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後的世界旅行、探險和商業開拓了人的視野，人員、商品、信息有了新的流通形式，並催生了現代人格。他們追求真實，注重實利，在力量和勇氣上勝過古人。與之相應的是新話語體係的出現，它希望了解一切，發現人的力量，反思域外風俗，破除陳規舊習，這是現代精神的萌芽。遠方見聞錄和實驗科學的確定性衝擊了經院哲學的邏輯，世俗生活的真實性取代了異象與啟示，教會史不再是絕對真理。拉丁語的時代結束了，用民族語言寫成的作品日漸增多，訓導、說教或啟示性的修辭已不多見，類似詔諭、告示和命令等單向傳遞的信息受人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平等、開放與包容，以清晰的語言傳達確定的知識。
在文學共和國的早期曆史中，書信來往承載它的功能。身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的學者，平生不曾謀麵，卻有穩定的通信聯絡，“伏爾泰的通信人有一千四百個，盧梭的不少於六百，孟德斯鳩的多於兩百，狄德羅的不下百人，古物和植物學家塞古（Jean-Fran?ois Séguier）有三百人”[4]。與通信網絡同時形成的還有一套新式的交往規則：及時回複信函，行程裏就近拜訪，禮貌接待遠道而來的學者，即使是不速之客。1773—1783年，塞古在尼姆（N?mes）隱居時，1383名大小人物前去拜訪，他都盡力招待。[5]
沒有報刊業就沒有文學共和國，報刊的編輯、出版、發行、閱讀的過程裏包含了文學共和國的機製。1685年南特敕令廢除後，法國新教徒逃亡荷蘭、英國、瑞士。得益於那裏的信仰自由，他們創辦報刊，印製書籍，向法國走私，包括創刊於倫敦的《讚成與反對》（Le Pour et Contre），創刊於荷蘭的《文學報》（Journal littéraire）、《理性圖書館》（Bibliothèque raisonnée）、《法國圖書館》（Bibliothèque fran?aise），這一類報刊宣揚寬容，批評宗派主義，大獲成功。[6]法國的報刊業同樣繁榮，《學術會議報》（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1660—1665）、《書摘》（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3）、《巴黎郵報年鑒》（Annales de la Courrier de Paris，1697—1698）相繼創辦，風格相對保守，卻在新知識領域有所開拓。庫柏（G. Cuper）生前被稱為“文學共和國的秘書”，1708年訂閱了十餘份報紙，包括法蘭西科學院主編的《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共濟會修士愛爾維修的藏書裏有《法國信使報》（72卷）、《百科全書報》（304卷）、《文學共和國新聞報》（40卷）、《信使新報》（Le Nouveau Mercure）、《學者新報》（Nova Acta Eruditorum，43卷）、倫敦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5卷）、《柏林皇家科學院紀事》（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25卷）、《經濟雜誌》（Journal ?conomique，23卷）等。[7]1740年，達米尼（d’Arminy）去世後，家人在他的藏書裏發現了十二種報刊，包括《學者報》（1665—1735）、《文學共和國新聞報》（1684—1699）、《書目選編》（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0）、《科學文藝曆史備忘錄》（Mémoir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 des beaux arts，1701—1735）等。[8]一個包含作者、發行商和讀者的信息網絡隨之成形，《法國公報》（Gazette de France）在君士坦丁堡、聖彼得堡、柏林、斯德哥爾摩、維也納、羅馬、阿姆斯特丹、倫敦、海牙等城市派駐通訊記者，盡快捕捉當地的新聞。1748年，《法國信使報》在26個城市設立發行處，1756年增至46個，1764年增至56個。新知識不再為少數懂拉丁語的人壟斷，普通人的思想交流變得容易，“所有人都在閱讀，而且喜歡閱讀一切東西”[9]。
各國科學院是文學共和國的上層機構，包括英格蘭皇家學會（1662年）、倫敦皇家學院（1665年）、巴黎皇家科學院（1666年）和柏林科學院（1700年）。1789年革命前，法國有一百多個科學院，包括醫學院、農學院、文學院，其中巴黎有七十個，外省三十個，它們編輯雜誌，傳播新觀念。[10]英格蘭皇家學會秘書奧登伯格（H. Oldenburg）和巴黎皇家科學院的主席比農（J.-P. Bignon）相信科學進步依賴於思想交流，為之竭盡所能。[11]
科學院對於文學共和國的最大貢獻是征文比賽，選題是現代風格，啟發並提攜青年人，所以影響廣泛。法蘭西學院多次發起征文比賽：1748年，“人類不知道共同的幸福對自己的益處”；1749年，“經曆困境是有益的”；1750年，“聖賢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人類的判斷”[12]。1700—1790年，外省科學院的獎項快速增加，1700—1709年有48次競賽，1780—1789年有618次，種類繁多，有藝術類、科學類、曆史類，學術熱情貫穿整個世紀。[13]1748年，第戎科學院征文涉及遺傳病因，蒙托邦（Montauban）科學院的問題是“相比於為別人造福，我們更關心自己的利益”，馬賽科學院的問題是“人在生活中更需要理性而非情感”。1749年，普奧（Pau）科學院的問題是“論與真理對立的人類情感中，嫉妒是最危險的”，第戎科學院的問題是“為什麽有彈力的物體不吸電？”1750年，蒙托邦科學院又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人類若有更多美德，那麽相互間的友誼更多”，科西嘉科學院在《法國信使報》公布主題“論臣民對國王的義務”。[14]天主教勢力強大的圖盧茲市因長期為詩歌藝術和科學設立征文獎而聞名歐洲，花卉科學院（Academie des Jeux Floraux）發起多次征文比賽，1741年“論禮儀的功用”，1749年“富足相比於貧困對於美德更危險”，1750年“我們的幸福在於我們自己”。1750年11月，該市的銘文-文藝皇家學院組織比賽，獎金為五百利弗爾，足以應付一個家庭的年度開支。[15]
文學共和國的機製最終形成，有人稱之為“文人共同體”（Communauté des Gens de Lettres），它的特點是從邏輯論證和具體實踐中發現因果關係；馬蒙泰爾覺得是“文人社團”（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有別於以師徒關係為特征的壟斷行會；也有人稱之為“思想者的國度”（Nation des Gens d’esprit），一個超越民族國家、創造性的語言空間。[16]文學共和國表麵上是全新的話語體係，實際上是君權與教權之外的新式權力，是觀看的權力、記錄的權力、評判的權力、思考的權力。這一類權力隻有在開放的公共空間裏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在那個空間裏，有權力的人和被迫服從的人是平等的，文學共和國因此而成為卑微者施展才華或申訴不公的途徑，它同時也為君權和教權所用，但不受其控製，“當其繁榮時，政治王國沐浴在它的光輝裏”[17]。1779年，《法國文學藝術共和國史》概述了它的本質：
所有決定人的命運的政府……它們的權力隻限於人身和財產，但時下有一個特別的王國，隻影響人的精神，它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本性自由。那是才能與思想的王國，各類科學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員。它的名字裏有良好的名聲，在讀者心裏開拓領地。它由公眾自由選舉……出身和財富不再起作用……扮演主角的往往是出身卑微的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