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0月，製憲議會解散，新成立的立法議會忙於現實問題，革命話語雖未改變敬仰盧梭的基本方向，隨後主政的雅各賓派也仍以之為精神向導，但共和二年（1794年7月）熱月政變後局勢就不同了，一切已顛倒，快得像幻覺。各地雅各賓俱樂部關閉，雅各賓派成了“恐怖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進牢房，有的上斷頭台，他們的敵人從監獄裏光明正大地出來，不久前東躲西藏的嫌疑犯也自由了，而那些以暴力捍衛革命的人日夜提心吊膽，他們曾因對舊製度的憤恨破壞它的地基，此時風向變了，他們不知如何才能避免無妄之災。
此時的法國要麵對兩個困難：在民族精神上，它像個曆經磨難的瘋子，“幾番放血、淋浴和挨餓，病是治好了，但身體虛弱”[221]；在私人生活裏，劫後餘生，人的心裏隻有百無聊賴的希望，亢奮卻無力，高貴的政治理想不再為人惦記，巴黎到處是舞廳，“上斷頭台的人的兒子與殺他父親的人的女兒跳起了舞”，那些財富新貴“樂到發狂，樂到渾身打戰，像在墳堆上跳舞”[222]。在反對恐怖、要求懲罰恐怖分子的訴求中，死去的馬拉受到粗暴對待，卡魯塞爾（Carrousel）廣場的馬拉紀念碑被拆除，保守派的民眾將之踩在腳下，辱罵他，“為告別恐怖政治而高興，又為在恐怖時代所受的驚嚇而懊惱，總之心情複雜”[223]。在巴黎的劇院裏，羅伯斯庇爾的角色一上台，觀眾立刻辱罵他。盧梭的曆史命運逆轉，之前他是革命精神之父，而民眾在激進時代忍受的是邪惡、腐化與不道德，就指責他的壞影響，“正義的複仇推倒了在盲目感謝中為他豎立的紀念碑”[224]。盧梭偶像化的進程瞬間終止，對他的理解回歸革命前的狀態，根據他的作品和性情重新認識他。這不意味著法國人會有共識，恐怖時代後擾亂的因素更多。關於革命是否終結，民眾多分歧，有人說革命已結束，有人說革命還未到來。以為革命未到來的是希望根除舊製度，以為革命結束的或是厭倦於暴力，要恢複舊秩序。
思想混亂不利於社會穩定，為減少政見分歧，執政的熱月黨想要和解，相關措施是將盧梭位於埃莫農維爾的棺槨移入先賢祠。早在1794年4月14日，法蘭西亞德共和協會（Société républicaine de Franciade，《法蘭西亞德》是1572年法國七星詩社的領導者P. de Ronsard為改革法語而作，革命時代“Franciade”進入共和曆法）已就遷墓問題向議會請願，立法議會通過了正式的法令，指定公共教育委員會委員甘格內與埃莫農維爾地方政府交涉。[225]1794年10月20日，遷墓儀式盛大，革命報刊密集報道。根據《鄉村報》（La Feuille villageoise）報道：當天上午九點，議會主席宣讀法令，之後隊伍出發，有威嚴的憲兵隊、演奏《鄉村卜師》的樂隊、植物學家代表、藝術家代表、巴黎人代表、母子代表，一路上三色旗飄揚，歡呼聲響亮。[226]1794年11月，有人提議將《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寫作地蒙莫朗西更名為“愛彌兒”，同樣為緩解對立。[227]
馬拉手握《社會契約論》鼓動群眾的情境還在民眾的記憶裏，現在他的紀念碑塌了，而盧梭的雕像取而代之。當時流行著一首詩歌：“在馬拉的功勞簿上，每一頁都記錄一樁令人瞋目的罪行，敏感善良的盧梭所受的榮耀是法國和全人類賦予的。”[228]激進派的事業受到質疑，但盧梭作為受苦難的前輩仍受尊敬，支持激進派的公民獲得了安慰。所以，盧梭的棺槨移入先賢祠不完全是對賢哲的敬意，也是熱月黨的策略，儀式裏有激進派與保守派的妥協。
革命戲劇同樣能消解對立，但此時不再上演盧梭的作品，他被塑造為戲劇中的角色，或明指，或暗喻，傳播博愛的理念。1794年10月10日，巴黎魯瓦街（Louvois）的國家之友劇院上演《讓-雅克·盧梭的節日》（La Fête de J.-J. Rousseau），10月25日又上演獨幕劇《讓-雅克·盧梭的婚姻》，宣揚他的道德原則，“獨身不是好公民”。1795年3月7日，瓦裏特（Variétés）劇院上演獨幕劇《雕像》（Les Bustes，ou Arléquinsculpteur），讚揚他勤勞不輟，致力於改良風俗與法律。同年，有人改編《新愛洛漪絲》的情節，沃爾瑪（Wolmar）最後成人之美，放棄追求茱麗，茱麗的父親將女兒和聖普欒的手握在一起，一個大團圓結局。[229]這些戲劇在巴黎演出，也擇機去外省，有的鄉村會創作有地方特色的戲劇。早在1793年9月10日，帕拉克萊（Paraclet）村曾上演《讓-雅克·盧梭在帕拉克萊》（J.-J. Rousseau au Paraclet）。[230]該村位於巴黎以東百餘公裏的費羅昆西（Ferreux-Quincey）地區，革命期間實行激進政策，沒收教會財產，驅逐教士。1798年6月11日，巴黎北郊的蒙莫朗西政府籌備《蒙莫朗西山穀》（La Vallée de Montmorency），一個以宗教衝突為背景的愛情故事：舊教姑娘愛慕盧梭的園丁維爾尼（Vernier），一個新教徒；姑娘的母親因信仰不同反對結好，矛盾緊張時，盧梭緩步出場，他不讚成因宗教信仰而憎恨別人，母親改變初衷，劇情在和悅與寬容中落幕。[231]
盧梭思想的解釋學不再迷狂，對他的苛責卻有增無減。不久前，民眾不敢發表對他不利的觀點，現在不一樣了，他被指責是擾亂法國的罪惡之源、保皇派、保守主義者、反革命的思想家。為躲避災難、去德國海德堡流亡的貴族博納爾（Bonald）每念及革命就指責《社會契約論》的罪過，“它為個人之利而犧牲社會公益，為思想的一致性而扭曲曆史，為日內瓦不惜傷害法國”[232]。1796年，艾斯切尼出版《論平等》，批評《社會契約論》裏隻有自然原理，“不以傳統習慣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強調社會與自然的對立，弊端明顯”[233]。自由派律師慕尼埃（J.-J. Mounier）指責盧梭的傲慢，及其模仿者的錯誤，為此，他虛構了阿道爾夫（Adolphe）和尤裏什（Ulrich）的對話，一番辯論後有顛覆性的結論：“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讓法國迷失方向，應複辟君主製，別無他途，因為社會秩序的根基隻能建立在不平等之上。”[234]反對的聲音一致，反對的根據卻千差萬別，在對抗的情緒裏，人心不免從一個極端偏向另一個極端，公共輿論更混亂。
盧梭想象中的原始風貌不再有說服力。沃爾內（Volney）說他未曾參與公共事務，自己的事都料理不好，卻根據蒙莫朗西森林的生活經驗勾畫原始圖景，沃爾內對此不解：“原始人就有美德，就不存在邪惡？”[235]關於異域風俗中的美德問題在革命之前有過爭論，1779年，沃克（Walker）發現了否定性的證據，“在阿拉伯人、韃靼人、北美土著人和中國人的曆史中，更多的是謊言與欺騙，而非真實與忠誠”[236]。此時它又被人提及，既為否定盧梭的文明觀，又質疑革命的理論前提，虛泛的想象與魯莽的暴力能破壞舊製度，但不能造就新社會。
法國人曆經理想的幻滅，見慣了世事無常，冷漠的平靜中有消解一切的懷疑。他們對啟蒙時代的態度變了，不再相信那些哲學家，斥責他們沒有為法國指明道路，孟德斯鳩遭詬病，伏爾泰的文章有矛盾。[237]對盧梭的評價同樣受新輿論影響，克賽納（Quesne）說他寫《懺悔錄》“是因為誇耀的性格激勵著自尊”，杜索爾斥責他粗魯，“對人有不由自主的輕視”[238]。盧梭的理論體係被顛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將社會與自然對立，《愛彌兒》又攻擊社會，他寫過《社會契約論》，卻對自由一無所知，文辭裏更多的是雄辯而非邏輯，是熱情而非智慧”[239]。鑒於此，自稱是盧梭學生的努格萊（Nougaret）為他辯護：
（有人說）那位日內瓦哲學家在《社會契約論》裏深化了一個危險觀點，即自由不是氣候的產物，所有民族都享受自由。他還說在構造社會時，個體讓渡人身權和財產權，這是錯誤的。[240]
1789—1794年，盧梭與革命的關係曾是民族福音，1794年後，恐怖政治在人心裏留下了陰影，激進派混淆自然原理與社會原理，混淆簡單的部落法規與複雜的世俗社會法規，妄圖以美德、自由、平等的名義革命，有人由此認為革命無益。[241]盧梭與革命的關係轉向負麵，他虛構的自然原理是“殘酷革命的理論依據”[242]。約瑟夫·波拿巴（拿破侖一世的哥哥）去過埃莫農維爾，看到白楊島上的盧梭墓後說：“他為革命準備，卻破壞了法國的安寧。”1794年9月，拉卡納爾建議政府收回曾經授予他的榮譽：“不以某個人的名義，而是以正義的名義。”[243]
盧梭擺脫了意識形態化的進程，又回歸曆史領域。相比於激進時代的道德語境，曆史領域更求真實，從生命意義上看待故往人物的是非。盧梭不再是殉道者和革命之父，他理想崇高，也會犯錯。為之舉辦的節日變得簡單，場麵不再壯觀，頌歌中不再有鼓動的言辭。支持者越發被動，就此放棄說教，轉而從人的不完美性上為盧梭辯護，在他早期的流浪生活和後期的艱難處境裏發現真實的形象。塞什萊（Sechelles）公布了一份手稿：“盧梭的談話與寫作風格迥異，像拉封丹和高乃依一樣，很少表現自己，但深邃的眼神說明他不是普通人。狄德羅不如盧梭高雅，隻顧日常瑣屑，音調和緩清晰。”[244]克蘭賽證實塞什萊手稿的真實性，他同樣如實敘述見聞，不做道德判斷：“我認識盧梭時，他在抄樂譜，與同行相比，他抄得認真，報酬多，能應付日常開支。”[245]朱爾丹（Jourdan）重提盧梭的美德，但它不再是革命規範，而是人的修養，據此反駁杜索爾：“二十年來，歐洲尊重盧梭的作品和人格，為他的不幸感慨，有人竟說他卑劣、虛偽、高傲、惹人痛恨，實為不妥。”[246]1795年，在巴黎師範學校的會議上，與會者從《懺悔錄》中尋找為其開脫的證據，有人指責他“以日內瓦為祖國，做有損法國的事”，胡斯（Hus）對此不以為然，他覺得盧梭對法國人同樣熱愛。[247]
為之辯護的語氣日益緩和，支持者強調他的理念的普世意義。艾斯切尼不再重複《社會契約論》影響革命的陳詞濫調，他將問題大而化之，讚揚這部作品“以明晰的脈絡啟發人的智慧”[248]。盧梭生前指導的孔第（Bourbon-Conti）委婉地辯護：
他關心學生的道德與智力，培養他們的精神和心靈。他對我的童年尤為關注，希望我性格堅強，體魄健壯，無論天氣多糟，身體多累、多渴、多餓，去承受一切，睡硬板床，不挑食。[249]
還有人到埃莫農維爾瞻仰盧梭，但不再寫昂揚的頌歌，而是專注於自然景致，推測他的晚年生活。1794年10月，米肖（Michaud）去了那裏，他回避盧梭與革命的關係，轉而批評專製製度對才學之士的傷害：“墓地在白楊樹叢間，以天空為穹頂，大理石上的字清晰可見，‘為真理不惜犧牲生命’，讓人肅然起敬……如果專製能損害一個人身後的名聲，也不能讓人忘記他的美德。”[250]言外之意，盧梭也是革命專製的受害者，那些指責他的人不應懷疑他希望建立新製度的訴求，死去的人不容易，活著的人也不容易，各位不要相互為難了。
盧梭的支持者盡力還原不受政治理念左右的形象，一個熱愛自然、向往美德的思想家，但革命暴力的負麵影響大，盧梭的形象仍舊分裂。否定者有否定的口實，認同者有認同的道理，有人覺得以暴力打碎舊製度是盧梭的榮耀，有人以為那是他的恥辱，有人說他的文字裏藏著暴力與專製，有人看到的是美德與自由。與政治革命同時爆發的還有人的想象力，盧梭的形象與革命實踐有關，也與想象力有關，人的想象力有多少可能，盧梭的形象就有多少可能，但想象力的來源千差萬別，有的是深切的正義感，有的是無聊時閃過的靈性，有的全是因為想打碎沉悶的生活，迷戀動亂與無常。
1799年拿破侖主政法國後，盧梭在主流政治話語中幾近消失。十六歲之前，拿破侖常為盧梭抱不平，攻擊一切維護伏爾泰的人，成年後他開始厭惡空談家，“他們比野蠻的革命家禍國更甚”。革命時代，黨派爭論不休，卻不知道怎麽規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權，也不清楚如何區分人民主權、憲法權，“即使我們自驕自傲，散播了數千份小冊子，發表了無窮盡的演說，我們對於政治和社會缺乏知識……立法機關把我們嚇壞了，用一條無理的法律取消另一條無理的法律，1797年法國已有三百頁法律條文，卻是無法律的國家”[251]。鑒於此，拿破侖訴諸符合國情的實踐，籌備立法、行政、司法、財稅和軍事體係，確立切實可行的規章，包括1804年的《民法典》。在混亂中，賦之以合法性的是力量，持續的軍事勝利使之不需要意識形態的裝飾。拿破侖的勇毅在於此，弱點也在於此，一旦戰事不利，他的權勢就不穩固，“我是個軍人，來自民間，白手起家，怎麽能和路易十六相比”，“我的權力從名譽而來，我的名譽從屢戰屢勝中來，假使我不再用榮耀和勝仗維持權力，它就要倒地，勝利與征服使我居今日之位，也唯有勝利與征服能予以保全”[252]。所以，拿破侖隻能在一段時期裏影響政局，在他之後，盧梭問題在政治話語裏又泛濫了。
一個有多重解讀可能的人，生逢動**年代，理想與混亂的反差造就了變幻的盧梭形象。這是盧梭的曆史命運，他是法國革命所創造的神，之前的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沒有這樣的人格，所以是現代曆史的第一次。這次造神運動起源於1778年祭拜墓地的潮流，盧梭私人生活與公共形象的界限模糊，民眾的盧梭觀與對美好社會的想象合二為一，他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解救眾生的天國使者。但激進的民主實踐中有現代式暴力與君權獨裁的影子，這個世俗之神的光芒瞬間熄滅。拿破侖時代，由理論引導的革命結束，那是實踐政治學的時代，盧梭離開了革命意識形態，但之後又進入無休止的思想爭論。法國學術界的兩難問題隨之而來：麵對革命弊端，保守派批判的是盧梭，但錯位的批判不能解決革命遺留問題，反而有礙於現代政治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