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遠：我愛西柏坡

任遠遠，任弼時之子。

這是他後來回憶西柏坡生活的一些往事。

1948年3月在西北戰場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的形勢下，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告別了陝北，東渡黃河途經晉綏解放區，於4月到達晉察冀解放區。

我是跟隨父母和黨中央機關一起來到西柏坡的，那時我才7歲多。從延安撤出後，經過一年多的轉戰行軍，來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嶺，麵向滹沱河的一個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葦子地，散發出特有的葦香，縱橫交錯的大小水渠，嘩啦啦的流著水，吱吱呀呀的水磨聲把山村氣息點綴得更加濃厚。

黨中央、解放軍總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誌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們家是大院中一個南北狹長的小院。北房兩間，其中東邊是父親的辦公室，另外一間是父母的住房，兩間房子有門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隻僅5瓦的電燈照耀著我童稚的年華，永遠在我的記憶中閃亮。

我們家小院的東麵，隻隔一條小走道就是周恩來副主席的小院，與我們僅一牆之隔的西麵是毛澤東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遠是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早來一年多的劉少奇同誌和朱德總司令的院子（後來朱總司令搬到後麵新蓋的窯洞式房子）。他們的院子前麵有一塊麥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進入“西柏坡小學”，在這所隻有一間房子的“學校”裏，隻有兩位老師教著我們這群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十幾個孩子。課堂上的情景是現在小學生所無法想象的。課餘我們經常上山挖雲母，因為聽說雲母可以製造肥皂盒，所以我們挖出的雲母都裝在紙盒中精心地保存著，這是我們小朋友的一大樂趣。有的還帶到了北京。

當時我母親患病，要動手術，西柏坡小學的塗老師把自己醃製的鹹蛋送給母親吃，母親也送她一些東西表示感謝，那時黨和人民的關係，真是魚水情深。

朱總司令比我父親大18歲，但在漫長的共同革命曆程中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使他們親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飯後，他們經常去河邊和山林垂釣、漫步。葦子地旁，水渠邊，滹沱河畔都留下了這對老戰友的足跡。

徐特立老人身

患重病，朱總司令和我父親來到西柏坡附近朱壕村徐老的床前，深切慰問這位在革命最困難時刻表現出最大決心和勇氣的老戰士，衷心祝願他早日康複，親眼看看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在延安時就已發現患有高血壓症。經過1年零5天的轉戰陝北，病情更趨嚴重了，為了他的健康，同誌們勸他盡盈節勞，適當休息。夏天，我們一家去東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淺淺的，有的地方隻沒過腳麵，我們在河裏趟水或坐在岸邊，享受著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隨同父親去散步，走到一家農戶房前，父親鑽進了矮小的房中，詢問他家土地改革前後的生活情況，在那間小黑房子裏和農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麵都等急了，父親出來後，我不解地問：為什麽在那間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裏談這麽久？父親沉思著回答：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我們這麽大一個機關住在這裏，他們把好房子全讓給了我們……他們的生活太苦啦。接著父親又深有感觸地自言自語：“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黨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誌在這裏工作是極其繁忙的，特別是三大戰役期間真是日理萬機。毛主席習慣於夜間工作，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總司令，劉少奇同誌，周副主席和我父親到他那兒開會，研究製訂和指揮三大戰役及籌備著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各項工作。夏天他們圍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時則在毛主席辦公室裏開會，一開就開到午夜以後。

在我重兵威懾下爭取和平解放北平時，傅作義將軍也來過西柏坡。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之際，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西柏坡，與中共中央商談建立新中國前後的有關事宜。毛主席和書記處的同誌都和他進行了長談，父親休息的時候還帶我到米高揚的住地看望他。米高揚隨身攜帶的一台當時看來很小的收音機，他說性能很好，可以收到莫斯科的播音。

毛主席有時也到葦子地的清靜處去休息，這時我也擠上車去，毛主席見到我就說：“小政治委員”也來了。

我們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也是在這裏召開的。

我在西柏坡經曆了近1年的時光，許多事是難以忘卻的，而

其間有一件事印象尤為深刻。它的內容是30多年後我才知道的。

那是1948年10月，天氣已經很冷了，晚上在西柏坡大院露天看電影要穿著棉衣，演的電影都是蘇聯譯製片。那次看電影我們先去，周副主席在電影開始前才來，他剛坐下電影就開始了。突然機要科的一個同誌匆匆走來將一份文件交到周副主席手中，在手電筒的光下周副主席簡單看了一下，轉頭跟我父親耳語了幾句，然後兩人起身就走了。電影演完我回到家中，隻見周副主席和我父親還在父親的辦公室商量著，他們一邊查看著地圖，一邊扳著手指算著什麽。我想問個究竟，但父親讓我去睡覺。從他們的表情和當時的氣氛來看，他們是在研究和處理一樁很突然、也很重要的事情。

30多年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才知道，原來周副主席和我父親那次是在合計如何對付蔣介石準備偷襲黨中央的十萬火急的大事。當時，蔣介石眼看遼沈戰役接近尾聲，在東北即遭覆滅，為扭轉戰局想乘我軍在冀中空虛之機調集兩個軍的兵力偷襲西柏坡中共中央駐地。這個陰謀及時為我黨地下情報係統獲悉，並立即報告了黨中央。周副主席和我父親研究的正是這個剛剛收到的絕密情報，隨後中央迅速作出周密部署，趕調部隊並緊急動員廣大民兵和人民群眾，將來犯敵軍從定縣以南趕回保定以北，敵人的陰謀遂告破產。

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曆史長河呼嘯奔騰而去。西柏坡的時代距今才40年，延安時代距今也不過50載，無疑這些光輝的曆史是需要珍惜的。

盡管離開西柏坡已40年之久，我已適應了繁華而嘈雜的京都生活；盡管曆史又增添了許多悲喜交加的章節，時代又經曆了有待後人去評說的變遷；盡管有些曆史還需要歸真返璞恢複其本來的麵目，但這一切從未淡漠我對西柏坡的深深眷戀和美好記憶。

在這裏我仿佛看見祖國已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而我們的人民則過著精神和物質都十分豐富的生活。

我愛延安，因為我出生在那裏，那裏的山河與人民養育了我；我愛西柏坡，因為它和延安一樣是我們黨曆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期。

我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延安人，我是西柏坡人……

——摘自《西柏坡紀念文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