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親追求獨立的關係，我在1932年隨母親、大哥、姐姐到了武漢。父母把我和姐姐送到胭脂山小學讀書，我讀一年級，姐姐讀二年級。我年齡偏小，個子也偏小，在課餘和孩子打架的時候，總是處於下風。我那時覺得自己整天受人欺負，連同桌的女同學都欺負我。兩人共一個課桌，她總是“侵占”我的空間，我隻有忍讓。
武漢的老師很威嚴，都帶著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端還用鐵皮包裹起來。在講台上一敲，“啪啪”直響，敲山震虎，令人生畏。不但敲桌子，還經常接觸肢體。如果是冬天，冷手挨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們也有對付的辦法，在挨鞭之前，雙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發熱，以降低痛感。我很快就學會了這一招，但挨鞭子的記憶仍然深刻。經常打我的老師，是教語文的鳳老師。我寫大字的時候，總是寫出格，並且經常會不小心把墨汁濺在本子上。鳳老師恨鐵不成鋼，我便常常領略“竹筍炒肉”的滋味。
不久，父親因涉訟入獄，澄清後便帶領我們回了蕪湖，我轉入襄垣小學讀書。
襄垣小學是利用孔廟辦起來的。明倫堂已不供孔子，成為學校大禮堂，牆上有大幅孫中山畫像，不過每逢孔子生日，還是要開展一些祭祀活動。
襄垣小學的藝術氛圍比較濃厚，校長張學詩是藝專畢業，教導主任程先生則是學音樂出身，這對陶冶兒童的性靈很有好處。我們學校的總理遺像是張校長親自畫的。程主任很有創造性，曾經將京劇《失空斬》《借東風》《蔣幹盜書》改編成一個現代音樂劇，讓學生演出。不但在校內演，還對外公演，在蕪湖轟動一時。我沒有機會參加這一演出，個子小，膽子也小。後來也偶爾登過舞台，要麽演一個小護士，要麽演《河伯娶婦》中的巫婆。之所以會讓我演巫婆，還是看中了我的個子小。《河伯娶婦》的最後，巫婆被丟進河裏，同學們把我一抬，輕輕鬆鬆就扔出去了。因為有各種文藝活動，在襄垣小學上學感覺很愉快，不用整天擔心手心被打腫。
每天上學、下學的路上也很愉快。我們家離學校比較遠，要經過一條長長的石板路。家裏孩子多，大家一起走，說說笑笑，很熱鬧。如果遇到大霧天氣，祖父會讓每個孩子都喝一口酒水，聽說可以驅散霧氣。那真的是酒水，在開水裏加一點點酒而已。學校不供午餐，但我們也不用回家吃午飯，而是有專人送來。給我們送飯的是家裏的一個工人。他有點像《水滸傳》裏的神行太保戴宗，走路飛快，平常家裏送急信也靠他。他能做飯，也能燒菜。到了中午，他就挑個擔子，一頭裝著飯，一頭裝著菜，還有湯。我們家和學校說好了，中午的時候，我們家的孩子可以在一個教室裏吃飯。我們吃完了，“神行太保”就把碗筷帶回去。
大概一年之後，張校長因為人事糾紛去職。我父親很敬重他，請他到家中教我們兄弟姐妹，還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幫孩子。這樣，我們有一段時間又離開了學校，就在自家的洋房子裏跟著張先生學習。
我們家的洋房子是一棟單獨的兩層樓房，有地下室。當年曾祖父辦麵粉廠的時候，為排除地方守舊勢力幹擾，加強自我保護，特意在英國注冊。這個洋房子，名義上就是為英國工程師而建。它曾經是公司的管理中心，後來廢棄了。父親把張先生請來之後，就讓張先生在此居住、教學，安排專人為他做飯，我和三哥開誠奉命每天陪先生進午餐。
張先生在我們家的教學，已經與私塾有很大差別。他用的是新式教材，不再用傳統啟蒙讀物，這是其一。他的教法新穎，針對不同年齡的孩子，開展複式教學，這是其二。他雖然住在我們家，但周末會回家，和家人一起度過星期天，這是其三。
張先生最欣賞的是開誠，很想讓他成為女婿。開誠一表人才，又有活動能力，曾經組織讀書會，蕪湖城裏的很多孩子都參加，活動地點就是我們家的洋房子。我也曾參加他們的讀書會，不過隻是旁聽而已。
開誠很有文思，有一次作文，他突有神來之筆，說：“時間比歐文斯跑得還快。”歐文斯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短跑名將，聲譽遍及全球。張先生對開誠的作文非常欣賞，說他擺脫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之類的套語。我刻意模仿，此後作文，每逢有時間描寫，都沿用“比歐文斯跑得還快”的比喻。張先生批評道：“外國有句話，第一個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個則是白癡。”我那時還不滿10歲，跟著哥哥姐姐勉強讀五年級課程，對這個批評感受頗深，開始知道模仿和抄襲都沒出息，應該努力自己創造發明。
不久之後，張先生另有高就，被他的大學母校招去教美術。於是我又和家裏別的孩子一道，每天沿著漫長的石板路進城，在襄垣小學讀六年級。
這時，平津局勢漸趨緊張，大批高校學生南下，或從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轉學就業，我們小學至少有三位這樣的新老師。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師大畢業，教我們語文課，很有水平。我曾經模仿梁實秋的《貓的故事》，寫了一篇《馬的故事》，冉老師大為欣賞，認為雖屬模仿，但並非亦步亦趨，有所創造。他將這篇文章投到《皖江日報》，居然發表了。家裏長輩們得知，非常高興，好像章家出了個小作家似的。
冉老師關心現實，也善於引導孩子們關注現實問題，常以《致華北前線抗日將士書》《給綏遠全體將士致敬書》等為題，讓我們寫作文。在老師的影響下，孩子們也很關注現實問題，愛國救亡的熱浪澎湃於課堂內外。
大概是受了母親和叔祖母“家庭革命”的影響，我曾經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現實關懷”，寫了一篇題為《我的祖父》的作文。大意是說，我們家本來很和諧，但自從祖父娶了個姨太太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東院西院，顯分彼此。冉先生對我的這篇作文也很欣賞，又準備拿到《皖江日報》上發表。大概是我回家向父母誇耀了自己的本事吧，父親知道了此事。但他這回沒有表現出高興，而是非常緊張，唯恐見報之後，引起祖父震怒，家庭糾紛，趕忙跑到《皖江日報》館，要求撤稿了。
說來有趣，等我年老的時候，我的外孫女上小學時也寫了一篇深得老師欣賞的作文《我的爺爺》，其中有一段描寫我晚上在家裏看電視：“每天晚上，我的爺爺都會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電視台都下班了，屏幕上已經隻剩下雪花點點了，我的爺爺還坐在那裏一動不動。啊，原來我的爺爺他已經睡著了。”我看了之後哭笑不得，開玩笑說：“這是我得到報應了吧。”
就在抗日戰爭爆發之際，我小學畢業了。畢業典禮上，程主任指揮全體師生高唱當時流行的電影《桃李劫》主題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大家熱血沸騰，心潮澎湃，仿佛我們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擔負起國家安危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