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盧梭的心情不錯，那是四麵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時的快樂。1766年3—4月，他的心理變化卻讓人困惑，時至今日依舊難以說明他的感知與行為的確切聯係。牛津學者萊瑞（Leigh）編輯盧梭通信時有過疑問：“我們不知道他獨居時發生的事，也不知道帶有現實色彩的噩夢是怎樣形成的。總之，他成了個多疑敏感的人，用靈巧的思維將不相關的事聯係在一起，覺得到處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場爭論對盧梭影響很大，之後，他對文學共和國的態度不同於以往，要與之劃清界限：
十四年來，我不幸從事這一職業，卻未染上它的陋習，嫉妒、算計、甜言蜜語，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靈。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變刻薄，放棄這門職業時，我像開始那樣心靈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國後，他與喬叟（Edmund Jossop）仍說要遠離文人界，這一行當違背他的性情，“我現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卻給我帶來不幸”[254]。而進入文學共和國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與音樂才能，在沙龍聚會時朗讀詩歌，竭力維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讓他體會到人心的晦暗。所謂的理想，不過是生存競爭的托詞，所謂的榮譽，不過是投機者的獵物。
法國舊製度粗暴對待自由言論，所以觸及敏感問題的作品多匿名出版，或用假名出版。1751年，伏爾泰在柏林出版《路易十四時代》，署名為弗朗切維爾（M. de Francheville）；1775年，霍爾巴赫在《自然的體係》裏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手稿是在一位不具名的學者的藏書裏發現的，根據馬塔（Matha）先生的說法，寫作者是已故的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米拉博（Mirabaud）”[255]。兩個名字都是霍爾巴赫虛構的，雖說出版地在倫敦，但更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而盧梭在每部作品裏都署真名，惹下了禍患。1762年6月22日，法國禦前會議企圖緝捕他，他們很容易知道《愛彌兒》的作者是誰，他還寫過哪些作品。[256]盧梭素來以為勇敢者才會如此，“正直的人要對他的書負責，我在本書（《新愛洛漪絲》）卷首署名，並非掠為己有”[257]。考慮到青年盧梭對名譽的渴求，不排除他是想讓公眾知道那是誰寫的，他需要確定的身份，這對於一個在巴黎漂泊闖**、一無所有的日內瓦人尤其重要。然而，1766年5月後，他致信培魯時徹底變了：“給公眾一些時間，讓他們忘掉我。”不久，他又對忘年之交、日內瓦同鄉伊維農重複這樣的願望：
我不再讓公眾記著我，在我的餘生裏，他們不會聽到我的消息……我現在很安寧，也會一直如此。為了讓人把我忘記，我盡可能少寫信。[258]
隻有覺得自己被人忘記時，他才心境安寧。1767年，他甚至不再關心是否有人談論他：
即使不把我忘記，無論對我是讚賞，還是詆毀，我都覺得無所謂，不聞不問，偶有所知，也不在意，簡單純樸的生活才好。[259]
盧梭在文學共和國裏收入可觀，困難中不乏友人相助，性情卻無常，當時的人不理解，現代人也有些迷惑。巴黎高師學者李爾第（Lilti）同情他的境遇，遠離沙龍，拒絕不平等的交往，是在否定虛假的禮儀，他這樣做的根源是“作家主體意識或自治意識的覺醒”[260]。文學共和國是生存競爭的空間，確實有人退出，或是才華平淡，難以立足，包括那些隻在報刊上出現一兩次的作者，他們的行蹤已難考證；或是經受不住牢獄之災墮落為間諜，變身為舊製度的同謀也就意味著背叛了文學共和國；或是對公共輿論敬而遠之，“公眾的注視是讓人難以克服的恐懼”[261]，盧梭休謨之爭時，亞當·斯密力勸休謨不要進入公眾視野，“那是在冒險，報紙上多是道聽途說的小故事”[262]。舊製度之下，法國沒有保護私人空間的法律，窺探隱私的願望不可遏製，“安插間諜，收容奸細，偷拆漆印，截留書信……政治風俗就是這樣”。1789年國民公會獲悉美國《馬薩諸塞州宣言》後才想在法律上有所改觀：“共和國的成員在法律上有依靠，對於人身、財產與名譽的不公正行為，應無償獲得正義的保護。”[263]
所以，盧梭是第一個主動退出文學共和國的“公民”，之後他很少寫信，也不再回信，尤其是對待不熟悉的人，他時常變更收信地址，回避不速之客。致信老朋友培魯時，地址改為“Mrs Lucadou & Drake Union-Court，London”，要求轉信人“不要傳播他的新地址，不要讓人看他的信”[264]。從倫敦回巴黎後，他依舊藏匿住址，1767年7月，致信拉圖爾夫人時告知的是孔代的地址“M. Coindet à l’H?tel le Blanc，rue de Clery A Paris pour le citoyen”；致普爾蘭（Portland）公爵夫人的信裏不再寫名字，也沒有收信人的地址。[265]之後一年多，他不斷變更名姓，用過雅克（Jacques）先生和勒努（Renou）先生，“我寧願在他人的記憶中死去，希望您盡量少談論我，不要向我的朋友提起我”[266]。在出版時，他慎之又慎，“一本書，尤其是好書，往往是作者的災難”[267]。他不再像之前那樣處心積慮地掙名聲，還寫東西，但不為出版，無論什麽內容，“不以我的名義，也不匿名出版，活著不出版，死後也不”[268]。但因迫於生計，1767年他又出版了《音樂辭典》，隻是對公眾的關注忐忑不安，以為那是不幸的事。[269]後來，他不堪輿論的扭曲屢次下筆反擊，但對於自己的“回憶錄”，他堅持去世後出版，他將草稿交由妻子保存時囑托她1801年才可以打開。[270]
不再以寫作為寄托，他熱心於植物標本。在英國武通時，鄰人羅賓遜（Owd James Robinson）、農夫伯頓（Burton）和蘇爾特（Salt）小姐注意到他每天外出散步，回來時帶一大把植物。[271]英國早期浪漫派布斯比是德比郡人，既是盧梭的朋友，也是其敬仰者，他同樣觀察到，盧梭每天穿著亞美尼亞族的長袍上山采標本。[272]回法國後，他在巴黎北郊的克裏希（Clichy）隱居，隻關心植物學，“沒人問起他，沒人拜訪他，沒人談起他，命運劇變，幾乎比任何人的經曆都突然”[273]。1767年10月，沃波爾從法國返回英國後將這一情況轉告休謨，以示安慰，沃波爾以之為“慘境”的卻是盧梭刻意追求的。1768年6月27日，《秘密回憶報》報道：“他一天到晚采集標本，對外聯係少，不說話，不寫東西，特蕾茲對外人說她的丈夫燒了《懺悔錄》的草稿。”不久，他又去多菲內（Dauphine）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采集，1770年7月22日，在朋友幫助下進入凡爾賽宮的國王花園。[274]
盧梭生命後期的藏書單說明他在去世前未改變1766年的性情。1778年春，他到巴黎北郊的埃莫農維爾定居，隨身帶有《普魯塔克文集》（十二卷）、塔索著作（一卷），其餘為植物學作品，包括哈勒裏（Albert Halleri）的《瑞士本土植物》、布封的《鳥類自然史》、奧布萊（Aublet）的《法屬圭亞那的植物曆史》、阿瑪尼（Ammani）的《稀有植物》、圖爾納福爾（Tournefort）的《植物園結構》、亞當森（Adamson）的《植物族譜》、林奈（Linné）的《植物種類》《蔬菜種類》等。[275]盧梭對植物學的理解不同於當時的人，他們研究植物，是為發現自然的秘密，盧梭的“自然”不是理性意義的，是隱居時的情感歸宿。與之相應，他的心境變了，像一個與世無爭的老人，厭惡爭鬥與吵鬧：
從前，我滿懷熱情地喜愛自由與平等，希望無拘無束地生活……拒絕朋友的禮物，為此經常引起矛盾；現在，我的喜好變了，相對於自由，我更愛平和……對於敵人也力求平和相處。[276]
1767年1月，他致信裏格提（Riquetti）時提及之前的是非，後悔沒有妥協：
如果我從劫難之始不跟命運對著幹，而是做如今的決定，那些駭人聽聞的陰謀詭計在我身上就不會有任何效果。[277]
身體病痛使之處於尷尬的道德境地，無端的諷刺壓迫著精神，他覺得現實讓人失望，寫作風格不同於以往，由對理想國家的想象轉向現實批判，關於公共事務的寫作語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描述內心深處的孤獨。1789年，艾斯切尼回憶與盧梭的交往，注意到盧梭的變化：
他出身貧寒，得不到求學機會，隻能自學。孩童時代在出生的城市周圍流浪……不斷變更信仰、品味、習慣、職業、住所，性情害羞，不為人注意……成年後自謀生計，受人保護，也遭人誤解。常犯錯誤，輕信多疑，是命運的玩偶；一生不安，擔心有陰謀……試圖斷絕聯係，以求平靜。最後因精神失常不得不遠離社會，憤怒悲傷，最後自我了結性命。[278]
盧梭退出文學共和國，不是因為文人的自治意識。生存境遇艱難，他無力維持費錢費時又費力的公共交往。1765年12月，逃亡路上病情複發，他猜測心髒有問題，難以繼續趕路。[279]時值冬天，天氣寒涼，病痛沒有緩解的跡象，本想休息一個月，卻被迫於12月9日趕赴巴黎，健康又惡化，“兩三天出不了門”[280]。1766年1月到達倫敦後身體依然病著，2—3月，居無定所，與友人的通信裏未提及健康，情況卻不樂觀；4月16日，身體很差，無力回信；5月3日，不能接待來訪的客人。[281]長久以來，入睡困難，“夜，對於我真是殘酷，身體承受的要比心靈承受的多得多，整夜失眠，心情悲觀”[282]。5月底，他覺得死亡要來了，“可能來得急促”；6月間病情斷斷續續，“近三天身體很不舒服，今天尤甚”；7月10日，每寫一行字都有可能死去。[283]整個8月，身體欠佳，情緒低迷，看不到希望，9月的天氣又損及他的健康，博斯韋爾於10月15日來拜訪，以為離別後再不會相見。[284]1767年年初，病痛依舊，他想給格拉夫通（Grafton）公爵寫信，卻無氣力，盧梭不禁感歎艱難的境遇：
既無地位，又無財富，我老了，身體殘疾，沒人願意理會我，受到迫害，為人憎恨，我總想做好事，往往事與願違。[285]
1766年年初，盧梭已有被害妄想的傾向，他以為隻有伏爾泰在用盡心機陷害他。到英國後，因語言障礙、輿論壓力，以及居無定所的奔波感，自6月開始，盧梭性情起伏，坐立不安，“幾乎難以相信他那怪異的敏感，當他為錯誤自責時，神經比心靈更容易混亂”[286]。而外界的批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厲，休謨後悔與之交往，休謨的朋友米拉爾（Millar）批評盧梭自我欣賞，以至於瘋癲。[287]伏爾泰說他瘋癲十足，“是極卑鄙的瘋子”，愚蠢、高傲、忘恩負義，“如果他不是瘋癲無禮，哲學家本可以扮演恰當的角色”[288]。日內瓦的自然學家博奈說他是因不幸和傲慢的性情才失去判斷力，特羅尚對家人自始至終說他是瘋子，德方夫人和達朗貝爾覺得他無恥，勒貝爾（Lepell）說這一類的瘋狂有危險，“為了他和別人的安全，應將之關起來”[289]。杜潘（Dupan）批評他不可理喻，“以為全歐洲隻關注他，不關注他就是他的敵人”[290]。同儕間的刻薄話語壓垮了盧梭，也損害了文學共和國的精神。
19世紀中葉，被害妄想症已具備臨床治療基礎，愛斯基羅爾（Esquirol）、拉賽格（Lasegue）和索爾（Saulle）等出版一係列作品。[291]但18世紀，這類問題被籠統歸入瘋癲，雖然在達朗貝爾的《百科全書》裏，人的心理活動已進入現代知識體係，但在日常生活裏，精神異常仍受貶低，是對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的譴責，而道德意義上的譴責能剝奪一個人的辯護權。這一類的剝奪，不是禁止他說話，而是沒人相信他，無論他說什麽總受到質疑，內容受質疑，動機也受質疑。盧梭知道自己被人稱作瘋子，卻無力澄清，而來自朋友的批評，尤其是道德批評更讓他難以承受，“在如此徹底、持久的淒涼與孤寂裏，整整一代人對我有強烈的敵意，不停地侮辱我，打壓我……讓我滿心悲哀”[292]。
文學公民不友好，為蠅頭之利相互暗算，“有人將詐騙的計策引入文字世界，將好書說成壞書，壞書說成好書，他們像癩蛤蟆，從泥土吸取毒液，後將之傳給與自己接觸的人，有一個叫德尼斯的人，在倫敦操持這一職業已六十年”[293]。1758年，《百科全書》第七卷出版後受到攻擊，包括耶穌會的《特雷烏報》（Journal de Trévoux，Mémoires de Trévoux）、弗雷隆主編的《文學年鑒報》（Année Littéraire）、莫羅的《壞蛋》（Cacouacs，1757年該詞匯最先出現於《法國信使報》，之後代指百科全書派），以及帕裏索的《論偉大哲學家的短箋》（Petites Lettres sur de grands philosophes）。[294]
1760年帕裏索的戲劇《哲學家》公開上演後，百科全書派開始反擊。與馬勒澤爾布一同觀看該劇後，莫爾萊憤憤不平，當晚寫成《〈哲學家〉序言》，諷刺帕裏索，第二天拿給達朗貝爾和杜爾格看，他們覺得好，郵寄給裏昂的出版商布魯塞（J.-M. Bruyset），出版後傳播極快，有人在大皇宮（Palais-Royal）和杜伊勒裏宮裏讀，聽眾不時放聲大笑。狄德羅得知自己在《哲學家》裏受到譏諷，就在《拉摩的侄兒》中指責帕裏索的醜事，“為一己之消遣不惜背叛宗教，侵吞同伴財物，沒有信義，不講法律，千方百計追逐財富，這樣的厚顏無恥我不信有先例，將來也不會有第二個”[295]。帕裏索一方毫不示弱，洛貝克（Robecq）夫人素來痛恨哲學家群體，曾被狄德羅《私生子》的序言惹怒過，所以支持帕裏索。她在《哲學家》上演前與警察局溝通，為之掃除障礙，觀看首場演出，又在寓所會見作者。莫爾萊因為那篇諷刺短文被關進巴士底獄，兩個月音訊全無，後在馬勒澤爾布、諾阿裏（Noailles）將軍和盧森堡元帥夫人的幫助下重獲自由，帕裏索的支持者又向舒瓦瑟爾公爵建議將之逐出巴黎，最終在盧森堡元帥夫人的保護下，他免於流亡。[296]
霍爾巴赫主持的沙龍有時會排擠不同的觀點，它一貫堅持進步觀，批評野蠻人是毫無經驗的孩子，文明人卻能從自然中獲取教益。[297]1750年，盧梭獲得第戎科學院征文獎後參與其中，因其堅持風俗退化論，加之反複發作的病痛不得已退出，之後與沙龍常客結下仇怨。[298]伏爾泰厭惡這樣的惡風俗，“狼群來吞噬家畜的時候，家畜卻在互相撕咬”，裏爾丹侯爵同樣氣憤不過：
這個世紀有很多哲學家，卻不懂哲學；推論很多，但缺乏理智；相互迫害，不惜訴諸陰謀與暴力，幹不正義的事，整個歐洲都容不下盧梭。[299]
法國的啟蒙時代有三代人，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屬於第一代，他們是古典主義晚期風格的代表，經曆過古今之爭，有渴求新風格的願望，又保守固執。盧梭、狄德羅、達朗貝爾、格裏姆等屬於第二代，他們成長於輿論活躍的報刊時代，借助才華進入文學共和國，對舊製度心存不滿，卻想獲得它的恩惠，所以在妥協中批判。第三代是頂樓文人，18世紀後期啟蒙精神衰微，文學共和國的生存空間已趨飽和，出身低微的才學之士既受舊製度壓迫，又受現代知識權力的排擠，生計艱難，在房租便宜的頂樓落腳，啟蒙早期的理想主義不見了，內心的孤獨感變為打碎一切的熱情。此時的文學共和國像弱肉強食的叢林，爭吵，嫉妒，明爭暗鬥，貧富分化，相互敵視。普世價值為團體道德所取代，而在團體之間的對抗中，對的不被認可，錯的無須悔罪。霍爾巴赫男爵是德國貴族，在威斯特法利亞（Westphaile）有家族地產，年租金六萬利弗爾，在巴黎的家裏時常聚集著來自歐洲各國有權勢的文人雅士。[300]霍爾巴赫又是“九姐妹共濟會”的常客，該沙龍由天文學家拉朗德（Jér?me de Lalande）創辦。達朗貝爾境遇好的時候有五份年金，來自普魯士國王、法國國王、英國科學院、法蘭西學院及其家族，年收入多於六千利弗爾，“他將一半施予窮人，仍然生活得很好”[301]。蘇亞爾也是成功的文人，能言善辯，出入多家沙龍，獲得若弗蘭（Geoffrin）夫人、霍爾巴赫男爵和內克家族的年金。[302]文學共和國是一個舊製度和新風俗交錯的生存空間，從前它所追求的自由、獨立與批判精神日漸受冷落，掌握出版事業的百科全書派遺傳了舊製度的習氣，任性傲慢、渴望獨裁，當時的賢明之士斥之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專製”[303]。外省青年布裏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得知百科全書派與舊製度的隱秘關係後，決心與之鬥爭，“盡力挖苦他們的利己徇私和傲慢無禮”[304]。
參與沙龍討論的多是富足者，那些貧窮的文人被排斥在外，孤獨地奮鬥，時乖命蹇，不時遭遇暴力，“警察機構尤其注意他們，有人被打，甚至被打死”[305]。根據《法蘭西文學》，1784年法國有2819名文人，其中1426人沒有職業，這意味著半數文人無固定收入，處於社會底層，靠撰寫**讀物、抨擊類文章謀生。書店老板和出版商有時讓人厭惡，他們在舊製度的庇護下壟斷市場，任意處置小人物的書稿。那些有理想的青年人在名利場上寸步難行，隻能聚集在房租便宜的頂樓，“因受到的傷害感情衝動，言辭尖刻，批判舊製度下僵化的等級觀念，有時盲目的狂熱激發了他們的才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306]。
經濟上不獨立，生活中不受尊敬，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沒有保障，人格獨立也就無從談起，在寬容的辯論中尋求共識的可能性已趨於無。《文學年鑒報》和《文學觀察家》（L'Observateur littéraire）的專欄作家們相互憎惡，18世紀30年代，牛頓理論傳入法國時，巴黎思想界躁動不安。1737年12月，伏爾泰致信傅爾蒙（J.-B.N. Formont），他以為內戰來了，“冉森派反擊耶穌會，卡西尼（J.D. Cassini，意大利天文學家）的信徒群起攻擊莫博丟（Maupertuis）”，伏爾泰迫不得已去希萊城堡躲避風浪。[307]他是文學共和國的前輩，仍逃不了受攻擊，1733年他的《品位的聖殿》（Le temple du go?t）引起激烈反對，1736年與讓-巴蒂斯特·盧梭論戰，不久與克萊比昂論戰，持續到1762年克萊比昂去世。伏爾泰的《論高乃依》（Commentaire sur Corneille）引起帕裏索的批評，1761—1778年關於莎士比亞的爭論時斷時續。[308]一生聚訟紛紜，與伏爾泰的性情有關，嬉笑怒罵，得理不饒人，這是文學共和國的風俗，它的公民如何有力量去實踐自由、平等、理性？在普遍意義上，一個人不會因為識文斷字就有更高的道德感和曆史理性。
製度失序，風俗繚亂，人間友誼變幻不定，有信誓旦旦的相識，有發憤詛咒的絕交，不時會享受到父子般的深情，但也得承受強盜式的背叛。根據美國學者達恩頓的觀察，公共交往裏“很少有洛克一樣遵守不成文規則的紳士，更多的是霍布斯式的、謀求生存的野獸”[309]。梅西耶在《巴黎圖景》中有“半吊子作家”“作家的悲慘生活”“文學爭論”等詞條，描述的正是這一類人的境遇，當自身利益受損時，他們不能從容處理，“以不正義回擊不正義，以更深的惡意報複惡意，那是比誹謗更壞的職業”[310]。當時，挖苦人常用“偽善”，那是時髦的惡習，蒙蔽與欺騙的藝術，哲學家之間、教士之間、君主和臣民之間，以及哲學家批判教會與政府時常常用到。[311]
叢林個體主義滋育了險惡的風俗。一個人的心裏有理想、勇敢、膽怯、屈服與自私自利，他要時刻注意環境的變化，如果情況複雜，就得選擇兩個或更多，“勇敢的自私”“膽怯的理想”“高傲的卑瑣”。在矛盾的風格中，文學共和國的精神日益淪沒。人與人在生命意義上相互視為同類，在社會意義上形同陌路，各階層之間及其內部矛盾不斷，貌似文雅、實則輕浮易逝的言語維持的交往無從撫慰人心，人人有說不出的苦悶。1774年，新任財政總監杜爾格上書路易十六：
陛下，您的國家的各個等級溝通不暢，成員間少有社會聯係，人人關注自己的利益，不願盡職盡責，不願意了解與他人的關係，訴求與反訴求永久對立，理智與相互的理解對之沒有約束力。[312]
法國革命時代，壞境況沒有改觀，橫亙於人與製度、人與人之間的障礙反而更堅固，人的心裏仍舊孤獨，“完全不能融入周圍的物象”[313]。
幾個世紀，同胞們形同路人或仇敵，要使他們互相接近並教育他們共同進行他們的事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使之彼此分離比重歸於好要容易得多……今天（1856年），他們已不在世上，但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314]
這些不安寧的靈魂風化為舊製度風俗的標本，後果之一是民族內部認同感的分裂。1789年出版的《論盧梭的作品與通信》為之鳴不平：他所以有憤世心理的一個原因是得不到朋友（百科全書派）的尊重，“這個學派黨同伐異，他遂與之疏遠”[315]。這本小冊子意味著距離文學共和國最近的一代人開始懷疑它徒有其名，那絕不是理性與美德的王國。革命後期，對於啟蒙時代的懷疑已是普遍現象，啟蒙時代的風俗甚至被看作暴力革命的起源。
1765年，莫裏（Moiry）到訪莫第埃，盧梭正準備逃往英國，莫裏記錄了他作為文學共和國公民的窘況：“不久前，來自巴黎的逮捕令讓他氣憤，他想給《伯爾尼雜誌》寫信，要將巴黎比作不寬容的城市圖盧茲，因擔心會被法國大使逮捕，就沒敢寫。”日內瓦逮捕令最讓他傷心，更糟的是，瑞士小城伯爾尼（Berne）的驅逐令又送到家門口，形勢緊迫。莫裏知道他已難以承受這樣的譴責，就替他向伯爾尼政府求情，說他病了，不便旅行，希望寬限時日，伯爾尼很快寄來第二份驅逐令。無法通融，莫裏隻能通告實情，以巧妙的方式：
——你對這裏的生活滿意嗎？
——是的，但來拜訪的人太多了。
——我覺得你離開莫第埃會好一些。
——（盧梭緊盯著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明白你的意思。[316]
盧梭當天匆匆離開，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的逃亡，心中哀默。分別時，莫裏看到他的眼裏有淚，盧梭說，“那是快樂的眼淚，因為與莫裏相識”，1767年1月，盧梭提及此次逃離的心情，“伯爾尼的先生們驅逐我，冬天已來臨，我不再奢望找到安靜的居所……身體虛弱，健康糟糕，寒冷季節不適合旅行”[317]。普魯士國王盡力幫助他擺脫困境，派人保護他的人身安全。[318]但一個國王的力量有限，不足以對抗普遍的固執與狂熱。
盧梭進入文學共和國，實質上是謀求現代人的身份；而退出文學共和國，否定的是現代話語空間，是對法國啟蒙精神的批判。本來倡導寬容自由的文學共和國卻彌漫著緊張與恐怖，一幅讓人心灰意冷的圖景，盧梭的轉變與此有關。所以，他的隱退不是個體事件，而是時代精神的映像。此後在他的觀念裏，“公眾”為“後代人”取代：“後代人會為我評理，麵對敵人的粗魯，這足以安慰我。”[319]18世紀，“後代人”已是世俗意義的心靈寄托，盧梭的不同在於他將“後代人”與“現代人”相對立，完全否定“現代人”的評判功能。他認識到現代曆史觀的價值，但現代時間序列在他身上是斷裂的，他隻在意現在的感受，而它們通向的是不確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