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去世後，理解他的努力持續不斷。在史學界，1851年，莫蘭（G.-H. Morin）尋找盧梭精神問題的起因，尤其是1766年英國之行後他的心理變化。1859年，梅西埃同情他的遭遇，“尿瀦留起因於尿道炎，而非行為**”。1878年，布朗什（L. Blanc）說他是“令人悲歎的命運的玩物”。1909年，布弗諾瓦（H. Buffenoir）將盧梭的問題歸咎於不正常的敏感，以及普世的同情破滅後的心理衝突。勒塞什（J.-L. Lecerche）說他的病態思想源自身心的不協調，“一味想象自己病了”。[133]在盧梭的傳記作家裏，拉馬丁（A. Lamartine）說他天性良善，但瘋癲讓他怪異。勒梅特爾（Jules Lema?tre）說他不邪惡，卻是有罪之人，後來成了瘋子。[134]這些分析缺乏醫學根據，未深究思想與病痛、生存境遇的關係，又因研究者的思想傾向而難有共識。
因涉及病因學、症狀學、精神病學，《懺悔錄》是19世紀精神分析的文本，精神病學家參與其中。1802年，裏什蘭（A. Richerand）說盧梭的憂鬱是疾病，不是特殊的稟賦，1821年，伊塔爾（J. Itard）注意到他在尚貝裏時已有疑病症（Hypocondriaque），蓋蘭（J. Guislain）將病因歸於從加爾文教改宗天主教時的精神衝擊，布瑞爾（A. Bougeault）以為從自然意義上認識事物導致了精神問題的發作。[135]早期的精神分析缺乏實驗理論，忽視身體症狀，與當時的文學批評無根本區別。
生前，盧梭抱怨最多的是胃脹、尿瀦留、腎絞痛等症狀，外科醫生隨即介入，但他們很少思考盧梭精神的異常。夏特萊（A. Chatelain）根據解剖報告斷定他的先天殘疾（尿瀦留）是想象的疾病，或神經質，龐塞（A. Poncet）和勒裏什（R. Leriche）將神經衰弱和動脈硬化引起的早衰歸因於尿路疾病。[136]20世紀初，艾洛敘（S. Elosu）仍從生理學的角度解釋，“高血壓、氮血症和慢性尿毒症是精神異常（受虐狂、精神衰弱、奔走狂）的原因”[137]。徒勞的紛爭無益於尋求確定的答案，應對之策是追溯起源，對比病人陳述、輿論傳言與現代醫學研究，問一問盧梭是誰，去世後他如何以病痛之軀進入現代曆史。
一、時代醫學與誤解的起源
疾病史是單向度的研究，論證思路可以是完整的，但人已作古，缺少臨床證據，某一診斷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關於盧梭紫質症的診斷同樣有不確定性，“他是病人”卻是無疑的。2012年，時值盧梭三百年誕辰，尚貝裏、裏昂、格勒諾布爾、日內瓦等地的醫院共同舉辦盧梭健康問題展覽，包括症狀綜述，為他治療的醫生（C?me，Daran，Fizes，Frazan，Helvétius，Malouin，Morand，Tissot，Tronchin，Salomon）的相關信息，盧梭疾病史專家瓦克曼應邀做了報告。[138]
盧梭的病表現為身體和精神兩方麵，他隻在意前者，諸如腹痛、嘔吐、尿瀦留、失眠等，生活中備受嘲諷，他卻覺得自己稟賦善良、信仰真誠，隻是風俗墮落與人世紛爭使之心緒不寧。但在外界看來，1750年從他借助《論科學與藝術》進入文學共和國後，就精神異常：自相矛盾（自己寫戲劇卻反對日內瓦演戲劇）、嘩眾取寵（當眾拒絕路易十五的年金）、奇裝異服（1763年後穿亞美尼亞民族的長袍，便於導尿）、忘恩負義（背叛朋友，誣蔑幫他到英國避難的休謨）。
為什麽盧梭與他的時代有這麽多誤解？18世紀，無人理解他的病，包括最好的醫生。醫學理論不統一，實驗方法不係統，醫生希望脫離宗教迷信，疾病分類法卻不清晰，醫學進展緩慢，皮內爾統計了19世紀初的疾病分類標準，有三類說、六類說、十六類說。[139]蒙彼利埃醫學院（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Montpellier）的課程涉及病理學、生理學、外科學、保健學、化學、醫用材料、醫學文獻。其中病理學分為人體器官與組織、傳染病與營養缺乏、發燒與呼吸係統、急性病和慢性病、神經問題和精神問題，傳染病包括痢疾、霍亂、天花、壞血病、鼠疫、腹痛、痱子、瘡痂、風疹，而人體器官和組織方麵分為生殖、肺部、內髒、呼吸、腸道、消化、心髒、眼睛，生殖係統包括普通病理學、女性生殖和性病學。現代醫學知識體係初見眉目，但來蒙彼利埃醫學院學習的人不多，根據1707—1789年的注冊資料，年均入學不足四十人，休學率為10%～20%。[140]法國醫學界有注重實驗觀察的願望，博爾德（Bordeu）主張人的生命從屬於自然規則，他的學生皮內爾將醫學與自然科學並列，避免形而上學傾向，但神秘主義仍是主流，常用的治療方法是放血、淋浴、通風和服鴉片。[141]1759年，特羅尚分析盧梭的病情，未發現病因，卻開了一劑藥方：
半斤白蜜，兩品脫水，煮一小時，漂去泡沫，加兩盎司壓碎的茴香根，靠近火浸泡兩小時，濾除**，冷卻後加一德拉馬克的氯化銨溶液，每兩小時服用一杯。[142]
這是18世紀典型的神秘主義藥方，文辭裏有科學雄心，也有敷衍與混沌，其中的氯化銨可利尿，緩解尿瀦留，但對紫質症難有療效。久治不愈，盧梭不再相信他的醫術，斥之為江湖騙子。特羅尚針鋒相對，說他是最危險的作家，“向人的心靈傾倒的毒藥是如此隱秘，隻能從他們讀後的效果中才能覺察，他壞事幹盡，還想做更多”[143]。他們相互指責，言辭激烈，不再有和解的可能。之後，盧梭求助於瑞士的第索醫生。第索想擺脫怪誕的治療法，提出現代醫學的宣言“人的身體是醫學研究的對象”，與神學爭奪人的身體管轄權，但他的診斷仍舊有形而上學的風格。盧梭時常腹疼、胃脹，右側更明顯，第索斷定肝髒為病灶，腸部病變是誘因，那是多發於18世紀的文人病，“文人久坐不動，下腹循環紊亂，遂引發身心病症，包括腎結石、消化不暢、發燒、神經問題等”。[144]
特羅尚和第索是歐洲名醫，診治依據不是科學理論，僅憑似是而非的經驗，而庸醫和騙子用神秘的手段牟利更使醫學名聲不正。勒格朗（Legrand）有治療神秘疾病的藥方，在法語報紙《阿姆斯特丹雜誌》（Gazette d’Amsterdam）登廣告，1717年七次，1719年九次。[145]與之相應的是批評醫生的潮流，那是歐洲現代早期的風俗。1513年，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旅英期間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不得不與膽結石抗爭，落到醫生和藥劑師手裏，就落入了殘酷貪婪者的魔掌”；在莫裏哀的戲劇中，醫生也不是救人危急的職業，“亂開藥方，敲病人竹杠”；拉封丹在寓言詩裏取笑大夫的醫術，“經他治療，病人重返大自然，付的診費是生命”[146]。啟蒙時代的畫家布歇（F. Boucher）諷刺兜售萬靈藥的人，1748年12月，狄德羅在病痛中批評外科醫生的糟糕醫術，“放血法會加重病情”[147]。盧梭也曾斥責野蠻的放血療法，1761年他差點搭上性命，在《懺悔錄》中，他說醫生是招搖過市的騙子，敗壞風俗。18世紀晚期，梅西耶（L.-S. Mercier）仍然批評醫生拙劣的醫術與不良的品性，“草菅人命，隻為圖錢財”[148]。
盧梭因不明不白的症狀處在世俗倫理與現代醫學的邊緣地帶，日夜來襲的痛楚在外界看來是道德敗壞的問題。一個人本來性情沉鬱，又遭逢不幸，言行更易偏離常理，他常說病發時疼得淚流滿麵，這是否言過其實？喬治三世發病時，疼得狂奔亂跳，宮廷醫生維裏斯將之綁在特製的椅子上，結結實實，動彈不得，罔顧一國君主的體麵。[149]又據“紫質症基金會”的病人自述：瓦倫（Warren）說那疼痛像是尖刀穿過腹部，身體虛弱，不能說話；裏昂十七歲時首次發作，就醫幾小時後，身體疼痛難以忍受，陷入幻想，醫生要他描述感受，他說身體裏有上千把燒紅的刀；約翰遜（Charles Johnson）也說上千把帶火的刀在腹部遊離，醫生切除了他的闌尾，可疼痛絲毫不減；布魯諾（Ruth Bruno）感到腿和手臂刺痛，身體右側抽疼，之後全身麻木，惡心嘔吐，心跳過速，惶恐混亂；杜格爾（Richard Dugger）自童年起時常腹痛難忍，發作時猶如燒紅的長矛刺過身體，靈魂像離開了肌膚，有時看不清東西，他的姐姐有同樣的問題，多年虛弱不堪，卻沒有明確的診斷；布裏奇一生有無法解釋的症狀，後背疼，腹部疼，說話急促不清，不能走路，他覺得那感受無法描述，來去捉摸不定。所以，盧梭病痛中的絕望是真實的，而非“說謊成癖”或“性情乖戾”。
革命前夕，法國精神病人增多，政府開設專門收治精神錯亂者的療養院。1785年，哥倫布（Marie de Sainte-Colombe）夫人成立聖·哥倫布矯正所（Maison de correction Sainte-Colombe），同年，杜布萊（Doublet）發表關於精神錯亂的研究報告，之後這一問題被納入現代醫學領域。[150]革命時代，皮內爾負責照顧比塞特醫院的精神病人，兩百名患者之前接受的是粗魯的治療，他改用溫和的精神療法，隔離發作的病人，等亢奮過後輔以遊戲、散步、閱讀、談話、聽音樂、勞作和旅行，取代放血、催瀉、監禁等手段。[151]總之，去掉鎖鏈，同情病人，以坦誠的對話傳遞生活的希望。在瘋癲醫學化的進程裏，薩德有獨特的意義，他的惡行最初被人看作是瘋癲，這意味著瘋癲處在道德領域與醫學領域的邊界上，更傾向於道德評判的領域。19世紀初，情況有所改變，瘋癲開始傾向於醫學領域。1803—1814年，薩德被關押在夏朗東醫院（Hospice de Charenton），一個囚禁精神問題者的地方。1808年8月2日，該院院長克拉爾（A. A. Royer-Collard）致信警察部長，抗議政府將薩德關押於此：“夏朗東有一個人，他的放肆與不道德行為使之惡名遠揚，他的出現引起極大麻煩，我知道他是《朱斯蒂娜》（Justine，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的作者，這個人精神沒有失常，他的癲狂是惡的發作……有人冒冒失失地在這裏建了一座劇院，要給瘋子演戲，卻不考慮混亂的場景對其想象力的可怕後果，薩德是劇院的負責人，他指定上演劇目，分配角色，負責排練……我希望閣下將薩德先生羈押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夏朗東。”[152]克拉爾以“邪惡不同於瘋癲”為由未能將薩德驅離夏朗東，但在現代知識領域裏，這一論斷說明瘋癲向醫學化又近了一步，即邪惡是倫理問題，但瘋癲不是倫理問題。
瘋癲進入現代醫學知識體係之前，對待精神病人的方式先是驅趕，但遊**中他們仍是社會的威脅，於是將之囚禁，鐵鏈鎖手腳。[153]野蠻的治療方式暗示瘋癲受世俗倫理排斥，不是純粹的醫學問題，盧梭曾被人斥為瘋子，但那不是現代醫學稱謂，而是道德譴責。在濫用道德評價的時代，他的病得不到治療，反而被曲解，伏爾泰謠傳他有性病，遺棄親生的孩子。“自15世紀末，性病像有遺產繼承權似的接替了麻風病，被置於排斥性的道德空間，受到一整套的道德判斷。”[154]此類的疾病與**的生活相關，難以治愈，受世俗倫理審判：病人是美德的背叛者，要受懲罰。那時，肆虐的梅毒加劇了民眾的恐慌，因為那是品性墮落的標識，甚至是民族間相互詆毀的口實，英國人將梅毒譏諷為“法國天花”（Fench Pox），法國人稱之為“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155]橫遭無端指責，盧梭隻能辯解，在遺囑和晚年自傳中不遺餘力地為自己端正名聲，但在動**的風俗中，一個人的聲音微乎其微。
二、自我理解的偏差
在流言、嘲諷與混沌中，盧梭對病痛有所曲解。1749年10月，他到巴黎東郊的文森城堡看望因《盲人書簡》被囚禁的狄德羅，邊走邊讀《法國信使報》上第戎科學院的征文啟事：科學與藝術是否有助於淨化風俗？[156]天氣炎熱，他躺在路邊的橡樹下休息，一個迷幻的場景出現了：
突然間，我感到靈魂被上千道光照亮，無數思想強有力卻混沌地襲來，把我拋進難以言表的不安，頭暈目眩，酒醉一般，心劇烈跳動，胸膛受壓迫，喘不過氣，走路時呼吸不均，倒在路邊的樹下，之後半個小時狂躁。起身時，衣衫正麵為淚水濕透，我卻不知流過淚……樹下的一刻鍾裏，那麽多偉大的真理啟發了我，其中的精華散見於三部著述：《論科學與藝術》《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愛彌兒》……幾乎是在無意間，我成了作家。[157]
這是現代學術界所謂的“文森之象”（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盧梭在致馬勒澤爾布的第二封信、《懺悔錄》第八章和《盧梭評判讓-雅克》中提到這個神啟般的場景，他由此踏上啟蒙之路，影響了時代的寫作風格，被視為浪漫主義鼻祖。19世紀，法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等地浪漫派的傳記裏有思想刹那間開明的場景，類似於宗教界的頓悟，“賦有靈性的眼睛突然睜開，發現了自我，以及自我和世界的關係”[158]。
“文森之象”的魅力持續了兩個世紀，一直被視為進入精神世界難得的路徑。20世紀初，醫學界重新思考盧梭的身心關係，朗鬆質疑這個場景的傳奇性，“那更像是模糊不規範的沉思”[159]。羅曼·羅蘭讚同艾洛敘醫生的診斷，即盧梭患有**炎，並據此推斷“文森之象”是**炎發作時的病態心理，但羅蘭未懷疑盧梭的神聖感，“天才降臨其身，違背他的意誌，使之陷入悲劇性的精神錯亂”[160]。當代學者加裏尼（Galliani）從聖經解釋學的角度理解：《懺悔錄》第八章如此敘述，是因為耶穌死後第八天複活，數字八意味著末日審判與靈魂重生，“樹”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象征永恒的生命，“書”象征真理與啟示，“旅行”為的是尋求真理，“光”意味著來自上帝的祝福。[161]似是而非的推理是現代解釋學的短處。曆史文本中的蛛絲馬跡說明“文森之象”源於盧梭的誇大或曲解。早在1748年，病痛時常發作，8月26日，他向華倫夫人訴說難忍的苦楚：
給您寫上一封信時身體兩度發病，先是腎絞痛、體內燥熱、尿瀦留，淋浴和利尿劑減輕了病情，但排尿依舊困難，腎結石落到尿道裏……最近上腹疼痛，伴有嘔吐。[162]
1749年年初，他的健康依舊壞，一個多月沒力氣寫信。[163]《懺悔錄》透露了當時的情況：“狄德羅被捕後，我在酷熱中常跑到文森城堡，結果受了熱，得了強烈的腎絞痛，此後我沒能恢複以前的健康。”[164]關於盧梭對炎熱天氣的描述，加裏尼認為“熱”不是指天氣，而是邏輯的需要，去除後不影響這一圖景的完整意義。[165]參考醫學研究，“天熱”是解釋盧梭問題的關鍵，當時已十月，巴黎天氣轉涼，他強調眩暈與炎熱的關係，不妥。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是盧梭病情的第二發作期，1749年10月的“文森之象”不排除是紫質症急性發作時的體內燥熱，那時完成的《新愛洛漪絲》有類似的感受：“天上的火不比你吻我時的火更熱烈，在美妙接觸時，我身體的所有部分結合在一起，火與嘴裏的灼熱歎息一同爆發……致命時刻之後發生了什麽，我幾乎全然不知……它們太過激烈，燃燒到骨髓，讓我瘋狂。”[166]之後，他的症狀未消失，1765年11月5日，途經斯特拉斯堡去巴黎的路上病情發作，他致信培魯時提及發燒和內髒灼熱的問題，以至於不能行路。[167]
撰寫《論科學與藝術》時，盧梭為《藝術與科學大辭典》（Grand 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撰寫詞條，這為他批判現代科學、讚美古代風俗的觀點提供了依據。對於身體感受，他從宗教信仰，而不是從醫學角度解釋，塑造了一個宗教啟示的場景，雖是現代思想史上的神話，卻無意間發現了“我”，一個現代意義的主體人格，“它在古代感傷詩裏偶爾出現，中世紀到18世紀中期幾乎無人問津”[168]。
《新愛洛漪絲》是一部讓18世紀的讀者潸然淚下的小說，女主角茱麗以忠誠與率真應對不如意的婚姻，由善良姑娘變為有美德的女性，能否從中發現盧梭的病痛與思想的關係？1764年9月，盧梭和來訪的客人親岑多夫（Zinzendorf）談及這部作品，強調那就是他的故事。[169]《新愛洛漪絲》有三個主題：美德、愛情和病痛。寫作的兩年（1756—1757年），盧梭沉浸於這樣的語境，他的心情如此，與友人的通信也如此。那時，他住在沙爾麥特（Chevrette）的退隱廬，與烏德托夫人往來頻繁：“我形單影隻，意誌消沉，長期遭受折磨的心渴望慰藉，我在她那裏找到了。”[170]現實感受是盧梭描述茱麗與聖普欒相互愛慕的靈感，1757年年初到1758年3月，他時常給烏德托夫人寫信：
病痛和憂愁使我衰亡。即使精疲力竭，我的心裏依舊想念您，想念的隻有您。我應給您寫信，可信裏滿是憂傷。您一定知道我那致命的**，蘇菲，我會在**中死去……如果我看到您變得脆弱，我立刻會經受不住。[171]
1757年11月的一封信裏有這樣的表述：“再見了，可愛又親切的朋友，我的筆竟敢這樣稱呼您，我的嘴唇、我的心靈竟敢這樣說，真是快樂，真是自豪！”[172]所以，盧梭的書信與《新愛洛漪絲》風格一致，坦誠熱烈，觸動人的心靈，在理性日益橫行、情感淡漠的時代，這是開拓性的風格。
書信段落能融入作品，病發時的痛苦也常進入文辭。1757年，盧梭身體虛弱，心情悲觀（參見附錄，1757年的病情），描述《新愛洛漪絲》裏的聖普欒的感受時，盧梭寫道：“您的手剛落到我身上，一陣戰栗襲來，使我發燒甚至昏迷，什麽都看不見，什麽也感覺不到，在那精神錯亂的時刻，我能說什麽，能做什麽？”紫質症發作時，視力模糊、意識混亂是常見症狀，還有體重下降和燒灼感，聖普欒常覺得“火在血管裏流動，不能緩解，人在痛苦中憔悴，自己是季節的玩物，太陽或雲霧、陰天晴天都能操縱他的命運”[173]。盧梭害怕嚴寒，1757年秋末冬初，病情反複，他擔心“看不到來年的春天”，1758年3月留下遺囑。[174]《新愛洛漪絲》還提到皮膚問題，“那些你認為是疤的，實際上是很快消失的紅斑”[175]。紫質症患者在陽光照射後常有此類症狀。
同樣是在這部作品，盧梭對自殺的態度與眾不同。中世紀，教會法規不許自殺，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但丁構想的地獄的第七層是收押對自己施加暴力的人，他們同樣受世俗倫理的譴責，世俗法律會嚴厲製裁，“毫不顧全自殺者的體麵，在街上拖來拖去，羞辱他，將他的財產充公”[176]。生命是上帝賦予的，個人無權支配，盧梭不以為然：“我們拋下軀體時，隻是扔掉一件不方便的衣服，用得著大喊大叫？”[177]聖普欒是一個屢次思考生死問題的病人，他忍受的痛苦與紫質症患者相似，不由讓人想：盧梭為何如此關注疾病，描寫得那麽真切？
作者與他塑造的人物息息相通，這是盧梭對僵化語境與說教式寫作的革新。之前的神學傳統與古典主義時代，作者多隱藏起來，文字裏即使有酸甜苦辣，卻是虛構的感受。廣而言之，在盧梭的其他作品裏，身體話語也時隱時現。所謂身體話語，是描述身體感受（疼痛、嘔吐、燥熱）的同時闡述思想，賦之以反思或批判的內涵。病痛發作時，身心分離的意象一次次出現，《懺悔錄》《盧梭評判讓-雅克》和《漫步遐想錄》遍布對身心之苦的訴說，由此造就了浪漫派盧梭。健康時，身體話語減弱或消失，盧梭更關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他住在盧森堡公爵位於巴黎北郊蒙莫朗西的寓所，生活無憂，健康好轉，浪漫的心情油然而生，“自去年到現在（1759年11月），我未曾抱怨健康，身體狀況著實不錯”[178]。1760年冬，病情未發作，他盼望天氣轉暖後去旅行。[179]那時，他寫信多，語氣和緩，充滿希望，《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在平靜中完成，論證嚴謹，是啟蒙風格。
盧梭的宗教觀素來是為人所熱議的話題。他生於信仰加爾文教的日內瓦，後在意大利都靈迫於生計改宗天主教，1754年回日內瓦時又轉向加爾文教。這就讓人迷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他是新教徒還是舊教徒？1764年冬，博斯韋爾旅行途中拜訪過盧梭，交談時得知他的遊移，隨即有疑問，盧梭說他仍是基督徒。[180]1767年5月，《瑞士報》刊登日內瓦人勒蓋特（Requete）為舒瓦瑟爾（Etienne Fran?ois de Choiseul）公爵寫的詩歌：
我的同胞讓-雅克，
作為人並不賢明，
獻給公眾幾部著作，
他不是基督徒，
盡管他說自己是。[181]
盧梭不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常以基督徒的身份闡述宗教問題。1769年，他與弗朗科耶爾（Franquières）談及上帝的啟示：“我相信上帝對世人的啟示已經很多，倘若有人還未認識到上帝的力量，或是因為他不想認識，或是不需要。”同樣在這封信裏，他又質疑上帝的絕對權威：“我信仰上帝，卻不以為人人要如此，我不知道上帝為什麽非要向我們展示他的存在。”[182]所以，盧梭的信仰不是簡單的問題，他不隻是在舊教與新教之間變換，還有從敬畏上帝到質疑上帝，從信仰天國到關注塵世曆史的不同。這與啟蒙時代信仰的衰落有關，又是否關乎身心病痛？
1735年，盧梭信仰天主教的上帝，將身體之苦視作為靈魂贖罪：“現在極度虛弱，沒有人比我忍受的殘疾更多，我心中有那麽多罪惡要糾正。”[183]之後，他的原罪與救贖觀念有所變化，1758年致信維爾納（Vernes）神父：“我受了那麽多折磨，靈魂若不能永生，上帝就不公正。”[184]18世紀中期，盧梭進入文學共和國時認同蒙田的“野蠻人是善良的”觀點，並參考沙爾勒瓦（Charlevoix）、拉菲陶（Lafitau）編寫的遠方遊記和塔西陀、普魯塔克的古代善政與美德故事，構想了人類曆史的黃金時代，這意味著他遠離了信仰語境中的創世與原罪觀，塵世理想取代了伊甸園的傳說。此外，他在書信中多次提及身心矛盾，“肉體是自由精神的累贅”[185]。一般而言，對上帝的信仰與對塵世歡樂的追逐是矛盾的，靈魂要擺脫肉身的束縛，去追求至善。他說要卸下肉身的重擔，那是源於病痛折磨的靈肉之爭，而非宗教意義的欲望與信仰之爭。
盧梭的遺囑暗示宗教觀的改變，第一份寫於1737年6月27日，他與華倫夫人住在尚貝裏，做化學實驗時，裝著雌黃與石灰的瓶子爆炸，盧梭受傷，神父以為他當天會去世，於是讓他口述遺囑。第二份寫於1763年1月29日，1762—1763年冬天，他與伴侶特蕾茲在莫第埃避難，天氣嚴寒，病痛發作，自覺不久於人世。[186]心情不好，易怒，此時寫的四封信有許多錯誤表述或模糊之處，也不再渴慕天國的榮耀。[187]另有1758年3月的遺囑，隻涉及財產分配問題。現存於柏林皇家圖書館的1771年遺囑通常稱為“文學遺囑”，是一個現代人對文字生涯的總結，包括他所受的讚賞與迫害，不忘批評壞醫術。[188]該遺囑的真偽尚存爭議，冉森（Jansen）和戈雅（Schultz-Gora）認為那是盧梭寫的，但杜福爾（T. Dufour）、裏特（E. Ritter）和布弗諾瓦（H. Buffenoir）認為是偽作，盧梭家譜學者裏特推測出自律師馬尚（Marchand）之手。[189]鑒於此，本書不對其做疾病與信仰關係的分析。
在1737年遺囑中，盧梭向上帝說明發生的事故，神父根據天主教儀禮將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祈求上帝，保佑他的靈魂入天堂，這是天主教會的臨終禮。[190]1763年的遺囑未提上帝，他也不再渴望救贖，如實敘述病情，希望由醫生解剖遺體，證明他沒有感染性病。天主教會不支持人體解剖學，因為人體生理與《聖經·創世紀》的敘述矛盾。在日內瓦改革的加爾文抵製人體科學，1553年，他將持異見、主張血液循環理論的塞爾維特（Servetus）處以火刑。盧梭踐行現代學者喻世的職責，是公共事務的評判家，又在報刊輿論中發現了現代意義的讀者，尊重他們的趣味，渴求他們的理解。從渴望靈魂救贖轉變為關注塵世的名聲，是因為他無法承受屢次發作的病痛，所以對天國不再有寄托。
信仰混亂，不唯盧梭如此。18世紀是從中世紀向現代無神論過渡的時代，啟蒙哲學家有了符合個體知識體係的信仰。伏爾泰在《風俗論》第一章不再講述上帝創造萬物的故事，而是寫了中華文明，否定天主教的世界觀；狄德羅創作《修女》，諷刺教會生活的醜陋；霍爾巴赫的《健全的思想》倡導的是無神論，“有必要檢驗宗教，置之於理性法庭，在理智健全的人看來，那隻是一堆謬論、沒有條理的寓言、荒誕的教條、幼稚的儀式，是從迦勒底、埃及、腓尼基、希臘、羅馬那裏借來的概念”[191]。人的生命意義在於塵世功業，不是對天堂的幻想與對地獄的恐懼，這就符合卡西爾所謂的啟蒙時代的個人主義宗教觀，以及梅尼克（F. Meinecke）的“現代曆史主義”，即現代人的主體精神覺醒，要在世俗曆史而非神的曆史中尋找生命的依靠。
盧梭多次提到對生活在孤兒院的五個孩子的愧疚（生於1746年、1747年、1748年、1751年、1752年），他的論敵願意提及此事，以之為“複仇的方式”，1786年7月，《秘密回憶報》（Mémoires Secrètes）說他精神錯亂才至於此。[192]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諷刺他薄情寡義，薩特在《什麽是文學》中懷疑盧梭人道主義的真誠，現代讀者在自由談中不時有否定性的疑問：他是因為信奉柏拉圖的理想國才把孩子送入孤兒院？偶有為之辯護的聲音，1789年，伯維爾伯爵（Barruel-Beauvert）說那是迫不得已，“他拿什麽養他們……他們忘記父親，卻學會謀生的本領”[193]。但這樣想的人不多，認同者寥寥。1751年4月20日，盧梭致信弗蘭克裏（Francueil）夫人，否定了柏拉圖所謂的“每個孩子都在共和國中成長，不識父母”的觀點，又言及丟棄孩子的實情：
我每天在痛苦中掙些生活資養，無力養活一家人。孩子們在孤兒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身體是健壯的；沒有多餘的食物，溫飽不是問題；不會成為高貴的人，當個農民也不錯。[194]
1761年6月12日，他與盧森堡公爵夫人談及此事：
五個孩子都被送到了孤兒院，那時不曾想有一天去找回他們，甚至沒記住他們的出生日期，近年來，疏忽引起的悔恨讓我無法平靜。[195]
病痛讓盧梭無力承擔父親的責任，他寧願孩子們健康成長，不願他們在父親身邊挨餓。盧梭懂得為父之道，晚年憶及舊事恨不由而生，1770年2月又念及五個孩子：“上帝，如果他們有我一樣的遭遇，命運將如何，會是怎樣的人？工人或農民，在默默無聞中平靜地過日子？”[196]在誤解與嘲諷中，盧梭日益孤立，他已不認識街談巷議裏的那個人，於是斷言世界上有兩個盧梭：
我的書在歐洲城市裏都能找到，它們的作者卻生活在森林裏。所有人讀我的書，批判我，談論我，我卻不在場……一個盧梭出現在上流社會，另一個卻在隱居，兩個盧梭沒有相似處。[197]
現代人政治身份的基礎包括公正的法律、健全的製度、獨立的私人空間、相互信任的公共交往、情感與理智的平衡，以及具有道德關懷的醫療體係。18世紀的法國，很少人有獨立身份，權力說教和道德說教不斷地否定個體的政治實踐力。製度缺陷之外，疾病也會消解人的身份，落後的醫學將病人推向道德評判領域，他的人格備受質疑，而流言喜歡這樣的人格，怎麽說都有人信，若遇到駁斥，它的形體更龐大，嗓門更嘹亮，受流言中傷的人開始變形，情感與理性各自走向極端。
青年盧梭在文學共和國裏謀生，功成名就後在生命意義和政治意義上卻沒有獨立的身份。中年盧梭在教權與君權之外尋求自我評判的力量，卻因反複的病痛遊離於科學、倫理與信仰交錯的晦暗地帶，像是意見王國裏的流浪漢，自己的影子一個又一個，他都不認識，而別人以為那就是他。晚年盧梭要在現代曆史意識中維護他的名譽權，不理會同代人的輿論，但他的意圖為後代人的猜疑所衝散，尋找母愛的動機被視為心理病態，於是他抗爭，他訴說，在孤獨中創造了現代性批判的風格。一個人生前不被理解，去世後進入現代意識形態，誤解更多。他的健康問題超越了時代醫學的解釋力，在不完備的醫學體係裏，尋求確定因果關係的雄心走入迷途，迷信荒誕、道德評價趁機蠱惑，病人的處境更糟。現代醫學能夠診斷紫質症，患者不再受非議，不再背負倫理的重擔，而是躺在**接受治療，反複發作的病痛不再有末日審判的寓意，病人的精神卻在科學麵前沉寂，那個神秘的思想空間也消失了。
三、病痛與盧梭的曆史境遇
1766年英國之行後，盧梭是承受病痛的貧苦者，但在公共空間裏他是瘋子，忘恩負義，嘩眾取寵。兩個形象從沒有過重合，盧梭以為後一個形象是假的，卻難以糾正。去世後，他在思想界留下三個複雜的論題：盧梭與啟蒙、革命和浪漫主義的關係。
關於盧梭與啟蒙，他是啟蒙的，反啟蒙的，還是啟蒙的自我批判？新康德主義者卡西爾將啟蒙視為人在理性的引導下發現真理的過程，盧梭的契約精神和個人主義符合這一解釋，所以他是啟蒙思想家，“與18世紀的思想運動有徹底的融通”[198]。格拉爾（Garrard）提出反啟蒙的觀點：1758年盧梭發表《致達朗貝爾的信》，駁斥在日內瓦建劇場，他對啟蒙界的批判演變為公開論戰；與休謨爭執後又因為對文學共和國的背叛被哲學家斥為瘋子，所以他是反啟蒙的。[199]“啟蒙的自我批判”來自胡裏昂（Hulliung），他不像卡西爾那樣將啟蒙看作係統的精神體係，而是認同文化史家蓋伊（Peter Gay）的觀點，即啟蒙時代致力於發掘現代問題，像其他時代一樣也不具備思想的一致性；相反，混亂與模糊是它的特點，“啟蒙首先展示自然法，最後過渡到功利道德，它以理性開篇，卻以眼淚與多愁善感落幕”[200]。盧梭的風格有普遍性，是啟蒙精神的自我批判。
三種看法，哪個更有道理？盧梭與啟蒙的關係既關乎身心疾病，又有古今之爭的淵源。健康時好時壞，導尿的難堪使之不便在公共場合久留。1752年10月18日，《鄉村卜師》在楓丹白露宮演出後，他拒絕路易十五的會見和年金，趁夜色逃離。根據盧梭自述，他離群寡居，是因為病了，“如果健康，也樂於參加沙龍聚會，在討論中扮演為公眾利益思考的角色”[201]。既然難在文學共和國維持“公民”身份，他開始向往隱居生活，寫作風格偏離了啟蒙的體係精神與進步觀念。對於英國之行，他有隱居之意，沒想到陷入了糾紛，公共輿論對之褒貶不一，“像一場歐洲範圍的戰爭”[202]。這更堅定了他退出文學共和國的意圖，一度放棄寫作，與外界斷絕聯係，專心於植物標本。1767年回國後，他改姓勒努（Renou），退出文學公共領域，“一個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203]。其他人與時代精神沒有這樣的決裂，盧梭的行為更加讓人不解。
在古今之爭的意義上，盧梭與啟蒙的主調不同。17世紀末，法國知識界有一場古代與現代孰優孰劣的爭論。在詩歌與藝術上，古派以為現代人無法超越古代人，今派堅持現代科學遠勝於古代。[204]得益於科學與商業的進展，今派獲勝，那是法國啟蒙的先聲，多數啟蒙思想家親近自然、鼓勵發展科學與商業，呼籲獨立人格。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序言》中闡述啟蒙精神的主旨，“丟棄神學思辨，不再模仿古人，促進農學、醫學、光學等實驗科學，塑造健全的精神”；他覺得盧梭抨擊科學與藝術，是因為混淆了科學精神的培育與濫用的區別，“真正的科學藝術有助於改良風俗”[205]。盧梭強調科學藝術對美德之害，批評今派哲學家拉莫特（La Motte）和特拉鬆神父（Terrasson）的淺薄。拉莫特不懂希臘語，卻能寫出優美的法語作品，“在詩歌、寓言、悲劇、芭蕾舞劇方麵有傑作，以人的理性為思考基礎，融合笛卡爾哲學與當時普遍流行的觀念”[206]。特拉鬆神父也不懂希臘語，他以為笛卡爾的方法就是一切，“希臘人知道如何說話，拉丁人知道如何思考，但法國人知道如何推理”；1715年，他在《〈伊利亞德〉的批判》裏曆數《荷馬史詩》的不實之處。[207]盧梭反其道而行，他讚賞古派學者費納隆（Fénelon），希望從古代共和國中尋找教化現代風俗的良策，不同於啟蒙思想家所堅持的知識從實踐中來，以科學塑造現代人格的要求。
持續的病痛和壞醫術導致盧梭的倫理身份不確定，追慕古代的文風使之難以融入厚今風格的啟蒙世界，這是他批判時代風俗的原因，並非像卡西爾所堅持的“推理方法造成了盧梭與文人的決裂”。1766年後，盧梭著力撰寫注重個體情感、迷戀鄉村、疏遠社會的自傳，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信仰、體係精神和進步觀念有背離。批判時代風俗，向往獨處的生活，個體因厭惡社會而退隱是對集體啟蒙場景的否定。但盧梭與啟蒙的疏遠不同於天主教會對啟蒙精神的壓製，諸如1758年巴黎大主教博蒙（Beaumont）、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學院對《論精神》的作者愛爾維修的嚴厲譴責。與嘲諷啟蒙的文人也不一樣，1760年，維護古典主義品位、輕視啟蒙風格的帕裏索（Palissot）創作了諷刺戲劇《哲學家》。其中有一個四腳走路、吃萵苣葉的克裏斯潘（Crispin），諷刺盧梭的原始風俗觀念，說他是“猩猩一樣的野蠻人”，伏爾泰、格裏姆、愛爾維修、狄德羅、杜克洛（Duclos）都是騙子，“統帥著炫耀的言辭，伺機利用慵懶輕信的貴夫人”[208]。
盧梭與18世紀後期住在巴黎頂樓和聚集於倫敦格拉布（Grub）街的失意者對啟蒙精神的攻擊更不一樣。狄德羅描述過一個頂樓文人的憤怒與麻木：“正直的人不快活，快活的人不正直，各階層相互吞噬，他見慣了荒唐，每當夜裏回頂樓，爬上床鋪，傷心地蜷縮在氈子下，胸部收緊，呼吸困難，隻是微弱的歎息，幾乎沒人聽得到。”[209]格拉布街位於倫敦城區，到處是聲名拙劣的小旅館，寄居了出身寒微、為錢寫作的筆墨客，18世紀初他們被稱為“格拉布人”（Grubeans），散布虛假信息，煽動民眾動亂。[210]1755年，約翰遜博士在其編纂的《英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將微不足道的作品稱為“grubstreet”[211]。這些人生活艱難，在沒落的風俗裏無從實踐理想，他們反啟蒙的論調裏有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可有時言行虛晃，為撫慰激烈的情感不惜歪曲事實。
盧梭對新的時代精神始終有溫情的關懷，1771年完成了有啟蒙政治理想的《關於波蘭政府的思考》，平生喜愛植物分類學，植物葉子與花的形狀接近自然秩序，這門科學寄托著啟蒙的探索精神和現代秩序感。盧梭對於啟蒙是內部的批判，與意大利思想家維柯相似。由於倡導新思想的人不一定公正，維柯提防那些帶著浮華的知識加入文學共同體的人，“觀察他們，看他們怎樣莊嚴實踐那個社會的法”[212]。隻是病痛讓盧梭感受到不為常人注意的風俗流弊，諸如以訛傳訛、濫用道德評價等，他的批判更具鋒芒，斥責現代文明的野蠻化，他的視野是超越時代的。啟蒙經科學實踐、形而上學、實用主義、知識商品化之後才是現代性批判的階段，文明的野蠻化是現代性批判的主題，全麵懷疑啟蒙精神。而盧梭在啟蒙由實踐體係走向形而上學的階段就致力於此，容易引起爭議。
理智有它的偏見，感覺有它的不確定性，記憶有它的限度，想象有它的朦朧，工具有它的不完善，現象是無限的，原因是隱蔽的，形式也許變化無常，我們麵臨很多障礙，自然又從外麵與我們對立，實驗很遲緩，思考很受限製，哲學想用來推動世界的正是這樣的途徑。[213]
關於盧梭與法國革命的關係，1789年前《社會契約論》發行量不多，尤其與暢銷書《新愛洛漪絲》相比。之後截然不同，《社會契約論》是“革命聖經”，1789—1800年有44版[214]，盧梭的名字幾乎出現於所有的政治辯論中。流行的戲劇多以之為主角，諸如1789年的《巴黎厄庇墨尼德的蘇醒》和1790年的《聖皮埃爾島上的盧梭》。[215]厄庇墨尼德（Epimenides）是古希臘克裏特島的詩人，根據古典作家拉爾修（Diogenes La?rtius）的描述，厄庇墨尼德放羊時在山洞裏沉睡五十七年，醒來後有了預言能力，他的沉睡與蘇醒暗示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進退。1792年2月，國民公會將盧梭的胸像和《社會契約論》安置於議會大廳，他由啟蒙文人變為革命精神之父。尤其是在1789年7月至1791年9月製憲議會時期，以及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的恐怖時期，各地雅各賓俱樂部承擔了宣傳的職責。1792年4月13日，裏昂的婦女報國協會（Société des dames dévouées à la patrie）去當地的俱樂部向盧梭表達敬意。[216]
19世紀的法國，盧梭的影響揮之不去，但在共和製與君主製的對抗時代，他受到的批判越來越多。那時，如何調解絕對主權與代議製的矛盾是爭論主題。基佐在《論代議製政府的曆史》中斥責盧梭的公意如絕對王權一樣惡劣，純粹的民主會導致無政府狀態。拉馬丁批判《社會契約論》的負麵影響：“如果這本革命教理是培根、伏爾泰或孟德斯鳩寫的，變革可能采取改良的方式，但那是盧梭寫的，所以社會充斥著斷頭台與犯罪。”[217]批判者未曾找到盧梭與激進主義相關的明確證據，即便如此，20世紀極權災難後，盧梭與革命的關係演化為“公意—革命暴力—極權主義”的邏輯。這與盧梭的政治訴求不協調，他在《愛彌兒》中說過不公平會引起下層社會的革命，所謂“小人物變成大人物、尊貴的淪為卑賤的”，卻未倡導以恐怖與暴力實踐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
盧梭被視為革命精神之父，因其提出契約理論、主權者概念和公民宗教，以及對美德和自由的讚揚。[218]此外，疾病是解讀的新視野，盧梭以身體話語塑造了一個在艱難困苦中尋求真理的形象，對受難者的同情與對壓迫者的憤怒是革命的原始情感，這是他進入革命話語的心理基礎。那些呼籲將盧梭的棺槨移入先賢祠的人為之鳴不平：“他無妻無子，無家無國，隻因被社會剝奪了幸福才如此淒慘。”[219]1789年，伯維爾伯爵出版《盧梭的生活》，比之為蘇格拉底，“一個忠實傳達真理的人，飲下比毒芹汁更烈的東西”。現代學者特魯鬆批評伯維爾以熱情代替真實，可在革命時代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想象中，“伯維爾的小冊子強化了盧梭與革命的思想關聯”[220]。
盧梭在退隱格調中發現了現代意義的“我”，它的孤獨感符合浪漫主義風格，但思想之間的相似性是否等同於相關性？自17世紀晚期，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關係不斷變化，科學理性排斥神學幻象，發掘人與物的關係，而在工業時代，啟蒙精神轉向客觀、實證、控製與規訓，法國革命後，舊製度又卷土重來，18世紀的普世主義與樂觀主義落空了，“憂鬱母親生下神經質的蒼白激動的兒女，那些在拿破侖帝國時代的戰鬥中孕育、在戰鼓聲裏長大的孩子，彼此以陰沉的眼光你望我，我望你”[225]。舊的困惑未消解，新的困惑又來了，浪漫主義作為時代心理的表達方式而風靡一時。
浪漫主義的早期風格裏有高貴的憂愁，親近自然，追慕中世紀的騎士傳統，排斥理性主義和科學樂觀主義，以人的情感為審美標準，與盧梭晚年的精神格調相似。夏多布裏昂、斯塔爾夫人、雨果、喬治·桑、米什萊等多少受盧梭的情感語境和個體主義的影響。[226]夏多布裏昂的《勒內》裏有一個在北美荒野上流浪的孤獨者，他不被文明的歐洲人理解，想去遠方，混在人群裏，誰也不認識。英國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抒情歌謠集》裏有淳樸的自然，長篇詩歌《序曲》（The Prelude）關乎一個詩人的成長，像愛彌兒一樣，“先學會用感官，情感完善後又有了理性……從自然界學到足夠的經驗，避免社會的缺陷，他會成長為健全的人”[227]。雪萊讚賞《新愛洛漪絲》的風格有普羅米修斯的力量，“打破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障礙”[228]。在《麥布女王》（Queen Mab）裏，雪萊描述了一個粗魯的世界：
浪漫主義的晚期風格開始分化，一端走向沒有出路的沉鬱，另一端走向打碎虛無的亢奮。在工業化時代，精神自由的領地越來越小，人生活在確定的目的裏，那個目的十之八九不是他的所願，而是一個羅網，像海水中養魚的網箱。束縛人的網箱是抽象的，無處不在，倫理與禁忌、理智與情感、生存與禮儀、監視與懲罰，這些繩索結在一起，堅固不破。高貴的憂愁沉落為碌碌無為的憤怒，尋求確定性的願望滑向虛無，現代人的主體意識有解體的風險。繆塞式的“世紀病”由此而來：“對社會不滿，又無意反抗；對黑暗現實存幾分嘲諷，又有幾分厭棄。半是自由追求，半是沮喪頒唐。”在希望與絕望、迷茫與幻滅中，那些在理想與現實間無所適從的青年人體會得更深切。他們不再相信曆史進步論，懷疑現代因果關係的正義性，情感與理性的對立開始了，這種對立不是某個人的心理困境，而是普遍的焦慮：
過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戀，因為信心已喪盡。未來嘛，他們是喜愛的，那是怎樣的未來呢……像是用大理石雕的情婦，他們等候她的蘇醒，盼望熱血在她的血管裏奔流。最後，為他們留下的隻有現在了。所謂的世紀精神，黃昏的天使，不是黑夜，不是白天，他們看見它坐在一隻裝滿骸骨的石灰囊上，緊緊裹在利己主義的大衣裏，在可怕的嚴寒中發抖。[230]
浪漫主義文學表麵上是沉鬱的情感，但在政治意義上是19世紀無產階級運動的心理背景。死亡率的降低使現代科層製度更牢固，社會結構固化，才華與情感不再受尊重，它或是為科層製度使喚的工具，或是無用，缺乏創造力的人規行矩步，卻能獲取足夠的生存資源。現代生活的保守主義誕生了，它有別於政治性的保守，生活的保守主義是個體理智與情感的萎縮。一切神聖的轉而讓人鄙夷，一切讓人有所托的讓人厭惡，曾經因無限的可能性而興奮，現在枯燥單一的確定性讓人憤怒。君權和教權已被推翻，個體權利似乎解放了，但人與人之間的現代衝撞開始了，家庭出身、政治觀念、經濟地位、生存壓力陡增交往的變數。資本是現代權力的基礎，對於自古以來的鄉村生活，以及人與土地的關係，它要將之從人的情感中剪除，人人都是生產者，不生產的時候是消費者，服從於物質**能緩解二元生活的乏味，但這樣的人不再是自然的生靈，這樣的社會不再是理想者的歸宿。一幅矛盾圖景出現了，經濟生機勃勃，人卻不快樂：
現代人走在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上，越走越恍惚，他們覺得不對，隻能呼喊，耳朵震得嗡嗡響，但聲音隻在嘴巴裏環繞，無處傳播，也沒人理會，腳步止不住地滑向深淵，魔鬼在那裏等著，他挖了這個窟窿。這是讓人沮喪的真實感，隨之而來的是絕望，但一些人能將憂鬱和恐懼變作政治熱情，打碎既有的製度，對抗資產階級，獲取平等的生存權，在自然狀態中尋找合理的權力契約，這是政治化的浪漫主義。
盧梭有走向情感浪漫主義和政治浪漫主義的可能，但它們的心理淵源和曆史背景不同。盧梭的身體話語是純粹的肉體之苦，或殘酷的生命體驗，而非現代製度下的精神沉悶。退而言之，在舊製度下的法國，多數人口務農，盧梭四處遊**時看到了賦稅、徭役等引起的不公平，這些現象古已有之，與物質霸權下的精神貧困不一樣。對於盧梭，浪漫主義是源於病痛與生活閱曆的“晚期風格”，一個人在生命後期，因身體功能衰退、健康或其他問題，作品會有新風格。[232]顛簸的生活、錯亂的想象、源於疾病體驗的生命感悟，以及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他有了不同於以往的寫作風格。而對於19世紀的人，浪漫主義是對物質化、不可預知的工業社會的迷茫，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學，是科學理性和科層製度所造就的普遍心理。
盧梭在德國思想界備受禮遇，他們對曆史有共同的感受。1751年，萊辛（G.E. Lessing）讚賞《論科學與藝術》，康德將盧梭介紹給他的學生赫爾德（J.G. Herder），赫爾德又向歌德引介。1781年，席勒瞻仰他的墓地，創作《盧梭頌》：
我們時代恥辱的墓碑，
墓銘讓你的祖國永羞愧，
盧梭之墓，我對你表示敬意！
和平與安息，願你身後享受！
和平與安息，你徒勞尋求！
和平與安息，卻在此地！
何時能治愈古老的創傷？
過去黑暗，哲人死亡！
如今光明，哲人依舊喪生。
蘇格拉底亡於詭辯家之手，
盧梭受基督徒折磨而死，
盧梭——他要把基督改化成人！[233]
德國現代思想的先驅哈曼（J.G.Hamann）、雅各比（F.H. Jacobi）、費希特、黑格爾、洪堡（W.von Humboldt）、施萊爾馬赫（F.Schleiermacher）、赫巴特（J.F. Herbart）都喜歡他的作品。[234]《懺悔錄》尚未出版，赫爾德急切地想看一看。[235]待之出版後，歌德致信斯特恩（C. von Stein）：“母親給我寄來《懺悔錄》，我翻了幾頁，每一頁都像一顆明亮的星，這幾大本足以照亮整個天空。”[236]法國革命後，盧梭在法國備受批評，但德國人未將激進民主實踐的罪責歸咎於他，1793年，為革命歡呼的根茨（F. von Gentz）反對英國人伯克的盧梭批判。[237]費希特敬仰他，是因為他沉醉於純粹的感覺和想象，而眼見風俗敗壞，知識服務於感官之樂，他才抨擊時代之弊，“我們不會責難他這種敏感性，它是靈魂高尚的標誌”[238]。對於法國人，浪漫主義是憂鬱的氣質或政治熱情，對於日耳曼民族，那是現代啟蒙的方式，日耳曼民族心理的自我建構。18世紀末，德國人盼望國家統一，歌德、席勒、費希特等希望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但分裂的日耳曼邦國要超越英國經濟強權和法國的文化優勢不是朝夕之功，所以困頓是德國浪漫派的心理背景，源自求之不得的政治願望，與盧梭生命意義的困境不同。
浪漫派雖是盧梭的信徒，卻未曾注意導師的身心病痛，也無力為之遭受的不公正批判辯護。19世紀後期，浪漫主義式微，盧梭依舊受指責。1894—1906年，德雷福斯事件期間，法國排斥猶太人的狂熱歸咎於他的唆使；拉塞爾以為法國的傳統精神是古典主義，流行的浪漫主義意味著風俗的腐化，“正是盧梭創造了虛無的語境”；吉貝爾（Gilbert）將之比作古羅馬的暴君尼祿，“《愛彌兒》《社會契約論》像那場焚燒羅馬城的大火”[242]。浪漫派的精神也在變化，歌德中年後轉向古典主義，對於青年時代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棄之不顧，“生怕重新感受寫作時的病態心情”[243]。對此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歐洲啟蒙後的新思想運動，應對的是如何在實利社會中為獨立自由的精神尋找棲居地，不是思考盧梭的病。但這不能說他們的心理差異是可以忽略的，若將盧梭思想納入現代性批判，首先要說明個體生命意義的困境是否能等同於現代製度下的普遍沉悶。
[1] A. Schinz，Etat présent des travaux sur J.-J. Rousseau，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1941，pp.3-104.
[2] R. Trousson，J.-J. Rousseau jugé par ses contemporains，Paris：H. Champion，2000，pp.471-472.
[3] O. de Corancez，De J.J. Rousseau，Extrait du Journal de Paris des N° 251，256，258，259，260，261，de l’an VI，se vend à Paris，au bureau du Journal de Paris，N° 14，1797，pp.59，62；R.A. Leigh，“La mort de J.-J. Rousseau，image d’Epinal et roman policier，”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No.2/3，1778-1978，pp.188，194.
[4] F. Cummings，“Boothby，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 Malad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10，No.789（Dec.，1968），p.663.
[5]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7 décembre 1762，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J. Rousseau（CCJJR），Tome XIV，Oxford，1977，p.165；Rousseau à M.-M. Rey，8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16.
[6] B. 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J.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A. Jullien，1907，pp.16-18.
[8] Tissot à Zimmermann，mardi 3 fevrier 1761，S.-A.-A. D. Tissot，J. G. Zimmermann，Correspondance，1754-1797，annotée par A. Emch-Dériaz，Genève，2007，p.172.
[9] A.Fran?ois，“Correspondance de J.-J. Rousseau et Du Médecin Tissot，”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J.-J. Rousseau（ASJJR），Tome 7，Genève，1911，p.31.
[10] Boswell，The Grand Tour，1764，F. Pottle（ed.），Yale University，1953，p.231；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aris，1809，p.163.
[11] Rousseau à M.-M.Rey，12 sept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p.10.
[12]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7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6.
[13] R. Davenport à D. Hume，14 mai 1766；Hume à R. Davenport，23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p.212，277.
[14]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p.55.
[15] T. Tronchin à L.-F.Tronchin，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3；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Moland（ed.），?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6，Paris，1893，p.127.
[16] Lettre de R. de Girardin à Du Peyrou，ASJJR，Tome 24，1935，p.167；John S. Spink，“Un Document Inédit sur les Deniers Jours de J.-J. Rousseau，” ibid.，p.158；《貝納爾丹·德 ·聖·皮埃爾眼中的盧梭》，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266頁。
[17] Récit de la mort de Rousseau par F. de Francenville，daté du juillet 1778 et envoyé à Girardin le 18，CCJJR，Tome XLI，pp.38-41.
[18] 圖片采自法國國家圖書館資源庫，本書圖片除注明出處者，其他均出於此。
[19] Le Bègue de Presele，Relation ou notice des derniers jours de Mons. Jean Jacques Rousseau，circonstances de sa mort et quells sont les ouvrages posthumes qu’on peut attendre de lui，Londres，1778，p.18；Certificat du père P. Gaucher，curé d’Ermenonville，16 juin 1789，CCJJR，Tome XLVI，p.41；Lettre de R. de Girardin à P.-A. Du Peyrou，CCJJR，Tome XXIV，p.168；E. Bire，Dernières Causeries，Lyon，1898，p.65.
[20] C. Wac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 Rousseau，Oxford，1996，p.55；A. Chatelain，La folie de J.-J. Rousseau，Librairie Fischbacher，1890，pp.15-17；J. Starobinski，“The Illness of Rousseau，” Yale French Study，No.28（1961），p.69.
[21]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Librairie Fischbacher，1929，p.38.
[22]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12 septembre 1767，CCJJR，Tome XXXIV，p.93.
[23] E. 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Vol. 1，June 2，1951，p.1241.
[24] D. Bensoussan，L’Unité chez J.-J. Rousseau，une quête de l’impossible，Paris，1977，p.186.
[26] “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 ?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III，Paris，1875，pp.197-198.
[27] Eloge de J. J. Rousseau，mis au concours de 1790，L’académie a renvoyé sa décision pour 1791，Paris，1790，pp.48，80.
[28] G. Lanson，“L’Unité de la pensée de Rousseau，” ASJJR，Tome 8，1912，pp.7，8.
[29]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aris：Klincksieck，1974，pp.29-34.邦蘇桑參考的醫學研究：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1965；R. Laforgue，“Etude sur J.-J. Rousseau” Revue Fran?aise de Psychanalyse，I，1927；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 ASJJR，Tome 16，1924-25；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aris，1929；A. Gajdos，“Données récentes concernant la biosynthèse des porphyrines et les porphyries，” La Presse Médecine，N° 71，24，1963；J. Waldenstr?m，“Studies on the incidence and heredity of actute porphyria in Sweden，” Acta Genetica and Statistica，Medica Basel，6，1956；Soemmering，“Maladies de la Vessie et de l’Urèthre chez les Vieillards，” Cabinet secret de l’histoire，Troisième série，Paris，1898；Borel，Génie et Folie de J.-J. Rousseau，Paris，1966；Dropsy，Diagnostic de la Porphyrie intermittente，Reims，1964.
[30]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39-50.
[31]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54-103.
[32]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133. 沃登斯多姆（1906—1996年）是紫質症研究的專家，美國和法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醫學會榮譽會員。1937年，他在博士論文中分析了150個病例，並提出新的臨床分類方法。Gérard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5，N° 199，p.26.
[33] C. Gardou，“J.-J. Rousseau：de l’érrant infirme au géant de la littétarure，” Reliance，2005/3，no.17，p.135；G. Androutsos，S. Geroulanos，“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une nouvelle hypothèse pour expliquer les troubles urinaires de J.-J. Rousseau，” Progrès en Urologie，2000/10，p.1288.
[34] T. Dufour（ed.），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de J.-J. Rousseau，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24-1934；P. Robinson，“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 French Studies，January 1980，XXXIII，p.759.
[35] I. MacAlpine，R. Hunter，C. Rimington，“Porphyria in the Royal Houses of Stuart，Hanover and Prussia，” BMJ，Vol. 1，No. 5583（Jan. 6，1968），p.9；P. Robinson，“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 French Studies，January 1980，XXXIII，p.760.
[36] C. Wacjman，Fous de Rousseau，p.59.
[37] 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ASJJR，Tome 16，1924-1925，p.59.
[38] J. Starobinski，“The Illness of Rousseau，” Yale French Study，No.28（1961），pp.66，67，69，70，71，72.
[40] 信件原文：Cher Monsieur，J’ai bien re?u votre message，mais je ne pourrai pas donner de réponse précise à chacune de vos questions.（Je dois en ce moment combler de grands retards dans mes publications.）Je ne connais pas les travaux de M. Bensoussan. Et surtout je ne crois pas que les documents disponibles permettent de dépasser le stade de la simple conjecture en ce qui concerne la personnalité physique de Rousseau. Il faut s’attacher aux textes，rien qu’aux textes des ?uvres et de la correspondance，sans émettre d’hypothèses modernes sur la physiopathologie sous-jacente. Les textes sont des évidences. Tout le reste est invérifiable. Il faut s’attacher à la fa?on dont Rousseau parle de son corps et de sa santé sans chercher à savoir ce qu’elle fut “en réalité”，c’est-à-dire selon notre savoir actuel. Ce serait se fonder sur des vraisemblances et des probabilités. Avec tous mes encouragements et mes sentiments cordiaux. J. Starobinski.
[41] 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p.21，25.
[42]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BMJ，Vol. 1，No. 5479（Jan. 8，1966），pp.68-70.
[43]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p.65.
[44] J. 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p.109；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pp.67-68.
[45] J. 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ibid.，Vol. 1，No. 5584（Jan. 13，1968），p.109；F. Poynter，“Psychiatry from 1535 to 1860，” ibid.，Vol. 1，No. 5338（Apr. 27，1963），pp.1147-1148；“A Royal Case of Porphyria？” ibid.，Vol. 1，No. 5479（Jan. 8，1966），p.59.
[46] J. Brooke，King George III，London：Constable，1972；A. Bennett，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New York，1995.
[47] 卡爾·貝克爾：《論〈獨立宣言〉》，《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何兆武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78頁。
[48] J. Brooke，King George III，p.ix.
[49] “Heredity：Royal Malady（Aug. 1，1969），”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01194-1，00.html.
[50] P. Pinel，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ou la méthode de l’analyse appliquée à la médecine，Paris，1810；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ou la malanie，Paris，An IX；P. Pinel，La médecine clinique rendue plus précise et plus exacte par l’application de l’analyse，Paris，1815；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aris：J. Ant Brosson，1809，pp.iii-iv.
[51] E. Blanche，De l’Etat actuel du traitement de la folie en France，Paris：Gardembas，1840，pp.10，66.
[53] 奈瓦爾：《阿爾忒彌斯》，《火的女兒》，餘中先譯，第8—9頁。
[54] 克洛德·皮舒瓦、米歇爾·布裏：《奈瓦爾傳》，餘中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1、151、152、251、261、262、265、267、271、275、311、312、461、475、476、468頁。
[55] 奈瓦爾：《火的女兒》，餘中先譯，第464、441頁。
[56] 梵穀：《梵穀書簡全集》，艾文史東編，雨雲譯，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0年，第399頁。
[57] Loretta S. Loftus and Wilfred Niels Arnold，“Vincent Van Gogh’s Illness：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BMJ，Vol. 303，No. 6817（Dec. 21-28，1991），p. 1591.
[58] 梵穀：《梵穀書簡全集》，艾文史東編，雨雲譯，1990年。
[59] 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86、294頁。
[60] Connor，“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Vol. 81，No. 6（Jan，1981），p.1186.
[61] G. Dean，“Porphyria，” BMJ，Vol. 2，No. 4849（Dec. 12，1953），p.1292；A. Vannotti，Porphyrins：thei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importance，London，1954，pp.34-44.
[62] 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p.127，144.
[63] C. Lepintre，Du syndrome psychique de la porphyrie intermittente aigu?，Université Paris V，1975，p.36.
[64] Dépenses de Rousseau à Wootton，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23.
[65]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aris，1912，pp.214，221.
[66]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7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6.
[67] Rousseau à L.-F.-P. L. d’Epinay，4 janvier 1757，CCJJR，Tome IV，p.145；Rousseau à J.-F. Deluc，28 décembre 1755，CCJJR，Tome III，p.247；G. Keith à Rousseau，3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5；Rousseau à F. Coindet，29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67；Rousseau à R. Davenport，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8；R. Davenport à Rousseau，25 févier 1767，CCJJR，Tome XXXII，p.176.
[68] 因涉及通信很多，此處隻引述每次發病始末和中間的三封信。Rousseau à I. Rousseau，fin mai-début juin 1731，Tome I，p.12；Rousseau à I. Rousseau，printemps 1735，Tome I，p.25；Rousseau à Mme de Warens，13 septembre 1737，Tome I，p.49.
[69] Rousseau à Mme de Warens，26 ao?t 1748，Tome II，p.108；Rousseau au professeur J. Jallobert，10 ao?t 1755，Tome III，p.146；Le docteur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Tome VI，p.56；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1907，p.1.
[70] Rousseau à Dom Léger-Marie Deschamps，8 mai 1761，Tome VIII，p.268；Rousseau à H. Laliaud，23 octobre 1768，Tome XXXVI，p.153；Rousseau à M.-M. Rey，11 juin 1769，Tome XXXVII，p.100.
[72] Rousseau à P. Moultou，11 juin 1763，Tome XVI，p.298；Rousseau à N.-B. Dechesne，6 novembre 1763，Tome XVIII，p.107.
[73] Rousseau à M.-M. Rey 17 mars 1764，Tome XIX，p.226；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ao?t 1764，Tome XXI，p.67；Le journal de Boswell，14 décembre 1764，Tome XXI，p.359.
[74] Rousseau à Julie de La Tour，20 janvier 1765，Tome XXIII，p.159；Rousseau à P.-A. du Peyrou，29 juin 1765，Tome XXVI，p.64；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18 décembre 1765，Tome XXVIII，p.4.
[75] Rousseau à D. Hume，17 mars 1766，Tome XXIX，p.41；Rousseau à B. Granville，30 novembre 1766，Tome XXX，p.229.
[76] Rousseau à D. Malthus，2 janvier 1767，Tome XXXI，p.2；Rousseau à M. C. de Portland，12 février 1767，Tome XXXII，p.134.
[77] Rousseau à F. Coindet，6 septembre 1767，Tome XXXIV，p.73；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25 février 1768，Tome XXXV，p.146；Rousseau à P.-A. du Peyrou，6 juillet 1768，Tome XXXVI，p.1.
[78] Rousseau à H. Laliaud，23 octobre 1768，Tome XXXVI，p.153；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8 janvier 1769，Tome XXXVII，p.32.
[79] J. Dusaulx，De mes rapports avec J.J. Rousseau et de notre correspondence，suivie d’une notice très importante，Paris，1798，p.48.
[80] C. Jean-Louis，Association grossesses et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6，N° 192，p.23；G. Dean and H. 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BMJ，Vol. 2，No. 4931（Jul. 9，1955），p.90.
[81] G. Dean and H. 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BMJ，Vol. 2，No. 4931（Jul. 9，1955），pp.91，92.
[82] I. MacAlpine，R. Hunter，C. Rimington，“Porphyria in the Royal Houses of Stuart，Hanover and Prussia，” BMJ，Vol. 1，No. 5583（Jan. 6，1968），p.8.
[83] 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5 février 1745，CCJJR，Tome II，p.74.
[84]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124；M. Brodie，A. Beattie，M. Moore and A. Goldberg，“Pregnancy and Hereditary Hepatic Porphyria”，in M. Doss（ed.），Porphyrins in Human Diseases：first International Porphyrin Meetings，New York：Karger，1976，p.251.
[85] 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pp.67-68.
[86] E. Ritter，Issac Rousseau，le père de Jean-Jacques，Paris：BNF，p.314；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p.59.
[87] E. Petrie，“A Case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558（May. 15，1948），p.927.
[88] Rousseau à L.-F.-P. L. d’Epinay，novembre 1756，Tome IV，p.126.
[89] E. Petrie，“A Case of Acute Porphyria，” p.927.
[90] E. 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BMJ，Vol. 1，No. 4717（Jun. 2，1951），pp.1240，1241.
[92] E.G. Saint，D. Curnow，R. Paton，J.B. Stokes，“Diagnosis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872（May. 22，1954），p.1182.
[93] A. Fran?ois，“Correspondance de J.-J. Rousseau et Du Médecin Tissot，” ASJJR，Tome 7，Genève，1911，p.31.
[94] 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95] M.W. Shelley，Frankenstein：or，The modern Prometheus，London，1823.
[96] Dépense de Rousseau à Wootton，4 ao?t-12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pp.323-325.
[97] Mémoires de Brissot，par M. De Lescure，Paris，1877，p.130.
[98] C. Wacjman，Fous de Rousseau，p.85.
[99] F. Brunetière，“La Folie de J.-J. Rousseau，” Revue des Deux Mondes，tome 97，1890，p.683.
[100]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p.99，133；R. Trousson，F. Eigeldinger（eds.），Dictionnaire de J.-J. Rousseau，Paris，2006，p.713.
[101] D. Freman，P. Garety，Paranoia：The psychology of persecutory delusions，Hove，2004，pp.7，10，13；Y. Fried and J. Agassi，Paranoia：A Study in Diagnosis，Boston，1976，p.75.
[102] Plagiats de M. J.J. Rousseau de Genève & publié à Paris en 1764，Réponse des Auteurs à la precedente lettre，CCJJR，Tome XXXIII，p.303.
[103] 剛到英國，盧梭找住所時寫的信：Rousseau à C. Price，1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31；Rousseau à D. Roguin，15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304；Rousseau à D. Malthus，22 février 1766，p.318；D. Malthus à Rousseau，24 février 1766，p.324；D. Hume à R. Penneck，23 février 1766，p.322；D. Hume à W. Fitzherbert，25 février 1766，p.328.
[104] 盧梭：《懺悔錄》，黎星、範希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6、726頁。
[105] Rousseau à M.B. de La Tour，22 janv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09.
[106] 盧梭：《盧梭評判讓-雅克：對話錄》，袁樹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頁。
[107] 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第1頁。
[10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1頁。
[109] M. Kantor，Understanding Paranoia，London：Praeger，2004，pp.121，132.
[110] 弗洛姆：《愛的藝術》，李健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41頁。
[111] J.-F. Ducis à René-Louis，marquis de Girardin，7 aoust 1778，CCJJR，Tome XLI，p.141；O. de Corancez，De J.J. Rousseau，extrait du Journal de Paris，des N° 251，256，258，259，260，261，de l’an VI，pp.6，24.
[112] F.-L. d’Escherny et Rousseau，1796，CCJJR，Tome XLIX，p.9.
[113] M.-T. Levasseur à R.-L.，marquis de Girardin，11 fevrier？1779，CCJJR，Tome XLIII，p.107.
[115]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Genève，1927-1928，p.80.
[116] Boswell et Thérèse，12 February 1766（à Douvres），CCJJR，Tome XXVIII，p.347.
[117] A. Du Peyrou à Moultou，5 aoust 1778，CCJJR，Tome XLI，p.134；Une visite à Ermenonville en juillet 1789，22 juillet 1789，CCJJR，Tome XLVI，p.46.
[118] Une visite à Ermenonville en juillet 1789，22 juillet 1789，CCJJR，Tome XLVI，p.46.
[119] M.le Comte de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Londres 1789，p.65；Rousseau à F. Coindet，27 juin au soir 1767，CCJJR，Tome XXXIII，p.177；Rousseau à madame Duchesne，3 juin 1767，CCJJR，Tome XXXIII，p.117.
[120] Rousseau à H. Laliaud，27 ao?t 1769，Tome XXXVII，p.130.
[121]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64.
[122] D. Diderot，Correspondance，Tome I，1713-1757，G. Roth（ed.），Paris：Les édition de Minuit，1955，p.55.
[123] Ibid.，p.80.
[124]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125] E. Duffy，Rousseau in England：the context for Shelly’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6.
[126] Rousseau à W. Wentworth，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p.123，124.
[127] P. Henri，Contribution à l’étude clinique des formes neurologiques de la Porphyrie Aigu? Intermittente，Paris，1956，p.26.
[128]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BMJ，Vol. 1，No. 5479（Jan. 8，1966），pp.69，66.
[129] Eric G. Saint，D. Curnow，R. Paton，John B. Stokes，“Diagnosis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872（May. 22，1954），p.1182.
[130]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p.70.
[131] 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132] Rousseau à A.-R.-J.-G.-G. de Sartine，15 janvier 1772，Tome XXXIX，p.11.
[133] G.-H. Morin，Essais sur la vie et le caractère de J.-J. Rousseau，Paris，1851；L. A. Mercier，Explication de 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 et de l’influence qu’elle a eue sur son caractère et ses écrits，Paris，1859；L. Blanc，Le centenaire de J.-J. Rousseau célébré à Paris sous la présidence de L. Blanc，Paris，1878；H. Buffenoir，Le Prestige de J.-J. Rousseau，1909，p.193；J.-L. Lecerche，J.-J. Rousseau，Paris，1973.
[134] Alphonse de Lamartine，J.-J. Rousseau，Paris，1878；Lamartine，J.-J. Rousseau：son faux Contrat Social，Paris，1926，p.69.
[135] A. Richerand，Nouveaux éléments de physiologie，Paris，1807；J. Itard，Traité des maladies de l’oreille et de l’audition，Paris，1821；J. Guislain，Traité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 et sur les hospices d’aliénés，Amsterdam，1826；A. Bougeault，Etude sur l’état mental de J.-J. Rousseau et sa mort à Ermenonville，Paris，1883.
[137]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38.
[138] 參與紀念活動的醫院包括：尚貝裏醫院（Centre Hospitalier de Chambéry）、裏昂聖約瑟夫-聖呂克醫院（Centre Hospitalier St. Joseph-St. Luc de Lyon）、格勒諾布爾大學醫院（CHU de Grenoble）、日內瓦大學醫院（H?pitaux Universitaires de Genève）。
[139] P. Hecketseiler，Histoire de la médecine，Paris：Ellipses，2010，pp.238，246；C. Wac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 Rousseau，p.44.
[140] Hélène Berlan，Faire sa médecine au XVIIIe siècle，recrutement et devenir professionnel des étudiants montpellierain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Méditeranée，2013，pp.264，266，268，273，44，195-196.
[141]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65；卡斯蒂廖尼：《醫學史》，程之範主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12、519頁。
[142] “Prenez un 1/2 livre de miel blanc，& 2. pintes d’eau，faites les bouillir prendant une heure，Ecumez les，& tirez les au Clair，ajoutez y alors 2. onces de raciness de fenouil concassées，on les laissera infuser près du feu，pendant 2. heures，on passera alors la liqueur，& quand elle sera refroidie，on y ajoutera une drachme d’esprit de Sel ammoniac，pour en prendre ainsi qu’il à été dit toutes les 2. heures une tasse tiedie.”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p.56.法國古斤，巴黎地區1斤合490克。品脫，容量單位，1品脫合0.9升。盎司，法國古兩，1盎司合30.5克。德拉馬克，古希臘重量單位，1德拉馬克合3.2克。
[143] Le docteur T. Tronchin à L.-F. Tronchin，21 juillet 1762，Tome XII，p.125.
[144] Rousseau au professeur S.-A.-A.-D. Tissot，1 févr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38；S.-A. Tissot，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Paris，1991，pp.22-24.
[145] La Gazette d’Amsterdam，Miroir de l’Europe au XVIIIe siècle，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Rétat，Oxford，2001，p.103.
[146] 李瑜：《文藝複興書信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莫裏哀：《無病呻吟》，《莫裏哀喜劇選》下，趙少侯、王子一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318、393頁；拉封丹：《拉封丹寓言詩》，遠方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72頁。
[147] A M. de Morand，16 décembre 1748，D. Diderot，Correspondance，Tome I，1713-1757，G. Roth（ed.），pp.59，62.
[148] Rousseau à Marie-Madeleine Bernardoni，16 novembre 1761，CCJJR，Tome IX，p.243；L.-S. Mercier，Tableau de Paris，Tome I，Amsterdam，1782，pp.227-229.
[150] 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林誌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437頁。
[151] 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250.
[152] Le médecin en chef de l’hospice de Charenton à Son Excellence le sénateur minist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2 ao?t 1808.
[153] G. Spurzheim，Oberservations sur la folie，Paris，1818，p.4.
[154] 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林誌明譯，第9—11頁。
[155]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21頁。
[156] “Programm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 de Dijon pour le Prix de Morale de 1750，” Mercure de France，octobre 1749，Paris，pp.153-160.
[157]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158] G. Gran，“La Crise de Vincennes，” ASJJR，Tome 7，1911，p.15；盧梭：《盧梭評判讓-雅克：對話錄》，袁樹仁譯，第152頁。
[159] G. Lanson，“L’unité de la pensée de Rousseau，” ASJJR，Tome 8，1912，p.7.
[160] 羅曼·羅蘭：《盧梭的生平和著作》，王子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2—4頁。
[161] R. Galliani，Rousseau，l’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 et la critique moderne，pp.427-428.
[162] 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6 ao?t 1748，CCJJR，Tome II，p.108.
[163] Ibid.，27 janvier 1749，CCJJR，Tome II，pp.112-113.
[164] 盧梭：《懺悔錄》，黎星、範希衡譯，第446頁。
[165] R. Galliani，“Rousseau，l’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 et la critique modern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245，Oxford，1986，p.438.
[166] 盧梭：《新愛洛漪絲》，第一、二卷，伊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73頁。
[167]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5 nov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p.225.
[168] J. Lema?tre，J.-J. Rousseau，Paris，1905，pp.348-349.
[169] Journal de Zinzendorf，7 septembre 1764，CCJJR，TomeXXI，p.329.
[170] Rousseau à Jean-Fran?ois，15 septembre 1757，CCJJR，Tome IV，p.257.
[171]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début juillet 1757，CCJJR，Tome IV，pp.225，226.
[172]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1 novembre 1757，CCJJR，Tome IV，p.339.
[173] 盧梭：《新愛洛漪絲》，第一、二卷，伊信譯，第61、101頁。
[174]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octobre 1757，CCJJR，Tome IV，p.270；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1907.
[175] 盧梭：《新愛洛漪絲》，第五、六卷，伊信譯，第31、88頁。
[176]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劄》，羅大岡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131—132頁。
[178]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7 mai 1759，CCJJR，Tome VI，p.107；Rousseau à Neufville-Villeroy，7 novembre 1759，CCJJR，TomeVI，p.185.
[179]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 février 1760，CCJJR，Tome VII，p.27.
[180] Le journal de Boswell，5 décembre 1764，CCJJR，Tome XXII，p.358.
[181] Vers sur M.Rousseau，Reguete envoyée à son Excellence Monseigneur le Duc de Choiseul，1767，CCJJR，Tome XXXIII，p.323. 1767年5月，《瑞士報》上還有幾首詩歌：Vers sur M.Rousseau，Quatrain sur M.Rousseau，Vers sur M. J.-J. Rousseau，CCJJR，Tome XXXIII，pp.324-325.
[182] Rousseau à L.A. de Franquières，15 janv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p.16，15.
[183] Rousseau à I. Rousseau，fin de l’automne 1735，CCJJR，Tome I，p.31.
[184] Rousseau au J. Vernes，18 février 1758，CCJJR，Tome V，p.32.
[185] 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第7頁。
[186]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trouvé à Chambéry en 1820，publié par A. Métral，Paris：BNF；Bernard 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J.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
[187]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0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p.48-69；28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p.111-130；Rousseau à D. Hume，19 février 1763，CCJJR，Tome XV，pp.198-200；Rousseau à C.-H. Mereau，1 mars 1763，CCJJR，Tome XV，pp.246-252.
[188] Un testatement littéraire de J.-J. Rousseau，publié par O. Schultz-Gora，1897.
[189] R. Trousson，F. Eigeldinger（eds.），Dictionnaire de J.-J. Rousseau，Paris，2006，p.882.
[190] “Testament de Monsieur Arnauld，” P. Quesnel，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ouvrages de M. Arnauld，Docteur de Sorbonne，Cologne，1697，p.335.
[191] M. Boulanger，Le Christianisme devoilé，ou examen des principl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Londres，1766，p.ii.
[192] 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6，p.126；P.-G. Dentand à J.-P. Berenger，1 ao?t 1778，CCJJR，Tome XLI，p.110；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79.
[193] M.le Comte de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Londres 1789，p.379.
[194] Rousseau à S.D. de Francueil，20 avril 1751，CCJJR，Tome II，pp.142-144.
[195] Rousseau à M.-A. de Neufville-Villeroy，duchenesse de Luxembourg，12 juin 1761，CCJJR，Tome IX，p.15.
[196]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55.
[197] T. Dufour，“Les Confessions livres I-IV，premier rédaction，” ASJJR，Tome quatrième，Genève，1908，p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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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Rousseau à Meuron，23 mars 1765，CCJJR，Tome XXIV，p.283.
[202]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292.
[203]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35頁。
[204] M. Fumaroli，“Les abeilles et les araignées，”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Gallimard，2001，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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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J.M. Levine，The battle of the books，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0-141.
[207] Ibid.，pp.141-142.
[208] 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6.
[209] 狄德羅：《拉摩的侄兒》，《狄德羅哲學選集》，江天驥、陳修齋、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18、238、244頁。
[210] Memoirs of the society of Grub Street，Vol. I，London，1737，p.i.
[211] B. Clarke，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Ashgate，1935，p.3；R. Darnton，“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 Present，No. 51（May，1971），p.98.
[212] 維柯：《論人文教育》，王楠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72頁。
[213] 狄德羅：《對自然的解釋》，《狄德羅哲學選集》，江天驥、陳修齋、王太慶譯，第65頁。
[214] C. Hesse，“Revolutionary Rousseau：The Story of his Editions after 1789，” M.-C. Skuncke（ed.），Media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ockholm，2005，pp.107-110.
[215] R. Barny，Rousseau dans la Révolution：le personnage de J.-J. Rousseau et les débuts du culte révolutionaire，1787-1791，Oxford，1986，pp.98，129-132.
[216] Hommage Lyonnais à Rousseau et à Mirabeau：la Société des dames dévouées à la patrie，17 avril 1792，CCJJR，Tome XLVII，pp.38-40.
[217] Fran?ois Furet，“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ifford Orwin and Nathan Tracov（eds.），The Legacy of Rousseau，Chicago，1997，pp.171-172；Lamartine，J.-J. Rousseau：son faux Contrat Social，p.70.
[218] M. Thiery，Eloge de J.-J. Rousseau，qui a concouru pour le prix d’éloquence de l’Académie Fran?aise，en l’année 1791，pp.32，54.
[219] Voyage à Ermenonville，ou Lettre sur la Translation de Rousseau au Panthéon，Paris，1795，p.13.
[220]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A Londres et se trouve à Paris，1789，pp.162，177，419；R. Trousson，Rousseau et sa fortune littéraire，Paris，1977，pp.35-36.
[222] N.M. Karamzine à ses amis，juin 1790，CCJJR，Tome XLVI，pp.214-215；R. Barny，Rousseau dans la Révolution，le personnage de Jean-Jacques et les débuts du culte révolutionnaire（1787-1791），p.164.
[223] J. Lema?tre，J.-J. Rousseau，p.347.
[224] 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14頁。
[225] 繆塞：《一個世紀兒的懺悔》，梁均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頁。
[226] J. Lema?tre，J.-J. Rousseau，p.350.
[227] B.D. Sewall，“The similarity between Rousseau’s Emile and the ealy poetry of Wordsworth，”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ited by T. Besterman，Volume CVI，Oxford，1973，p.159.
[228] G. Dart，Rousseau，Robespirre and English Romanticism，Cambridge，1999，p.3.
[229] 雪萊：《麥布女王》，邵洵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48、54頁。
[230] 繆塞：《一個世紀兒的懺悔》，梁均譯，第7頁。
[231] 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59頁。
[232] 薩義德：《論晚期風格》，閻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4頁。
[233] 席勒：《席勒文集》，Ⅰ，詩歌小說卷，張玉書選編，錢春綺、朱雁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234] A. Schinz，Etat présent des travaux sur J.-J. Rousseau，pp.47-48.
[235] J. Mounier，La Fortune des écrits de J.-J. Rousseau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Paris，1980，p.36.
[236] J. Mounier，La Fortune des écrits de J.-J. Rousseau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Paris，1980，p.42.
[237] F. von Gentz défend Rousseau contre Burke，fin janvier-début février 1793，CCJJR，Tome XLVII，p.102.
[238]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梁誌學、沈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49、51頁。
[239] T. McFarland，Romanticism and the heritage of Rousseau，Oxford，1995，p.51.
[240] 以塞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
[241] 利奧·施特勞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賀照田編：《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101頁。
[242] 尼祿（37—68年），古羅馬暴君，同時也是詩人、音樂家、藝術家，執政期間想擴建羅馬城，因居民反對而受阻。公元64年7月17日晚，一場大火燒遍羅馬，持續六天七夜，尼祿被指責是放火者。P. Lasserre，Le romantisme fran?ais，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sentiments et dans les idées au XIXe siècle，Paris，1908，p.74；Tanguy l’Aminot，Images de J.-J. Rousseau de 1912 à 1978，Oxford，1992，pp.17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