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法國現代早期史的研究，批判得嚴厲，是因為製度之惡堅固，而製度之惡堅固，是因為它有變形的能力，無處不在，但又抓不到，打不著。鑒於此，我有意突破理想化的敘事方式，直麵法國曆史的複雜性：舊製度與啟蒙精神格格不入嗎？啟蒙事業能否為文人壟斷？承載現代理想的文字一定是真理的使徒，而非謊言的同謀？文字與現實分裂後，它會沉醉於虛幻，這會不會威脅到現代曆史意識？現代人對於啟蒙形而上學的熱愛有哪些弊端？啟蒙是革命的起源，還是說觸發革命的因素同樣觸發了啟蒙？革命是終結了舊製度還是延續了舊製度，不合時宜的傳統被打碎後就會消散？民族知識結構的分裂和情感共同體的破碎與革命暴力的失控有何關係？
我盡力搜集檔案，熟悉故往人物的心理世界，但這不意味著我離真實更近。曆史檔案並非確定無疑的研究基礎，一個人借助檔案自圓其說，卻不能說自己看到了真理。“檔案不是為曆史學家準備的”，法國批評界的這句話沒有說完。若要補充，第一層意思是，真相是存在的，但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已殘缺不全，與之相關的顏色、聲音、味道也消失了，而這些因素在檔案生成時無所不在，並能左右文字的走向。第二層意思是，文字對權力有畏懼感，所以就藏在字典裏，它們在那裏很安寧，但失去了意義，要有意義就得奔赴公共空間，各種意圖會控製它們，生存理性無處不在，權力的注視最有力量，一旦兩種意圖合流，檔案會有表演性，支撐表演風格的是一套選擇事實或隱瞞事實的技藝。第三層意思是，與文字越近的人進入曆史的可能性越大，一些人之所以是現代曆史的主角，並非因為他們有力量，隻因其涉足寫作才進入檔案，而檔案之外那些支撐或破壞舊製度的人，包括農民、商人、間諜等，相關信息少之又少。如果那些對文字有支配力的人偽裝理想，將無知當作博學，甚至造假，曆史就會有魔幻的色彩，真的像假的，假的像真的。所以，年鑒學派所謂的“曆史是人的問題”（L'histoire，c'est l'homme）不隻是如何解讀檔案的問題，還包括人與文字的矛盾性。道理終歸是道理，完善的檔案體係是法國問題進入世界學術的前提。對於檔案的重視源於現實感與曆史感的平衡，檔案管理越完善，曆史的可追溯性越久遠，民族身份會隨之堅固，在動亂時，法國人能在獨立的民族心理空間裏解決問題。
革命時代的法國人首先應對的不是改革製度，而是認識現實。個體心理與現實的差距太大，新製度又無力應對亂局，打碎一切就顯得合理。所以，破碎感是革命時代的法國人要解決的問題，表麵上舊製度是這種破碎感的根源，實際上不是。製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人創造的，是人實踐的，好人能改良壞製度，壞人能損毀好製度，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在一切都流動的空間裏，這不是簡單的問題。法國舊製度下並非一切都是壞的，首都和外省的科學院製度致力於獎勵才學，1699年巴黎的《皇家科學院新規》（Règlement pour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就有這樣的目的。而一些僭越本分的教士、貴族和哲學家視之為名利場，費盡心慮，最終敗壞了學術的榮譽，舊製度卻承擔了不該承擔的責任。法國革命的美德共和國要打壓人性之惡，卻走向了美德專製，美德專製表麵上是製度之惡，實際上還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是什麽問題？一群孤獨者沒有信仰，做了壞事歸咎於製度，卻將自己的錯誤賦予正義感，這就是人的問題。法國人將風俗之亂歸咎於製度，有違曆史理性，百年動亂之後，他們最終與製度和解，不再為難製度，相信有正義感的人高於製度，當製度在流動的現實裏失效時，這樣的人能彌補製度的不足。現在，法國人的言行中偶爾有舊習性，那是帶一點冷漠的優雅，卻已是現代國家，革命話語沉澱為生活常識，情感與理智有恰當的平衡，人與製度、風俗的關係在邏輯和實踐上不再是難題。這是因為法國人有過迷狂，但他們的曆史理性沒有消失。這個民族有兩類人格，一類是羅伯斯庇爾式的，魯莽真誠，有顛覆一切的力量，為此不惜性命。另一類是拿破侖式的，他對權力，對民族福祉有一樣的雄心，勇敢之外還有一點狡猾世故，但他始終拒絕生存理性，所以不會淪落為冰冷的偶像。一個民族的前途需要魯莽者，又需要能平複亂局的實幹家，兩種人格成就了民族精神的高度。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從寫作到出版，曆經北京大學博士課程中期考試、開題報告、預備答辯和正式答辯，正式答辯前，五位專家匿名評審。成稿後，我又做修改，像一個新出徒的石匠，先有構想，再找石頭，一錘一鑿，叮叮當當。起初形體不勻稱，神態拘束，他的手要靈巧，溫和的目光裏得有一點銳利，等它有了呼吸，身體變得溫暖，他知道分離的時刻到了。手稿出版後，它的性情會凝固，堅硬或溫暖，嚴肅或調皮，裝模作樣或義正詞嚴，總之，它有了思想意義的生命。作者與作品的分離在此刻，之前是一體的，現在不了，作者會批判地審視以前的自己，有時不理解那個人為什麽這樣寫。一部作品在文字世界裏存在多久，要靠它的生命力。文字的生命來自語言的邏輯與審美、理智與情感的平衡，以及對於時代精神的複原力。一旦刊行，它會進入一個無限的時空，並有機會成為人類精神史的路標，之前的知識因它而陳舊，之後的知識因它而新奇，但無數偉大的世界公民標識了現代精神，所以寫作越來越難。當下的作品有文藝複興的風格，總結、注疏、解釋，沒有創造力的東西更容易湮滅，這本書不免如此，因為成見、短視，或缺乏創造力。
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內容發表於《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和《史林》（2014年第6期），第三章第六節關於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適應性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15年4月號），第三章第九節“薩德問題”的部分內容發表於《讀書》（2015年第9期）。我在引用漢譯版外國作品時對詞句做了調整，為的是簡潔明確，維護本書語言風格的統一。舉例說明：漢譯作品原文為“實際上，這乃是問題的要害之所在。但是，《宣言》卻根本就沒有提及英國國會”，我修訂為“這是問題的要害，《宣言》卻未提及英國議會”。
出版之際，我要感謝支持我的前輩同仁，碩士導師馬世力先生和博士導師高毅先生曆來維護學生思考的獨立性，我所任教的東北師範大學曆史係有安靜與寬容的格調，符合曆史研究的要求。最後，我要感謝出版團隊，在兩年多的時間裏，諸位編輯反複思考寫作思路、字詞搭配與標點符號，盡力避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