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一
超越曆史：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探索與挑戰
梁亞斌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也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好壞不僅成為影響我國戰略環境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成為影響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因素。2013年，對中美關係來說是意義非凡的一年。一方麵，兩國都恰逢政府換屆，新政府必然在內政外交領域有與以往不同的設計和重點。另一方麵，2013年是中國與美國正式建設和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第一年，決定著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如果說在胡錦濤在任時期，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還停留在概念提出和闡釋階段的話，那麽隨著該戰略正式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就已經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施政戰略。中美關係既是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容，也是檢驗中國最終能否與其他大國實現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金石。
一、中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與現實背景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既是中國外交理念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應對當前世界形勢變化的一種現實考慮。
（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與內涵
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期間，中美兩國就達成了“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共識。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訪美期間進一步提出，推動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夥伴關係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三個月後，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雙方領導人就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和期望作出了較為全麵的闡釋。
胡錦濤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致辭，強調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同時就如何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出“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五點構想。胡錦濤特別強調：中美絕不能重走曆史上大國衝突對抗的老路，應順應世界曆史大勢，“與時俱進，以創新的思維、切實的行動，打破曆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探索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大國關係的新路徑。”在奧巴馬總統的書麵致辭中，他回應道：“美中兩國可以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確保全球安全、穩定和繁榮……美中兩國可以向世界證明，美中關係的未來不會重蹈覆轍，兩國可以攜手解決21世紀麵臨的嚴峻經濟和安全挑戰，為發展持久信任、長期穩定、充滿希望的美中關係奠定堅實基礎。”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型大國關係正式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內容。這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展對外關係、實施對外戰略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既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發展趨勢的把握和期望。自此，建設新型大國關係超越了概念討論，正式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施政戰略。
2013年6月7日至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訪美，在加州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進行“莊園會晤”。這是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訪美。盡管不是正式國事訪問，但這種“不拘形式”的非
正式訪問備受國內外關注，被認為是兩國元首在深入交流中建立友誼，就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進行戰略溝通、勾畫藍圖的良機。會晤結束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召開記者會，在總結會晤取得的成果時，轉述了習近平主席對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解，進一步明確了新興大國關係的內涵和著力點：“一是不衝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理性看待彼此的戰略意圖，堅持做夥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衝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製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建，共同進步。三是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追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現實背景因素：美國重返亞太
如何應對一個實力不斷壯大的中國，是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重要考量之一。在該背景下，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實施“再平衡”戰略。2012年1月，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即將結束、能否連任實現第二任期尚不明確的情況下，製定出台了新版安全戰略《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最終確立了“戰略東移”的大構想。該報告的出台，一方麵顯示出奧巴馬政府對未來美國全球安全戰略的理解，另一方麵作為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最後一份安全戰略報告，為未來接任的總統製定政策框架，確保美國安全戰略的延續性。毫無疑問，該安全戰略隨著奧巴馬成功連任必將成為其第二任期的戰略主調。
在該安全戰略報告的扉頁上，奧巴馬總統開篇第一句就指出：“我們的國家正處於轉折點。”在該邏輯之下，美國需要作出戰略調整。首先，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反恐戰爭由於對基地組織的持續強力打擊也在某種程度上取得階段性勝利，特別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最終擊斃了本·拉登。其次，美國國內麵臨嚴重的債務危機，債務上限不斷被突破，甚至引發政府停擺，因此為了實現美國國內債務結構平衡，增強未來經濟實力，美國迫切需要進行大規模削減財政開支，包括國防開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和分配在全世界的軍事資源和力量投入。該報告全麵勾畫出美國未來至少到2020年的軍事安全戰略利益、發展方向、關注重點和基本任務，以確保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該報告認為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地區直到印度洋和南亞地區的發展與穩定與美國的經濟和安全息息相關，因此美國有必要對該地區實施“再平衡”戰略，增強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成為亞太安全的維護者。報告認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商品自由流動以及美國的影響力取決於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打擊能力。為了實現該目標，美國一方麵認為亞太地區的盟友和關鍵夥伴是維護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關鍵，另外一方麵希望增強與該地區的新興崛起國家之間的互動，以便形成維護共同利益的集體能力。該報告明確指出“中國作為地區強國的崛起具有從各方麵影響（affect）美國經濟和安全的潛力”。因此，中國學界和媒體界普遍將美國“再平衡”戰略解讀為針對中國。換句話說，盡管美國也認識到中美兩國在維護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麵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依然對中國的軍事實力增長和戰略意圖充滿懷疑，因此試圖利用有限的資源盡可能地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抵消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權力失衡，特別是防備中國
采取挑戰當前國際體係的手段和措施。
兩極格局的運行邏輯在東亞地區越來越明顯。一方麵，美國大力加強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穩固戰略優勢，特別是加強第二島鏈的軍事力量。在2012年6月3日閉幕的香格裏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闡述了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階段性措施，指出美國將在2020年前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與此同時，中國常規軍事力量在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的情況下，正在向第二島鏈擴展。中國海軍穿越日本周邊海峽前往西太平洋訓練，已實現常態化。中國的導彈打擊力量也正在迅速增加，是突破美國軍事圍堵的關鍵因素，目前已經覆蓋第二島鏈的“七寸”關島。美國參議員詹姆斯·韋伯（Senator James Webb） 1974年在關島工作時曾認為：“隻要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可信的軍事存在和能力，關島就比美國任何一個地方都要承受更大的威脅。”東風-3A （CSS-2型）中程彈道導彈、H-6K遠程轟炸機所攜帶的對地巡航導彈以及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都對關島軍事基地及西太平洋地區的航空母艦編隊造成致命威脅。另一方麵，亞太國家也由於權力格局的變化出現分化。麵對中國的崛起，部分東亞國家感覺到恐懼，因此盡管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非常親密，但在政治和軍事安全上紛紛倒向美國。這其中不僅有美國的傳統條約盟國，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甚至原來的敵對國家蒙古、越南和緬甸也紛紛向美國示好。此外，近年來美緬兩國關係開始冰釋前嫌已經不再是秘密，兩國正在朝著關係正常化不斷邁進。受到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刺激，中國周邊國家紛紛提高了對華博弈的調門，沉寂已久的東海、南海島礁和專屬經濟區劃界等問題突然爆發。中越、中菲、中日圍繞南海島礁歸屬、專屬經濟區劃分、資源勘探與開發展開全方位的博弈，不僅發生武裝對峙，而且各國民眾的對抗情緒也被激發起來，在多國引發針對對方的大規模群眾抗議遊行。中國周邊戰略環境有逐漸惡化趨勢。同時，隨著美國逐漸結束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對全球戰略進行“再平衡”，亞太成為其重新聚焦後的中心，與中國的對抗可能再次凸顯。中美關係有走向對抗重複曆史上“大國政治的悲劇”的趨勢。如何與對方相處，不僅是對美國的嚴峻考驗，同樣是對中國的嚴峻挑戰。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係”，試圖緩和和穩定周邊戰略環境，破解大國崛起必然走向衝突的現實主義邏輯禁錮。
2013年“習奧會”的適時舉行，中美雙方都互有期待，這就是希望對方作出“戰略確認”。美國需要向中國說明：其國內議程和“極化”政治是否和如何影響對華政策，如何兌現其歡迎一個強大而繁榮的中國的承諾，如何解釋其亞太“再平衡”不是針對中國，以及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中國則需要美國說明：“中國夢”對中美關係意味著怎樣的機遇，如何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及對國際地區熱點問題的立場和看法，並歡迎美國在亞太的存在，希望美國在該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在新形勢下，中美兩國界定戰略基礎的方式和路徑已經發生轉變。雙方需要確認、鞏固業已形成的戰略共識—致力於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隨著該戰略正式寫入中共十八大報告，成為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施政戰略，2013年就成為“超越曆史，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起始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