代中國自然農業經濟的又一規定，就是貴無、崇無。農業生產的起始是在一片空地上開墾、播種，結果則是從一無所有到五穀豐登。“無”是“豐”的基礎和根本。一個辛勤的農民常會在春天蹲在田頭，望著剛剛播種的尚無一片綠葉的田野，想象到秋後金黃色的、沉甸甸下垂的稻穗或麥穗，而發出會心的微笑。他看到的是“無”，可想到的是“有”，而且是有很多，即“豐”。所以農民是最能理解“包孕性”的一種人。這一富於辯證法的樸素心態，反映到哲學上就是“貴無”“崇無”，“無”不是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沒有，而是從無到有，似無實有，無中生有。所以中國人用“白手起家”來形容創業的艱難，其中就含有讚美之意。從有到有算不了什麽，可是從無到有，“白手起家”就特別可貴。反映到音樂和繪畫上，就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反映到文論上就是貴空靈、含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半多於全”“虛實相生”“不寫之寫”等。由此不難看出，中國文論通過氣、神、韻、境、味等基本範疇，而體現出來的空靈美、淡泊美，歸根到底也可以從自然農業經濟中找到根源。
西方人重商，商業經濟雖然重視抽象的數字，但在數字的背後是實在的貨物。而且商人有無窮的欲望，賺了還要賺，多了還要更多，追求富有是商人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商人此種心態在哲學上的反映是“貴有”以及實證論的發展，在文論上的反映是追求形象、真實與典型等比較實在的美。
概而言之，中華古代文論通過氣、神、韻、境、味等基本範疇，追求中和美、整體美和空靈美，與西方文論所追求的衝突美、元素美、實在美，有著根本的區別，顯示出鮮明的民族文化個性。而且這種鮮明民族文化個性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古代中國自然農業經濟所產生的大陸文明和社會心理，是形成中國古代文論民族特色的深厚土壤。
在本章結束的時候，要說明兩點：第一，中華古代文論範疇遠遠不止我們這裏說的五種，這裏所論的隻是其中最基本的範疇；第二，這裏所進行的中西文論的比較，也隻是差異的方麵，而相同或相通的方麵我們將在以下各章中加以論述。
最後要著重說明的是，古代文論的範疇術語，如上麵所講的“氣”“神”“韻”“境”“味”等，在現代文論體係中，仍有它們的位置。無論是作家的追求，或評論家的評論，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肯定和運用這些概念。可以這樣說，這些古代文論範疇作為文化無意識存在於中國作家、評論家心中，想抹都抹不去。更重要的是，這些文論範疇所體現的中和性、整體性、空靈性等十分切合文學藝術的特點，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意義。不但中國現代形態文論的建設，要認真吸收自身具有民族文化特點的成分，而且中國古代文論作為資源完全可以被世界的現代文論所借鑒、吸收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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