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哲：米高揚來訪
師哲，時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同時也是毛澤東的俄語翻譯。
1949年1月，米高揚秘密來西柏坡時，師哲負責了接待、翻譯及記錄工作。以下文字是他回憶當時米高揚來華的一些事情。
會見米高揚是毛主席、黨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
1948年5月，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準備派一位有威望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來聽取我方的意見，這位代表於1949年1月31日到達平山縣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們早已知其名的米高揚。
……
米高揚化名為安德列夫。在他抵達石家莊之前若幹天，我和汪東興持任弼時的親筆信，奉命到石家莊附近找聶榮臻，說明中央要使用石家莊的飛機場，請他派部隊打掃，清理，並派部隊守護，警戒。
米高揚從大連蘇軍機場起飛，直抵石家莊。我和汪東興到機場迎接，並陪他去西柏坡。
……
米高揚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月，住在後溝。當時朱老總也住在後溝。後溝和西柏坡有一山洞相通。
米高揚同我黨中央書記處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位同誌一共會談了三個整天。其餘時間或是個人會晤、個別交談，或是休息、遊覽。
來高揚一行於31日午後一時許抵達西柏坡。毛主席在門口迎接了他們——米高揚和隨員伊萬·瓦西利基·柯瓦廖夫，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及其警衛員。伊萬·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蘇聯鐵道部副部長，在我東北幫助進行鐵路恢複工作。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擔任米高揚的翻譯，我們稱他為小柯瓦廖夫。他們到達西柏坡後，毛主席在會客室接見了他們，並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幾位書記。
首先，米高揚轉達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全體政治局委員的問候，祝願我們盡快取得勝利，徹底解放全中國，接著呈上斯大林贈送毛主席的禮品——一塊毛料。
米高揚介紹了自己的來意，他說：中國革命形勢發展迅猛異常，在這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同誌不能離開指揮崗位；再者，中國境內交通不便，還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也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到蘇聯往返的時間太長；怕影響毛澤東同誌的身體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張毛澤東到蘇聯去。斯大林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國來聽取你們的意見。你們所講的話我回國後向斯大林匯報。任何事都由斯大林決定，然後，雙方開始各自介紹本國的一般情況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勢，並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分析和估計，彼此交換了看法。
開始交談時，米高揚想按照國際慣例行事
，由小柯瓦廖夫負責俄譯中，我負責中譯俄，遺憾的是小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語不行，講不出來，於是改讓他擔任中譯俄，但他幾乎聽不懂一句中國話，更聽不懂主席講的湖南口音，米高揚又再三再四地催促，急得他滿臉發燒，汗流浹背，慌亂之中，更加講不出漢語來。
米高揚不了解實際情況，不懂事由，隻是一味地著急，催促說：“葉夫根尼·柯瓦廖夫，你怎麽成了啞巴？”並有些生氣地說，“要是在別的場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頓了。”
我隻好替小柯瓦廖夫解圍，說：“他可能聽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難懂些，這是可以原諒的。”隻好由我擔任會談中的全部翻譯工作，米高揚感謝中國人幫他完成了使命。
這次談話時間雖然不算短，但隻是一般地海闊天空地交談和閑聊。
第二天，雙方舉行正式會談，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講話。恩來，弼時偶爾插幾句話，作些解釋。主席一連談了三個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
一天傍晚七八點鍾時，毛主席到米高揚的住處拜會他，在閑聊時講了下麵一段話：
我們黨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各個階段執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政策。事實證明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步驟是牢靠的，雖然遇到的困難不少，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將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許還會更多。盡管如此，我們仍是充滿信心、穩步地朝著我們的既定目標前進，不達勝利，誓不罷休。這是我們黨的決心和信心，也是全國人民的決心和信心。
這是絕對不可動搖的，我們認為我們的解放戰爭越勝利地向前發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這裏說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時也更需要朋友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對我們是同情、支持和幫助的，是真心誠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麵上的友好，他們口是心非或者還出些壞主意，使人上當受騙，然後他們幸災樂禍。我們會警惕這點的。
當時米高揚在注意地聽，好似忐忑不安，對主席的話似乎覺得高深莫測、不明所以。他沒有插話，也沒有表態。
在和我的閑談中，米高揚認為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米高揚離開西柏坡的前一天（2月6日）中午時分，毛主席又到米高揚的住處去了一次。這回完全是為了告別、送行，也是為了驅散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不和諧的氣氛。他們泛泛地高談闊論了一番，天上地下，不著邊際，但雙方都感到輕鬆愉快。
接著，大家在院子裏拍了幾張相，是米高揚的警衛員拍攝的，後來不知經過什麽途徑從莫斯科寄來了若幹份（主席和我們每人都存一份，每份若幹張）。別
人的形象我已不記得了，總之，我們都是穿著臃腫肥大的厚棉衣，而我又麵黃肌瘦，活像當年流竄各地的白毛子（白俄）。這些照片在“**”中全都被打砸搶分子抄出搶走，付之一炬了。
2月4日上午，任弼時專門來到米高揚的住處訪問。寒暄之後，雙方還談了幾個實質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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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客人們上山遊覽。散步時，米高揚對我說，任弼時的談話給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覺得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的領導者，一位很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這說明，你們黨的領導是最強的，黨內人才濟濟，這是取得勝利的第一個保證。
任弼時、米高揚談話後的第二天上午即2月6日，周恩來到米高揚住處談話，談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後勤工作，保證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線；二是新政權的組成形式與各主要部門（政府各部委）及其職能。
米高揚極其謹慎地回答說，這都是些帶有極大靈活性的問題，而且也是必須依實際情況來確定的問題。例如：
（1）蘇德戰爭的規模、進展速度及前方形勢的變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因而後勤工作的進展和轉變速度也是很迅速的，否則兩者就會脫節。進攻柏林時，蘇軍集中了一萬多門大炮，其後勤供應與運輸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後勤工作跟不上，配合不好，那一萬多門大炮又有何用呢？概括地說，我們的經驗主要有兩條，一是物資——軍火與給養——的籌集，二是運輸。要做好這兩方麵的工作，顯然需要軍隊後勤與地方行政部門良好的協作。中國情況不同。但也無非是要做好這兩方麵的事情。
（2）將來成立中央政府時，究竟應由哪些部委組成，這是應該及早考慮的問題。但這又是靈活機動的問題，絕非一成不變的。從原則上說，中央政府各部門隻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才設立。否則，政府部門的臃腫龐大、重疊、複雜，幾乎不是人的意誌可以轉移或控製的。我們數十年來，政府機構每年都在變化，著力於壓縮、精簡，但結果是，機構一年比一年龐雜、臃腫、笨重、不靈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岡諾維奇曾經說過，機構重疊，不務正業，於是一個部門在解疙瘩，另一個部門卻在結疙瘩。表麵上看來，他們的工作很緊張，但實際上是無效勞動。這個現象必須防止。我們蘇聯在這方麵的經驗很值得參考。總的說來，新政府一成立，無非是要先抓好內政與外交兩方麵的工作。
……
2月7日淩晨，米高揚由朱德、任弼時陪同抵石家莊，順便乘車遊覽了市容，隨後就登機回國了。
——摘自《在曆史巨人身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