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領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國農民~~運動史上“均貧富”口號的提出者。
“王小波”之名，宋代史籍多作是文①，然亦別有作“王小皤”、“王小博”者。宋祁《宋景文筆記》卷上：
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發義。後有蠻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宋祁為真、仁二宗之際人，去王小波、李順事變不遠。其作“王小皤”不僅異於其他史籍，且斷言如《國史》之類“作小波”者並誤。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繈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眾推順為主，下令複姓孟。宋孝宗（1163—1189）時，陸遊曾在成都、蜀州（今四川崇州）為官多年。其對王、李事跡的記述，按《老學庵筆記》自稱，來於“蜀父老言”。值得注意的是，陸遊也始終隻以“王小皤”稱名其人。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為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複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佑（1034—1038）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1040—1041）中告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未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眾，乃共推順為主。順初起，悉召鄉裏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複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在沈括的記述裏，“王小波”又別作“王小博”。而且，沈括自稱是見於“李順案款”，則其可信度似乎很高，盡管如此，“王小波”之文未必定是訛錯。這不僅因為《國史》之類正史如此記載，黃休複、田況、曾鞏、蘇轍等人作為宋祁、沈括同時代人（黃休複、田況、蘇轍三人且有川西生活的背景），其所記名之可信度亦當不在宋祁、沈括二書之下。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五在引用沈括原文的同時，將“王小博”改為“王小波”，說明王氏也是認同“王小波”的。
其實，“小波”、“小皤”、“小博”並不衝突，如果將其視為某種稱謂的注音。（元）李京《雲南誌略·諸夷風俗》：“羅羅，即烏蠻也。……有疾不識醫藥，惟用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明）景泰《雲南圖經誌書》卷二“曲靖府”：“土人稱巫師曰大奚婆，遇有一切大小事，懷疑莫能決者，輒請巫師以雞骨卜其吉凶。”（清）檀萃《說蠻》：“居水西者曰黑羅羅，亦曰烏蠻，……疾不醫，惟事巫，號大奚婆。”田雯《黔書》：“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為黑羅羅，……病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奚婆”也作“覡皤”，天啟《滇誌》卷三十：“（羅羅）巫號大覡皤，或曰拜榪，又曰白馬，取雛雞雄者，生刳取其兩髀束之，以占吉凶。……精者能知天象，斷陰陽，在酋長左右，凡疑必取決焉。民間皆祭天，為台三階，亦白馬為之禱。”乾隆《易門縣誌》卷六：“爨蠻，……不信醫藥，疾病惟事巫禱，巫號大覡皤，或曰拜榪，又曰白馬，取雄雞腿骨生刮其皮肉，骨有細眼，刺以竹簽，相多寡向背順逆。以占吉凶。”凡此種種，彝族先民稱其男巫為“奚婆”（“覡皤”）當已自明。推而廣之，筆者以為此一稱呼最早或是氐羌係民族對巫師的稱呼，而不止是彝族先民。漢晉以降，川西橫斷山脈一直有氐羌係民族分布。“王小波”所出之味江本身即屬橫斷山係東沿，且是通往“西番”的要道。宋祁以“蠻”稱“王小皤”，透露出了其或為少數民族的信息。而“小波”、“小皤”、“小博”與“奚婆”、“覡皤”讀音相近，應為同一稱呼的另類音注。那麽，“小波”、“小皤”、“小博”即都不當是人名，而是一種對巫師的稱呼。“王小波”者，也就應是一個姓王的巫師。宋祁以為“小皤”乃尊稱頗有見地，但以“皤皤黃發”取義又是望文生義了。
在《王小波、李順起義考索二題》一文中，吳天墀先生經過縝密的考證指出：“王、李起義的醞釀和發生，是與當地祠祀灌口的宗教風習有著密切關係的，隻是這種關係在起義軍的兩位領袖中似乎主要限於李順，而與首先發難的王小波的關係則不明顯罷了。”[1]若以上辨釋成立，則王小波起事也應利用了宗教的因素，作為一個著名的宗教領袖，雖不排除直接原因或為“販茶失職”②。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四、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七《削平僭偽》、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三《太宗平李順》、《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傳》等並稱李順為王小波妻弟。有詳細的材料證實，李順曾是灌口神（水神）祠祀活動的群眾領袖。倘王小波確然就是一個宗教領袖，其與李順的特殊關係，並及選擇李順為其後繼，便都有了一層宗教的意義。
注釋：
①例如，黃休複《茅亭客話》卷六《金寶化為煙》、田況《儒林公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曾鞏《隆子集》卷六《趙昌言傳》、卷二十《妖寇》、曾鞏《元豐類槁》卷四十七《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六《論蜀茶五害狀》、王辟之《澠水燕談録》卷九、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四、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五、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七《削平僭偽》、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三《吏貪致盜》、嶽珂《桯史》卷二十四《李順吳曦名讖》、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卷三十六“淳化五年八月丁酉”、卷二四九“熙寧七年正月癸亥”、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三《太宗平李順》、卷二十八《哲宗》、陳均《九朝編年各要》卷四“淳化四年二月己未”、《兩朝綱目備要》卷十“開禧三年二月乙亥”、《宋史》卷五《太宗紀》、卷一八六《食貨誌》、卷二五七《吳元載傳》、卷二六七《趙昌言傳》、卷二六八《王繼英傳》、卷二七六《樊知古傳》、卷三○七《張雍傳》、卷三○九《楊允恭傳》等，即均為“王小波”。
②關於王小波李順起義的詳細情形，可參見胡昭曦：《王小波李順起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簡介：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人，1958年生。1982年本科畢業於四川大學曆史係曆史專業，學士；1987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於同校同係中國古代史（宋史）專業，碩士；2003年博士研究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係跨文化研究專業，哲學博士。段玉明教授1987年至2003年曾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曆任副所長、所長﹑雲南無形文化保護與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1992年被雲南省破格評為副研究員﹐1996年再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並被列為雲南著名社科人才；1995年至1996年度美國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特邀訪問學者；1997年至2003年雲南省社會科學高級技術職稱評定委員會委員。現任四川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四川峨眉山佛學院客座教授。
附：王小波李順起義簡介
中國北宋前期的一次農民起義。北宋初，川峽地區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強、寺觀霸占。許多農民淪為客戶（包括旁戶），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宋太宗即位後，川峽天災頻仍，餓殍載道，民不聊生。淳化四年(993)，在永康軍青城縣(今四川都江堰市南)爆發了王小波王小波、李順起義作戰地圖、李順起義。《雷有終墓誌》（北宋），記載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的事實（陝西合陽出土）。王小波，青城縣味江人，於淳化四年二月，發動起義，宣稱：“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旁戶紛紛參加起義，很快攻克青城縣。接著，直~~~插彭山，懲殺了貪暴恣橫的縣令齊元振，眾至一萬餘人。此後，轉戰於邛州（今四川邛崍）、蜀州(今四川崇州)。十二月，起義軍在江原縣（今四川崇州東南）與官軍激戰，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檢使張廌射傷，仍奮力殺死張廌，攻克江原。王小波終因傷重犧牲，其妻弟李順被推為領袖。淳化五年正月，起義軍猛攻成都，大敗官軍，郭載等逃走，盧斌退回梓州。十六日，攻克成都府。起義軍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李順為大蜀王，年號應運。宋太宗急令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統軍從劍門入川；又增派雷有終、裴莊、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門，進行鎮壓，並一再下詔招撫，命張詠知成都府，伺機入川。四月，王繼恩軍破劍州、綿州(今四川綿陽)、閬州、巴州(今四川巴中)；東路官軍亦進入夔門，攻戰於涪江流域。王繼恩率軍猛攻成都。十多萬起義軍攖城拒守，展開激戰。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順於城破時被殺害(一說李順撤出成都，輾轉到廣州，三十年後，在廣州遇害)。成都失陷後，起義軍仍在各地戰鬥，至道二年五月，李順餘部王鸕鶿在邛蜀山區稱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告失敗。王小波、李順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次起義提出的“均平”思想，對以後的農民起義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小波、李順起義是爆發在北宋建國後不久的一次農民戰爭。北宋王朝是通過軍事政變奪得政權的，因而統治者一開始就公開縱容大地主進行兼並，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唐末的黃巢農民大起義，從中原到江南，橫掃了大半個中國，但沒有進入四川，這裏的封建勢力沒有受到衝擊，生產關係比其他地區落後。農民，特別是佃農所受的剝削壓迫十分苛重。後蜀統治時期，四川境內絕大多數土地為豪強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屬於貧苦農民。因此，四川已經成為當時國內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區。北宋政府建立後，對四川農民的處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強了對他們的剝削，除常規賦稅外，官府在成都又設置了“博買務”，迫令四川人民織作冰絝、綺繡等精美絲織品，由“博買務”統購專賣，許多農民的副業收入被官府剝奪了，造成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的大量失業。以孟昶為首的後蜀統治集團，揮霍無度，甚至連溺器上都裝飾以珍寶。四川還是中國重要的產茶區之一，農民大多數是茶農。官府壟斷當地與少數民族地區的“邊茶”貿易，廣大茶農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紳的壓榨下，生活陷入絕境，很多人隻得逃亡。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縣）人王小波發動了武裝起義。王小波向群眾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革命口號，向地主階級發起了猛攻。“均貧富”的口號既是對唐末農民起義的發展，也集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響應，起義軍很快發展到數萬人。王小波領導起義農民攻克青城縣，“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接著又攻克彭山縣，將貪贓虐民的縣令齊元振處死，剖開他的肚皮，塞滿了他平日貪汙來的錢幣。這年冬，王小波率眾攻打江源縣。他在戰鬥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額頭，傷勢過重犧牲。在這個緊要關頭，起義隊伍沒有動搖，他們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順為統帥，繼續實行“均貧富”的主張。李順號令嚴明，所到之處，把鄉裏的富人大姓召集來，命令他們如實申報各自所有的財產和糧食，除按人口給他們留下夠用的數量外，所餘全部征調，發放給貧苦農民，得到人民擁護。李順領導農民軍連克蜀、邛二州，隊伍已增加到數十萬人。接著，他率領部隊揮戈東下，從西南和西北兩麵向成都逼進，“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複完壘。”994年正月，起義軍攻克漢州、彭州。經過浴血奮戰，又於5月16日攻克成都。為了保衛勝利果實，發展革命形勢，起義軍建立大蜀農民革命政權，李順自稱大蜀王，改元“應運”，並鑄造“應運元寶”（銅錢）和“應運通寶”（鐵錢）貨幣。起義軍戰士還在臉上刺“應運雄軍”四字，以紀念勝利。大蜀農民革命政權堅決執行“均貧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沒收地主財物，還依靠“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財，分給貧民。這時，北到錦州，南至巫峽，大部分地區都為農民革命政權所控製。大蜀政權建立後，李順立即指揮起義軍四出攻打州縣，反動營壘相繼土崩瓦解，宋朝的“敗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紳“人心恐悚，投死無地”。這時，起義軍已發展到“數逾百萬”了。波瀾壯闊的革命形勢，迅速波及其他地區，農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向風則靡，何啻席卷之易”。麵對蓬勃發展的革命鬥爭，北宋政權極為王小波，李順起義遺跡驚慌，急忙派遣王繼恩為劍南西川招安史，統帥中央禁軍前去鎮壓。李順為阻止宋軍入川，也派農民軍數萬人北取劍門，控製棧道，以拒宋軍於險關之外。但農民軍在戰鬥中傷亡太重，退回成都。李順又親率起義軍20萬圍攻梓州，因遭宋軍夾擊，戰鬥不利，也相繼撤回。宋軍進圍成都時，正值農民軍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縣，隻有10萬人守衛成都。經過拚死抵抗，大多數人英勇犧牲了。不久城破，李順在群眾掩護下出城不知下落，宋軍抓了一個貌似李順的人殺頭報功。李順起義失敗後，起義軍在眉州戰鬥的將領張餘，仍繼續轉戰於四川各地，連續攻破嘉、滬、戎、渝、涪、忠、萬、開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發展到擁有“眾十萬餘”的隊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義軍才陸續被宋軍鎮壓下去。這次轟轟烈烈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嚴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四川“旁戶”這一名稱從此很少出現，博買務也取消了。這次起義提出的“均貧富”的口號，是唐末農民大起義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繼續和深化，它反映出廣大農民要求土地和貧富均等的強烈願望，對以後的農民起義具有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
[編輯本段]曆史背景
階級矛盾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自唐末五代以來，一直為封建割據勢力所把持。這裏曾建立過前蜀、後蜀等割據政權，這些封建割據勢力對人民極盡搜刮掠奪之能事。四川盆地，地處祖國西南部，峻嶺環抱，關隘林立．地勢險阻。唐末黃巢大起義轉戰黃河、淮河、長江、珠江流域，卻沒有掃蕩到四川，因此這裏的豪強大地主一直沒有受到大規模農民武裝暴力的打擊，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尤其尖銳。
賦役深重
當年黃巢起義軍逼近長安時，唐僖宗曾率領大批世族官僚逃竄到四川。五代時，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直到宋初，這個地區還保留著唐以前那種比較落後的生產關係，土地兼並比中原地區更為突出，世族豪強地主瘋狂地兼並土地，占有大批“旁戶”，供他們進行殘酷野蠻的役使和剝削，“川峽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為奴隸，家或數十戶，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旁戶素役屬豪民，皆相承數世”。這種“旁戶”即“佃戶”，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隸一樣被役使，對地主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性。他們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納地租，還要承擔官府的各種沉重的賦稅徭役。旁戶實際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農民。當時這種旁戶數目占全區總戶70％以上，有的邊遠地區達到百分之80％到90％。許多世家豪族往往擁有多達數千戶以上的旁戶。由於旁戶所受的剝削較其他地區更加嚴酷，生活更加窮苦，因此他們要求推翻地主的壓迫和統治也就更加強烈。此外，宋滅後蜀以後，曾縱兵大肆擄掠。也給四川農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宋王朝把後蜀府庫裏存放的金、銀、珠寶、銅幣之類的“重貨”和絹帛布匹等“輕貨”運往京城開封，號稱“日進綱”。為此，強征了大量民夫，水陸兼運，化了十幾年的時間才運完，這就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四川成都一帶，人多地少，農民“協稼不足以給”多兼營紡織、采茶等副業。
巧取豪奪
北宋政府在這裏設立了“博買務”，壟斷布帛貿易，禁止個體農民和小商販自由買賣；豪強大地主則趁機“釋賤販貴”，投機倒把，敲剝百姓，從中漁利。這就使得越來越貧困的農民不斷喪失家業田產，許多小商販被迫失業，農民的家庭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北宋政府還把茶葉劃入專賣。對茶農低價購茶，高價賣米，使廣大茶農紛紛破產，生路斷絕。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一帶大旱，造成大饑荒。農民在天災人禍的脅迫下，終於奮起反抗，發動了武裝起義。
[編輯本段]起義經過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縣）人王小波發動了武裝起義。王小波向群眾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革命口號，向地主階級發起了猛攻。“均貧富”的口號既是對唐末農民起義的發展，也集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響應，起義軍很快發展到數萬人。王小波領導起義農民攻克青城縣，“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接著又攻克彭山縣，將貪贓虐民的縣令齊元振處死，剖開他的肚皮，塞滿了他平日貪汙來的錢幣。這年冬，王小波率眾攻打江源縣。他在戰鬥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額頭，傷勢過重犧牲。在這個緊要關頭，起義隊伍沒有動搖，他們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順為統帥，繼續實行“均貧富”的主張。李順號令嚴明，所到之處，把鄉裏的富人大姓召集來，命令他們如實申報各自所有的財產和糧食，除按人口給他們留下夠用的數量外，所餘全部征調，發放給貧苦農民，得到人民擁護。李順領導農民軍連克蜀、邛二州，隊伍已增加到數十萬人。接著，他率領部隊揮戈東下，從西南和西北兩麵向成都逼進，“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複完壘。”王小波的起義軍打得十分英勇頑強，張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來。王小波沒防備，被冷箭射中了前額。王小波不顧滿臉鮮血，繼續進攻，終於打敗宋軍，把凶惡的張玘殺了。起義的隊伍進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卻因為傷勢太重死去。王小波一死，起義將士推李順做首領，繼續帶領大家反抗官軍。在李順的指揮下，起義軍越聚越多，連續攻下許多城池，殺死了一批貪官汙吏，最後終於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員抵擋不住，全都逃跑。
[編輯本段]起義結果
公元994年正月，李順在軍民的擁護下，建立大蜀政農民起義軍所用錢幣權。李順當了大蜀王，一麵整頓人馬，一麵繼續派兵四出攻占州縣。從北麵劍閣到東麵的巫峽，到處是起義軍的勢力。大蜀政權建立後，李順立即指揮起義軍四出攻打州縣，反動營壘相繼土崩瓦解，宋朝的“敗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紳“人心恐悚，投死無地”。這時，起義軍已發展到“數逾百萬”了。波瀾壯闊的革命形勢，迅速波及其他地區，農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向風則靡，何啻席卷之易”。麵對蓬勃發展的革命鬥爭，北宋政權極為驚慌，急忙派遣王繼恩為劍南西川招安史，統帥中央禁軍前去鎮壓。李順為阻止宋軍入川，也派農民軍數萬人北取劍門，控製棧道，以拒宋軍於險關之外。但農民軍在戰鬥中傷亡太重，退回成都。李順又親率起義軍20萬圍攻梓州，因遭宋軍夾擊，戰鬥不利，也相繼撤回。宋軍進圍成都時，正值農民軍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縣，隻有10萬人守衛成都。經過拚死抵抗，大多數人英勇犧牲了。不久城破，李順在群眾掩護下出城不知下落，宋軍抓了一個貌似李順的人殺頭報功。李順起義失敗後，起義軍在眉州戰鬥的將領張餘，仍繼續轉戰於四川各地，連續攻破嘉、滬、戎、渝、涪、忠、萬、開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發展到擁有“眾十萬餘”的隊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義軍才陸續被宋軍鎮壓下去。直到995年才最後失敗。
[編輯本段]起義評析
失敗原因
大蜀政權之所以堅持半年就遭到失敗，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順在軍事戰略上犯了錯誤。他集中主力攻打梓、眉2州，同敵人進行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沒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門戶——劍門，結果不但坐失消滅敵人的良機，而且使宋軍順利越過劍門闖入四川。宋初的中央禁軍還是有戰鬥力的，他們用分兵包圍、各個擊破的辦法消滅了各地義軍，最後包圍了成都，使成都陷入孤立無援之地，導致了起義軍的失敗。
起義成果
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革命鬥爭，從公元993年青城起義到公元995年張餘嘉州被俘殉難。前後持續了2年多，隊伍達到幾十萬人，幾乎占領了整個四川。在兩年多的歲月裏，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統治打得土崩瓦解，震動了朝廷。雖然時間不長，範圍不廣，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是中國農民戰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更為明顯的標誌。這次起義猛烈地掃蕩了四川地區的世族豪強勢力，掃除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經過這次急風暴雨的衝擊，四川地區世族地主或轉死於溝壑，或暴骨於郊野，或被鎮壓，或被驅逐．或成為農民的階下囚。起義軍殺掉大批貪官汙吏和世族豪強，使他們在許多城市裏的住宅與收藏財產的“地窖”悉被蕩平。“害物贖貨輩，皆為白刃鑠，瓦礫積台榭，荊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殘餘勢力受到了有力的打擊與清除。作為起義軍主力的旁戶，在起義中大都掙脫了人身隸屬關係的鎖鏈，獲得了人身自由。起義被鎮壓後。他們成為一般佃戶或“浮客”。與過去相比，他們雖依然遭受地主的壓榨，人身依附關係畢竟鬆馳多了，社會地位畢竟提高了一些，有較多的時間和自由來獨立經營自己的小農經濟。自耕農的數量相應地增加了。特別是一部分旁戶和城鎮貧民，在起義軍實施“均貧富”的過程中。分得一些“財帛”、“車馬”、“屋宇”和“糧食”。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條件。這些對促進川峽地區生產關係的變化，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次起義完成了黃巢起義軍在四川沒有觸及到而遺留的曆史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黃巢大起義的繼續與發展。
首創精神
王小波、李順起義第1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戰鬥王小波、李順起義口號，這是中國農民戰爭發展到一個曆史新階段的重要標專。平均主義是農民階級反對封建製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農民戰爭中，平均主義思想已露端如赤眉軍提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的要求，黃巾農民起義要求建立“黃天太平”的理想社會，漢中張魯權對“太平”的理想進行的一些初步實踐，都是平均主義思想在農民戰爭中的反映，但還不明顯，處於朦朧狀態。唐末農民起義的領袖王仙芝自稱“天外平均大將軍”。黃巢自號“衝天太保平均大將軍”，要求實行賦役負擔上的“平均”，是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一次較明顯的表現。這次起義則首次明確提出“均貧富”的口號，更加鮮明具體反映了農民階級的平均主義思想。這個口號雖然表述得很簡單，但正如思格斯所說：“其實在這許多次大震蕩中，每一次都經過了階級鬥爭的搏戰，每一次都把鬥爭內容簡明地以政治標語的形式寫在旗幟上”。“均貧富”的口號如此鮮明地被寫上農民戰爭的旗幟，把農民的鬥爭目標明確地概括為反對經濟上的貧富不均，是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的一大飛躍，表明農民不僅僅要求維持生存，而且明確要求平均財產，反對封建剝削。這一綱領口號的提出，固然凝結著以往農民革命的經驗，表現出王小波個人的卓識高見，但重要的是它植根於宋代的經濟條件之中，是一種曆史的產物。如前所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製進一步得到迅速發展，租佃製普遍推行，地主階級主要采取出租土地、征收地租的方式剝削農民，農民超經濟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鬆馳。隨著地主土地私建剝削和租佃關係的發展，土地兼並劇烈展開，封建剝削日益深重，社會財產不均與貧富懸殊的現象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明顯、更加表麵化。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也從不明顯發展到明顯。“均貧富”的口號，就是宋代經濟關係在農民起義中的反映。
現實意義
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第1次明確地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這個“均貧富”的口號雖還沒有直接觸及到封建土地所有製這個根本問題，但它已經在財產上提出要求，把鬥爭矛頭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製度。它表明中國古代的農民階級，在反對封建剝削製度的總目標下，由前期的反對人身奴役，發展到後期的反對財產不均了。這是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戰鬥口號，它標誌著中國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是一次重要的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