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說自己有二十餘種病患，尿瀦留從小就有，年輕時代備受折磨，中年時差點死去，“終其一生沒有健全人的快樂”[92]。健康狀況受天氣的影響，1766—1767年在英避難時身體出了問題，這與當地的氣候有何關係？18世紀，英國以言論自由著稱，有別於法國威權下的肅厲，但報刊輿論譏誚無度，對人不尊重，盧梭的精神問題與之有沒有關係？

1905—1906年，法國人庫爾多去英國博物館閱讀休謨所藏的書信，1910年9月又去武通考察。他發現這個小村子所在的地區與瑞士汝拉山相似，有森林、灌木、山穀、石洞，冬季早早到來，大雪不斷，雪後是足量的雨水，潮濕寒冷，春天遲遲不來。[93]1766年英國的冬天出人意料的冷，基斯曾說那裏比法國好得多，“鄉村美麗，自由富足，在倫敦城，人們像生活在森林裏”[94]。而盧梭去武通時一路上寒風撲麵，大雪下了一天，之後數日遍地冰凍，大雪時斷時續，他喜歡那所孤零零的小房子，卻不適應氣候，“3月時節像1月，田野裏白茫茫一片，都凍住了”[95]。休謨對此有所歉意：“近些日子天氣很糟，一想到你我就難以安心，希望沒有令人不快的事。”[96]

盧梭喜歡晴天，害怕陰霾，雪天後是雨天，隻能窩在屋裏。[97]時至5月又濕又冷，春天來了，寒涼久久不去，“法國已姹紫嫣紅，這裏的樹還沒長葉子”；6月陰雨連綿，不便出門。[98]壞天氣損及他的健康，而且耽誤了日常漫步，這讓他不適應。1756年8月，盧梭致信勒尼普斯（Lenieps）時提及田野樹林的意義：“我迫不及待放下筆，去林中慢跑，屋裏的空氣快要窒息我，一看寫字台就有噩夢般的感受。”[99]英國秋天降雨少，適合外出散步，采集標本，但冬季又是一樣寒冷多雪。1766年11月26日，他因一星期前的壞天氣而忍受病痛，悶在屋裏，時光空流逝，心中不免焦躁。[100]

剛到倫敦時，盧梭忙於交際應酬，書信中很少提及1766年年初的天氣，1767年1—3月的記錄能補充英國全年氣候對他的害處。1月15日，“天氣壞透了，想有多壞就有多壞，兩星期持續降雪，已封住路”，達文波爾擔心大雪將他埋了；雪停了，大風自曠野吹襲來，雪化了，路泥濘，要等踩結實才能外出。[101]無常的天氣喚起盧梭的寒冷記憶：“我正給您寫信，但不知何時送達，近十四天大雪要埋了我，從屋裏出去都不容易，更是阻斷了交通，沒有過路馬車，沒有去往附近的郵車，我從未經受過如此的寒冷，比瑞士還要冷。”[102]“瑞士”指瑞士和法國邊界的汝拉山，1762年7月至1765年9月，盧梭在此躲避追捕，那時病情惡化，尿路不暢，為掩飾攜帶導尿用具的尷尬，他穿上了當地亞美尼亞族的服裝：皮大衣、圓帽子和黑腰帶。[103]1763年1月29日，他的病壞到極致，遂寫下遺囑，“女管家”特蕾茲繼承他的遺產。（1767年盧梭與特蕾茲結婚，此時未以夫妻相稱[104]）

每逢天氣不好，盧梭就在屋裏寫信，修改《音樂辭典》以及《懺悔錄》第一章。以寫信為例，1767年1月31日寫了6封，2月7日7封，2月28日5封。他的信多是中等篇幅，八開紙四五頁，最多的一封有八千餘詞匯，手稿三十七頁，如1766年7月10日斥責休謨時。筆耕不輟，他卻忍著病痛，“有時不知道寫了什麽”。他還說不習慣英國的生活方式，那讓人不舒服，所謂“生活方式”是指吃穿住行，他曾抱怨英國的菜沒味道，又涉及糟糕的氣候，他的身體不適應。[105]郵政受天氣影響大，1767年1月降雪兩星期，道路不通，郵車暫停運營，通信送達緩慢，盧梭擔心信件遭竊。[106]濕涼、嚴寒、嘲諷、背叛，意想不到的事偏偏發生，念及前途茫茫，盧梭憂慮不安，感受力與想象力錯亂，在毫無聯係的事件裏尋找確切的聯係，這是他那時候的心理。1766年3月27日，他致信孔代（Fran?ois Coindet）：

眼下，我無法觀賞此地鄉村的景致，整片土地埋在雪下……隻能自娛自樂。近十四年，我目睹了文人職業所引起的不幸，幸好沒沾染一丁點兒，嫉妒、陰謀欺詐的心理、江湖騙子的甜言蜜語從未侵入我的心靈。[107]

來武通前，盧梭對休謨已心存芥蒂，在武通的孤獨裏，陰謀圖漸趨完整。他的推理方式不複雜，休謨是伏爾泰、達朗貝爾、沃波爾、特羅尚的朋友，這些人是盧梭的敵人，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英國文人並未構陷陰謀，那是盧梭因安全感缺失而出現的幻覺，而此時，想象中的敵人在現實裏有了對應的角色。

盧梭不習慣英國氣候，也不適應那裏的輿論。自1730年起，英國現代意義的言論自由借助現代經濟事業和科學成就生根發芽，“公共輿論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確的地位”[108]。那是一個與王權和教權並立的話語體係，為資產者和下層民眾所認可：

我們可以向公眾表達自己的任何想法，同國王大臣一道公開譴責每一項法案。無論什麽，都不會像我們的極度自由更易使外國人驚異……這樣的自由不是在其他國家都為人寬容，無論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無論是荷蘭還是威尼斯，更不用說法國和西班牙。[109]

英國現代早期的公共輿論有缺陷。為滿足公眾的好奇，謀求更高的報刊發行量，公共視野任意侵入私人空間，個人名譽權不受保護，報刊的褒貶沒有限度。英國人熟悉這樣的風格，對於沒有清晰的倫理和法律界限的言論，置之不理。盧梭受嘲諷時，一個英國人在《聖詹姆斯紀事報》發表公開信，勸他視而不見：“如果那些偏執的人在您身上發現了弱點，您會很不愉快，但英國人不會愚蠢到一件事印在報紙上就相信它是真的。”[110]1766年4月11日，該報主編又為盧梭出謀劃策：“嘲笑在英國是被許可的騷擾人的唯一方式，不受約束。”[111]情勢混亂，有人就此批評輿論的缺陷：

一些作家甚至認為公開嘲笑是檢驗真理的最好方式，您一定聽說這裏的報紙是如何諷刺（英國首相）皮特先生的，說他不誠實，是傻瓜、空想家，乃至瘋子。[112]

舊製度晚期的法國，政治事務的公開性不足，有讓人猜不透的神秘感。哲學家已經意識到公共輿論的存在，而且是普通人介入政治的途徑，但它的含義不清晰。出版物內容刻板，缺乏英國式的自由，這樣的輿論有一個優點，它不會隨意奚落人的尊嚴。盧梭在瑞士和法國遭到追捕，一度有生命危險，卻總有避難地，在心底裏，他以為是因追求真理和正義才受責難，榮譽感由此而生。在英國，公之於眾的諷刺對心理的影響是持續的，道德貶低威脅個體存在的合理性，他果真像報紙上所說的，忘恩負義、嘩眾取寵，抑或虛偽高傲？

英國輿論的另一個缺點是過度商業化，刻意迎合公眾的閱讀趣味，不管內容是否真實。1718年，《博學歐洲》雜誌（L’Europe savant）提及規範報道的原則：

熟悉相關地區的法律、風俗和習慣；完全依據事情真相，以明快、易懂和簡練的風格寫作；隻以親曆者的表述為依據；說實話，不誇張，忌詭詐；隻從事實性的文章裏摘錄，杜絕浮誇；不刻意褒貶，適當時溫和地讚揚，簡短明確。[113]

但在利益的驅使下，現實狀況與之相差甚遠。為吸引讀者，獲得最大收益，報刊編輯想方設法增加報紙發行量，有些報紙“不憚於采納誇張的敘述”[114]。18世紀初，格拉布街文人數量激增，源源不斷地為報紙采集信息，他們走遍城市、郊區和周邊村落，杜撰故事，他們的報酬取決於新聞的長度、數量和趣味性。既然不講是非，無中生有的滑稽劇就經常上演，“一些人在報紙上已死去，甚至有葬禮的情節，實際上他們生活得很好，關於外國的消息情況更糟”；報刊間相互竊取，“早報的故事在晚報上講，晚報的文章轉而印在第二天的早報上”。1731年，卡韋（E. Cave）創辦《紳士雜誌》，編輯地點位於倫敦的聖約翰·伽特街（St. John’s Gate），離虛假信息的發源地格拉布街不遠。《紳士雜誌》的信息源主要是其他報紙，為此，塞繆爾·約翰遜說新聞作家沒有道德感，“為一己之利在屋裏編造謊言，不需要才華和相關的知識，不必靠勤奮，無需充沛的精力，隻要不知羞恥，不求真實就好”。[115]有人想潑滅出版界的名利心，並為此籌辦《格拉布街報》（The Grub-street Journal），督促作家、書商和發行人有團體意識，並自我約束，但收效不大。[116]與報紙發行量密切相關的是廣告收入，18世紀末，每期銷量3000份的報紙一年刊登23000個廣告，獲利2300英鎊。1770年，《公共廣告家》（Public Advertiser）一期銷售3133份，招攬23612個廣告，獲利2233.9英鎊。[117]

表2-1 18世紀英國報紙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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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不尊重作者意願，修改文稿不與之溝通，發行事宜自主決定。1766年，休謨在倫敦準備出版《告白》時碰到這樣的問題：“我不敢出版盧梭給我寫的信，它們會被人篡改，麵目全非，我要在前言中說明，信的原件已保存在國家博物館。”[118]這在法國也不稀奇，1751年《論科學與藝術》在巴黎皮索（Pissot）出版社連印三版，而盧梭並不知情。之後他為《百科全書》編寫詞條，出版前又被人改動，所以在出版《音樂辭典》時，他小心翼翼，“這些文章匆匆而就，若被隨意刪減，又標上我的名字，那我就得抗議”[119]。英法有這樣的問題，荷蘭、德國也不例外。[120]出版商隨意改動，書稿質量沒有保障，商業之利損及獨立思考的莊嚴。

私人信件也會在作者不知情時公之於眾，它們屬於私人空間，寫作時更注重情感，觀點少顧忌，在公共空間裏顯得與眾不同，雖能吸引注意，卻有害於作者對現代公共性的認同。沃波爾的偽信即是一例，起初在熟人間傳播，經《聖詹姆斯紀事報》刊載後，傳播之快、影響之大出乎作者預料，“讀過的人都想見見寫作者”[121]。擾人的局麵難以收拾，沃波爾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英國報刊業不完全受製於政府與教會，卻濫用了言論自由。盧梭是暢銷書作家，因挑戰神學權威受迫害，英國人希望了解他的一切，報刊編輯發現關於他的事總能吸引公眾，便千方百計地獲取。公眾雖被視為沉默理智的裁判，卻不總能主持公道。在詞義學上，18世紀的“公眾”（Public）有兩層意義，首先是包容而有美德的群體，作家以之為交流對象，“當公眾慷慨地給予掌聲時，我們就知道他們的期許，盡力滿足，爭取沒有疏忽”[122]。其次是輕信而不寬容的公眾，缺乏專業知識，隻能霧裏看花，不關心公益，喜歡獵奇，以訛傳訛。[123]休謨進退維穀時，曾向他們說明事情原委，有人是真摯地同情，有人純粹是因為好奇。[124]為此，《秘密回憶報》批評公眾隻為取樂，“對休謨和盧梭都是嘲諷的，不關心其中的是與非”。1766年8月，梅斯特（J.-H. Meister）根據道聽途說為這場爭論寫了部戲劇，“它一定能讓人痛哭流涕”。[125]

空泛的好奇心對一切都打聽，又對虜獲的一切將信將疑，心中不解更多，有人會訴諸道德審判，以為世間都是謊言，有喜好紛爭的人，煽動爭端，餘燼加炭，火上添柴。梅西耶對此很失望，“譴責文人時，公眾是偽善的，隻是旁觀者，心懷惡意，麻木不仁”[126]。法國科學院駐裏昂的通訊院士塞爾凡（Michel Servan）也懷疑過輿論的公正性：“那麽多人身攻擊的作品都出版了，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出版濫用的問題。”[127]法語隨之有“公眾的吵鬧”（Cri du public）、“公眾的傳言”或“公共噪音”（Bruit public）等新的表述。[128]

公共輿論的持續關注有審判的功能，迫使當事人出麵澄清。盧梭的朋友向外界展示他的信，證明休謨心地不善良；休謨的朋友力勸他公布證據，所以發表《告白》是休謨的被動應對：“事情已無法挽回，我的沉默可能被人視為罪證。”[129]而出版後，公眾仍不辨曲直，當事人受到的批判更多。偏離真實的好奇心使每個情節都有不同的版本，猜測與曲解使一個私人事件泛化為啟蒙時代的娛樂事件。休謨尚可應付，而盧梭的處境最艱難，身在異國，卻得不到不受損害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