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尼德蘭的人大多數屬於五世紀時侵入羅馬帝國的種族，那時他們第一次要求在拉丁族旁邊有個立足之地。在某些地區，如高盧，西班牙，意大利，他們不過帶來一些領袖和一部分人口。在別的地區，如英吉利和尼德蘭，他們把土著趕走，消滅，取而代之；直到現在，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還保持純粹的或差不多純粹的血統。整個中世紀，尼德蘭稱為下日耳曼。比利時和荷蘭的語言是德語中的方言，通行於尼德蘭地區的土語；隻有華龍區（瓦隆區）的人才講一種變質的法國話。
我們先考察一下整個日耳曼族的共同點及日耳曼族與拉丁族的區別。——在外貌方麵，他們的肉更白更軟；眼睛通常是藍的，往往像意大利法安查陶器上的那種藍，或者是淡藍，越往北，顏色越淡，荷蘭人的眼睛有時竟黯淡無光；頭發是淡黃的亞麻顏色，小孩子的頭發幾乎是白的；古代的羅馬人已經看了驚奇，說日耳曼的兒童長著老年人的頭發。皮膚是可愛的粉紅色，在年輕姑娘身上色調特別細膩，青年男子的皮色較深，帶點兒朱紅，有時上了年紀的人也這樣；但勞苦的壯年人皮膚蒼白，像白蘿卜，在荷蘭是乳餅顏色，甚至像腐敗的乳餅。身材以高大的居多，但長得粗糙，各個部分仿佛草草塑成或是隨手亂堆的，笨重而沒有風度。同樣，臉上的線條也亂七八糟，尤其是荷蘭人，滿麵的肉疙瘩，顴骨與牙床骨很凸出。反正談不到雕塑上的那種高雅和細膩的美。都魯士（圖盧茲）和波爾多一帶有的是漂亮臉蛋，羅馬和佛羅稜薩的鄉下也很多儀表堂堂的人；在尼德蘭卻難得看到這一類五官端整的長相，而多半是粗野的線條，雜湊的形體與色調，虛腫的肉，賽過天然的漫畫。倘把真人的臉當做藝術品看待，那末不規則而疲弱的筆力說明藝術家用的是笨重而古怪的手法。
身體的機能和基本需要也比拉丁人的粗魯；行動和精神似乎完全受物質和肉體控製。他們非常好吃，近於專吃生肉的野獸。你們不妨把英國人與荷蘭人的胃口，同法國人與意大利人的胃口作個比較；到過那地方的人都該記得那邊客飯的菜多麽豐富；倫敦，鹿特丹或盎凡爾斯（安特衛普）的一個居民，一天好幾次，若無其事的吞下不知多少食物，尤其是肉類。英國小說老是提到吃飯，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經喝過無數杯的茶，吃過無數塊的牛油麵包，夾肉麵包和雞鴨家禽。氣候對這一點大有關係；拉丁民族的鄉下人隻要一碗湯，或者一塊塗蒜泥的麵包，或者半盤麵條；在北方的濃霧之下，這麽一點兒食物是不夠的。——由於同樣的原因，日耳曼人喜歡烈性飲料。塔西德（塔西佗）[3]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以後我常常要引用一個十六世紀時親眼看見的證人，路多維穀·琪契阿提尼（盧多維科·圭恰迪尼）的記載，他提起比利時人和荷蘭人時說：“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酗酒的傾向，他們嗜酒若命，不僅晚上，有時連白天也狂飲無度。”現在美洲，歐洲，在大多數日耳曼族的國家，縱酒是普遍的惡習；自殺和精神病一半都由縱酒促成。即使安分守己的人，中等階級的人，喝酒的嗜好也很強。在德國和英國，一個有教養的人飯後帶些醉意並不有失體統；每隔一些時候還會大醉一次呢；相反，那在我國是一個汙點，在意大利是可恥的；而在上一世紀的西班牙，被人稱為醉鬼是莫大的侮辱，決鬥還不足以洗雪，非把對方殺死不可。在日耳曼人的鄉土可絕對沒有這樣的事。那邊酒店林立，顧客盈門，無數的零售商出賣各種啤酒和烈性飲料，可見群眾的嗜好。阿姆斯特丹有的是小鋪子，擺著湛亮的酒桶，隻看見人們把白的，黃的，綠的，棕色的酒精一杯接一杯的灌下去，酒裏往往還加生薑和胡椒，增加刺激。晚上九點，布魯塞爾隨便哪一家酒店，在棕色的木桌子周圍轉來轉去的盡是賣蟹，賣鹹麵包，賣煮熟雞子的小販；顧客安安靜靜坐著，各管各的，有時成雙作對，多半一聲不出，抽著煙，吃著東西，大口大口的喝著啤酒，不時還夾一盅烈酒。在營養豐富的食物和大量的飲料把人身上的組織更新的時候，在腸胃滿足而渾身也跟著舒暢的時候，他們不聲不響的體味暖烘烘的感覺和飽食的樂趣：那個境界你們也不難領會。
他們的外表還有一個特點引起南方人的不快，就是感覺和動作的遲鈍笨重。一個都魯士人[4]在阿姆斯特丹做雨傘生意，一聽見我講法文，幾乎撲到我懷裏來，硬要我聽了他半個鍾點的訴苦。一個像他那樣性情急躁的人，跟本地人來往簡直是受罪；他說：“他們又僵又冷，既不會激動，也沒有感情，老是半死不活，陰陽怪氣，真正是木頭，先生，真正是木頭！”的確，他的嘮叨和盡情流露的脾氣跟當地的人正好處於極端。你跟他們說話，仿佛他們不能立刻就懂，或者他們表情的機器要等些時候才會開動；你常常會遇到一個美術館的門房，一個本地的仆役，要待上一會兒才開口回答。——在咖啡館裏，在火車上，大家都沉著臉，不動聲色，叫人看了奇怪；他們不像我們需要活動，說話；他們可以幾小時待在那裏，跟他們的思想或煙鬥做伴。阿姆斯特丹的太太們，在晚會上裝扮得賽過百寶箱，坐在椅子裏一動不動，活脫是個雕像。比國，德國，英國的鄉下人的臉，在我們看來是毫無生氣，毫無精神的，或者是麻痹的。一個朋友從柏林回來，對我說：“這些人的眼睛都沒有表情。”便是年輕的姑娘也有一種幼稚而懵懵懂懂的神氣；我好幾次從鋪子的櫥窗裏望進去，看一個少女低著她那張粉紅的，平靜的，老實的臉做衣服，活像中世紀的聖母。法國南部和意大利的情形恰好相反，女工擠眉弄眼，即使身邊沒有人，好像跟椅子也會說話；南方人一有思想，馬上就有手勢。在日耳曼人身上，感覺與表情之間的交通似乎受著阻塞；心思的細巧，情緒的曲折，動作的輕靈，好像都是不可能的。南方人就抱怨北方人的笨拙和遲鈍；在大革命與帝政時期的戰爭中，所有的法國人不約而同有這樣的看法。——衣著和走路的姿態，在這方麵是最好的標記，尤其用中等階級和中下階級做例子的時候。你們不妨拿羅馬，蒲洛涅，都魯士，巴黎的女工，同你們星期天在倫敦哈姆普吞廣場（漢普頓廣場）上看見的女人比較一下：那些機器人似的大娃娃，身體僵硬，衣服穿得鼓鼓囊囊，隻會炫耀她們紫色的披肩，刺眼的綢衣衫，金色的腰帶，賣弄那一套俗不可耐的奢華氣派。我還記得兩個節日，一個在阿姆斯特丹，佛裏士蘭省（弗裏斯蘭省）裏有錢的鄉下女人都趕來了，頭上套一頂小帽，小帽四周燙成許多管子形的皺襇，上麵再顫巍巍的戴一頂蚌殼形的大帽子，腦門上貼著一件三角形的金首飾，鬢角上貼著金片和螺旋形的金箔，中間嵌一張慘白的五官不整的臉；另外一次是在德國的弗拉埃堡（弗裏堡），鄉村婦女都眼神茫茫然的站在那裏，一雙腳紮實得很，身上穿著本鄉的服裝：黑的，紅的，綠的，紫的裙子，褶襇筆直，像哥德式雕像上的一樣，上身的衣衫前後都鼓得很高，加襯的羊腿袖其大無比，腰帶差不多束到胳肢窩，沒有光彩的黃頭發直僵僵的卷向腦後，挽的髻套在一頂極小的金銀鋪繡的帽子裏，上麵再戴一頂橘黃的男人帽；在這種奇形怪狀的裝束下麵，身體像用鐮刀削成，給人的印象賽過一根漆得花花綠綠的柱子。——總之，人類在這個種族身上比在拉丁族身上發展得慢而粗糙。意大利人和法國南方人，生活非常簡單，頭腦非常敏捷，自然而然的能說會道，會用手勢表達思想，趣味高雅，懂得什麽叫做優美大方，像十二世紀的普羅望斯人（普羅旺斯人）和十四世紀的佛羅稜薩人，輕而易舉的一下子就有了修養和文化。拿日耳曼族和他們相比，我們幾乎要認為日耳曼族比較低級了。
可是我們不能以第一個印象為準；那隻顯出事情的一麵，和這一麵相連的還有另外一麵，正如陰影旁邊必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細膩帶來許多不良的後果：第一他們要求舒服；他們對於幸福十分苟求；他們要數量多，變化多，不是強烈就是精致的娛樂，要有談話給他們消遣，要有禮貌使他們心裏暖和，要滿足虛榮，要有肉感的愛情，要新鮮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式與語言要和諧，對稱；他們很容易變為修辭學家，附庸風雅的鑒賞家，享樂主義者，肉欲主義者，好色之徒，風流人物，交際家。由於這些惡習，他們的文明逐漸腐化，以至於滅亡；古希臘和古羅馬衰微的時代，十二世紀的普羅望斯，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就是這種情形。他們的氣質很快的變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過於精致的路。他們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滿足平淡的感覺，好比吃慣了橘子，把紅蘿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遠；但日常生活是由紅蘿卜白蘿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組成的。意大利一位貴族太太吃著美味的冰淇淋，說道：“可惜不是桃子！”法國一位王爺提起一個狡猾的外交家，說：“看他這樣壞，誰能不喜歡他呢？”——另一方麵，他們的感覺太敏銳，行動太迅速，往往趁一時之興；遇到刺激，興奮太快太厲害，甚至忘了責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隨便動刀子，在法國隨便放槍；因為這緣故，他們不大能等待，服從，守規矩。可是要事業成功，就得耐著性子，不怕厭煩，把事情拆散，重做，來了一遍再來一遍，永遠繼續下去，不讓一時的怒火或幻想的衝動使日常的努力中斷，或者改變方向。總而言之，把他們的性情氣質和人生的過程相比，那末人生的一切對他們太機械，太嚴酷，太單調；而對人生的過程來說，他們太激烈，太細巧，鋒芒太露。每隔幾個世紀，他們的文化總顯出這個不調和的現象；他們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為處理不當，連本來能得到的東西也得不到了。
現在讓我們把拉丁族的優美的天賦，連同那些不良的傾向一齊取消；再讓我們設想一下，遲緩笨重的日耳曼人有的是健全的頭腦，完美的理智，他的後果又怎麽樣呢？日耳曼人感覺不大敏銳，所以更安靜更慎重。對快感的要求不強，所以能做厭煩的事而不覺得厭煩。感官比較粗糙，所以喜歡內容過於形式，喜歡實際過於外表的裝潢。反應比較遲鈍，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響；他有恒心，能鍥而不舍，從事於日久才見效的事業。總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為外界的**比較小，內心的爆炸比較少。而在外界的襲擊與內心的反抗較少的時候，理性才把人控製得更好。——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個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們是世界上最勤謹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麵出的力，誰也比不上德國人：淵博的考據，哲理的探討，對最難懂的文字的鑽研，版本的校訂，字典的編纂，材料的收集與分類，實驗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學問的領域內，凡是艱苦沉悶，但屬於基礎性質而必不可少的勞動，都是他們的專長；他們以了不起的耐性與犧牲精神，替現代大廈把所有的石頭鑿好。在物質方麵，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也做出同樣的事業。舉一個英國工廠的布匹整理工或紡紗工為例：那簡直是一架出色的自動機，整天的工作沒有一分鍾分心，做到第十小時還跟第一小時一樣。倘若同一工場裏有法國工人，對照就很顯著：他們不能像機器一樣有規律，容易分心，厭倦，因此一天的生產量比較少；他們紡不到一千八百個錠子，隻能紡一千二。南方人的生產力更低：一個普羅望斯人，一個意大利人，需要講話，唱歌，跳舞；他們甘心遊**，得過且過，寧可衣服穿得破爛。在那兒，遊手好閑好像是挺自然的，甚至於體麵的。有些人為了麵子而不肯工作，過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幹脆挨餓。這種懶惰，這種所謂高尚生活，在最近兩百年間成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禍害。相反，同一時期的法蘭德斯人，荷蘭人，英國人，德國人，盡量製造有益的東西供自己享受，認為是榮譽。普通人貪逸惡勞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願意勞動的可笑的虛榮，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頭腦和堅強的理性克服了。
就是這種理性和這種頭腦，使他們能建立和維持各式各種的社會關係，首先是配偶關係。——你們知道，在拉丁民族中這個關係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的戲劇和小說，老是用通奸作主要題材；至少那幾個國家的文學以情欲為主體，聽憑情欲為所欲為，表示對情欲同情。相反，英國小說描寫的是純正的愛情，歌頌的是婚姻；在德國，風流的行為並不光榮，便是在大學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國家，風流是可寬恕的或容忍的，有時還受到讚許；婚姻的約束和夫婦生活的單調似乎很難忍受。感官的**太強，幻想的波動太迅速；精神上先構成一個甜蜜的，銷魂的，熱情洶湧的夢境，至少先編好一個肉感又強又有變化的故事；一有機會，平時積聚的浪潮便一湧而出，把一切由責任與法律築成的堤岸全部衝倒。你們不妨想想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的情形，看看龐台羅的短篇小說，洛潑（洛佩）的喜劇，勃朗多末（布朗托姆）的筆記；再聽聽同時代的琪契阿提尼對尼德蘭風俗的評論，他說：“他們對通奸深惡痛絕……他們的妻子極其規矩，可是行動很自由，一點不受束縛。”她們獨自出門拜客，獨自旅行，從來沒有人說壞話；她們管得住自己。並且她們都善於管家，愛好家庭生活。便是最近，一個有錢的荷蘭貴族告訴我，他族中好幾個年輕婦女從來沒看過國際博覽會，但寧可守在家裏，不跟丈夫或兄弟到巴黎來。[5]這種安靜而喜歡杜門不出的性格，給家庭生活添加不少樂趣；沒有好奇心和貪欲作祟，純粹的思想便更有控製的力量；既然夫婦倆廝守在一處不覺厭倦，那末想到結婚時的盟約，想到責任感和自尊心，就很容易戰勝**，不像別的地方的人因為**力太強而無法抵抗。——對於別種性質的結合，我也可以說同樣肯定的話，尤其是自由結合的團體。那是極不容易辦的；要機構正常進行，不發生困難，必須參加團體的人神經安定，不忘記共同的目的。在會場中必須有涵養功夫，讓人家向你抗議甚至毀謗，等輪到你發言再答複，而回答的措辭也要溫和；同樣的論點，附帶著數字和肯定的材料，連續聽到一二十次也得忍受。覺得政局可厭的時候，不應該把報紙一扔了事，不應該為了發議論和嚼舌頭的樂趣而關心政治，不應該為了討厭領袖而立刻暴動，那是西班牙和別的地方的風氣；你們還知道有個國家，因為政府不夠活躍，人民“感到無聊”而起來推翻政府〔內閣〕呢。日耳曼人的集會結社，不是為空談，而是為行動；政治是一樁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事；他們當做事業看待；說話隻是手段，效果才是目的，哪怕是眼前看不見的效果。他們服從這個目的，敬重代表這個目的的人。被統治者敬重統治者，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現象；統治的人不好，人民會反抗，但耐著性子，用合法的手段反抗；製度有缺陷，他們慢慢的加以改良，決不把製度打爛。凡是日耳曼人住的地方都有自由的代議製政府：現在瑞典，挪威，英國，比國，荷蘭，普魯士，甚至奧地利，都是如此。到澳洲與美洲西部去墾荒的農民也把代議製帶過去；新落戶的居民雖然粗暴，代議製也很快發展起來，並且毫無困難的維持下去。比利時與荷蘭立國之初就采用這個製度；尼德蘭一些古老的城邦都是共和國，雖然有封建主，整個中世紀都維持共和政體。自由結合的團體紛紛建立，不費氣力的存在下去，小團體和大團體一樣，而且就存在於大團體中間。十六世紀時每個城市，甚至每個小鎮都有火繩槍會和修辭學會，一共有兩百以上。便是今日，比利時還有無數這一類的團體：有射箭會，有歌唱會，有養鴿會，有養鳥會。在荷蘭，一些私人自願結合起來，包辦全部的慈善事業。集體行動而誰也不壓迫誰，是日耳曼族獨有的本領；也就是這種本領使他們能把物質掌握得那麽好：他們憑著耐性和思考，適應自然界和人性的規律，不是與規律對立而是加以利用。
從行動轉到思考方麵，考察他們理解和表現世界的方式，這種深思熟慮和很少肉感的民族性也有痕跡可尋。拉丁民族最喜歡事物的外表和裝飾，討好感官與虛榮心的浮華場麵，合乎邏輯的秩序，外形的對稱，美妙的布局，總之是喜歡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質，注意真相，就是說注意內容。他們的本能使他們不受外貌**，而鼓勵他們去揭露與挖出隱藏的東西，不怕難堪，不怕淒慘，一點細節都不刪除，不掩飾，哪怕是粗俗的醜惡的。表現這種本能的無數事例中，文學和宗教尤其顯著，因為形式與內容的對立在這裏非常凸出。——拉丁民族的文學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隨希臘的詩歌，羅馬的雄辯，意大利的文藝複興，路易十四的風格；講究純淨，高尚，剪裁，修飾，布局，比例。拉丁文學最後的傑作是拉辛的悲劇，寫的是君王的舉止，宮廷的禮節，交際場中的人物，高度的修養。在雄辯的文體，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麵，拉辛是個大師。相反，日耳曼文學是浪漫的，起源於斯幹地那維亞（斯堪的納維亞）的古代傳說《埃達》和北歐的傳說《薩迦》；最大的傑作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是現實生活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現，包括一切殘酷，下賤和平凡的細節，一切崇高而又野蠻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文體有時親切到流於猥瑣，有時詩意濃鬱，達到抒情的境界，永遠不受規律約束，誇張過火，前後脫節，但是有一種無比的力量，能夠把火熱的激昂的情欲灌注到人的心裏。——再考察宗教。歐洲人在十六世紀遇到一個非選擇信仰不可的危機；看過原始文獻的人都知道當時是怎麽回事，一些偏愛的心使一部分人走著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所有的拉丁民族，連最微賤的庶民在內，都保留迦特力教〔舊教〕的信仰，絕對不願意擺脫他們精神上的習慣，忠於傳統，服從權威。他們醉心於有聲有色的外表，鋪張的儀式，教會內部井井有條的等級製度，迦特力教那種天下一統，永世長存的氣概不凡的觀念；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禮拜，表麵上的修行，看得見的虔誠。相反，幾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變為新教徒；比利時也傾向於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為法爾納士（法爾內塞）[6]打了幾次勝仗，因為多數新教家庭不是被殺就是逃亡，也因為精神上經過一次特殊的危機，就如在盧本斯的傳記中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禮拜為次，以內心的禮拜為主；認為靈魂得救是在於內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緒；他們把教會的權威置於個人的信念之下。內容占據優勢，形式變做附帶的東西；而禮拜，敬神，儀式，等等，也相對的減縮了。——等會我們要看到，日耳曼族與拉丁族這種本能在藝術方麵的對立，在趣味與風格上也產生類似的差別。眼前我們隻消抓住區別兩個種族的基本特征就夠了。日耳曼族與拉丁族相比，固然身體沒有那種雕塑的美，口味比較粗俗，氣質比較遲鈍；但神經的安定，脾氣的冷靜，使他們更能受理性控製；他們的思想不容易為了感官的享受，一時的衝動，美麗的外表，而離開正路；他們更能適應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製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