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調查結束之後不久，教育學院舉行辦學方針大討論。在南下之前，相關領導就有創辦新型大學的設想，現在討論辦學方針，當然也是圍繞如何理解新型大學展開。但聽領導們做的報告，全都是圍繞著“延安精神”展開的。在延安辦學方針的指引下，培訓了多少幹部，培養了多少學生，表現良好，一片光明雲雲。在這種基調下製定的辦學方針，恐怕還是延安式的照搬吧。這引起學校一些中下層幹部的擔憂。我們認為，延安精神當然是萬古不朽的，但延安的那一套辦學方式，基本上是一種黨校或幹部培訓性質，作為正規的新型大學，不當如此。
不久，學校召開辦學方針的民主大會。我作為研究室的代表和院學委會的成員出席，坐在主席台上。學委會的全稱是學習指導委員會，是為了指導全校幹部學習馬列理論而設立的一個機構。中原大學有學委會，四個學院各有一個學委分會，我就是教育學院學委分會的。那時把政治學習的時間改在早飯之前，六點起床，七點多吃飯，中間有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學習。學委會的人要提供必要的指導，並有權檢查大家學習的作業、心得。應該說，能夠進入學委會，說明院長王自申對我很重視。不過，在教育方針民主大會上，我以代表廣大中下層幹部的心聲自居，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是正在受到重視的學院“紅人”，發言應該注意分寸，不宜有損領導尊嚴。我大談現在已經是和平時期，在辦學上，要盡早從黨校模式轉變到正規大學模式。首要的，就是要減少政治學習和政治活動的時間，要鼓勵學生在專業上有所增長。因為現在已經進入經濟建設，高校沒有必要整天進行政治學習，好像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壓倒一切。我還強調，正規大學之“正規”，就在於教育計劃要相對穩定，不可時常變動。還有課程比重要合理，應以專業課程為主體。
如此這般，我自認為是代表了學校相當一部分老師心聲，貢獻了我們在辦學方針上的懇摯建議。沒想到，我的發言竟被認為是挑戰了黨的教育方針。會後，王老親自部署，安排陶軍第二天代表學院黨總支發言，題目是《為捍衛黨的教育方針而鬥爭》。陶軍發言我未做記錄，現已記不清了，但這個題目就夠嚇人，我一下就變成中共教育方針路線的反對派。我當時很惱火。因為陶軍事先在私下交流的時候，我們意見並無二致，他現在怎麽這麽發言？後來總算明白，陶軍也是身不由己。他的發言，發的不是他自己的聲音，而是黨的聲音。領導要他代表支部發言，他不敢不言。原來黨的紀律這麽厲害，但黨的少數領導人的意見，就一定能代表黨的方針嗎？
不過，我的發言也不僅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而是在一線工作的四個係的基層幹部一起討論過的。因此，雖然批的是我一個，我們幾個同夥也很生氣。不過，對我的批判沒有持久，很快就由辦學方針之爭轉移到對我實行政治審查。
當時，對我的處境最同情的是高原夫婦。其實，王老對高原也不是非常滿意，因為他也比較愛提不同意見。王老向人說過：“教育學院有兩個人個人主義強烈，一個是高原，一個是章開沅。”
高原自己不便出麵，便經由他的夫人、教工黨支部委員楊健，代表支部找我個別談話。楊健根本不提教育方針問題，坦率地告訴我，現在已在對我進行政治審查。
她對我說：“你要多想一想，不一定都是思想認識問題。如果你想起來自己有其他的問題，如社會關係、個人曆史等，一定要趕緊向組織說清楚。”
我說：“我的情況在許昌市委都寫清楚了，組織上覺得我還有什麽問題嗎？”
她說：“預備軍官管理局是屬於國防部的，你和國防部二廳有沒有關係？”
我說：“我們不屬於二廳。”
她說：“不屬於二廳就好。凡帶‘二’字的，都是情報單位。”
有人在懷疑我是國民黨特務！我感到非常委屈。我想，難道這些人要在我身上再製造一個“野百合花事件”嗎？王實味本是一個老革命，就因為在《野百合花》中揭露中共的等級主義，“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硬是被扣上“托派”“反革命”“國民黨特務”等帽子，後在行軍中遭秘密處死。
反思這一往事，我在進城之後不久，對一個草創階段的教育學院，提出那麽高的要求，顯然過於苛求。但是，王老不能容納批評，也有度量問題。對不同意見的人，在猛批之後繼以政治審查，這雖是曆史上的一貫做法，但現在曆史條件已根本改變，而王老又是一個比較寬厚的長者，我猜想從開封到武漢，總有些人比較“左”傾，學習使不上勁，但開批判會都是上綱上線能手。但這些人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