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預感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他為了矯弊，也為了及時地提出警告，所以寫了《論六家要旨》。
《論六家要旨》總括百家學說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司馬談在評論中全麵肯定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遵循自然，隨俗辦事，無所不宜。道家言“無為”又言“無不為”，吸收各家的長處，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他五家各有長短。陰陽家言吉凶，“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藝”為教條，繁文縟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儉樸，過分吝嗇，尊卑無別，“儉而難遵”；但言強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貴賤，一斷於法，“嚴而少恩”；但言尊主卑臣，職責分明，“雖百家弗能改也”。司馬談的這些評論，把獨尊的“儒術”與罷黜的“百家”等列，論長道短，又獨尊了道家，簡直是離經叛道，因而受到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批評，也引起了後世學者的紛紜爭論。有的人認為司馬遷尊奉黃老學說，以班氏父子之言為經典：“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反之，有的論者辟班正名，論證司馬遷是尊儒的。或為折中，說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思想異趣，父子分途，司馬談尊黃老，司馬遷崇儒，《論六家要旨》乃司馬談之作，與司馬遷無涉。這些論點，按諸《史記》，各自都能找到立說的論據，但都不符合司馬遷父子之言。
《論六家要旨》是司馬氏父子兩人的共同宣言。首先，《論六家要旨》發表之時，司馬遷已壯遊歸來，成為司馬談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漸成熟。再看《論六家要旨》的內容，全文分前後兩個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學說的要點，當是司馬遷對父司馬談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傳體對前半篇所提論點加以解說，應是司馬遷的發揮和闡釋。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論六家要旨》當作司馬遷之言加以評論。所以本節標題“司馬氏父子《論六家要旨》”，而不作“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用意在此。不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人思想存在著差異，這應當是《史記》內容呈現矛盾性的原因之一。司馬談偏重於崇道，司馬遷偏重於尊儒，表現了兩個時代的人的思想異趣。但是這種差異，並不是兩種思想體係的對立，而是“一家之言”的發展，從偏重道家的色彩轉向偏重儒家。《史記》效《春秋》而作，是司馬談定下的義例。司馬遷拜孔安國和董仲舒兩個儒學大師為師也是司馬談指導的。可見司馬談並非不尊儒。司馬遷評論老子的學說是“無為自化，清淨自正”；評孟子的學說是“迂闊”；評司馬相如的思想是“歸於無為”；譏刺公孫弘而褒揚汲黯、鄭莊，這些都和《論六家要旨》的精神相合。這說明作《孔子世家》的司馬遷並非不崇道。
其實《論六家要旨》所論的“道”，“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樣的“道”，尚賢、尚法、尚刑名，不非毀禮義，不排斥儒學，既非先秦老莊，亦非漢初黃老。《論六家要旨》開宗明義，“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可見，司馬談是以讚“道”為名，論“治”為實，融會貫通百家學說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在儒、道互絀的激烈鬥爭時代，司馬談的立場表現出一個先進思想家的博大胸懷。司馬遷繼承了這一家學傳統，提出“六藝於治一也”的論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完成了包容百家和百科知識的《史記》，毫無疑義是得益於司馬談的方略教導的。至於《論六家要旨》將儒、道兩家對比評論，實質是將漢初政治與武帝時期政治對比評論，認為無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
這對於司馬遷最後定稿《史記》是有很大影響的。
在哲學上，《論六家要旨》集中地反映了司馬談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特別表現在對陰陽家的評論上。陰陽家的眾多忌諱隻不過是束縛人們思想的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陰陽家所講的四時之大順，乃是自然規律，並不是神秘的東西。司馬談又認為神、形離則死，反映了他的無神論思想。但是司馬談並沒有把唯物主義堅持到底。他認為神、形是兩個東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這是二元論的觀點。司馬遷發展了二元論的觀點，他的曆史觀基本是二元論。例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卻又對占星術的荒誕迷信表示懷疑；司馬遷認為“天”能支配人事，但又對“天道無親”提出了質疑；司馬遷認為曆史是英雄創造的，但又承認人心向背起最後的決定作用；司馬遷認為曆史是循環的，卻又認為求利的欲望是曆史發展的動力。由此可見，《論六家要旨》的二元論對司馬遷曆史觀的形成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司馬談學識淵博。他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言約義豐，能夠準確地把握各家學說的要領，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司馬遷受父熏陶，學識博大思精，議論宏闊，馳騁古今，他之所以能自成一家之言，家學淵源的育養是一個重要條件。
3．司馬遷二十壯遊。
司馬遷自幼刻苦學習，十歲時就能誦讀古文。幼年的司馬遷住在家鄉龍門之陽。龍門山兩岸壁立，激流怒濤奔騰其間，岩鳴穀應，氣勢雄偉，大自然的壯麗景色、磅礴氣勢，培養了他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在司馬遷二十歲的盛壯之年，他胸懷淩雲之誌，進行了一次漫遊全國的學術旅行。司馬遷壯遊是走出書齋、麵向社會做調查，“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現代的曆史傳說故事及各種史料。此行是在司馬談的決定和指導下進行的，也是父親對兒子的一場考驗。司馬遷圓滿地完成了這次學術旅行，求得了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他在《史記》許多篇章的論讚中一再論及旅遊的收獲。這次壯遊標誌著司馬遷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青年史學家，是父親的好幫手了。
司馬遷壯遊的範圍重點在南方，故自述為“二十而南遊江、淮”。司馬遷從京師長安出發，向東南行，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嶷。窺九嶷後北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吊，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輾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的文化，觀察了孔子留下的遺風。然後沿著秦漢之際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的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曆沛、豐、碭、睢陽至梁（今開封），回到長安。
這次壯遊是司馬遷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滿足於“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書本知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到全國各地去做實地考察，去接觸偉大祖國壯麗的河山和勤勞的人民。司馬遷“浮於沅、湘”，追尋屈原的足跡，思考古往今來的曆史變遷，想著屈原的為人，禁不住悲傷流涕。司馬遷在長沙還憑吊了賈誼的遺跡，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有些相似，後來寫了《屈原賈生列傳》，創造了把不同時代人物合傳的形式，這是曆史比較法的雛形。《史記》中的類傳則是曆史比較法的集中表現。這種方法使《史記》別開生麵，大約就是司馬遷在壯遊過程中受到民間傳說的啟發而孕育成的。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搜集了關於五帝三代的古史傳說，為他後來寫《五帝本紀》和《夏本紀》做了準備。
最值得稱讚的是，司馬遷在淮北對近現代史做了深入細致的尋訪調查，比如陳涉少時為人傭耕即有鴻鵠之誌的慨歎，樊噲屠狗，曹參為獄掾，蕭何為主吏，張良亡下邳，陳平為社宰，周勃織薄曲，韓信貧居葬母於高敞之地，劉邦好酒色，等等，都是書本上沒有的史事。兩千年前的司馬遷具有這樣的實踐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司馬遷的遊曆考察，兼有曆史家和文學家的興趣。對於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戰爭，小至戰國時的一個城門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資料。除曆史事件外，對於有關人物遺事，生動的民間歌謠俚語，他也都廣泛地做了記載。至於山川地理、古今戰場更是了如指掌。顧炎武評論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這是司馬遷在史事方麵所得到的遊曆之助。蘇轍雲：“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嚐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這是司馬遷在文章辭采風格方麵所得到的遊曆之助。總之，司馬遷二十壯遊，帶著問題去按察山川，接觸社會，實地考察古今曆史，這種考信精神，在兩千多年前是難能可貴的，在今天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此外，司馬遷還有奉使巴、蜀以南之遊，以及幾十年的扈從之遊。司馬遷的這些遊曆，不僅使他獲得了廣博的社會知識，搜求了遺文古事，而且使他開闊了視野，擴展了胸懷，增長了他的見識和才幹。這是《史記》成功的條件之一。司馬遷詳今略古的述史原則，幽明深微的曆史見解，生動翔實的文章辭采，褒貶人物的鮮明感情，都與司馬遷的遊曆，特別是二十壯遊有著密切的聯係。毫不誇張地說，二十壯遊是司馬遷青年時代所譜史詩中最壯麗的一章。
4．司馬遷受父遺命。
元封元年，司馬談從巡武帝東上泰山封禪，因病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恰好司馬遷奉使回來要向武帝報告，追隨而來，見父於洛陽。司馬談臨終囑命司馬遷繼承他的事業。司馬遷垂泣聽教。司馬談的遺命有兩個重大的內容：一、用家譜和封建倫理的孝道來教育司馬遷，勉勵他一定要繼承自己的著述事業；二、闡明自己的寫作理想是繼承《春秋》，以曆史人物為中心內容總結曆史。司馬遷遵從了父命。當他後來從事寫作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想到了父親的遺命，從而鼓起了勇氣。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父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創造了繼承父誌的條件。當時漢武帝的事業正在發展，司馬遷處於得意之秋，“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報任安書》）。宏闊昂揚的時代精神，“事親”“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立名的青年壯誌，這些都是司馬遷的創作動力。太初元年改曆，司馬遷親自參與了這一工作，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它標誌著漢武帝事業的鼎盛，象征天下一統。司馬遷決定以太初元年為述史的下限，加速了《史記》的撰寫工作。
5．司馬遷答壺遂問。
壺遂，西漢著名的天文學家，官至詹事，職掌宮內皇後、太子的事務，秩二千石。漢武帝擬用壺遂為丞相，會病卒，司馬遷深深惋惜，稱他是“深中隱厚”“內廉行修”的君子。太初元年時，壺遂尚為太中大夫，秩千石，相當於古製的上大夫。壺遂和司馬遷是互相推重的好朋友，所以他們在共同完成了新曆（太初曆）的製定後，討論了《史記》的創作宗旨和曆史觀。主要內容是闡明《史記》效《春秋》，“述往事，思來者”，明世教以當一王之法。司馬遷高度評價《春秋》，認為它是一部集禮義之大成的曆史書。《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明君臣父子之道，辨人倫行事之則，成為天下之人的必讀書。這是借題發揮以論《史記》。因為《春秋》的價值沒有這麽高，而《史記》的內容卻恰然是這樣。司馬遷答壺遂問，自稱“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與後文所說“述往事，思來者”是一個意思，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說的“誌古自鏡”。“述往事”，即“誌古”，指《史記》所包容的全部曆史內容。“思來者”，即“自鏡”，是司馬遷熔鑄在《史記》中的理想，即洞察曆史未來的變化。司馬遷認為，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洞察事勢變化，借前車之鑒，可以避免覆敗之禍。《史記》著重寫變革的曆史，並以人物為中心，在“治亂”二字上下功夫，意義在此。《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發生的，而是早就有征兆，這就是“漸”。所謂“漸”，既是指未然之事的征兆，也是已然之事的發展過程。司馬遷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把握這個“漸”，預察未來，思補救敝。正因如此，司馬遷對以往曆史的“述”和對未來變化的“思”，都是一絲不苟，很動感情的。他經常廢書而歎，歎極而垂涕。他讀《春秋曆譜》，至周厲王，“廢書而歎”；他每讀《虞書》，看到古代明君賢相互相鼓勵，情不自禁，“未嚐不流涕也”；他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他寫晏子傳，願為之“執鞭”；他讀屈原賦，“悲其誌”；他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嚐不廢書而歎”。由此可見司馬遷憂民之深、悲時之切。他以人物為中心記述曆史的治亂之變，載其惡以誡世，書其善以勸後。這正是他的父親司馬談臨終所留下的遺囑：“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所以唐劉知幾在《史通》卷八《人物》中評論說：“夫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雲：‘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餘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記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幹紀亂常，存滅興亡所係，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可見懲惡勸善是我國古代史學家的一個優秀傳統。《春秋》的褒貶筆法“使亂臣賊子懼”，固然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秩序，但貶斥亂臣賊子，褒獎聖君賢相，難道不也是古代人民的願望嗎？一個正直的史學家要做到這一點是要有犧牲準備的。齊太史書“崔杼弑莊公”，兄弟見殺，少弟繼之，這就是生動的例證。司馬遷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不虛美，不隱惡”，他後來雖身遭腐刑而其誌不屈，因為他早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司馬遷答壺遂問這段議論插書在“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於是論次其文”之中，可以肯定這次討論在太初元年。司馬遷修正了《史記》斷限，正式定稿《史記》，編次其文，標誌著他的成熟。
6．司馬遷發憤著書。
太初曆頒布後第七年，司馬遷的撰述工作進入了**，正當“草創未就”之時，突然飛來了橫禍，司馬遷受李陵案的株連，而被下獄受腐刑。這場災禍，對司馬遷來說，是他個人生活的悲劇，但卻是《史記》增色的新起點，也是司馬遷思想發生飛躍的轉折。如何從“以求親媚於主上”的立場，轉而“發憤著書”，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著生動翔實的自述。
7．《史記》序目。
這是《太史公自序》的後半篇，它是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序目提要。提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的是對一篇史傳的內容作撮述，有的則是作補充，有的又是對曆史人物的行事提出某一點來加以強調，等等。總的來說，序目是用極簡練的文字來概括要寫某篇某傳的理由，夾敘夾議，集中地反映了司馬遷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貶觀點，對《史記》全書做了很有價值的自注和補充。
若將序目提要與各篇之論讚作比較，就可鮮明地看出，論讚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序目更富於理性。例如《商君列傳》論讚批評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而在序目中卻稱讚商鞅“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袁盎晁錯列傳》論讚批評晁錯“擅權”“多所變更”，而在序目中卻高度稱揚晁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不認真研究序目提要，就不能正確地評價司馬遷筆下的人物，也不能正確地揭示司馬遷的思想。《史記》各篇論讚與序目提要是互補互見之文。可以說，這是司馬遷用互見法處理感情與史實之間的關係，既做到愛憎分明，又能褒貶公允，使兩者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司馬遷是我國曆史上最有創造天賦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創新是司馬遷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記》的最大成功。《史記》序目是《史記》全書的縮影。瀏覽序目，可以鮮明地感受到司馬遷的創新精神。《史記》之所以是一部劃時代的偉大著作，就是因為這部巨著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劃時代的創新。如果把司馬遷的創新加以具體的羅列，至少可以列舉出以下十個最主要的方麵：①首創紀傳體，形象地表現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序列；②首創貫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曆史發展斷限理論的年代學；③首創“太史公曰”的史論形式，提出了係統的史學理論；④首創經濟史傳，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史觀；⑤首創軍事史傳，係統地總結了古代的戰爭理論，敘述了戰史內容；⑥首創學術史傳，考辨了學術源流；⑦首創民族史傳，提出了民族一統的思想；⑧首創各色人物的類傳，全麵地反映社會生活；⑨首創語譯古文，使艱深古奧的語言通俗化；⑩首創曆史文學，把曆史人物的事跡塑造成典型形象。我們還可以繼續羅列。例如司馬遷首創禮、樂、曆、星等各種專題的文化史傳，擴大了曆史記敘的範圍。首創《大宛列傳》，載述外國史事，遠及西亞，使《史記》具有世界史的性質。這些創新，總括成一句話，就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通史”，因為這五個字集中地表述了司馬遷的創新內容。
司馬遷創造的“紀傳體通史”——《史記》，開創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新紀元，所以，司馬遷的創造又是劃時代的。自《史記》問世以後，才奠定了中國史學的獨立地位。在司馬遷以前，史學隻是經學的附庸。《春秋》是“六經”之一，《左傳》是解經述史。《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寓褒貶，以當一王之法。司馬談、司馬遷都十分推崇這部書，並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繼《春秋》的事業。但《春秋》僅僅是記載了一些曆史事件的標題，用咬文嚼字的方式以一字寄寓褒貶，讀《春秋》如讀無字天書，被宋人譏為斷爛朝報，算不得一部真正的曆史書。《左傳》詳載曆史事件，但記載的範圍和時間都是有局限的，它的內容也隻是偏重於春秋各國間的會盟和征伐，而很少有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代表人物的活動，也缺乏製度沿革和經濟、地理、天文、曆法等知識的係統敘述。《國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資料匯編，遠不及《左傳》有深度。《戰國策》記載了戰國時期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內容，但重點是記錄縱橫家的說辭，既不是係統的戰國史，也不完全是信史。而係統的戰國史內容則首次載於《史記》中。至於其他先秦典籍，除《尚書》以外，更說不上是曆史書。司馬遷的《史記》，第一次綜合古今典籍以成一書，匯總百科知識成一體係，是一部真正體大思精的曆史著作。
所謂體大，是指《史記》的五體形式；思精是指《史記》內容的全麵性和係統性。《史記》五體：紀、表、書、世家、列傳，分開來看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係統，各有不同的側麵和重心，合起來看又是組織嚴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史記》序目”的扼要歸納就鮮明地反映了《史記》內容的係統性。正因為《史記》體例完備，它才能容納豐富的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內使政治、文化、學術、民族、社會以及自然界的星象、曆法、地理等各方麵的知識無所不備。所以晉人張輔說，司馬遷作史，“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清趙翼稱它為“全史”，並說：“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廿二史劄記》卷一）這些評論是十分中肯的。
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創新，是因為他立意高遠，能夠堅持實錄的寫作精神。西漢一代的大儒都推尊《史記》為實錄。班固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堅持“實錄”是司馬遷的崇高史德，也是為他高遠的述史理想服務的。“《史記》序目”的簡要概括，字字句句均是對史事人物的質樸評價，高度體現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司馬遷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來回答曆史是怎樣變化發展的。所以他突破了舊的思想傳統和官方哲學的框架，不與聖人同是非。司馬遷不同於聖人是非的思想，集中地表現在讚揚道家以及為商人、遊俠立傳這幾個方麵。班固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讚》）班固所批評的司馬遷之“蔽”，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光彩奪目之“長”。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漢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敗；司馬遷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做的貢獻；司馬遷頌遊俠，是肯定這一類人能夠犧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高尚道德。實際上，司馬遷是通過頌黃老、商人、遊俠來表達他對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人民追求生活富裕和反強暴思想的肯定。司馬遷的這些思想表現出《史記》的人民性。他褒貶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尺度不完全受統治階級正統思想支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來立論，這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
《史記》完成後，司馬遷將其定名為《太史公書》，用以紀念父親發凡起例之功，尊稱父司馬談之官職“太史令”為“太史公”並以為書名。司馬遷還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繼承父親完成了未盡之功，所以在論讚中均標為“太史公曰”。從這裏可以看出司馬遷對父親充滿了尊敬。
但是司馬遷的偉大就在於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教條主義者，他大膽創新以成“一家之言”。司馬談發凡起例，“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司馬遷修正了這一斷限，使《史記》的主題更加鮮明，故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地加以說明。最後在全書的結尾中說：“太史公曰：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原文】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湣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複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複生，離者不可複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經》，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牖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並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幹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製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強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後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強國相王；以至於秦，卒並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強弱之原雲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並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於幽；番番黃發，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薑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噲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複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並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發，黿鱔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幹，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製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後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強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複紹之。嘉遊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複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製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鹹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強。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複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裏、甘茂之策。作《樗裏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嚐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複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強秦，使馳說之士南向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強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範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強齊之仇，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菑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誌。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鹹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強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背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窺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餘維先人嚐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複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餘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