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老和大年的指導下，我們製訂了工作計劃。製訂計劃時是如何分工合作的，計劃書是什麽樣子，我都已經不記得了。我唯獨能記得的，是在龐大的調查計劃書中，大年提出先抓兩個“千人傳”，一個是“知識分子千人傳”，一個是“資產階級千人傳”。為了列出這兩個“千人傳”的名單，我們還開展了一些調研工作。記得我們把陳毅也列在知識分子千人傳的名單中了。
關於史調會的工作規劃，我的記憶已經非常殘缺。所幸趙慶雲先生的文章披露了計劃書的概貌，這裏即據以簡單介紹。
有一份《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工作的幾點意見》，為如何開展調查工作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劃。
該“意見”首先強調，“社會曆史調查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開展調查的目的，在於“逐步克服過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
“意見”指出，必須迅速把調查工作開展起來，原因就是：“熟悉曆史故實的老人正在逐漸減少，某些有價值的文獻材料可能有所缺失，客觀形勢要求我們刻不容緩地把握有利時機，迅速把曆史調查工作開展起來。”
開展調查的時候，需要堅持“三結合”原則：“調查與研究結合，訪問與文獻（以文獻為主）結合，專業隊伍與群眾力量（以專業隊伍為主）結合。”從調查要堅持訪問與文獻結合，並且要以文獻為主來看，史調會的工作，有口述的成分，但口述並非主體，文獻才是主體。我曾經在《實齋筆記》中將史調會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項目相比，認為如果我們的工作能持續下去並正常運轉，就不會使哥大的口述史計劃“獨占鼇頭”。於此可見，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對史調會的性質有些模糊了。
調研得來的資料如何處理？“意見”提出，要經過嚴格鑒別、核實，“編成資料匯編，然後加以綜合分析的研究，寫出內容豐富並具有較高水平的調查報告和學術專著，交請中華書局以《中國近代曆史調查叢書》形式出版。”
關於史調會的工作進程，“意見”有如下安排：“（1）1964年6月以前，由各個項目的總負責人邀請各有關單位同誌商定分工合作的具體調查計劃，然後分頭開展調查工作。（2）1965年8月以前在上海召開第一次經驗交流會，著重研究如何開展調查研究，並初步匯集一批經過整理核實的調查資料，委托專人撰寫若幹專題調查報告。（3）以後每年在廣州、武漢等地召開全國調查工作會議一次，檢查工作，交流經驗，並討論或委托專人寫調查報告。（4）在資料匯編和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委托專人寫成專著。”
總起來看，“意見書”從調研工作的意義、迫切性、工作原則、開展工作的方式、最終成果形式等方麵，對史調會的工作做了通盤規劃，雖然還有點粗疏，但已有相當可行性。
除“意見書”之外，我們還擬訂了十個調查項目，也都以“意見書”的形式出現。我這裏據趙慶雲先生的文章列出這十個項目的名稱，以便感興趣的讀者了解我們那時候關注的“熱點”：
（1）《北洋軍閥調查意見書》
（2）《民族資產階級調查意見書》
（3）《買辦階級調查意見書》
（4）《江浙財閥調查意見書》
（5）《商會調查意見書》
（6）《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調查意見書》
（7）《中國學生運動調查意見書》
（8）《農村調查意見書》
（9）《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調查意見書》
（10）《租界調查意見書》
每一份“意見書”都對該項目的內容和進度等有詳細說明。如《商會調查意見書》要求在1964—1966年間編寫各省市縣的商會史資料或商會史，在1964—1967年間出版商會史資料匯編。《農村調查意見書》要求在調查、征集、整理有關賬本、文契和其他文字資料的基礎上，選擇典型，進行補充調查，並撰寫“家史”“村史”。
從我們所擬訂的調查規劃來看，那時確實是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