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身後的矛盾
法國舊製度下的人是會變形的，不能說壞製度與人的變形有直接關係，但18世紀的法國卻是如此。舊製度、啟蒙與革命是上演變形記的三個場景，每個場景裏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狀，有的笑著哭，有的哭著笑，但都戴著麵具，穿著禮服，舉止優雅。對於沒有身份的人，這是有**力的儀式，他迷戀於此，一次次將虛無化為實在，將卑微扮成莊嚴。人的變形是對現代製度的威脅，在獨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權力契約沒有實踐的可能，法律規範是空懸的注視，不再有規訓惡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損及普遍正義，這樣的人更沒有身份，在道德意義上他是施害與受害的矛盾體，在政治意義上也是個矛盾體，熱心於正義，但更願意搗亂。變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無是無非，一旦進入流動的曆史空間，變形就再也停不下來，生前在變，死後在變，在變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跡象，複歸於無。所有存在過的一點點瓦解，人的變形是對時代精神和曆史意識的威脅。現代法國早期史上有一個製度、風俗與人構成的不斷變化的循環，製度讓風俗變形，風俗讓人變形，變形的人又會剝奪風俗製度的實踐力，革命暴力的失控與此有關。但什麽是變形的第一原因，這是法國史的大問題。
一個人的命運是對時代風俗的注釋，這話聽起來高傲，對於盧梭卻不過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裏有法國風俗動亂的線索。生前，他為病所困，一次次地對抗死亡與絕望，醫生無從診治，他在權力的追捕下四處逃亡，情感與理性失衡。啟蒙時代有一套身體道德體係，它是無形的，但無處不在。一個人要進入文學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lettres）[1]，並成為其中響當當的人物，首先要經過這套道德體係的審查，盧梭因為與性病相似的身體問題而為之否定；其次要依賴優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難時，盧梭與同儕的矛盾爆發了，報刊輿論以訛傳訛，使其進退維穀。他要退出文學共和國，心境不同於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評判是非，之後寄希望於後代人，寫作風格由啟蒙理性向浪漫主義過渡。
盧梭的變形記從此開始。1766—1778年，公共視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間，有人迷戀他的雄辯文辭與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瘋癲無常、憤世嫉俗（再生的第歐根尼），有人說他謙和有禮、有天真的孩子氣，有人說他高傲世故、善於偽裝。從他1778年去世到法國革命是盧梭形象最複雜的時期，源於生命體驗的身體話語有了殉道的意義，但也是為人奚落的根據。1778年盧梭去世後的四年裏，他是公共輿論裏浮動的幻象，一個在困苦中尋求美德的聖賢，同時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1782—1789年《懺悔錄》出版後，盧梭所描繪的現代人的心理進入了公共空間，他的心理中有坦誠，也有卑瑣。1789—17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極端，成為一個不受玷汙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識形態。1794年恐怖時代結束，他又回歸曆史領域，那時的人厭倦了革命的修辭術，要發現真實的盧梭，卻難免偏頗的道德審判。
法國人打碎舊製度之際流行的是解釋性的話語體係，其中有尋找新生、與故往決裂的訴求。但政治動**無從賦予個體以確定的身份，人心越亂，變革的願望越強烈，盧梭的形象越偏離生命意義。生前他是孤獨者，戚戚無所依，革命時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領袖，革命後，各類政治意識（民主、自由、平等、專製）從他的思想中尋找政治現代化的方案，卻難以形成有實踐力的共識，他的形象所以多變：美德之士、自然之子、無恥的瘋子、有理性的瘋子，心理病態、神經官能症、或源於尿道炎的智力障礙，狂熱的個體主義者、專斷的社會主義者、不安分的外國佬、現代社會的立法者、法蘭西傳統的背叛者，不一而足。這是原告缺席的審判，盧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無罪辯護，由此成就了單向度解釋學的風格。
法國革命時代，單向度解釋學的語法結構是“盧梭認為……”或“盧梭說……”表麵上這是一套奪人耳目的革命話語，實踐中卻有曲解。盧梭不會在頌揚或詆毀中複活，也不能到場申辯。所以，生命意義上的盧梭在這套解釋學裏是隱沒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盧梭、情感化的盧梭，一個停不下來的變形者。若不突破革命話語的控製力，一個觀點就此而來：盧梭與盧梭思想解釋學是一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盧梭研究的背景不同於以往，在現代性批判的潮流中，啟蒙時代的冷漠與利己主義為人揭露，理性、樂觀、進步、求真不再是法國啟蒙精神的指代。猶太人和法國人的質疑最激烈，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諾（T. Adorno）將啟蒙後的世界看作“巨型的監獄”，福柯嚴厲批評理性與權力的隱秘關係，“啟蒙的每個進步也許是邁向黑暗的又一步”。此時，盧梭的意義在於，他為什麽批判現代文明？現代性批判將怒氣拋向啟蒙，但它是否考慮過：與舊觀念相比，啟蒙如何革新了法國舊製度？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啟蒙風格不同，盧梭在多大意義上能代表啟蒙的普遍精神？
在西方現代思想界，世界戰爭的精神創傷已趨愈合，動**的心歸於沉寂，個體的政治和經濟身份確定，關於製度與風俗的爭論平息，那些曾在新舊變革之際引領風潮的智慧之光在黯淡，盧梭問題回歸學術史傳統，他的力量在削弱，更多的是一個學術符號。這是不是說他的意義更多是在變革舊製度的時代，最迫切的研究欲求來自動**時代人與製度的關係，或個體的身份焦慮？盧梭研究不是單純的思想問題，他以生命體驗塑造了時代精神，又為之塑造，所以一個人談論盧梭時，他談論更多的可能是法國的時代精神。
對於盧梭曆史形象裏的矛盾，啟蒙時代的人際紛爭和革命時代的觀念衝突是外部視野，觸不到人的心理。公共交往、作品理念、政治影響等可用於分析多數思想家，不足以確定盧梭的身份。盧梭創造了一個身體話語體係，包括對病痛的誇張解讀、渴望反抗卻不得門路的憤怒，以及個體憤怒與現代性批判的隱秘關係。這套話語是感性的風格，來自於他的生存體驗。他最初是在巴黎謀生的文學青年，一個生活在天主教國家的新教徒，或法國強勢文化意識下的日內瓦公民，這是他的公共身份；而在私人空間，他是處境艱難的病人，對天氣變化敏感，無力撫養孩子，夫妻不和睦。塵世中無依靠，他就遊**於現代精神與古典美德、上帝垂恩與自我救贖之間，一個與時代精神若即若離的人，模糊的身份使之覺察到風俗的晦暗，於是憤怒地批判，當時的人卻斥之為敗德者。道德審判剝奪了他的辯解資格，懷疑的目光不斷消解著坦白的意圖，說什麽都沒人相信。迫於無奈，他不再對同代人訴說，也不再向上帝悔罪，他要尋求後代人的評判，天堂與地獄的語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曆史意識。盧梭由啟蒙哲學家向浪漫派的轉變有法國文學共和國的敗落之象。
盧梭的變形又在於他的性情，言行前後不一，觀念因時而變，不具備與年齡相符的漸進性。1750年前，他創作戲劇詩歌，文辭優雅、情感真摯，認同科學的價值，第戎科學院征文獲獎後他卻成了科學藝術的批判者。他和特蕾茲育有五個孩子，都被送往育嬰院，但他在文字裏關懷兒童成長，對待身邊的小孩和藹可親。青年盧梭渴望文學共和國的名利，1766年後卻拒絕公共交往。對於醫生，他恨之入骨，卻時常研究醫學，種植藥用植物，並與醫生往來不斷。同代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後代人的解讀聚訟紛紜，自啟蒙運動到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在政治辯論與思想對抗中，他的形象變幻不定，批評與讚揚之間有難以化解的障礙，理智上不能，情感上也不能。盧梭問題最需要澄清時，研究語境混亂，學術政治化，而有足夠的研究基礎後，黨派之爭平息，盧梭已遠離爭端。對於外國人，這是開拓的機會，以旁觀的視野追蹤盧梭的曆史命運和法國革命暴力的起源，從中發現社會動**與人心惶恐的因果關係，這是曆史批判的目標。
為什麽以“一七六六年的盧梭”為題
自1904年日內瓦成立盧梭研究會（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來，學術積累足以突破不同時代的意識形態對盧梭問題的左右，重新發現盧梭的意義：生存體驗如何影響了他的思想風格？他是啟蒙的還是反啟蒙的，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還是激進革命派，他與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有什麽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研究界在盧梭問題上為什麽沒有共同的話語？法國索邦大學的盧梭研究會（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諾（Tanguy L'Aminot）的領導下盡力收錄各國研究，他們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義的盧梭，還是民族意義的盧梭？是現代學術化的盧梭，還是作為舊製度變革者的盧梭？
西方盧梭研究素來有英美與歐陸之分，英國人羅素說“希特勒是盧梭的結果”，該論斷的背景是極權主義批判。羅素沿襲了伯克的觀念，將法國人破壞傳統的狂熱歸咎於盧梭，但羅素是否想過：革命派認同的為什麽是盧梭，而不是伏爾泰或孟德斯鳩？法國人敬仰的難道就是盧梭，而不是盧梭的影子？英國曆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偏於道德評價，他發現《懺悔錄》的作者表麵坦率，內心狡詐，他抱怨病痛，是為博取同情，文辭間是壓倒一切的利己主義，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繪的那麽糟。那麽，盧梭的健康狀況到底怎麽樣，如何擺脫政治情感對研究者的不當影響？
盧梭在英國一度很受歡迎，讀者對之既好奇，又喜愛，還有幾分同情，但1766年休謨盧梭之爭後，他們的看法轉向負麵。這場爭論因何而起，與現代早期輿論的缺陷有沒有關係？法國革命時代，這場爭論為什麽被視為英國人貶低法國的陰謀？逃亡路上，境遇艱難，身心問題如何影響了《懺悔錄》的寫作？1766年對於盧梭是終點，又是起點，之前的經曆匯集於此，被他的情感引爆，他的新生開始了。所以，本書定題為“一七六六年的盧梭”，關乎一個人生前身後的命運，是舊製度、啟蒙與革命年代的風俗畫，又是法國現代政治意識走向混亂的序曲。
以一年舊事解釋法國的製度、風俗與人心，會不會過於牽強？1766年是平凡的一年，不像1789年或1939年那樣已經成為曆史的路標。那一年，社會運行如常，新思想與舊製度對抗加劇，但沒有震撼人心的變故。歐洲正處在小冰川期，冬季寒冷多雪，交通時常受阻，仰賴車馬的郵政係統不能穩定地傳遞信息，文學共和國的機製時而紊亂。《法國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的風格仍在君權、教權與現代思想間盤桓，那一年，它發表了一篇宗教界不喜歡的文章《關於精神的準確性》，法蘭西學院發起年度詩歌競賽，皇家外科醫學院公布評獎啟事，魯昂科學院公示去年的獲獎名單，包括數學獎、解剖學獎、植物學獎、外科醫學獎，第戎科學院堅持它的風格，又在該報刊登反科學的文章，但人工排版難免會有疏漏，6會印成9。
1766年，文學共和國的事業在進展。三年前，伏爾泰借助輿論為卡拉（Jean Calas）平反後，名聲大噪，此時到瑞士費爾奈（Ferney）拜訪“哲學王”的人絡繹不絕，最嚴苛的評判家也對之禮讓三分；裏爾丹侯爵根據啟蒙理念建設他的領地埃莫農維爾，是歐洲青年旅行的一站；科西嘉的領袖保利（P. Paoli）推行教育改革與共和理念，多少影響了青年拿破侖；狄德羅和達朗貝爾曆盡周折，1765年出版《百科全書》（十七卷），最終確立了現代理性的風格，此時，他們忙於收集讀者的意見，並準備編輯一部工藝圖譜。同年，愛爾維修（Helvétius）夫人在巴黎籌建了“科學共濟會”，它是致力於科學事業的“九姐妹共濟會”（Les Neuf Soeurs）的前身；亞當·斯密陪同布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遊曆歐洲，1766年在巴黎停駐，參與重農學派的沙龍，他的法語不好，但獲悉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後用之於《國富論》，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
曆史一如往常，在穩定的變化裏沒有轉折、破碎或重生，但這一年對於盧梭的意義不同，之前和之後的世界在他看來差異明顯。1750年8月，《法國信使報》報道《論科學與藝術》獲獎的消息，他得以進入文學共和國，在這個嘈雜的輿論空間裏混了十多年後，他力不能支。1766年是盧梭生命中最艱苦的一年，爭吵、逃亡、病痛，內心深處的壓抑感爆發了，不是**裸的報複，而是以精神問題的形式，自我傷害。此後他要逃離文學共和國，寫作風格上從啟蒙者轉向浪漫派，之前注重理性分析，之後強調人的感受。在工業化進程裏，古典時代的靜穆不見了，樂觀主義與理想主義退卻，羊毛、亞麻、棉花、煤炭的產量每十幾年就成倍增長，人口向工廠聚集，服從於機器的節奏。早期工人未經啟蒙就被卷入生產製度，與機器接觸的身體（手、腳和嘴唇）有了現代含義，他們的心裏有新奇，也有迷茫，有人克服了迷茫，而更多的人在迷茫中老去。製度之惡無處不在，打不破，脫不開，人人向往美，但人人有可能作惡。在這樣的時代，盧梭的晚年風格為人推崇。
現代學術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因果關係，但盧梭的後期作品裏更多的是模糊的感受，那是一套關於喜怒哀樂的因果關係。18世紀中期，古典主義風格向現代風格過渡，現代人格相互對立，公共交往多有衝突，盧梭在貧困、孤獨與病痛中對此體會更深切，他的感性修辭是時代精神動**的征象。鑒於此，本書不排斥對盧梭的情感化解讀，如實歸納18世紀的人認為是準確的、而事實上是衝動的觀念。這些缺少認同、充滿敵意的精神映像是閱讀文本的即時反應，未及有影響就消失了，不值得深入分析，但不能視而不見，因為人的曆史處境就包含在這些偶然性裏。
盧梭思想的意義兼具民族性和普世性，有過舊製度生存經驗的人會從其中發現一些相似性，但前提是默認觀念在不同地域之間的自由轉換。這樣的轉換簡單易行，卻可能是現代學術的陷阱，因為脫離了曆史語境，研究者會混淆觀念的相似性與相關性，忽視一個觀念在不同地區的差異，然後以修辭術營造讓人身臨其境的劇場效應，盡管邏輯嚴密，卻是空中樓閣。
[1] “文學共和國”是文藝複興時代在歐洲新生的精神國度，1684—1718年，先後由培爾（Pierre Bayle）、拉洛克（Daniel de Larroque）、博蘭（Jean Barrin）和勒克萊（Jean Le Clerc）主編《文學共和國新聞報》（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這一稱謂遂廣為傳播。18世紀，法國文人普遍將具有批判性和倡導科學藝術的語言空間稱作“文學共和國”，並自視為文學共和國的“公民”，即現代所謂的法國啟蒙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