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所信奉的上帝是隱秘的上帝，他是“隱匿者”。其隱匿性正在於：其形象同時又永恒地流溢到最神聖、最虔誠者的信奉目光之中；其形象遍及並越出我們的信奉和祈禱的範圍，伸向可感而不可測的遠方——這都是他麵向我們時極為神秘地訇然耀化出的現象。這一點既是理性主義者，也是神秘論者所常常忘記的。這兩種人都太急於親近上帝。理性主義者借助於概念去親近上帝，把上帝化入概念之中；神秘主義者通過感覺去親近上帝，覺得上帝就在自己懷抱。這兩種人都欠缺敬畏感，就是說，欠缺這樣一種態度：在這種態度中，上帝的隱匿性本身仍然可以感知。敬畏不是什麽對已然事物、已被感知事物的附帶感覺，更不是一種純粹的距離——我們同事物（尼采說得極好：同其“錯彩鏤金”）之間的感覺所產生的距離。相反，敬畏是舉止，在這一舉止中，人們才感知到無敬畏感者所未見到的，視而不見的東西，即事物之奧秘、事物存在之價值深度。
隻要我們從無敬畏舉止（比如片斷似的科學描述的行為）轉向對事物敬畏的舉止，我們就會看見事物身上顯出其先前所未曾顯出的東西；先前所缺少的東西，此刻在它們身上變得顯而易見：這“某種東西”正是它們的奧秘、它們的價值深度。這些價值有如細線柔絲；在這些線索中，每一事物都在向不可見的王國延伸。要剪斷它們，無論是以明晰的概念窮盡它們的區域，竭力設定一個關於它們的、僵硬的本體論和教義學，還是把世人引向事物的感性可知的方麵，都會扼殺精神生活，偽造整體實在。在曆史上，一切理性的形而上學和神學走的是第一條道，一切實證主義和不可知論走的是第二條道。這兩類學說都無敬畏感！敬畏感是必不可少的情性舉止；唯有在這一舉止中，那些“進入不可見事物的線團”才在精神中變得可見。一旦它被人為摒除或根本就不存在，價值世界就表現出一種平麵性和封閉性，使價值世界變得空洞，同時還消除了促人生活下去，促人深入價值世界的一切刺激，消除了促使我們在生存中進一步透入世界的一切刺激。唯有當我們感覺到，自己周圍世界的可見、可感、可捉摸的東西，被一個由無數梯級組成、級級依次隱然的階宇（它誘使我們去發現）環繞著，我們才能真實地“生活”。“視域”和“景觀”不僅是在純視見的範圍內被確定下來的現象，它們也出現在由我們的觀念、概念、旨趣、愛和恨乃至我們最純粹的理念所構成的王國。“視域”和“景觀”不單是幾何物理上的光效應結果，不單是我們視覺器官的生理學和解剖學的結果，而且是我們有限精神的一個無所不包的功能法則——我們從心理學極為詳細的研究成果中知道這一點。我們的精神也有自然和世界；“敬畏”在價值領域裏維護該自然和世界的這一遠景和這一天際自然。我們一旦關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變成一道淺顯的計算題。隻有敬畏才使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實與深度，才使我們清楚，世界和我們的生活具有一種取之不盡的價值財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夠向我們顯示出新穎的、青春般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物。像凱勒（G.Keller）這樣的藝術家，不單在令人難忘的無數艱難困苦中一再地讓事物自己說話，讓事物不斷展現自身的新特點，而且首先讓人感到，當人（比如藝術家凱勒）心地純潔地問及事物時，它們會述說些什麽，凱勒由此給予我們一個關於世界乃至每一被描繪的事物之不可窮盡的印象——在此幾乎是獨特的印象。這與《失落的歡笑》中主人公的回答大致吻合。書中主人公在被問及其宗教信仰時對敬畏姿態作了美極了的描繪，他說：他知道一點，在世界麵前“不能表露出任何粗野”。
不僅是上帝和世界，還有我們的自我和鄰人的自我也隻在敬畏中才顯示出其深度。宣稱自己透徹了解自己的人並不表明，他對自己的了解就比心懷敬畏之人對自己的了解要多——“猶如埋藏的金子從沙礫中向外閃光”，自我的深度隻向敬畏者透露自己。他隻不過表明，自己不願走使自身存在之深度變得可見的道路罷了。這條道路是對自己本身的敬畏。隻有敬畏才在清晰而有限的思想和感覺內蘊令我們空虛和貧乏之時，使我們隱隱地意識到財富和充實；敬畏賦予我們一種感覺，使我們感受到尚未發掘出來，而且在塵世中生活中無法發掘的生存與力量之寶藏。敬畏悄然將我們得以施展真實力量的空間暗示給我們：這是一個比我們的時間性生存更偉大、更崇高的空間。敬畏使我們不致對自己作出隻會使自己著魔般茫然失措的、正反兩方麵的結論性價值判斷；敬畏不斷地給我們鋪好綠茵，插好路標，我們走在上麵探尋自己，也許不免迷途，最終卻能找到自己。
“敬畏”一詞並未誘使我們把它當作一種由畏懼和怯生生的愛的尊敬所組成的混合物。它是一種單純而基本的情感動**，組合的隻是“敬畏”這個詞，而不是該詞所描繪的敬畏。把它看作與羞澀相關，恐怕倒更恰當些。在敬畏感於事物上顯示給我們的東西之中，我們總是聽到事物在輕聲呼語：“上帝為愛上帝之人所準備的，沒有任何眼睛看見，沒有任何耳朵聽到”——這是福音書中的一句話，這句話並未鋪陳任何有關天堂的詳細情況；我們的神學家倒愛泄露天堂。羞澀的核心是美在其自我斂跡的姿態中的一種啟示。[1]“羞澀”是美好事物的一種美的斂跡。其貌不揚的女子在害羞時，不也在不知不覺使人注意到，她必定具有隱秘的美麽？——隻不過我們此刻沒有看見這種美罷了。這樣一來，她不恰恰變得“美”了麽？人們總是“掩蓋”醜；而美則隻有當人害羞地將其藏匿起來時，才“隱”於人身。敬畏是精神的一種羞澀。在敬畏之中，我們才直接領悟到，人的知性範疇還不足以了解世界和靈魂；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領悟到，對於一種與世界相應的世界認識而言，人的機體過於狹隘和局促。但是，我們在敬畏中還直接領悟到，人在參與一種神性的精神存在和生活——這種存在和生活正順著那些可見的精絲細線匆匆進入事物的不可見深處，為我們揭開一切至今還對我們隱藏著的寶藏，並指引我們前去。但願這種存在和生活更多地擺脫其偶然附於我們身上的那種狹隘。不過，羞澀也是我們在精神行為中對人之本質的有限方麵的幡然領悟；在精神活動中，我們意在實現神性的永恒法則；這些法則與精神活動之出發點（此刻我們猛然回首眺望這個出發點）的貧乏和有限性毫不相幹。隻有在亞當和夏娃因負罪失落了同上帝一起的極樂共同生活，失落了那種彼此委身於對方的愛之後，他倆才“看見自己全都赤身**”。因而，羞澀與敬畏乃是同根所生：兩者都是對生命破碎處的一種直接領悟；在這些破碎處，無限精神的一縷光線投射到生命的局促而貧乏的機體上，並且隻讓對這一機體“重要的東西”為我們閃亮一下。
因而，現代市民階層的科學理性主義對敬畏和羞澀提出責難便毫不奇怪了；這責難便是：敬畏感和羞澀感阻礙了“科學的進步”。古代人以及中世紀的一些人把星空當作“可見諸神”的聚會，從而對之懷有敬畏感。甚至在相對清醒的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中，比如在他關於“月球世界”由比地球“更為精細的”材料構成並具有另一種運動形式的學說中，[2]這種敬畏感都還在不時閃現。看來，這種敬畏感阻止了對天體的數學力學計算。與此類似，數百年來，對死人屍體的畏怯和敬畏阻止了對屍體的解剖，以及與之相關的解剖學的進步。直到維薩裏烏斯[3]才敢拿起解剖刀解剖屍體。而羞澀的後果又難道不是使無數本可及時得以認識的疾病和心理紊亂未能及時地被認識麽？倘若及早認識了它們，就可以及時治愈，從而擺脫痛苦。尤其在精神病學方麵，羞澀不是阻礙了它的發展麽？尼采認為，在女人們看來，科學是衝著羞澀而來的，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小姑娘聽說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見”，頓時嚇得六神無主。
無論所引證的曆史事實——還有成千類似事實——多麽確鑿不移，它們所表明的隻是：如果對事物的敬畏深化和更為精神化，並且已經進到了事物之此在更靠近可見世界之不可見源泉的那一層次，那麽，對於科學研究而言，事物之領地才常常變得“開放”，而敬畏和羞澀在曆史的進程中才逐漸地找尋與自己相符的客體。後來，離那些不可見的源泉更遠並越發轉向我們感官的層次似乎“冷卻”下來，並作為可供研究、可供剖析的客體呈現在我們眼前。若更為詳細地考察各種進步時代，比如解剖學的時代，那麽，就會在解剖學的起源上發現一種新的、更為深刻的、對不可見事物的敬畏。比如，人們會發現，在夜空的可見事物麵前所感受到的敬畏還沒有消除，一種更新、更深刻的敬畏又已經到來；在後一種敬畏感支配下，“天體”理念體驗到了一種宗教的淨化和精神化。這就是說，對神性和世界的真正敬畏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才阻礙了“解剖學的進步”。與此類似，若某人將屍體塗上膏劑，似乎硬要防止屍體腐爛，以後屍體爛掉了——他還讓其大不敬地暴露；這說明他對人的個體之不可見深度的感覺和羞澀太少了。精神的內在法則擔保我們在這裏不需要任何道德上的提醒——無論讚成還是反對敬畏。精神的活動是活潑的，穿透性地進入宇宙、自我、上帝的運動。能夠被“冷卻”下來，變得“開放”以供科學研究之用的，恰恰隻是精神活動過去之後留下的無生氣的殘渣。舉例說吧，能夠被曆史科學取消和毀掉的，不是生機盎然的傳統，而是瀕於死亡的傳統，不是富有活力的宗教見證，而隻是那些在宗教聖潔力和陶冶力上已經失去了自己奧秘無窮的語言，因而在人的靈魂麵前變啞了的文獻；敬畏和祈禱較之那些已“死亡了的”文獻更深地進入上帝。“科學”沒有致死力量；相反，被科學所征服了的東西，必然已死。
科學在到達其頂峰時，科學家恰恰需具有對不可見事物的精神器官；敬畏就屬於這種精神器官之列。在科學家身上起推動作用的邏各斯與這種精神器官融為一體。當牛頓提出了萬有引力原理和天體力學之後，他把自己想成一個“在海灘上玩貝殼的孩子”，並在他的“絕對空間”的每一線條中都看見了洞貫一切的“上帝之眼”（Sensorium Dei）的一道視線。世界之問題性隨著一個個特定問題的解決而增加——這是一切智識進步的一條嚴格法則。每一新發現的“關係”都預示著尚未為人所知的新關係。在近代物理學中，早先被當作常數的其他事實在法則關係中消除，但“常數”的增長勢頭更猛。大自然變得越來越不“簡單”（彭加勒H.Poincaré）。當我們設想認識過程已經完結，那麽，一切不都又是純粹的奇跡了麽？這不是學者的科學，而是熱衷於體係的理性主義好為人師的教書先生的科學；這種科學才陷入敬畏的對立麵。誰不為學生“闡述”和“證明”，而是去“發現”和“研究”，他就得時刻同下述現象作鬥爭：他的直觀在超越其知性的限度，他的感覺已在向他透露事實和關係，對此他還得不出任何“概念”。
我們所謂之“科學”，曆史地看，其起源要歸功於驚歎而賦有敬畏感的形而上學精神與追求把握物質有用的規則的漸進接觸。在自由人階層與手藝人階層的緩慢融合中，這種接觸已表現出來。隻有兩者的結合才能產生“科學”的獨特成果。沒有第一個因素，科學就隻能永遠停留在收集手工活經驗的規則上；離開第二個因素，科學就永不會接受如此賦有成果的力學原理——認識興趣限於宇宙的可動點與可控點的力學原理。[4]看來，隻是在近代，科學才更多地記起自己的“下層”出身部分，忘了自己的高貴祖先。
是該提醒科學的時候了：倘若對事物沒有敬畏舉止，推動它自身進步的生命刺激也會立刻中斷；也是該勸告科學的時候了：它不會那麽快就進入某些人在宇宙麵前的精神狀態。叔本華說他們沒有Verecundia［畏怯］品質（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而科學竟還要同他們談：“世界？藝術之作！”
[1] 參見拙文《羞與羞感》。
[2] 他認為，“地球的”運動形式是直線運動，而月球是圓周運動。
[3] 維薩裏烏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時解剖學家。他是最早進行人體解剖的人之一。——譯注
[4] 對這一命題的嚴格論證，我提供的著作是《現象學與認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