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轉型論不能解釋1766年盧梭退出文學共和國的原因，與“盧梭問題”一樣對哈貝馬斯提出質疑的還有“薩德問題”。青年盧梭追求的名利，薩德不以為意，晚年盧梭所厭惡的，卻是薩德要打碎的。年輕時，他為非作歹，不顧及家族榮譽，冒險挑戰傳統倫理，是品性頑劣，天生沒有責任感與榮譽心，或家庭秩序錯亂，父權與母權對立，還是時代風俗積弊多，善惡的界限已模糊？時至中年，數次牢獄之災後，他是共和派的革命家，勇敢雄辯，對於現代政治有深入思考，前後迥異的人生境遇是因為什麽？是他天生喜好動**，隻有在動**裏，心中的惡才會平靜，才能活得像自己？他的故事起初是家庭悲劇，最後是民族精神的悲劇，其中有一個風俗、製度與人心的不斷墮落的因果循環。
對於現代人，薩德是遙遠的傳說、舊製度的異類，他出身於一個有六百年譜係的貴族家庭。12世紀，他的遠祖以商業起家。14世紀，一位女性前輩勞拉（Laure de Sade）是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心中的女神，也受過但丁的讚譽：“理智與美德光彩照人。”15世紀，這個家族培養了兩個主教，17世紀又有兩個。1450—1716年受封八位騎士（比男爵低一等的貴族），另有多名上尉、市政官、外交官、修道院院長、教皇內侍主管。他們的族徽上有一隻鷹、一顆金星，是外省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1740年6月2日，薩德生於巴黎，他的母親與波旁王室有血緣關係，父親是軍界和外交界的大人物，曾任布萊斯（Bresse）、布格（Bugey）、瓦羅梅（Valromey）、萊克斯（Gex）四省的總督，後任法國駐科隆公使、駐俄大使。薩德在一座古堡裏長大，1663年12月，昂基安公爵（Enghien）的婚禮在此舉行，莫裏哀到場祝賀，為國王和王後上演《〈太太學堂〉的批評》和《凡爾賽即興劇》，據當時社交名流塞維尼（Sévigné，1626-1696）公爵夫人記載：“那天的晚會極度奢華，花費兩千路易。”[440]1793年，薩德憶及童年時光：“我與孔代親王（L. J. de Bourbon-Condé，波旁公爵獨生子，法國軍界要員，革命後流亡國外，組織軍隊反攻）年齡相仿，經常一起玩，我傲慢無禮，不顧身份差別，有次做遊戲爭執起來，我給了他一頓拳頭。”[441]少年時代，薩德入讀路易大帝中學，三年後畢業，成績平平。路易十五執政期間（1715—1774年），貴族青年輕浮懈怠，像流行病一樣，有識之士深感擔憂：
他們對過去沒有留戀，對未來沒有不安，在鮮花掩蓋的懸崖邊上快樂前行……所有時間用於社交與節日，享受快樂，擔負宮廷和駐軍的輕微職責，漫不經心地享受舊體製的便利，又感受到新風俗下的自由，兩類道德準則恭維著我們的虛榮心，又放縱著尋求快樂的願望。[442]
舊製度時代，貴族有向軍隊輸送軍官的傳統，而父親對於孩子是絕對的權威。1754年薩德從父願加入國王衛隊，因其祖上有軍功，路易十五令其持步槍，一年後破格晉升少尉。[443]1756—1763年，七年戰爭期間，他在路易十六哥哥的率領下參戰，擔任勃艮第駐軍上尉，有人說他異常瘋狂，有人說他特別勇敢。但無可諱言，那時軍隊榮譽感日益消解，一夥貴族子弟，紀律渙散、訓練鬆弛，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經常出入私人聚會，劇院為他們保留位子，薩德也結識了不少輕浮之徒，“欺詐、告密、做偽證，從事間諜勾當”，在**與偽善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風俗裏，他深陷其中：
我生於巴黎，在奢華與富貴中，自從我能思考，就覺得出身與命運能滿足我的所有需求。有人說我愚蠢，我對此深信不疑，那些偏頗的諷刺讓我變得自豪、憤怒又獨斷，一切得為我讓路，整個世界要恭維我的任性。[444]
成年後，薩德有過二十九年的牢獄之災，革命前多因**或對女性無禮。1763年10月29日晚，薩德強迫珍妮·泰斯塔（Jeanne Testard）辱罵上帝、耶穌和聖瑪麗，珍妮事後向巴黎警察局告發。馬萊（Louis Marais）專職監視年輕貴族，逮捕了薩德，將他關入文森監獄，其父向國王求情，是年11月13日，他被釋放，但要受警察監視。[445]1767年1月24日父親去世後，薩德的心理開始失控，最嚴重的是1768年4月8日的阿爾科伊（Arcueil）事件，他將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哄騙到位於阿爾科伊的別墅，謊言、脅迫、暴力，無所不用其極。趁他外出，這個可憐的女人逃了出去，並向皇後鎮（Bourg-La-Reine）元帥裁判團（負責軍紀糾紛）長官貝爾納迪（Bernardiere）報案，薩德嶽父蒙特勒伊（Montreuil）一家得知後設法化解麻煩，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布耶（Boyer）企圖駁回那個受害女人的控訴，賠償兩千四百利弗爾了事。但國王得知後，將薩德收押於恩西茲（Pierre En-Cise）監獄，“這是法國18世紀最卑劣的罪行，法律若不能主持正義，以儆效尤，會給後代留下徇私枉法的壞典範”[446]。薩德不以為那是謀殺，而是冒險，放縱者的冒險、不信教者的冒險，但在普通人的眼裏，那是貴族製的墮落，薩德是“惡的象征”，為人憎恨。[447]
表3-2 薩德受囚禁時間表[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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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1790年是薩德遭受囚禁最長的一段，他的**觸怒了嶽母蒙特勒伊夫人，相繼被關押於文森城堡、巴士底獄和夏朗東收容所。蒙特勒伊夫人野心勃勃，本來不同意薩德與女兒勒奈（Renée de Montreuil）的婚事，所以對他的倫理越界極為憤怒。[449]眾叛親離，無人搭救，他起初陷入絕望：“何時以上帝的名義，我能從活埋我的墓地裏出來？沒什麽比我的命運更淒慘的，也沒有什麽能描述我的焦慮，眼淚與哭喊支撐著我，所有人都熟視無睹。”[450]他開始勤奮讀書，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讓他安靜下來，“慢慢地讀，生怕理解錯誤，勞拉（即薩德遠祖）在我的腦袋裏回旋，我像她的孩子”[451]。1779年2月，他有過一場幻夢：
臨近半夜，我要睡去，勞拉忽然出現，我確實看見她了，她問我：“你為什麽在塵世哀歎？”
我回答：“我所在的地方有很多錯誤、悲傷、麻煩……我的母親，我的抽噎要將我窒息。”
她握住我沾滿淚水的手，她也在流淚：“我住在一個你厭惡的世界，要向前看，我繁衍後代，直到你出世，不願看到你不幸。”
因為我的落寞與對她的溫情，我摟住她，希望留住她，跟隨她，讓她感受我的淚水。幻夢消散，給我留下的是悲傷。[452]
薩德的妻子勒奈稟性安靜，時刻寫信寬慰他，告訴他孩子的進步，說他出獄後會看到勞拉，感謝他在獄中翻譯的詩歌，並不斷地寄送書籍，幫他整理獄中手稿。托關係改善其生活條件——從“狗窩”轉到大屋，為他尋醫問藥，又得忍受他的沉默、暴怒與埋怨：“親愛的朋友，告訴我你的健康狀況……你要保重，我一直這樣要求你，因為這一點比我的生命還珍貴，盡力消解你的悲傷情緒，我才能看到你健康地出來。”[453]1779年7月14日來信：“你的孩子很好，他們努力彌補失去的時間，要為你的幸福做有用的事。親愛的朋友，我擁抱你，輕輕地，這一次我給你寄來六卷的《希臘羅馬名人傳》（Hommes illustres），一根香腸，一塊藥膏，一瓶糖浸橘子，六塊硬餅幹，六塊糖麵餅幹。”[454]1781年12月31日，薩德的小兒子路易（Louis-Marie de Sade）來信：“親愛的爸爸，新年在我的心裏激起最溫和、最崇敬的情感，希望您收下來自這個心靈的祝福，它不渴望別的，隻求配得上父親的溫情，生為您的兒子我是幸福的。我何時能見到您，親愛的爸爸？這一刻我等得不耐煩了！我何時能懷著崇敬之情擁抱您的雙膝？”[455]1782年1月，勒奈來信告知女兒近況：“這是你女兒的畫像……她還不會寫字，所以我沒有讓她給你寫信，她在學習，內心堅強，很快就記住一些詞。”[456]（參考本節末文森城堡中薩德的藏書）
薩德在獄中時，家族領地管理鬆弛，勒奈與各級官員聯絡，尋求保護。1779年9月20日，她致信一位大臣，訴說忍受的不公：“先生，我一直為我丈夫繳納監獄膳宿費，我覺得這是必要的，但有人執意毀滅這個不幸的人，他本該有不同的命運……您若同情我的不幸，就別再加重我的痛苦。蠻橫對待我的是主事官員S先生，他杜撰不公和詆毀的言辭……薩德的權利已受侵害，領地樹林被砍伐，有人擄走田地上的牲畜，領地狩獵權為人默許。”[457]可半月後，她致信薩德，希望他開心：“親愛的朋友，你讓我準備一個書單，這是安布萊（Amblet，薩德的大兒子）寫的，我讓他好好寫，以便你能認清：《女教皇讓娜》（La Papesse Jeanne）、《法國旅行家》（Voyager francais）、《盧梭手冊》（La petite brochure de Rousseau）。我已致信梅斯尼（Mesny）醫生，問他能否為你診斷。這一次給你寄十二塊糖麵餅幹，三十塊杏仁餅幹。”[458]
這段時光是薩德轉變的開始，他不再在現實中作惡，故意去傷害人，但要在思想世界裏反叛。他以啟蒙哲學、民族曆史、戲劇作品自我教育，從中發現了生命的意義——寫作色情小說。十二年裏，他以之對抗死寂。若僅是個人癖好，在現代曆史中，他的價值會歸於無，聽到他的粗魯語言，想到他的劣跡，幾乎沒人願意接近他，但荒誕與**的文字裏有銳利的批判精神，批評舊製度，還有關於美好社會的想象。而這樣的文字有對抗時間的力量，薩德由此能超越世俗意義的善惡觀，作為塵世之惡的象征，讓那些行走在善惡邊緣的人反思：心底的惡何時會爆發？
出獄時韶華已逝，風濕、胃炎、偏頭痛時常發作，眼睛問題困擾他很久，但為之奠定身份的作品也完成了：《變化無常的人》（Le Métamiste，ou l'Homme changeant，1780）、《輕信的丈夫》（Le Mari crédule，1781）、《讓娜·萊奈》（Jeanne Lainé，1781）、《索多姆一百二十天》（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1785）、《阿麗娜與瓦爾庫》（Aline et Valcour，1786）、《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1787）。入獄前驚慌失措，無所適從，此時他接受了現狀，以之為難逃的命運，用**的文字顛覆虛偽的風俗。他的思想轉變符合現代文藝評論家薩義德的晚期風格論：“一個人因身心病痛或生活閱曆，晚年的寫作不同於青年時代。”如此解釋仍是形式上的，未觸及時代風俗流弊與人心之亂。新舊交替時，薩德的心裏有貴族階層的迷失，趾高氣揚，不知道自己是誰；膽大妄為，在墮落中飛翔，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想成為哲學家，卻不在意文學共和國的名譽，或不齒於此。《美德的不幸》是朱斯蒂娜和她的姐姐朱麗埃特的故事，一個是溫和善良的姑娘，一個是蔑視道德的女人，但善良的品質沒有被上帝獎賞，朱斯蒂娜舉步維艱，因為在那個殘酷的世界，“好人一生受難”，薩德在描述透心涼的絕望時尚存一點希望：
我們的社會公約受充分尊重，我們與之沒有理解障礙。盡管如此，我們遇到荊棘，壞人收獲玫瑰。那些失去美德依靠的人無力克服不良跡象，他們會不會與之同流合汙，不去反抗？他們不會說：美德是好東西，可它脆弱，不足以對抗邪惡，人們因美德陷於最壞的境地，在一個完全墮落的世紀，最穩妥的莫過於同流合汙……壞人發達，善良者失敗，置身於壞人中間更有利？（這部作品）是將美德遭遇不幸的事呈現給墮落的心靈，它若尚存良善，則能挽救之。[459]
批駁舊製度的同時能滿足民眾的好奇心，《美德的不幸》暢銷一時，很多人在書攤前迫不及待地讀起來。但在現代思想界，它標誌著薩德神話的誕生，那是一套關於罪惡的話語體係，理性主義者以為是虛無的反抗，非理性主義者以為是反抗虛無。1834年，博斯特（Boiste）主編《法語通用詞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langue fran?aise），收錄了施虐（Sadisme）、虐待狂（sadique）、施虐受虐症（sadomasochisme）等詞語，等同於**與殘忍的快感，“違背自然，對抗社會”。他的後代承受指責，有人被迫更改姓氏，一個古老家族的名譽就此消亡。
1782年動筆的書信體小說《阿麗娜與瓦爾庫》是薩德的自傳，出版商說它“風格純淨多彩，一切是原創的”，但也有人覺得“到處是下流與謀殺，讓人反胃，作者瘋了”[460]。文辭間引人注目的不是老生常談的色情，而是改善風俗的意圖：“避免青年人腐化，減輕賦稅，敬重農業，倡導誠實，減少奢華。因其讓身處險境的人更危急，卻不會減輕不幸者的重擔。”[461]薩德了解時代批評的限度，於是虛構了一次遠遊，指桑罵槐：桑維爾（Sainville）和利奧諾（Léonore）在非洲野蠻王國布圖安（Butua）旅行，那是人吃人的世界，一切都是惡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滔天罪行。從此逃離後，兩人駕船去了塔莫（Tamoé），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一個烏托邦，人人幸福，享受大地的贈予，女性受尊敬，刑法輕微，黃金沒有價值。塔莫國首領劄麥（Zamé）指責歐洲的弊端，“不平等，**過度，迷信盛行”。
1785年10—11月，薩德在巴士底獄時每天晚上都在寫一部色情史上難出其右的作品《索多姆一百二十天》，人物肮髒，情節血腥，主題不正經，有靈魂深處的憤怒，其中一段為罪行辯護的話讓人覺得他是十足的墮落者：
一樁罪行若能製造快樂，就不會有悔恨，若對往事的記憶喚起的是快感，自然不會有折磨人的記憶。若罪行不能帶來快樂，或因某種感受，快樂像**或仇恨一樣消失了，悔恨就會出現……要賦予罪行以所有力量，使之無可挽回，這是消除悔恨的方式。[462]
這是薩德式的場景：“組合的複雜、同夥的扭曲、歡樂的代價和受虐者的忍耐力，一切超出人性的可能。”[463]在理性話語裏，薩德是異類，而在非理性的話語裏，那意味著他要恢複人的本性，拒絕以德報怨，拒絕禮儀與榮譽感，要徹底釋放心中的憤怒。但薩德的惡有展示的願望，有別於禮儀與榮譽感所掩飾的惡，它們從舊製度的根基下長出來，然後暗地裏腐蝕舊製度。
惡的生存空間是黑暗、隱秘和竊竊私語，是行為與後果之間的漫長距離，總之要逃避因果關係的追蹤。大惡是那些看似不具備因果關係的惡、無限綿延的惡、刻意隱藏的惡，它在舊製度有氣力的時候極力奉承，趁機取利，在舊製度危急時極力保護它，但在舊製度坍塌時迅速變形，以維新者的麵目在新時代裏秘密地袒護舊風俗。在一群變形者的社會裏，好製度枯朽風化，壞製度卻因為善變而橫行一時。良好的風俗本是民族精神的支撐，但在壞製度下異常混亂，那裏的人有了變形的本領，他說話時滿懷深情，卻是在用呼吸與發聲的技巧，他的聲音圓潤清亮，但聽起來空洞，從容不迫裏是冰涼。無限綿延的惡是舊製度的敵人，依附、投機、隱瞞使之成為封閉體係，保守固執被看作政治美德，它想維持舊製度，卻必然會背叛它。
相對於真正的惡，也就是通向絕路的惡，迫不得已的惡是直白的、純粹的，要了解它，不需要突破掩飾性的表象，而純粹與直白使之有了審美意義。薩德早期對惡的迷戀表現為對無辜者的禍害，他服從惡的要求，將之隱藏起來，消除因果關係，為此口是心非、提心吊膽。後期，他打破惡的邏輯，將之放在明確的因果關係裏，向人展示。他不再是惡的仆從，而是惡的陳述者、現代曆史上惡的第一個主人，他要惡上台表演，惡就得上台表演，他要惡自我摧殘，惡就得自我摧殘。薩德的惡不是對舊製度的根本威脅，它處在風俗的最底層，在形式上有敗壞性，但舊製度從對它的監禁中標明了自身的正義。
1687年，法國作家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翻譯古希臘人泰奧弗拉斯托斯（Théophraste）的《品格論》，借助古希臘的壞風俗批評路易十四時代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依附之惡、投機之惡，包括偽善矯飾者、阿諛奉承者、獻殷勤者（因其尋求的不是正派誠實而是討人喜歡）、最可恥的事都敢說敢做的無賴、誇誇其談者、貪婪無恥者、言行粗暴者、憤世嫉俗者、認為受所有人欺騙的猜疑者、以微不足道的事炫耀的虛榮者。[464]與泰奧弗拉斯托斯作品一同出版的還有拉布呂耶爾自己的《品格論》（Les Caractères ou les M?urs de ce siècle），拉布呂耶爾不再避諱法國風俗的弊端：
宮廷不能沒有這一類仆從，他們溜須拍馬，殷勤討好，善於鑽營，效忠女人，安排她們的娛樂，研究她們的弱點，湊著她們的耳朵說些粗俗話……這些人能屈能伸，不過無足輕重。
在宮廷裏，在大人物和大臣身邊的必須是一些騙子，居心叵測的騙子……榮譽、美德、良心、品質，從來令人可敬，往往沒用。
宮廷從來不缺這樣的人，他們用社交習俗、禮儀或財富取代智慧，彌補才德的不足。
奴隸隻有一個主人，但對於野心家，凡是對升官發財有用的人都是他的主人。
看到人們冷酷無情、忘恩負義、不公、驕傲、珍愛自己、忘掉別人，你不要發怒，他們生來如此，本性使然，石頭要落下，火要燒起來，就隨它吧。
一個健全的人從宮廷生活中獲得是孤寂和退隱的樂趣。[465]
但在舊製度晚期，文字隻能單向度地規勸現實，而現實在老路上前行，不理會文字怎麽說，所以拉布呂耶爾的作品暢銷一時，卻無益於舊製度的改良。一個世紀後，當薩德以惡的表演者譏諷舊風俗的時候，法國人仍視之為敗類，蔑視他，要遠離他。19世紀，因在教會倫理和世俗倫理中是惡的化身，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但越來越多的人想去理解他，有反抗精神的年輕人從中發現寫作靈感，夏多布裏昂、福樓拜、喬治·桑、繆塞、戈蒂耶（T. Gautier）、歐仁·蘇（E. Sue）、龔古爾兄弟都讀過，波德萊爾讀後視之為“注釋人性之惡的自然人”[466]。20世紀，對薩德的理解有了新視野，世界大戰後的人目睹生活的荒誕，在超現實主義的語境中，莫裏斯·海涅（M. Heine）、吉爾伯特·萊利（G. Lely）和克洛索夫斯基（P. Klossowski）以之為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是尼采、馬克斯·施蒂納（M. Stirne），以及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和卡拉夫特-埃賓（Krafft-Ebing）的先驅。1938年，曼·雷伊（M. Ray）為配合海涅出版薩德手稿，完成了一幅畫像，石質的臉龐，麵向燃燒的巴士底獄，雷伊覺得那是“最自由的人”[467]。
那是什麽樣的自由，值得一個人不顧一切？以極端的惡證明人性中的晦暗，以荒誕對抗荒誕？法國舊製度末，貴族的沒落已不可挽回，在新的財富體係裏，他們受第三等級衝擊，地產收入貶值，破產或消亡的家族悲劇時有出現，風光不再。他們的高傲卻未減少，蔑視行政體係，看不起新興階級，有些貴族逆反心理強，以違背常理的方式表明自身存在，寓批判於色情故事是發泄怨氣的途徑，隱晦地諷刺風俗的墮落。達爾讓（J.-B. de Boyer，marquis d’Argens，1703—1771）侯爵是18世紀初的外省貴族，十五歲參軍，三十歲退役，父親一怒之下剝奪了他的長子繼承權。1734年，他離家赴荷蘭，開始自由寫作，1748年出版《哲學家特蕾茲》（Thérèse philosophe），以卡迪爾（M.-C. Cadière）和吉拉爾（J.-B. Girard）的荒唐事批判女性受壓迫的現實，銷量巨大。[468]1750年10月，德國北部小鎮伊澤霍（Itzehoe）的施邁特瓦（Schmettow）伯爵致信法國友人拉博梅爾（L. de La Beaumelle，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問他是否能為自己弄到這部作品。[469]
米拉波伯爵，一個沒落的外省貴族，1774—1775年、1777—1780年兩次被囚禁，第一次在伊夫（If）城堡，第二次在文森城堡，出獄後與家庭決裂，1784年隻身去倫敦，三級會議後當選埃克斯（Aix）地區的第三等級代表，後創辦《三級會議報》（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1783年，他完成色情作品《我的皈依》（Le libertin de qualité ou Ma conversion），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魔鬼撒旦：“撒旦先生，童年時代，您指導我耍花招的本領，我采納您的教誨，日夜如此，擴大您的帝國。”[470]1785年，他又出版《升起的幕布》（Le Rideau levé），其中的小女孩洛爾（Laure）十歲喪母，接受繼父的不良教育，並學會了一套“關於快樂的知識”[471]。
相比而言，薩德的一生更像傳奇，在現實中撒野，在文字裏狂放，青年時代是頑劣之徒，在監獄裏曆練為有正義感的色情作家，革命時代，心中的善開放了。1790年4月2日，秘密逮捕令（Lettres de cachet）廢除後，薩德出獄，改名為路易·薩德（Louis Sade），投身革命，不再是貴族，而是公民，公安委員會讓他以愛國主義的文字動員公共精神。1791年6月在致國王的公開信裏，他提到“法蘭西民族已陷入可怕的錯誤，民眾對於權力的濫用憤怒至極”[472]。同年10月，巴黎的莫裏哀劇院上演他的《**的不幸》（Oxtiern，ou les malheurs du libertinage），該劇批判財富對共和製的腐蝕，致力於維護政治秩序。1793年1月，他發表公開演講，要以哲學摧毀欺騙和荒謬的宗教，為民眾的神立祭壇；9月他又在馬拉紀念日上滔滔不絕，“共和主義者最珍視的義務是感激偉人，國家榮耀由此而來”。1795年的《閨房哲學》討論風俗與政治的關係，那是啟蒙時代古典共和主義者熱衷討論過的問題，愛爾維修、馬布裏、孟德斯鳩、盧梭對之有所論。兩年後，他又出版《新朱斯蒂娜》，揭露廷臣聖方德（Saint-Fond）的陰謀：“一個國家的臣民若在**中衰敗，就不會感到腳銬的重量，增加負擔不為之察覺，所以真正的治國策是盡力使之腐化。”[473]1793年7月，他在致自由平等協會（Société de la liberté et de l'égalité）的文件裏倡導以憲法保障人的自由：
我們又一次為自由加冕，獨裁者再不能奪取……很快，一部普度眾生的憲法會以幸福取代不安，在邪惡與奴役壓迫下的法國人會萌生共和熱情，足以讓君主顫抖……各省代表拜倒在國家祭壇下，發誓要自由地生，自由地死。[474]
此時的薩德兼具史學家和革命家的才華，而且有曆史正義感。關於啟蒙哲學和革命暴力的作用，他因獨特的境遇而有不同視野。斷頭台每天都有動作，但隻能處死殺人犯，不能減少犯罪，為此他公開質詢1793年9月17日《嫌疑犯法令》（Loi des suspects）的合法性，這是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據。他呼籲廢除死刑，降低法律的嚴酷性，盡可能的溫和，所有人努力遵守，改良風俗，避免在教育裏摻雜宗教寓言：
沒有宗教，我們製定的法律有何用？我們需要宗教，但得是為共和人格準備的、有別於羅馬的權力宗教。近一個世紀，我們確信宗教要依托於道德，而非道德依托於宗教，宗教要與風俗相關。[475]
1803年，他被囚於夏朗東收容所時又有了一個寫作計劃：德維爾（Delville），一個道德敗壞的男人，泰奧多麗（Théodorine），一個腐化墮落的女人，圖謀陷害天真的少女克萊芒斯（Clémence），與《美德的不幸》相似，仍是善良人受傷害的主題。[476]1815年，薩德完成《政治對話》（Dialogues politiques），“自法國的麻煩事開端後，我尚有時間思考所見所聞，我想探尋眼前事的根源、政治體製的根源，這樣的研究能說明我們不幸的首要原因，如何避免，如何將法國建立於牢固的基礎上”[477]。其中有一個辯論場景，雙方難分伯仲：保皇派要恢複波旁王朝的統治，因為那是美德政治、賢人政治；而雅各賓派選舉波拿巴，尊重人民意願，取締王權遺存。對話中有革命之亂的道理，文人政治幹擾了時代思想，人人希望變革社會，實踐方式與革命目標卻是混亂的：
哲學家的政治詭辯是我極力反對的，我的國家近二十六年所經曆的不幸主要歸咎於求新者的墮落，他們作為的一些惡果仍未顯現……同胞對之信任，就去實踐關於自然權利、人民主權和平等的抽象原理。[478]
薩德最後的思考保存在遺作《政治詞匯》（Lexicon politique）裏，他首先解釋了政治科學的基本觀念，包括政治、平等、貴族、無套褲漢、財產權、國王與主權者、民族與公眾等。追求真實是史學家和政治作家的原則，無論是喜歡批評的人，還是歌功頌德的人，都要如此。以“政治”為例，那是“關於人心的知識，是引導人的意誌的科學，助其實現預定目的，或使之有美德，或更順從於信仰”[479]。其次是對革命的複雜態度，他以為1789年後的動**是打亂民族傳統的不良後果，“讓人恐懼，讓人厭惡”；他又不否定革命的普世意義，“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民族，對之或讚譽，或苛責，革命的因果卻幾乎一樣，若認真研究革命的性質、形式和力量，會更清楚地認識它，一部普遍意義的革命史適合所有國家”[480]。
薩德是舊製度根基下長出來的惡人，將貴族製的弊端發揮到極致，在動**歲月有英雄的品質。他想掌握命運，卻受製於起伏的時局，一生裏有狂放、幻滅、重生與失落，從為非作歹的貴族青年變成以色情作品批判風俗的文人，之後是革命家和政治理論家。社會劇變讓人心與時代境遇連連錯位，像薩德一樣無所皈依的貴族還有很多。丹特萊格伯爵，思想敏銳，懶散成性，在裏昂上學時不喜歡耶穌會的沉悶教育（以古典語言和神學理論為主，輔以數學、法語課），後來參軍，服役時發現自己的寫作潛質，但家人迫使他屈尊發財，他對專製的母親不滿，對叔叔普雷斯（Priest）也不滿，甚至是仇恨，因受其責備“專注於文學，不思軍隊的職責”[481]。出身貴族卻憎恨貴族製，對於某個貴族是懷疑自我，而在普遍意義上那是貴族製的危機。1789年他投身革命，主動放棄貴族特權，又鼓動其他人放棄，促成了《人權宣言》的頒布。黎塞留公爵同樣有叛逆精神，幼時的教育由資深教師負責，但他未從中獲益，“自然物象比艱苦學習更有益於知識積累”。年逾不惑，他不遵守貴族禮儀，輕浮、冒失與魯莽惹怒了父親，於是被關入巴士底獄，長達十四個月。出獄後，他加入軍隊，四處駐防參戰，成長為合格的貴族，並躋身法蘭西學院。[482]對於他的家族，這是好事，而在曆史意義上，他最終為舊製度歸化，從中受益，自然是它的保衛者。
薩德與眾不同，他穿行於善惡間，更容易跨越善惡的界限，但他的心裏有良善，到夜裏會反思，欲望襲來卻無法自持。年輕時，他在五年間持續救濟三個幾近破產的家庭，最終使他們脫離貧困，他幫助一個被部隊丟棄、幾乎在野外死去的逃兵，他還在伊夫裏（Evry）救過一個孩子，眼看被疾馳的馬車碾過，他用身體擋住了車輪。[483]對於矛盾的生活，薩德多次懺悔，1763年11月在文森城堡：
我不抱怨我的命運，上帝該來複仇，我願意承受，我為錯誤哭泣，我厭惡我的迷失，上帝可以在我認識錯誤之前、在我未來得及感受到之前將我毀滅。他讓我反觀自己，這是多麽大的恩惠。[484]
1783年9月，薩德致信妻子時又有過反思：
我是最誠實、最坦率、最優雅的人，樂善好施，有同情心，是我們孩子的偶像，這是我的美德。我也有邪惡的性情，專橫、易怒、暴躁，走極端，沒有信仰，以至於狂熱……或是殺死我，或是接受我，因為我不會改變。
……
或許您會說，若想獲得自由（離開文森城堡），就要舍棄我的處事原則和我的趣味，那我們還是永別吧。如果我有千百條性命和自由，我寧可犧牲它們，也不願犧牲我的原則和趣味。[485]
薩德是製度之惡的表演者，福柯是現代秘密的觀察家，他們都是在實踐中、而非在書房裏尋找知識。在現代啟蒙解釋學裏，薩德是道德怪物、惡的象征，而福柯拉開了幕布，發現了他的革命性，一個闡釋惡的曆史人格，闡釋舊製度知識和倫理體係破碎的人格。在福柯的作品裏，他不是長篇大論的主角，而是一個在破碎感裏跳動的精靈，時隱時現，每次出現都預示著時代精神的轉折。在《古典時代瘋狂史》裏，他代表的是非理性，一個顛覆風俗的自然人；在《詞與物》裏，他是古典話語體係的終點。福柯承認**的思想意義，它能推翻表象世界，卻將薩德塑造為並非絕對自由的人格，“**有**的秩序，薩德服從這些秩序，生活於秩序裏”[486]。福柯在無所顧忌的反叛裏發現了規則，這會削弱薩德的雄心。逃不掉的秩序感是自由的生命在現代製度下的心結，福柯有這樣的體驗，所以不排除他將之轉移到薩德身上。對於一個已超越製度，又反身取笑製度，在狡猾的麵容後散發著神秘感的人，秩序是烏有的辭令。
晚年的薩德似乎已安生，心靈也有了歸宿，一種樸素的民族情感：“法國是我的出生地、革命搖籃，是我最了解的國度，我越來越喜愛它，我一生與法國人相處，明白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風俗。”[487]但除舊布新的熱情之外難掩孤寂與淒涼，“一介文人，今天為這一派搖旗，明天為那一派呐喊，觀點時有變動，對我的思想不可能沒有影響”[488]。1794年7月，他被判處死刑，罪名是“與共和國敵人通信”，包括兩條指控：1791年與皇家衛隊的負責人有聯係；他在各方麵是最不道德的人，不配生活在這個社會。臨刑前驗明正身時，五人被遺漏，其中就有薩德，他逃脫一死。那是法國曆史上的謎，相關的猜測是革命時代“監獄太多”，或“檔案管理混亂”[489]。羅伯斯庇爾倒台後，他離開了皮克普收容所，但拿破侖厭惡有傷風化的作品，他先後被關押在聖派拉瑞監獄、比塞特醫院和夏朗東收容所，法國人視之為精神病人，或思想異端。1804年8月12日，他致信約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時任警察部長，一個臭名昭著的政治表演家：
四年來，我被非法剝脫了自由，靠一些哲學我堅持到今天，抵擋那些以可笑荒唐的借口強加於我的各種屈辱。在我身上，關於個體自由的法律規章從未如此為人踐踏，他們把我關在這個城堡，既無審判，也無任何有根據的法案，據說是因為一部色情作品……先生，我求助於您的權威，特別是您的公正，讓我獲得自由，所有的法律和理智在我身上都被歪曲了。[490]
薩德未收到答複，1809年6月17日，他又致信拿破侖：
薩德先生，一家之長，他的兒子在軍隊裏表現出色，他在三個監獄生活了九年，是塵世最不幸的人，年逾古稀，幾近失明，患有痛風和風濕病，痛苦難堪，夏朗東的醫生證明他實話實說，認同他尋求自由的願望，這是最後一次要求，他們發誓不會後悔支持他。[491]
拿破侖問及此事，同年7月12日他看到了調查報告：“此人有強烈的**欲，足以使之有瘋狂的念頭和可怕的舉動，他以演講和寫作傳播罪惡，是不平常的人，我們要盡力使之脫離社會。”[492]薩德失去獲得自由的最後機會，他不知道兒子一星期前已死在戰場上，他也要在五年後終老於夏朗東收容所，但他不是精神病人。他的墓誌銘是一首詩：
過路者，
在最不幸的人旁邊，
請你屈膝祈禱。
他生於上個世紀，
死於我們的時代。
麵目猙獰的專製製度，
時時以之為敵，
這可憎的魔鬼化身為一個個國王，
掌控他的生命。
專製在恐怖時代現身，
置之於無盡深淵的邊上，
專製又在執政府時代重生，
他依舊是受害者。[493]
生命在憤怒、惶恐與無助中結束，在風俗動亂、製度失序、人性扭曲的時代，不唯此人。薩德的惡有批判製度的意圖，他若批判得有理，就是孤獨的革命者，不為人理解，晚年薩德要成為現代意義的啟蒙者，但又失敗了。他的生命已超越世俗倫理的解釋限度，更像是善的惡或惡的善，不正義的正義或正義的非正義。舊製度晚期，他的命運有普遍性，信仰衰落，高貴的精神消逝，善良人做邪惡的事，不法之徒成了立法者，善與惡的邊界上有一切可能，人心無所依，失去現實感與曆史感，而未來又飄忽不定，個體活在虛無裏。啟蒙精神致力於培育自由、平等、理性等現代觀念，本質上是改良風俗，讓動**時代的人生活得從容，但啟蒙精神日漸淪落為思想權力，不能擔負現代理想。隨之而來的革命希望在一瞬間淨化風俗與人心，清除製度之弊，卻讓局勢更混亂。薩德是善良世界中的怪物，邪惡國度裏的精靈，他的故事是不是法蘭西民族命運的隱喻？這個民族有堂皇的過去，喜歡炫耀，用莊嚴的儀式掩蓋醜陋，在國運頹廢之際，它頓悟了，要棄舊從新，但時局動**，是非雜糅，要行善的做了壞事，要改變的被改變著，從混沌中歸來已不知身在何處。
“薩德問題”的實質是製度、風俗與人心之辨：善與惡在邏輯上是對立的，為什麽在現實中能隨意轉換？好人作惡，惡人向善，是人性無常還是製度弊端？一個人進入曆史有很多途徑，薩德選擇了反麵角色，但一個邪惡的人為什麽關心國家福祉，不良風俗如何扭曲了人性？好製度、好風俗是“薩德問題”的可能性答案，但它們從哪裏來？18世紀國運危急時，法國人打碎舊製度，重建風俗，19世紀的曆史說明他們的方案不是最好的。製度之亂、風俗之亂與人心之亂有隱秘的相關性，又有模糊的相似性，如何避免陷入亂的循環，這個問題比“薩德問題”更棘手。
啟蒙形而上學與啟蒙政治之間是邏輯與現實的差別，偏於前者會過於樂觀，偏於後者會過於悲觀。啟蒙時代有理性、美德以及對現代製度的希望，也有謠言、人身威脅、無禮的謾罵，社會階層互不認同。舊秩序行將解體，現代榮譽感破而不立，公私界限不清，商業規則肆意侵犯個人自由。人人有理想，在不正義的現實中卻會心理失衡。若權力帶來一點安全感，人人追逐權力；若財富帶來一點安全感，人人想發財。若現實讓人恍惚，隻有破碎才有確定的未來，對於破碎的美好想象就會控製人。所以，法國啟蒙之光有時是明亮的，有時是黑暗的，為它照耀的地方冰涼。
“薩德問題”的思想意義在於將良善從倫理說教中解放，使之具備對抗惡的實踐力。對於那些傳播啟蒙精神的人，與惡同行是好的履曆，惡越是飛揚，就越讓人明白塵世生活的壞狀況，從中觀察惡的必然性，感受必然中的悲劇性，以及悲劇中的詩意，這些詩意說明惡有從善的可能。敢於麵對惡的文字有結實的力量，敢於規訓惡的文字才是啟蒙精神之友；而在浮誇的時代，文字淪為平庸者的消遣，它被人拆解，掛起來展示，從嘴裏吐出來炫耀博學，卻是沒有實踐力的精神體。生活在虛假的善裏、迷醉在關於善的想象裏的人或是天真，或是脆弱，見到惡就悲觀，但悲觀中的憤怒未必有用。所以，一個惡被暴露的時代比一個惡被掩飾的時代更真實，善與惡在公共空間裏搏鬥的時代是大時代。如果說法國啟蒙有弱點，對製度之惡的天真憤怒是其中之一，徒有關於好製度的想象不足以感悟真實，也就不能去除製度之惡的根源。
1782年，文森城堡中薩德的藏書（255冊，由勒奈寄送）：[494]
《萊頓雜誌》，6卷（Gazette de Leydede 1776 à 1781，6 vol.）
《聖徒傳》，1卷（Vie des Saints，1 vol.）
《達朗貝爾文學作品集》，5卷（Mélange de littérature de d’Alembert，5 vol.）
《法國史》，12卷（Histoire de France par Daniel，12 vol.）
《新世界》，1卷（Monde nouveaude Pellegrin，1 vol.）
《道德政府》，1卷（Gouvernement fondé sur la morale，1 vol.）
《法國三代宮廷圖錄》，1卷（Tableau des trois cours souveraines de France，1 vol.）
《運動與平衡原理》，1卷（Principe sur le movement et l’ équilibre，1 vol.）
《斯卡隆作品集》，6卷（Scarron，6 vol.）
《印度史》，3卷（Histoire des Indes，3 vol.）
《關於康巴省的信》，1卷（Lettre sur le Combat Venaissin，1 vol.）
《肖像畫》，1卷（Gallerie de portraits，1 vol.）
《世界史》，10卷（Histoire Universellede de Thon，10 vol.）
《難辨字詞備忘錄》，2卷（Mémoires de illisible，2 vol.）
《英國史：1748—1763》，5卷（Histoire d’Angleterre depuis 1748 jusqu’en 1763，5 vol.）
《法國王權史》，4卷（Histoire de l’ 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4 vol.）
《宮廷人物誌》，8卷（La Science des personnes de cours，8 vol.）
《羅伯特·拉得旅行記》，2卷（Voyagede Robert Lade，2 vol.）
《維吉爾作品集》，4卷（Virgilede Desfontaine，4 vol.）
《高乃依作品集》，2卷（Chef d’ ?uvre de Corneille，2 vol.）
《高乃依詩歌集》，5卷（Poèmesde Thomas Corneille，5 vol.）
《拉辛作品集》，3卷（Racine，3 vol.）
《莫裏哀作品集》，1卷（Molière，1 vol.）
《克萊比昂作品集》，1卷（Crébillon，1 vol.）
《農民哲學家》，2卷（Le paysan philosophe，2 vol.）
《賀拉斯作品集》，8卷（Horacepar Sanadon，8 vol.）
《忒勒馬科斯曆險記》，2卷（Télémaquede Fénelon，2 vol.）
《認識自我的藝術》，1卷（L’art de seconnaitrepar Abadie，1 vol.）
《蒙古帝國》，2卷（L’Empire du Mogol par le pere Cartron，2 vol.）
《論史詩》，1卷（Traité de poème épique，1 vol.）
《法國新論》，2卷（Nouvelle recherche sur la France，2 vol.）
《伏爾泰世界史》，2卷（Histoire unversellede Voltaire，2 vol.）
《歐洲郵報》，2卷（Annales de Linguet，Le courier de l’Europedepuis 1776，2 vol.）
《蘇利回憶錄》，8卷（Mémoires de Sully，8 vol.）
《世界史》，2卷（Histoire universelle de Bossuet，2 vol.）
《自然精華》，1卷（Les Merveilles de la nature，1 vol.）
《現象觀測》，1卷（L’observateur des spectacles par Chevrier，1 vol.）
《拉瓦利埃公爵夫人的苦修生活》，1卷（Vie penitente de la duchesse de La Vallière，1 vol.）
《論宗教有用的方法》，1卷（Moyen de rendre les religieuses utiles，1 vol.）
《阿裏斯特與歐仁對話錄》，1卷（Entretien d’Ariste et d’Eugene，1 vol.）
《？的信》，1卷（Lettre du，1 vol.）
《聖托馬斯論刺殺暴君的原則》，1卷（Doctrine de saint Thomas sur le tyrannicide，1 vol.）
《維勒第夫人作品集》，12卷（?uvre de Madame de Villedieu，12 vol.）
《特克裏騎士回憶錄》，1卷（Mémoires du chevalier de Tekeli，1 vol.）
《法國王權世係》，3卷（Plan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3 vol.）
《論宗教》，拉辛詩歌，1卷（La Religion，poème de Racine，1 vol.）
《西班牙史》，5卷（L’Histoire d’Espagne par Durham，5 vol.）
《法國史紀事年表》，2卷（Le président Henault，Abrégé chronologique de l’histoire de France，2 vol.）
《英國革命》，4卷（Révolution d’Angleterrepar Durham，4 vol.）
《高乃依戲劇集》，6卷（Théatre de Pierre Corneille，6 vol.）
《星體運動》，1卷（Le mouvement des corps terrestres，1 vol.）
《教育的精神》，2卷（L’Esprit par l’ éducation，2 vol.）
《培爾詞典選編》，2卷（Extrait du Dictionnairede Bayle，2 vol.）
《古今曆史參考》，20卷（Histoire moderne pour servir de suite à l’histoire anciennede Velly，20 vol.）
《亞洲曆史》，2卷（Histoire asiatique，2 vol.）
《阿裏昂》，3卷（L’Ariam de Desmaret，3 vol.）
《吝嗇的父親》，3卷（Le père avare，3 vol.）
《德維尼騎士的信》，2卷（Lettres du chevalier Devigni，2 vol.）
《小說叢書》，55卷（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55 vol.）
《哲學的曆史》，10卷（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 l’abbé Reynal，10 vol.）
《馮艾頓作品集》，4卷（?uvres diversesde Van Etten，4 vol.）
《現代曆史》，20卷（Histoire moderne，20 vol.）
[1]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oise，Tome second，Paris：Jean Bapriste，1694，p.398；F. Waquet，“République des Lettres，” Y. Durand，“République，”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Régime，Royaume de France，XVI-XVIII siècle，PUF，1996，pp.1082-1083.
[2] “Je vous embrasse de tout mon C?ur，je vous salue，lumière du siècle”，Voltaire à J. le Rond d’Alembert，29 novembre，1766，CCJJR，Tome XXXI，p.226；“En sortant d’un long intervalle d’ignorance que des siècles de lumière avaient précédé，la régénération des idées，si on peut parler ainsi，a du nécessairement être différente de leur génération primitive”；“Discours préliminaire par d’Alembert，”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is，1986，p.125；“When in this enlightened age，as it is called，I saw the term Philosophers revived. I concluded the jargon would be omitted，& that we should be blessed with only the cream of Saprience”，H. Walpole à D. Hume，Nov. 11th 1766，CCJJR，Tome XXXI，p.142.
[4] C. Berkvens-Stevelinck，H. Bots，J. Haseler，Les grands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24；D. Roche，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1680-1789，Paris，1978，pp.295，296.
[5] L. W. B. Brockliss，Calvet’s Web：Enlighte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Oxford，2002，pp.104，107，108.
[6] J. Mondot，C. Larrere，Lumières et commerce，l’exemple bordelaise，Peter Lang，2000，p.43；H. Bots，L’Esprit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la tolérance dans les trois premiers périodiques savants Hollandais，XVIIe Siecle，1977，N° 116，Paris，pp.55，51；M.-R. de Labriolle，“Le Pour et Contre et son temp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XXXIV，p.24.
[7] D.W. Smith，“Helvétius’s library，”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LXXIX，1971，pp.155-161.
[8]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 Le Gendre d’Arminy，Paris，1740，pp.163-164.
[9] 達尼埃爾·莫爾內：《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黃豔紅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145頁。
[10] L.W.B. Brockliss，Calvet’s Web：Enlighte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p.9-10；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I，p.9.
[11] C. Berkvens-Stevelinck，H. Bots，J. Haseler，Les grands intermédiaires culturel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p.14.
[12] M. Bouchard，L’Académie de Dijon et le premier discours de Rousseau，Paris：Société les Belles Lettres，1950，pp.49，50.
[13] D. Roche，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pp.325，345.
[14] M. Bouchard，L’Académie de Dijon et le premier discours de Rousseau，pp.45，49，50，51.
[15] “Prix proposés par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de Toulouse pour les années 1751 & 1752，” Mercure de France，novembre 1750，Paris，p.147.
[16] La nation des gens d’esprit est fort occupée aujourd’hui d’un roman nouveau qui parait sous le titre des heureux orphelins，p.149.
[17]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Année 1779，p.8.
[1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Année 1779，Amsterdam et se trouve à Paris，pp.5-6.
[19]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e siècle，p.224.
[20]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è siècle，p.224.
[21] 卡西爾：《啟蒙哲學》，顧偉銘、楊光仲、鄭楚宣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頁。此處參考法譯本做了修訂：E. Cassier，La philosophie des Lumières，traduit de l’allemand et présenté par Pierre Quillet，Fayard，1966，p.71.
[23] 狄德羅：《狄德羅美學論文選》，張冠堯、桂裕芳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53頁。
[24] 米歇爾·德·蒙田：《論學究式教育》，《蒙田隨筆全集》，第1卷，馬振騁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
[25] S.J.Brown，T. Tackett，Enlightenment，reawakening and revolution，1660-1815，Cambridge，2006，p.259；H.S. Reimarus，The principal truths of natural religion，defended and illustrated，London，1766，p.1.
[26] “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 extrait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de d’Holbach，J. Assezat（ed.），?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IV，p.110.
[27]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u Peuple，” Choix littéraire，Tome I，p.3.
[28] Quesnay，“Observations sur le Droit naturel des hommes réunis en société，” Journal de l’Agriculture，du Commerce et des Finances，septembre 1765，Tome I，Paris，p.34.
[29] M. Mersenne，“La vérité des sciences，1625，”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p.223.
[30] T. Volpe，Science et théologie dans les débats savant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la Genèse dans l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et le Journal des savants（1665-1710），Turnhout：Brepols，2008，p.33.
[31]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ar d’Alembert，” p.159.
[32] Hymnes et Couplets，chantés à l’inauguration des bustes de Rousseau，Marat et Le Pelletier，à la section du Contrat-Social，le 25 frimaire，deux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p.7.
[33] M. Mercier，De J.J. Rousseau，considéré comme l’un des premiers auteurs de la Révolution，Tome premier，Paris，1791，p.119.
[34]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Fayard，1961，pp.4，5.
[35] F. Bernier，Mémoires du sieur Bernier sur l’empire du grand Mogol，4 volumes，Paris，1670-1671；J.-B. Tavernier，Les Six Voyages de Jean Baptiste Tavernier，qu’il a fait en Turquie，en Perse，et aux Indes，Paris，1676；J.J. Struys，Les voyages de Jean Struys en Moscovie，Paris，1681；J. de Thévenot，Voyages de Mr. de Thévenot Tant en Europe qu’en Asie & en Afrique，5 volumes，Paris，1689；J. Chardin，Journal du voyage en Perse et aux Indes Orientales，Moses Pitt，1686.
[36] W. Guthrie，J. Knox，A new geographical，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grammar，London，1770.
[37] Eloge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qui a concouru pour le prix d’éloquence de l’Académie Fran?aise，en l’année 1791，par M. Thiery，Membre de plusieurs Académies，1791，p.38.
[38]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 Le Gendre d’Arminy，pp.113-116.
[39] Journal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rédigé par Thiebault & Borrelly，Paris，1793，pp.136，137；René Pomeau，Voyage et lumièr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VIII siècl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T. Besterman（ed.），volume LV，1967，p.1269.
[41]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p.10.
[42] R. Pomeau，Voyage et lumière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u XVIII siècl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T. Besterman（ed.），Volume LV，1967，p.1271.
[43] 服爾德：《老實人》，傅雷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57、73、77頁。
[44] Diderot，“Supplément du voyage de Bougainville，ou dialogue entre A et B，” J. Assezat（ed.），?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deuxième，pp.212，215.
[45] P.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p.7.
[46] Garat interprète de l’Inégalité，juillet-septembre 1783，CCJJR，Tome XLV，p.154.
[47] “Mémoires d’un père pour servir à l’instruction de ses enfants，” ?uvres complètes de Marmontel，Tome I，pp.411-450.
[48] Déclarations du Roy，l’vne，portant établissement d’une Compagni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l’autre，en faueur des Officiers de son Conseil，& Cours Souueraines interessées en ladite Compagnie，& en celle des Indes Orientales，Registrées en Parlement le 1 septembre 1664，Paris，1664.
[49] 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48、126、154頁。
[50] H. Belevitch-Stankevitch，Le go?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Genève：Slatkine reprints，1970，pp.60-61.
[51] 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Amsterdam，1688；艾田蒲：《中國之歐洲》，上冊，許鈞、錢林森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1頁；魁奈：《中國的專製製度》，《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吳斐丹、張草紉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96、405頁。
[52] J.-J. Rousseau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Paris，1789，p.195；“Mémoires d’un père pour servir à l’instruction de ses enfants，” ?uvres complètes de Marmontel，Tome I，p.345.
[53] P. de Charlevoix，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Nouvelle France，Tome I，Paris，1744，p.1.
[54] R.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s，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1961，p.15.
[55] 培根：《新工具》，許寶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81頁。
[56] R.F. Jones，Ancients and Moderns，pp.17，44.
[57] Connaissance des mouvemens célestes，Paris，1762，pp.2，5-144.
[58] M.-R. de Labriolle，“Le Pour et Contre et son temp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ume XXXIV，pp.515-517.
[59] Ibid.，p.517.
[60] Annales de Chimie，ou Recueil de Mémoires concernant la Chimie et les Arts qui en dépendant，Tome I，p.3；“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contenant l’explication des termes de ces deux Sciences et des Arts qui en dépendent，” Mercure de France，ao?t 1749，Paris，p.128；“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ou chronique de l’esprit national，Tome I，Paris，1765，p.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