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初，我陪章師到北京參加《宮崎滔天家藏》一書的首發式。供職於出版界的校友譚徐鋒聞訊趕來相聚，當晚就在我的屋裏休息。我們躺在**閑聊，對很多大學問家突然故去一事頗為感慨。
“要是身邊的人能在老人健在時做點口述采訪，留下一份口述文獻就好了。”我說道。
徐鋒深以為然，並說他有意組織出版一套學人口述自傳，且問我：“你能不能負責對章先生的采訪？”
章師雖然體力、腦力都還健旺，但畢竟已入耄耋之年。他很豁達，常和我們晚輩開玩笑：“別看我現在還行，但這個年齡的人，已是風燭殘年，說不準什麽時候就迷糊過去了。”先生一生風雨，曆經世變，閱盡滄桑，我知道他的肚子裏裝滿了故事。這些故事，不但能補正史之闕，也能為對民國以來曆史感興趣的人們提供很多掌故，甚至能為歧路彷徨的人們提供些許正能量。如果他自己所說的那種情形萬一出現，豈不是一筆很大的損失，給人留下無可挽回的遺憾！
於是，我十分痛快地答應了。
第二天臨別，徐鋒向章師正式提出此事。章師表示認可，隻是強調：“等這一段忙完了再說吧。”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章師作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泰山北鬥，有大量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需要參加，忙碌異常。我們理解章師的苦衷，相約2012年正式啟動口述采訪。
不過，我的準備工作在2011年就開始了。我雖然學曆史出身，但並沒有什麽口述采訪的經驗，因此必須猛補口述曆史的理論課。囫圇吞棗地瀏覽了幾部口述曆史的理論著作之後，我開始著手起草采訪提綱。提綱草就之後，曾提交到本單位（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學術例會上討論，很多同仁補充了許多細節，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在此謹致謝意。
當然，也有人覺得我的采訪提綱完全不可行，太麵麵俱到，不如就一些學術問題，與章師展開探討式交流。對於這一意見，我很遺憾未能采納，因為此次采訪的關注點，不是章師的學術，而是章師的生平，因此唯恐不麵麵俱到。當然，這樣一來，在學術問題上，確實是不夠深入的。這一遺憾，大概隻能以一部學術評傳彌補。此項工作，隻能留待有心人了。
很慶幸，我的這一“不限定主題，而力求全麵”的方案，得到了章師的認可。他翻閱了一下采訪提綱，說：“那就按這個進行吧。”於是，采訪工作從2012年4月初正式開始了。但在第一次口述之後不久，章師生病住院了。為了不影響大家的工作，他不允許研究所的同事去看他，還封鎖消息，連在哪裏住院也不讓大家知道。但越是這樣，大家心裏越著急。好在月底的時候，他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了辦公室。我趕忙跑去看他，他笑道：“我知道這次牽動大家的心了，但大家不要急，我自信還可以陪大家玩幾年。”樂觀豁達，一如既往。
那次見麵時，他還就口述事宜提出三點意見：一則以後不再用攝像機，二則由以他為主動改為以我為主動，三則每次采訪時間縮短為一小時。
但後來真正落實了的，隻有第一點。章師不願攝像，原因很簡單：“攝像機往那一擱，讓人不自在，至少是要始終正襟危坐。”我也覺得口述的時候沒有必要每次都攝像，因為口述者每次都坐在那裏講述，進入鏡頭的場景非常單調，錄了也沒有多少美感。因此，章師的口述文獻中，隻有第一次有錄像。
至於第二點和第三點，都無法落實。章師思維敏捷，體力健旺，又是講自己的故事，因此我很難爭得什麽主動。至於時間，我是很想控製在一小時之內，以免他老人家太辛苦，但他講到興頭上時，自己不願停下來，我也就隻好“客隨主便”了。
在5月初重啟口述之後，進展頗為順利。章師很重視此事，我也將其作為工作的重心。口述工作到11月底告一段落，總共有37次。
聽章師口述，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他感情細膩，很多細節講得栩栩如生。他關心社會，很多問題分析得入木三分。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曆史學家，因此講得特別有曆史感。聽他30多次口述下來，我等於把民國以來的曆史溫習了一遍。
口述采訪結束之後，我請了我的學生王本能當助手，將口述錄音原原本本地轉換成文字。這一工作，在口述史學界，稱為製作抄本。王本能所製作的抄本，對我整理章師口述自傳幫助非常大。在此，特對他的付出致以衷心感謝！對於本研究所願意資助我請王本能當助手，也由衷感謝！
口述自傳的整理工作，是從2013年暑假開始的，到2014年4月完成初稿。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主要得益於有一份完整的抄本。但口述抄本與口述自傳，仍是兩個不同的文本。抄本的文字超過60萬字，而自傳的文字卻不足30萬字，即此一端，便可看出二者差別之大。
並且，自傳文稿的文字，也不是將抄本做簡單的減法而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當然來自抄本，但除此之外，尚有如下幾種來源。
一種是別人所做的口述采訪。在我為章師做係統的口述采訪之前與之後，他老人家都接受過很多媒體和學人的采訪，有一些沒有發表，有一些則已經在相關報紙雜誌上發表過。這種口述文獻，也是我整理自傳時的重要文獻來源。比如說，2005年10月18日，《曆史研究》編輯部的徐思彥就章師與《曆史研究》為主題做過采訪，其中很多內容，可補我采訪時之不足，因此，在整理“借調《曆史研究》編輯部”等部分時，多所征引。
另一種是聽章師或別人口述，但未記錄者。我在章師身邊工作，有很多機會接觸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隨時可能向我“口述”一點什麽。他身邊的人，也可能在不經意間“口述”一點關於他的軼聞。這些“口述”，雖然在我們的口述抄本中、在別人所做的口述記錄中都沒有出現過，但我還是適度用了一些。比如說，在《成家》一章中，有如下一段：
出乎意料的是，2011年為日本學者野澤豐先生舉行追思會，在座的都是我和野澤豐先生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懷玉在發言中很認真地說：“講到在家裏對妻子好，願意做家務，在座的各位應該向野澤老師和章老師學習。”她如數家珍般地講述野澤先生在家裏幫助太太做家務的故事，也把我在家裏做過的一些小事，以及婦女節、母親節給她送鮮花之類的事情列舉出來。
這一段就不是章師口述給我聽的。在已經發表的所有關於章師的口述文字中，也沒有出現過。真實情況是這樣的：2011年10月，在武漢東湖賓館舉行規模空前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的某個晚上，部分學者舉行了野澤豐先生追思會，師母出席了，並做了充滿人情味的發言。在深情回憶與野澤豐夫婦交往的經曆之後，她號召在座的野澤弟子和章師弟子向老師們學習，好好珍惜自己的太太。在此過程中，她“口述”了大量野澤先生和章老先生疼愛老婆的細節。我出席了那次追思會，因此聽得真切。當日的追思會沒有錄音，沒有攝像，雖然很有可能沒有留下“證據”——要是與會的哪一位寫了日記，那就另當別論了——但它確確實實發生了。章師在向我口述的過程中，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在家務方麵貢獻太少，對不起太太。如果隻用口述抄本中的內容，很有可能讓讀者得出不好的印象，認為章老先生原來是不做家務的。而據我們這些身邊人所知，章老先生其實還是挺會疼老婆的。為了曆史的真實，我便用了那次追思會上師母的“口述”，隻是借章師的口氣說出來而已。
第三種是章師的筆述。有的內容，在章師向我口述的時候講得很簡單，但在他的有關文章裏，卻鋪陳得很精彩。遇到這種情況，我便將他的已有文章改寫一下，成為口述自傳的一部分。如《馬尼拉之行》一章，就是從他的《馬尼拉印象》一文改寫而來。此文刊於1998年出版的《實齋筆記》，我早已拜讀，印象深刻。刊於此書的《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合宿”種種》《韓京十日》等文，以及刊於《尋夢無痕：史學的遠航》一書中的《孟浪少年遊》《“失紅”與“霸蠻”》、刊於《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一書中的《巧遇東史郎》等文章，也被我改頭換麵，納入到口述自傳中。
第四種是章師的日記。章師沒有係統的日記。在下放草埠湖期間曾經寫過日記，且命名為《下鄉日記》和《上山日記》，但毀於“文革”。1979年第一次出訪美國和日本，1990年到1994年在海外訪學，也都留有日記，並且保存下來了。這些日記，也成為我整理自傳時的寶貴資料來源。《第一次出國訪問》與《國外四年訪學記偶》兩章，就基本上脫胎於章師日記。
第五種是章師審讀初稿時的親筆修改。完成初稿之後，我打印了若幹份，一份送給章師審閱，其餘分發給我的在讀弟子閱讀，請他們提出意見。弟子們饒有興味地拜讀了“章爺爺”的故事，並提出了一些修訂意見，在此謹致謝意。但動作比較大的修訂意見，均來自章師。如“評李秀成挨批”一章，初稿對章師和吳傳啟的爭鳴文章，均采用轉述的方式，章師批示：“不如兩文並存，可能更為準確，轉述費力不討好，且流於俗套。”於是，修改的時候，我將兩篇文章都照錄了。又如“銅梁當兵”一章，述及章師五弟開永因病“開小差”，初稿關於送別一段頗簡單：
按照張連長的指示，我們利用一個休息的日子，假裝外出遊玩，走到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讓弟弟把衣服換過來。我當時手上有一點錢，都給他了，讓他去找小祖父，好好養病。那時候真是膽子大啊！怎麽就放心讓弟弟一個人走了呢？他已經是病號了啊。但我也實在毫無辦法，就那麽看著他走了。
經章師親筆修改，這一段大為擴容，成為定稿中的那副模樣。諸如此類的修改，不下百數十處，補充了大量口述時沒有談及的信息。
由於有以上種種情形，顯然，自傳與抄本，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文本。如果有人要深入研究章師，一定要參考口述抄本，並且要親自聽一聽錄音。因為嚴格地講起來，口述錄音與口述抄本也是不同的文本。再努力忠實於錄音的抄本整理者，也無法準確將口述者的語氣、語速傳達出來，而這些因素，至少對於研究口述者在口述時的心態是非常有價值的。
在吸收了章師的審改意見，將初稿修改一遍之後，我又重新通讀了一遍全稿，並做了一些修訂，並插入若幹照片。其後，將書稿打印一份，送給章師，又獲得一些修改意見。雖然如此，書中的問題恐怕還有很多。作為執筆整理者，我理應承擔全部責任，敬祈章師親友、章門弟子、各界讀者不吝賜教！
彭劍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