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義的爆發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直接促成大起義爆發的是英國新階段的殖民政策。1813年以來英國工業資本對印度的沉重剝削壓迫使印度人民與英國殖民者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英國殖民者實施的各種倒行逆施的政策使得印度社會各個階層不滿情緒普遍高漲，印度人民的強烈仇英情緒通過起義迸發出來。
一、英國殖民統治的強化
從1757年英國侵占孟加拉起，到1849年兼並旁遮普為止，經過差不多100年的征服，整個印度完全淪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殖民主義者“像海綿一樣從恒河邊上吸取了財富，又擠出來倒在泰晤士河中”[1]。僅在1757—1815年這一時期，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所掠奪的財富已達10億英鎊。此外，東印度公司的貪婪掠奪，也幫助英國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印度大量財富外流，使英國很快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但在同時給印度帶來了無窮的苦難和貧困。19世紀中葉，田賦約占東印度公司總收入的2/3。
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工業資產階級的成長，1813年，英國議會通過的《特許狀法案》取消了東印度公司200年來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英國更加不擇手段地大肆勒索印度勞動人民的財富，讓它們源源不斷地流入英國，並實行了保護英國資本的關稅政策，使英國工業品潮水般地湧入印度，開始了英國工業資本掠奪印度的新階段。
1833年英國議會作出決定，準許英國人在印度經營種植園，這是把印度直接變成它的原料產地的開始。從19世紀中期起，英國資本開始輸入印度。19世紀後期，英國對印度的投資主要限於鐵路、水利和種植園，其中以鐵路為主。英國在印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網。鐵路的建設始於1848年，它使農村和城市聯係起來，農村的落後封閉狀態被破壞，割據林立的土邦王國不再自成一體，政治上支離破碎的印度由鐵路聯結成一個整體。但需要明確的是，建築這些鐵路並不是為印度服務的，而是主要為英國工廠獲取廉價的原料和銷售工業品的方便而修築的，因此，鐵路所到之處，當地手工業中心迅速衰落，農村的貧困凋敝情況日益加劇。
二、農民手工業者陷入絕境
英國殖民政策新階段的惡果到19世紀中期已充分顯露。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英國急需印度成為自己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在18世紀中葉前，手工棉紡織業是印度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僅麵向國內市場，而且也對國外出口。隨著英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印度城市的傳統手工業工人喪失了國外市場，不僅如此，國內市場也受到英國紡織廠主的激烈競爭。英國的紡織機器幾乎消滅了印度全部的城市紡織工人。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寫道：“不列顛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英國棉織品泛濫於這個棉織品的故鄉。……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徹底摧毀了農業和製造業的結合。”[2]
昔日著名的紡織中心達卡，到19世紀40年代，人口由原來的15萬銳減到3萬，另一紡織中心貝拿勒斯到50年代至少有15萬人成了無固定職業的赤貧工人。失去謀生手段的城市手工業者大批死亡。上千年曾經輝煌於世界的印度手工業從此一蹶不振。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總督威廉·班廷克麵對工業蕭條的局麵說：“商業史上這種悲慘境況是從未有過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3]
大量手工業者，有的被迫成為城市赤貧，有的則湧向農村，同被新地主兼並土地的破產農民一起，變成佃農，生活條件更加惡化。在如此殘酷的境況中，印度農民痛斥：“別看他們（殖民者）的臉白，可是他們的心黑！”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殘酷掠奪，使印度經濟破產，饑荒不斷發生。這種情況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尤為突出：1770年的大饑荒奪去了孟加拉1/3居民的生命；1781—1824年，馬德拉斯發生了5次大饑荒；1812—1813年和1824—1825年，孟買發生了嚴重饑荒；1803—1837年，西北省發生了7次大饑荒。
為了適應英國工業資本對印度農業掠奪的需要，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在改組行政組織的同時，英國人也改變了印度的土地製度。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印度還未有近代意義的土地關係。印度社會雖然存在著依靠地租生活的柴明達爾封建土地所有製，但大部分土地是農村公社使用，土地不能買賣。1765年東印度公司取得了代替莫臥兒帝國在孟加拉征稅的代理征稅權。開始時，派柴明達爾到農村中征稅，後來把征稅權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原來的柴明達爾多為農村中富人，拍賣後大多是城裏的商人變成柴明達爾。稅額由他們自己定。柴明達爾根本不考慮農民的生活狀況，隻關心收入的多少、盈利的高低。農民失去了傳統農村公社的保護，生活狀況惡化。
在摧毀了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村社經濟的基礎上，1793年，東印度公司先在孟加拉和比哈爾等地實行固定稅額製，之後發展到北印度和中印度。固定稅額製度承認柴明達爾是包稅區的地主，農民則成為柴明達爾的佃農，這導致土地大量集中到富商手裏，大土地私有製出現。此外，1818年英國又在馬德拉斯和孟買管區，實行政府直接把土地租給農民的萊特瓦爾租佃製度，宣布農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他們直接向東印度公司納稅，並且在西北印度實行了一種把整個村社作為向國家納稅單位的馬哈瓦爾租佃製度。
以上幾種土地製度，都是為了滿足殖民者掠奪農民的需要。“在孟加拉，他們創作了一幅英國大土地所有製的漫畫；在印度東南部，他們創作了一幅小塊土地所有製的漫畫；在西北部，他們又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把實行土地公有製的印度經濟公社，變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畫。”[4]在苛重稅收體係的重擔下，農民普遍陷入了債務羅網，淪為赤貧。在洛希爾坎德，經過強迫壓製，1848—1856年實現了237388盧比的收入。無論是在什麽情況下，政府隻追求收入的提高、積累財富，盡管在極為不幸的災難時期，也不會免征農民的稅款。
英國殖民主義者把本國的土地製度移植到印度，導致農村公社破產，印度農民失去了農村公社的保護傘，陷入高利貸的羅網中。英國摧毀了印度原有的土地製度，建立了近代意義的土地製度。這個近代土地製度的確立，促使印度農業生產的商品化，為發展商品農業和資本主義創造了先決條件。但是即便如此，它的確立是以犧牲印度農民的利益、加重人民負擔為代價的，使當時的印度農民的生活陷入了絕境。因此，英國在印度實行的土地改革使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給印度農民帶來了一場沉痛的災難，這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起義浪潮的濤聲此起彼伏。
三、王公地主慘遭剝奪
18世紀英國征服印度時，境內土邦林立，殖民者為了侵略戰爭和鞏固統治的需要，對被征服的土邦王公采取安撫政策，維護他們在土邦內的政治經濟特權，以換取土邦王公的支持。
然而，好景不長，當英國基本完成對印度的武力征服，殖民統治得到鞏固，尤其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極力把印度變成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時，殖民者開始損害封建地主利益，極力打破土邦的樊籬，把更多的土地置於他們的直接統治之下。1848年印度總督大賀胥就直言不諱地表示：“為了增加國庫來源，為了擴大我們統治製度的一體化，就必須兼並土邦。”[5]他的兼並除了使用武力外，還提出所謂“絕嗣喪權原則”，即不承認沒有男嗣的王公的立嗣權，老王公死後，其政治經濟特權被剝奪，其領地被兼並。
在英國的土邦兼並過程中，出現了兩次兼並**。第一批被兼並的土邦是信德（1843）和旁遮普（1849），英國殖民地疆域達到了防範沙俄南下的天然界線。另一批被兼並的土邦是貝拉爾（1853）和奧德（1856）。貝拉爾是理想的原棉供應地，奧德是理想的英國棉織品的銷售市場。在這兩次兼並**中對民族大起義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856年對奧德土邦的吞並。
一方麵，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孟加拉軍的印籍士兵有1/3來自奧德，奧德被兼並傷害了這些士兵樸素的民族感情，使他們成為反英密謀活動的活躍分子；另一方麵，當時奧德土邦的王公不僅沒有絕嗣，而且他本人也沒有死。英國對奧德的吞並純粹出於政治需要，作為北印度最大、最富的土邦，英國殖民者早就垂涎三尺。
1837年，奧克蘭德總督與奧德王公簽訂的條約規定，如果奧德王公管理不善，英國就要出麵幹涉，為將來隨時吞並奧德打下了埋伏。這樣，1856年2月，大賀胥總督就以“治理不善”為借口，派出一支軍隊從康浦普爾北上進入奧德首府勒克瑙，迫使王公退位，把奧德變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
到大起義爆發前夕，英國共兼並了10多個土邦，除了信德、旁遮普、貝拉爾、奧德外，還有章西、那格浦爾、薩塔拉等，領土約占當時土邦總麵積的1/3，並取消了一批王公的年金和封號，甚至有名無實的莫臥兒末代皇帝巴哈杜爾沙二世也被告知，在他死後要取消皇帝稱號，其家族要被趕出德裏。
同時，英國殖民者還以清查免稅土地持有者的合法資格為由，剝奪了新並土邦內的封建主領地和各種免稅土地，僅1852年馬拉特南部一地就有2萬份土地被殖民當局沒收。另外，還有一部分柴明達爾地主因完不成殖民者高得驚人的租額，也被剝奪了土地。此外，塔魯克達爾也被剝奪了本來所擁有的一切權力和特權。在起義中心之一的奧德，大約有2.1萬名塔魯克達爾的財產被沒收了，從而淪為赤貧，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貧窮潦倒，受盡剝削，無顏乞討，備感羞辱和痛苦，就想趁印度土兵起義的機會反抗英國的統治並重獲他們所失去的東西。
英國殖民者的盤剝引起了印度封建勢力上下層的不安，激起了他們的不滿。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那些被兼並的土邦王公和失去土地的地主，參加並領導了後來的反英大起義。
四、印度土兵不堪其辱
印度土兵是印度民族大起義的突擊力量，這種現象是以往起義中前所未有的。英國殖民者在征服和鎮壓印度人民的過程中，征募和訓練了一支印度雇傭軍，即所謂的“西帕依”或“土兵”。他們絕大部分來自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糊口被迫為殖民者賣命。
土兵隊伍到1853年膨脹到23.3萬人（英印軍隊共28萬人），其中監視和指揮他們的英國官兵隻有3.8萬人。印度土兵分屬孟加拉、孟買、馬德拉斯3個軍區。北印度和中印度屬孟加拉軍區，這裏英印軍隊共17萬人，內有土兵13.7萬人。他們多來自西北省和奧德農民家庭。土兵跟他們的家鄉保持密切聯係，實為穿軍裝的農民。他們參加起義有著深刻的原因：
第一，印度土兵隻能當低級軍官。軍隊裏的高級軍官都是英國人，他們以主子的身份對待印籍土兵，印度人最高隻能升到上尉。印籍土兵感到在英國人壓迫下過著卑躬屈膝的日子，受盡民族歧視，在升職和優待方麵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如赫爾姆斯所說：“雖然他展露出海德般的軍事才能，但是他知道他永遠也沒法獲得一名英國中尉的薪酬。他也知道在30年的忠心耿耿的服役之後，他所獲得的軍銜也無法保護他免遭從英格蘭過來的新海軍少尉的粗野謾罵。”[6]
第二，印度土兵軍餉被克扣。軍隊原享有戰時額外津貼，但征服印度任務完成後被裁減。步兵團的每位土兵隻能領7盧比的薪水，一名騎兵雖然能拿27盧比，但是他們還要把大部分的錢用來支付製服費和馬匹的養護費。因此，一個印度土兵最終所剩的也隻是1盧比或2盧比而已。
第三，印度土兵宗教感情受到傷害。英國官兵不顧印度教禁忌，傷害印度土兵的宗教感情。印度的種姓製度是印度社會特有的一種等級製度，它最早由雅利安人建立，主要依賴於印度教的維護，經過了幾千年的發展、鞏固和完善，種姓製度已經成為規範社會生活、保持生活穩定的一整套嚴密而有效的社會組織和調控機製，在一定程度上它為保持社會團結和穩定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隨著英國對印度占領進程的推進，英國殖民者大力攻擊印度教體係，認為它“卑鄙”、“殘酷”和“無法無天”，並開始在印度推行皈依基督教政策。
進入19世紀50年代，英國殖民當局的宗教歧視政策變本加厲。1850年，殖民當局通過《喪失種姓資格法》，準許無財產繼承權的印度人皈依基督教，便可獲得財產繼承權，以鼓勵印度人改宗基督教。1856年，殖民當局又頒布了《普遍兵役征募法案》，取消了印度土兵原來的兩種類別：一種是隻在印度境內服役，另一種是可以去海外服役。這一法案規定所有的印度軍隊都有到海外服役的義務，這又觸犯了印度教信條。
根據印度教種姓法規，人們不得過海，如果一過“黑水”就失掉種姓。而在種姓製度森嚴的印度社會裏，尤其對高級種姓來說，失去種姓就等同於失去性命。故當殖民者將軍隊開往緬甸、阿富汗和中國作戰時，有的團隊拒絕執行命令。加之，軍隊中流傳著基督教傳教士勾結英國官兵，陰謀要印度土兵到海外受到玷汙或被開除出種姓之外，從而迫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一時間謠言四起。印度土兵惶惶不安，發生**。德裏的一份公示揭露了英國殖民政府的宗教意圖：眾所周知，這些天來，所有英國人都在享受著如下罪惡計劃：首先摧毀整個印度斯坦軍隊的宗教，然後迫使人們信仰基督教。
1857年，殖民當局用新式的後膛恩菲爾德步槍代替印度使用的老式的前膛步槍。新式步槍比老式步槍裝彈和射擊速度快，但卻要求士兵在裝填子彈前，用牙齒咬住子彈的前端，而新式子彈上塗有潤滑油，這些潤滑油不是豬油就是牛脂。這一事件再次踐踏了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內的印度土兵的宗教感情。
這一係列粗暴做法使印度土兵和英國人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印度土兵隊伍中，流傳著這樣的話：“我們，印度土兵，完全相信自己的刺刀，我們要讓歐洲人滾下懸崖，讓他們在大海裏淹死。”因此，這些不滿英國人欺淩和歧視，有組織、有武裝的印度土兵，自然成為了民族大起義的先鋒力量。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印度土兵不僅僅是因為對上述情況不滿而發動起義的。他們對英國統治也不抱任何幻想，他們想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事實上，印度土兵隻是“穿上製服的農民”而已，他們是印度人民的一員，是最具戰鬥力的一員。一名軍官曾警告達爾豪斯總督，他的政策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你的軍隊是由享有權利的農民組成的，一旦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你就不能再指望這個軍隊能夠為你效力了。如果你冒犯了印度人民，軍隊勢必會同情他們，因為他們是印度人民的一部分，每當你侵犯到某個人的權利時，你可能侵犯的是軍隊士兵的權利，因為遭侵犯的人可能本身就是士兵，或者是他們的兒子或父親，抑或他們的親戚。”[7]
因此，從多方麵來看，可以肯定1857年的大起義不是一次偶然的兵變，而是英國殖民者100多年的殘酷統治所激起的一場有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民族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