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大求學時的課餘生活，有遊樂性的，有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民主運動，後麵會專門介紹，此處簡單談一談遊樂性的課餘生活。課餘交往的圈子，有章家親人、九中同學、計政班同學、青年軍戰友，當然，大學同學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個人到圖書館，看一看書，或練習寫作。中午也常去圖書館，翻翻報紙雜誌。金大圖書館的環境並非很好，因為它臨街，對麵是一個歌舞廳，經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時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氣晴好的時候，我經常會邀上幾個同學，在北大樓前麵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陽光。
大學時期，男女同學之間除了上課之外，課下也有接觸，但互相串門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隻能通過門房，在女生宿舍樓的會客處相見。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開放的時間，一般是在春暖花開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進到女生宿舍裏麵去。男生很高興，女生也很高興，像招待客人一樣接待我們。
我上大學時，我那位主張“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裏除了她，還有一個叔叔章學浦和兩個嬸嬸，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個嬸嬸是章學浦的夫人，另一個是他哥哥學澄的太太，學澄時在香港交通部門工作。學浦在成賢街中央大學附近租了一棟兩層小樓，開了一個診所，掛著“章學浦大醫師”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個助產士，因此在診所的另一側掛著另一個牌子：“陳某某助產士”。他們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叔祖母疼我，總是邀請我星期天到家裏去。去了之後，總要做些好吃的，讓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學畢業後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學當教導主任，我們經常聚一聚。相聚的時候都玩些什麽，已不複記得。年老重聚的時候，他和他愛人都說他們的結合得力於我的撮合，但我對此事已經毫無記憶。我唯一記得的，是他曾經聘請我到他們任職的私立中學兼曆史課。我把在貝德士老師的世界通史課堂上聽來的內容，在高中課堂上現學現賣了一個學期，居然得到該校領導的讚賞。
計政班時的同學聞剛，戰後隨他父親回到了南京。當時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南京設了一個辦事處，叫天山學會，聞剛的父親就在這個單位給領導開車。聞剛也學會了開車，在天山學會謀了個差事，偶爾在周末開個吉普車，穿著少校軍服，神氣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東，在夫子廟喝茶，吃點心，聽戲。那時在茶館喝茶可以聽戲，對愛聽京劇的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為他的車是單位的，按紀律無法送我回去。於是，我就雇一輛馬車，從夫子廟出發，朝著玄武湖方向，回位於鼓樓的金大。晚上沒有什麽車，人也少，非常安靜，隻聽得馬鈴和馬蹄的“嘚嘚”聲。這種時候，腦中沒有激昂的政治，沒有緊張的學習，隻有對清茶與戲曲的回味。
計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學秦邦文，戰後在上海一個海軍倉庫當會計。周末偶爾也會來南京，到了之後，就找我和聞剛，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聽戲，我們三人親如兄弟。
青年軍時期一起學習的吳天牧，戰後進入上海複旦大學學習，他偶爾也會來南京找我。我們相見，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學生活，還會花比較多時間討論托爾斯泰，以及其他文學作品。
我在青年軍中被關重禁閉的時候，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兩位好友，戰後複員，都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小倪繼續在公共汽車上賣票，王正炳回印刷廠當排字工人。能夠如此，得益於《知識青年誌願從軍優待辦法》的有關規定。他們有時也會來看望我，我閑暇的時候也邀他們出去玩。當然，和他們的交遊與和其他人的交遊一樣，多半都在大一期間。後來我參加了進步學生團體，政治性活動多了，和老友們交遊的時間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