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繼往開來的百科全書
司馬遷創作《史記》，洪細兼收，包羅萬象，稱之為“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把天、地、人，以及古今曆史的發展變化，納入於一書，使《史記》成為一部繼往開來的百科全書，天文、地理、人事、物事，無所不包。用今天的話講，《史記》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統括於一書。具體說，《史記》的百科全書內容，它包括的時間之長和記載的內容之廣，都是前無古人的。從時間說，它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記錄了我國立家建國和文字文明以來近三千年的曆史；從記載的地理範圍說，它延伸到了今天我國的版圖之外，西至中亞，北至大漠，南至越南，把曆史編纂的時空經界，第一次擴大到了時人所知的實際範圍；從記載的人物說，幾乎涉及社會各階層中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舉凡曆代的帝王、貴族、大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思想家、經學家、說客、策士、刺客、遊俠、隱士、土豪、商賈、醫生、卜者、農民、俳優、婦女等等，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從記載的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說，如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科技、建築、軍事、道德、宗教、民族、民俗、交通、地理、姓氏、文學、藝術等，也無所不包。《史記》的內容如此豐富多彩，說明它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曆史，而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巨著，被譽為濃縮的宇宙模型。由於《史記》內容的宏富深廣，它成了我們今天研究古代各種各類專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下麵從曆史學角度看《史記》的百科內容，大要有五個方麵。
1.備載天地萬物
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類社會活動的舞台。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環境納入史學範疇，考察人與自然的依存關係。司馬遷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屈原賈生列傳》）父母為個體人的根本，天地為人類的根本。研究人，必須研究天，研究地，就這樣，天文學、地理學在《史記》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書》《曆書》《河渠書》等專篇。此外，《夏本紀》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與地理有關。
2.囊括國家大政
在古代，國家大政被歸納為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這是先秦時代儒家的八政觀念，載於《尚書·洪範》，《史記》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為天，故食、貨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記》八書為：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司馬遷認為禮是維係等級秩序的製度，為治國之頭等大事，所以列禮為八書之首。禮樂相輔為治，故《樂書》與《禮書》蟬聯。《洪範》八政內容在八書中的反映，“食”“貨”對應“平準”，“祀”對應“封禪”，“司空”對應“河渠”，“賓”對應“禮”“樂”，“師”對應“兵”（即《律書》）。《洪範》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書中沒有對應之篇，但在列傳中有對應之篇，“司徒”對應“儒林”，“司寇”對應“循吏”“酷吏”。同時，《貨殖列傳》亦為食貨之事。對應隻是一種近似的比較，並不等同。總之，《洪範》八政，在《史記》中均有所體現，表明司馬遷把國家大政納入了曆史學研究範圍，專列八書係列，開後世政書之先河。內容和序列的調整，表現了司馬遷的史學觀點和國家大政的輕重序列。班固《漢書》十誌，序列為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內容更豐富，結構更嚴密，發展了司馬遷史學，這是應當揭明的。班固還把職官納入史學範圍，創《百官公卿表》以載其製。
3.展現古今社會
國家大政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應是社會基層大眾的物質及精神文化生活。曆史家的責任，就是要全麵地反映以往曆史的社會生活，擺事實，講道理，還曆史本來麵目，知往鑒今，使讀者受到啟迪。司馬遷很好地盡到了他的責任，以人物為中心貫通古今，全麵地展現了古今社會實況。他不隻是研究帝王將相等上層人物，同時也研究社會下層各階級、各階層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會生活，而且對古代社會的風俗習慣、精神風貌等，都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與總結，達到了“備天地萬物”於一書的境界。
4.辨章一切學術
《太史公自序》論列六家要旨，又立“老莊申韓”“孟子荀卿”等列傳，辨章學術，把學術、學派納入史學研究範圍。班固在《漢書》中立《藝文誌》，對學術學派進行分類，使其更加條理化和嚴密，這是弘揚司馬遷之學。司馬遷的視野是極其廣闊的。有些學術、學問，在當時還不甚發達，或未引起史家足夠的重視，無論《史記》《漢書》都沒有專列論載，但司馬遷納入其研究範圍。如金石、簡牘、甲骨，作為專門學術是後代的事，金石學形成於宋代，簡牘學、甲骨學奠基於近代，但這些學問早在先秦就已經發源。三代已經開始了鑄鼎彝，秦代已經重刻石，甲骨盛行於殷周，秦漢是簡牘為主的時代。這些在司馬遷時代是習見的東西，《史記》已納入了研究範圍。《史記》對金石、簡牘、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載述。《周本紀》記武王克殷後“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紀》多次記載“刻石頌秦德”。《封禪書》記載得寶鼎，李少君鑒賞齊桓公器。這說明司馬遷已將金石作為史學研究對象。《周本紀》記“尹佚策祝曰”，《齊太公世家》記“史佚策祝”，《魯周公世家》記“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匈奴列傳》記漢遺單於書，牘以尺一寸。單於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反映了簡牘的形製、使用情況。可以說簡牘已納入史學研究對象。至於甲骨，有《龜策列傳》，此外記載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紀》《晉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5.遺事舊聞納入史學研究範圍
拾遺事，網舊聞，司馬遷將之作為史學理論貫徹。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確的交代。一則曰“拾遺補藝”，《索隱》注：“補六藝之闕也。”再則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注：“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也。”拾遺補缺，《左傳》注《春秋》開其端，司馬遷條釋為理論，成為中國史學的傳統。裴鬆之《三國誌注》，發展成為一種史書體裁，可以說是司馬遷拾遺補缺、網羅舊聞理論在實踐中的發揚與光大。
拾遺補缺，貫徹在其創作過程中，使《史記》內容更加全麵。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傳》實載七十七人。《史記正義》：“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說明也補了《孔子家語》之缺。《日者列傳》說：“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餘誌而著之。”古代日者社會地位低賤，史書不載，司馬遷特補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傳》。列傳中有許多人物附傳，亦是補無傳之缺，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補公孫賀、李息等十六人無傳之缺。《史記》十表，特別是漢代諸表，不僅補紀、傳人物之缺，也補行政大政之缺。如《將相表》記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鹹陽曰長安”，以及太尉之廢置，都是本紀中沒有記載的。
以上條列了司馬遷創立百科全書式通史的五個主要方麵，均屬曆史學的範疇，所以《史記》最本質的定位，是一部曆史學著作。由於以人為中心，司馬遷寫人，創造了傳記文學。《史記》既是史學，又是文學，所以一般稱《史記》是一部文史名著。
（三）《史記》為人倫立則，是一部道德倫理教科書
司馬遷定位《史記》為《春秋》，並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換句話說，《史記》是一部人倫道德教科書，是全社會君臣父子人人必讀的書，它“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讀了《史記》，能夠提高你的道德修養，懂得判別嫌疑，辨明是非，決斷疑惑，讚美善良，貶抑醜惡，頌揚賢人，譴責壞人，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人人如此，全社會就和諧了。果真如此嗎？讓我們看看司馬遷是怎樣為全社會人倫立準則的，下麵從道德理念與傳畸人於千秋樹立榜樣兩個方麵來談。
1.司馬遷進步的道德理念
所謂道德就是人生立世適宜的言與行，以及人際關係的行為準則。儒家主張“道德至上”，它比生命還重要，孔子說“殺身成仁”，孟子說“舍生取義”就是其核心。司馬遷認為道德的意義應當存在於生命意義之中，強調道德與生命是一體的，無生命的道德與無道德的生命都是無意義的。《禮書》雲：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製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禮是道德的規範形式，是人製定的，但它的基礎是人的生命需求和物質條件的平衡。道德的意義和作用就是反映這種平衡和維持這種平衡。人的生命需求是一個無限的衡量，而物質條件卻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變量，所以，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禮”也是不斷發展的，由此夏商周三代之禮才有不斷的“損益”。孔子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後來的儒家，包括孟子，對此認識不足。例如義與利，儒家把兩者對立起來，君子言義不言利。司馬遷認為義與利是統一的。“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有”就是衣食住行。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要生存就要有物質需求，需求就是欲望，欲是生命的需要，所以是天生的，叫“人生而有欲”。但“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為了避免爭和亂，人的欲就要有一個限度，規定這個限度的就叫禮。它是人的生存、延續、發展的一種需求，所以說“禮由人起”。
司馬遷把“禮”——人的道德規範放到社會實際生活中、實際的人際關係中、人的生命過程中來考察，提出了許多先進的思想，不與聖人同是非。最大的區別就是對生命所呈現出來的“欲望”的態度。聖人視人欲為洪水猛獸，講道德重義輕利，成為空洞的大道理。司馬遷承認人欲，重視人欲，認為人欲是人性、人情的本能，是創造的動力。道德和人欲是統一的，講道德義與利並重，社會不同地位的人對義與利的取舍應當不同。大體說來，在上位的人，尤其是最高統治者要重義輕利，對老百姓輕徭薄賦；在下位的人，尤其是黎民百姓，要重利輕義，有為創造，物質才能豐富，社會才能發展。上位下位的人，各司其能，各盡其責，社會就和諧了。司馬遷有一句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漢書·報任安書》）重視生命，不是不要奉獻，不講犧牲，而是看用在什麽地方。戰國時趙國藺相如出使秦國，為了捍衛趙國的國家利益，敢與暴秦作鬥爭，表現出的大智大勇，置生死於度外，就值得點讚。《史記》為人倫立準則，表現在司馬遷的筆端，就是他褒貶和評價曆史人物的尺度，接地氣，反映大眾心聲，與社會時勢習俗相符。在下一節，還要做具體評說。
2.展現人生百態，傳畸人於千秋
《太史公自序》曰：“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司馬遷倡導人生要積極有為，立德、立功、立言，讓生命閃光，留名後世。《史記》不隻是記載明君忠臣死義之士，而且第一次記載了全社會全方位的曆史，社會各階層各色人物，百工技藝、黎民大眾都載入《史記》，展現人生百態，給予各色人物以曆史地位。反過來，《史記》流傳後世，全社會的人都可以在《史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司馬遷懲惡勸善的褒貶中吸取借鑒。這樣，《史記》就成為全社會的人人必讀的人倫道德教科書，君臣父子各安其位。
《史記》中的主流人物，當然是“扶義俶儻”的英雄豪傑、明君賢臣，即帝王將相是主體，他們大都有專傳、合傳，彰顯個性。而百工技藝、黎民大眾，卻是社會人群的主體，他們中的傑出人物，其特立卓行，也應當進入“扶義俶儻”的“畸人”榜中，司馬遷創立類傳，以及在專傳、合傳的附傳中加以記載，表現了卓越的史識。“畸人”即“奇人”，他們的人生充滿傳奇色彩，魯迅稱為“畸人”，說《史記》“傳畸人於千秋”。畸，有側重和特出的意思，畸人者，奇人也，是人中的稀有人才。
限於篇幅，本題不具體展開《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英傑奇人，在十三堂的專題中分類評說，述貨殖、說雪恥、寫婦女幾個專題中，還涉及百工技藝、黎民大眾中的奇人，茲不一贅。
四、資治之寶典
《史記》為後王立法，是一部治國寶典，下分四個細目來談。
（一）國家建構要與時俱進，不斷更化革新
《史記》的形製五體結構象征禮製國家的等級序列。如果把國家建製比成一個寶塔結構，以帝王為中心的十二本紀，用編年筆法記載國家大事，為全書綱要，是塔尖；八書闡釋國家大政，三十世載侯王，如同二十八宿環衛北辰，是塔身；七十列傳載述臣僚及黎民大眾，是塔基；十表貫通三千年，劃分曆史斷限，如同人體經絡。《史記》從形製到內容鮮明地展現出是一部治國寶典。
《史記》開篇《五帝本紀》闡釋國家草創，司馬遷展示的是曆史不斷進化和完善的曆程，表現司馬遷發展、進化、變革的曆史觀。試分析如下。
黃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戰，生產落後。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統一了天下。他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按時播種百穀草木。風後等人，隻是黃帝的助手，黃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嚐寧居”。《世本》記載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曆。《五帝本紀》說黃帝“迎日推策”，親自觀太陽視運動以推算時令。這時製度草創，國家建構還不能成體係。顓頊、帝嚳相繼，大體仿黃帝之治。
當堯之世，曆法、生產、治政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堯用羲氏、和氏為曆官，有了專門的治曆機構。堯還在東方的鬱夷、南方的南交、西方的昧穀、北方的幽都設立了四個觀日台，即四個天文站，精確地推算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節令，指導生產。年曆為三百六十六日，還設有置閏月調整曆法。堯還興修了水利。在治政方麵有四嶽佐政。但國家建構還很不完善。當舜之時，禮義製度都建立起來。舜舉了二十二個賢人治理國家。伯禹為司空，平水土；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陶為士，掌理刑獄；垂為共工，主百工；益為虞官，治山澤；伯夷為秩宗，掌禮儀；夔為典樂，和人神；龍為納言，宣誥命。各部主事有正有佐，“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鹹興”，各種事業都興辦起來。司馬遷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這句話就是《五帝本紀》的主題。曆史經曆了從黃帝到虞舜的不斷發展，國家建製才初具規模。
《五帝本紀》的思想脈絡對於讀《史記》全書是一個示例。本篇僅三千餘字，具體生動地描繪了五帝相承的發展變化，鮮明地表達了司馬遷進化論的曆史觀。《太史公自序》雲：“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推”是追述的意思，含有理性推度的意義。“錄”是記載、實錄。“略推三代，錄秦漢”，即是詳今略古、詳變略漸的原則。《五帝本紀》也是詳近略遠，是全書寫作原則的一個縮影。司馬遷的這一寫作原則是符合曆史發展進程的。正因為曆史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所以才要詳今略古，取法後王。司馬遷法後王的思想是十分徹底的，具體內容就是法秦漢。《六國年表序》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都有明確論述。“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司馬遷述史為鑒，並非循古。所以戰國的權變可以借鑒，漢代百年治政的經驗更值得借鑒。
國家穩固，要長治久安，執政的帝王要與時俱進，如同五帝相承，要不斷更化革新，贏得民心，贏得天命。如若因循守舊，甚至倒行逆施，就要失去天命，發生改朝換代的“革命”。司馬遷所稱的“革命”，是指變革天命，不同於今天的革命觀念，但其結果是一樣的，即改朝換代，社會發生大動亂。“革命”這一詞源出自《逸周書·克殷解》，《周本紀》作了摘引。司馬遷說：“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革命就是推翻失去天命的暴君，擁戴獲得天命的仁德君主登基。湯伐桀、武王伐紂、陳涉首難，司馬遷都稱之為“革命”。《太史公自序》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
避免“革命”的發生，施政者要自覺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變革，自強不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就是要用不斷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社會的曆史。司馬遷認為“變”是曆史進步的永恒法則，“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國家施政要不斷地變革調整，所以，《史記》寫了許多變革事例，供後世人君采擇。
戰國時代，七雄爭戰，拚的是實力，富國強兵是當務之急。七國都先後實施改革，強國強兵，兵法兩家占了主導地位。魏文侯在魏國率先實施改革，主政大臣李悝是法家，嗣後魏武侯時有兵法家吳起。吳起後來又到楚國實施改革。魏文侯兼用儒家，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此三人皆儒者。繼之者，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主政大臣肥義，有儒者風度。最成功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秦國迅速崛起。申不害主持韓國改革。商鞅、申不害兩人均是法家。樂毅在燕，兵家。鄒衍在齊，陰陽家。田單複齊，田單亦兵家。先秦諸子百家都致力於改革，所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改革是劇烈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實質是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也是社會利益的再分配。當統治者還能掌握局麵，新舊兩種勢力達成妥協，改革成功。新舊兩種勢力不能妥協，水火不容，或舊勢力過於頑固，或新勢力過於急進，必將導致舊政權不是分崩離析，就是一場革命爆發，都是社會的大動亂。戰國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和秦國商鞅變法，是兩種改革成功的範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移風易俗，趙國近於稱霸，耗時二十年。商鞅變法，革除了秦國舊製度，使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超級強國，十年大見功效，但改革者商鞅卻落得家破人亡。這說明，一場社會改革步履多麽艱難，阻力之大，付出的代價之高。改革成功，十分不易，隻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改革家是引領時代的英雄。
比較趙武靈王和商鞅兩人的改革，是兩種不同的模式。趙武靈王漸進，商鞅急進。司馬遷用大篇幅記敘兩場改革雙方的辯論，趙武靈王與公子成、趙文、趙造、趙俊等人的辯論和商鞅與甘龍、杜摯等人的辯論，仿佛是同一場辯論，兩個版本，場景、用語，似曾相識，十分雷同。司馬遷刻意用此提示人們，改革方式不同，付出的代價成本不一樣，曆史後果也不一樣。趙武靈王改革具有人性化，帶儒家色彩，時間要長，是漸進式改革，可以做到不流血；商鞅用兵法手段改革，是急近的改革，如同暴風驟雨，板起麵孔不近人情。因為法家主張人性惡，迷信暴力推行，把百姓當作愚民。法家的取信，是以詐欺人，以勢壓人，壓製輿論，甚至燒詩書。改革成功快，見效大，但負麵影響也大。秦國政治自商鞅變法起，嚴厲再嚴厲，以至於秦國統一，二世而亡，留給人們深刻反思。漸進，就是由淺入深，條件成熟，再進入深水區。趙武靈王的漸進改革，長期蓄勢，細致工作，以理服人，最終讓反對者也支持改革，雖然時間長，見效慢，但付出的成本低，沒有負麵影響。毫無疑義，趙武靈王創立了漸進改革的成功模式，效果最好。
（二）司馬遷筆下的明君
雕塑明君的正麵形象，給社會以正能量，這是《史記》為後王立法的主旨。
1.帝王無私，要天下為公
《五帝本紀》寫堯舜禹禪讓，揭示上古帝王無私的偉大精神。堯年老，他的兒子丹朱不成才，堯要找一個人接班，眾臣推薦了舜。舜繼承帝位，天下的人得利，而丹朱一人不得利；丹朱繼承帝位，丹朱一人得利，天下的人都要受害。兩相權衡，堯說：“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即“不能讓全天下的人受害而使一人得利”。這個人即使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行。《禮記·禮運》提倡的“天下為公”，堯舜禪讓，給予了實踐。
2.帝王成事，要任賢使能
賢才決定事業成敗。《匈奴列傳·讚》說：“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高祖本紀》載劉邦以弱勝強，他自己總結楚亡漢興的原因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治平天下需要眾多的賢才。《劉敬叔孫通列傳·讚》引諺語說：“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周文王、武王之有天下，因為有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佐文王，有周公、召公、畢公、尚父之倫輔武王。秦並天下，楚滅漢興，都是因為有一大批賢相良將在建功。賢才如此重要，大道理人人都懂，凝聚人才的辦法也很多，如重金招聘，伯樂推薦，毛遂自薦，積資升遷，等等，但都不是要害。帝王任賢，最核心之點是要有容人之量，也就是帝王氣度。劉邦以一介布衣登天子之堂，成功的秘訣就是他有帝王氣度，能夠役使高於自己的命世大才，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劉邦的過人之處，就是他能識人、用人。劉邦有一句口頭禪，叫“為之奈何”，這件事怎麽辦？降下身份，不恥下問，承認山外有山，這就是劉邦識人的秘訣。識人就要用人。劉邦拜將，任用從敵人營壘中逃過來的韓信。任人不疑，讓韓信獨當一麵，人盡其才，施知遇之恩，必得死力回報。再是帝王知錯能改，更能服賢者之心。三國時袁曹官渡之戰，袁紹失敗，殺了曾提出正確意見的田豐，袁氏的滅亡，不可救藥。劉邦平城受困，殺了阿諛奉承說匈奴可擊的佞人，赦免忠誠直言反對貿然攻擊匈奴的婁敬，封為列侯，賜姓劉，於是婁敬成了與帝王同姓的劉敬。袁紹與劉邦，兩相對照，劉邦用人的帝王器度，袁紹不可同日而語。
3.帝王善斷，有馭人之術
帝王辦事果決，乾綱獨斷，這是駕馭能人的基本素質。馭人之術，分寸把握得好，以德服人，就是明主、雄主；把握不好，隻能以力服人，以詐欺人，就是奸雄。曹操有奸雄之稱，劉邦有賢能之名。劉邦的馭人之術，我們舉兩例以觀其能。一是收降黥布，二是駕馭韓信，劉邦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黥布一介武夫，能征慣戰，做到了項羽的九江王。劉邦派說客挖項羽的牆腳，說降了黥布。當黥布來投，劉邦接見時先殺其氣，故意冷落黥布在客館，派人對黥布說：“漢王今夜有事不見，九江王一定要見，隻能到漢王臥室裏去見。”黥布到了漢王臥室，見劉邦在洗腳，左右各一個美人雙雙伺候劉邦。劉邦抱住兩個美人親親耍耍，這對客人是多麽不禮貌。如此場麵，讓黥布十分難堪，恨不得有一條地縫鑽進去。黥布告辭劉邦出來想自殺。等到黥布到達他安歇的地方，一看臥室的布置與漢王劉邦一模一樣，也有兩個美人在等候，是王者的規格。這一下黥布又高興起來。黥布心想，漢王是真心待我，給我王者的禮遇，隻是做事有點流氓習氣，是不見外我，不計較小節，我黥布要死心塌地跟著漢王。
韓信足智多謀，有蓋世奇才，投劉邦時還是一個無名之輩。劉邦是看蕭何的麵子拜韓信為大將。韓信拜將後一席對話讓劉邦心服。劉邦放手讓韓信獨當一麵，開辟北方戰場，派了三個人監視韓信。一個監軍張耳，一個步兵頭領曹參，一個騎兵頭領灌嬰，三人分了韓信之權。當韓信滅齊要稱假王之時，劉邦受此要挾大罵韓信說：“老子受困，你小子按兵不動，還想稱王。”隨即改口罵道：“大丈夫在世要堂堂正正地做真王，你小子怎麽要假王。”劉邦派出高規格使者張良到齊國去立韓信為齊王，但卻沒有正式的委任狀和劃界地圖。韓信自然也不滿意，消極怠工，按兵不動。這事拖了一年，劉邦才正式下委任狀和封疆地圖給韓信，韓信這才發兵會圍項王於垓下。項王被滅，劉邦立即改封韓信為楚王，美其名曰“衣錦還鄉”。其實是奪韓信之軍，讓他赤手空拳回家鄉去做楚王。後來韓信被擒，心有不甘，對劉邦說：“陛下帶兵不過十萬，臣帶兵多多益善。”劉邦笑著說：“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韓信無奈地說：“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善將將的馭人之術，當然不是天生，是政治成熟的最高境界，隻有非常之人，才能在後天的實踐中修成正果。
4.帝王兼聽，要察納雅言
聖明君主親信賢人，遠離奸佞，能夠傾聽不同意見擇善而從。如果擇非而從，那就不叫納諫，不是聖明之君；喜歡阿諛奉承，那就是昏暴之君。司馬遷批評殷紂王拒諫，“智足以拒諫”，紂王的小聰明隻用在拒諫上，甚至剖心殺了忠臣比幹，最後的結果是破家亡國。司馬遷稱許漢文帝為仁君，他真誠納諫，有兩個舉措為後世君主樹立了榜樣：一是下詔求言，創立了舉賢良製度；二是明確宣布言者無罪，言事者無論對與錯都不承擔責任。漢文帝認為，納諫的後果由君主承擔責任，“國之大患”是“擇者不明”。漢文帝開明的流風餘韻，一直影響到昭宣中興。
5.帝王勤政，要關愛民生
凡雄略之主，都有勤政的精神。秦始皇辦公，課以日程，批閱公文，每天定量批閱簡牘一百二十斤，批不完不休息。司馬遷批評秦始皇“貪於權勢如此”。司馬遷所講的勤政，指勤於關心民生，而不是具體的政務。恰恰相反，帝王不要去幹預臣工的政務。明君之明，是明於國家大體，把握方向，創建製度，要了解民情，要像黃帝、堯舜那樣，一年四季巡視百姓，“未嚐寧居”，沒有睡過一天安身覺。舜死於蒼梧之野，大禹崩於會稽山上，他們死在關愛民生的工作崗位上。如此勤政的帝王，似乎隻能是一個理想。
6.帝王節儉，要珍惜民財
漢文帝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但他十分珍惜民財，非常節儉。他所寵幸的慎夫人，隻穿短裙，帷帳不準繡花。漢文帝要修一個觀景台，一說是觀天文的高台，需要一百金，相當於十戶中產人家一年的收入，漢文帝停建。漢文帝臨終下詔，臣下守靈，隻在早晚各哭十五聲，臣民要節哀。十五天解除喪期，全天下的吏民，隻需三天，按禮要守三年之喪。下葬器具不用金銀，隻用瓦器。漢文帝心中裝有一個“民”字，司馬遷許之為“仁”。文景時代，人民安居樂業，六七十歲的老翁，整天與小兒嬉戲，都返老還童了。
（三）司馬遷筆下的賢臣
1.居官理民，要為民辦事
西漢蕭何“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司馬遷稱許說“何之勳爛焉”。萬石君一門貴盛，碌碌無為，一生謹慎，隻仰承天子鼻息，但能“為百姓言”。是否與民辦事，是賢臣的最高標準，在當時是了不起的先進思想。遍查二十四史，隻有《史記》寫有“為百姓言”幾個字。
2.司法公正，天下無冤民
在古代，斷獄判案是國家施政的重中之重。刑措不用，是太平盛世的標牌。古代行政幹預司法，尤其是君主幹預司法，往往使國家陷於深重災難。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在今河南方城東）人，西漢著名賢臣，漢文帝時廷尉，執法公正，認為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不是皇帝個人的意誌。張釋之勸諫漢文帝帶頭按法律辦事，為天下人的表率。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司法公正判案，天下無冤民。
3.為官要清廉，不與民爭利
公儀休是春秋時魯國國相，他為官清廉、公私分明、一塵不染的高風亮節，給為官的人樹立了一麵高懸的明鏡。公儀休喜歡吃魚，有人投其所好，專程送來了幾條魚，公儀休堅辭不受。他對送魚的人說：“正因為我喜歡吃魚，一份微薄的俸祿還吃得起魚。如果我收了你的魚，丟了俸祿，那時誰來送魚呢？”一席話說得送魚人啞然失笑，公儀休的話既拒腐，又委婉，一針見血揭穿了送魚人請托的目的。公儀休的夫人勤勞賢淑，親自種菜織布，公儀休勸說不聽，休了夫人，說她爭奪了士農工商的口食。公儀休防微杜漸，製止當官的親屬與民爭利，這種精神無比崇高，但休妻之舉，未免過分和迂腐。
4.救民水火，甘冒斧鉞
漢武帝時，河內郡發生火災，燒了一千多家。漢武帝派汲黯去巡察。汲黯路過河南，那裏發生了大旱災，接著是水災，顆粒不收，地方對此瞞報。汲黯見此，自作主張打開糧倉救災，這是要冒殺頭危險的。汲黯的行為，急民之所急，不顧個人安危，漢武帝赦免了他的罪過，還稱讚汲黯是“社稷之臣”。
5.當官要自律，職位是責任
春秋晉文公時，晉國最高司法長官李離，辦案五年沒有出過差錯。公元前632年，李離的部屬錯判了一件死刑案，李離自責，向晉文公請求判他死刑。李離說：“我是最高司法長官，俸祿最高，職位高，俸祿多就要擔負最高責任。臣不能平時享受高位高祿，有了過錯推給下屬。”李離不接受晉文公的赦免，自殺而死，承擔責任。
6.治理積弊，要有智慧，啟迪民智
作為一個手握權力的長官，如何處理尖銳複雜的矛盾，以及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是用暴力推行善政，還是用智慧讓惡人現身說法，教育人民群眾覺醒，兩種辦法，兩種效果。褚少孫所補戰國時西門豹治鄴，提供了一個以人為本，運用智慧辦事的典型。西門豹也用暴力，一是有限度，二是隻用於懲辦首惡。
鄴城是魏國的領地，在今天河北臨漳縣一帶，經常鬧水災。那裏的官紳與巫婆結成一夥坑害民眾。他們每年要為河伯，即河神娶媳婦。家家都要出錢，搜刮上百萬，官紳與巫婆把大部分錢財瓜分，隻用少量的錢娶婦。民間長得漂亮的小姑娘及其家庭遭受侵害。有錢的出錢免災，無錢的就要倒黴，有的帶著女兒逃匿流浪，但每年總有一個家庭，一個女孩遭殃。西門豹到任，了解情況後，決心革除陋俗，動員民眾修水利。但在強大黑暗社會勢力籠罩下尚未覺醒的民眾中，強力推行很難奏效。西門豹不動聲色，他也聲稱要參加為河伯娶婦的典禮，並以縣令之尊做主持人。西門豹以虔敬的心情順民之俗。當娶婦典禮正式開始時，西門豹聲稱要揭掉女子蓋頭，察看是否漂亮。然後要巫婆去向河伯報信，問河伯是否滿意，說時遲，那時快，沒等西門豹話音落地，上來兩個吏卒，不容分說把巫婆投入河中隨水漂去。西門豹裝出一副嚴肅認真的樣子，站立等待，紋絲不動，等待回音。成千上萬的群眾鴉雀無聲。過了一陣，西門豹說，巫婆為何久久不回，再派她的弟子去催促她，於是投一女弟子到河中。過了一陣，又投河一個弟子，一連投了三個弟子。她們都沒有回來。西門豹說：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子，不會辦事，現在要男子去向河伯匯報，於是把地方官三老投到河中。地方豪紳和縣裏官吏個個驚恐。這時西門豹又發話了，說：“三老官職小，也回不來，現在請地方豪紳長老、縣衙高官去見河伯吧。”西門豹想把這群惡棍一個一個都投入河中。這些人連忙一個個叩頭，真是叩頭如搗蒜，自己出來拆穿西洋鏡，揭穿騙局，退出贓款，西門豹饒他們不死，全體百姓也受了教育。西門豹趁熱打鐵，組織全縣百姓挖溝修渠，共修通了十二條渠，徹底免除了水害。西門豹的智慧和工作方法，不是很值得借鑒嗎？
西門豹治鄴，是西漢褚少孫所補，符合司馬遷的思想，與商鞅變法用暴力和詭詐之術相較，形成鮮明對比。司馬遷自己所寫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也與商鞅變法形成鮮明對比。那些治申商刑名之學的能臣，高高在上，視人民群眾為愚民，隻可共享其成，不可與之慮始，往往主觀蠻幹，與民對立。司馬遷稱商鞅“天資刻薄”，不讚成對人民施暴力。由此可見，賢臣不僅能辦事，更要有一顆赤子之心，與民共休戚。
（四）司馬遷開明的政治理想
在古代皇帝製度下，“朕即國家”，尚無民主、自由的觀念。人民期盼的，史家頌揚的，希望君明臣賢，國家實施開明政治。何謂開明？那就是執政的國君要明，臣子要賢。君“明”的標誌是“納諫”與“兼聽”，傾聽臣民意見；臣“賢”的標誌是“清廉盡職”，為民辦事。君與臣，都不能以意為法，施政要順民之俗，心裏裝有老百姓。司馬遷在高祖、呂太後、孝文帝諸本紀讚，以及律書序，蕭、曹世家讚等篇都鮮明地表達了主張順民之俗，頌揚無為政治的思想。漢高祖劉邦，起自匹夫而得“天統”，是因為他順民之俗，“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呂太後無為，“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漢文帝“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司馬遷稱之為“德至聖”的“仁”君。治國的最高原則是“順民之俗”，又稱“順流與之更始”（《蕭相國世家》），要辦老百姓希望辦的事。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麵時的講話）這是共產黨人的心胸和追求。我們不能苛求兩千多年前的漢文帝有這樣的思想境界，但他“順民之俗”的作為應當肯定。司馬遷以帝王親民為仁德的最高準則，這一先進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怎樣才能做到“順流與之更始”，辦老百姓希望辦的事？西漢初的無為政治就是順民之俗。當時民無蓋藏，急需休養生息，國家施政以休養生息為要務，無為就是順民之俗。因為無為不是不做事，而是量力而行。具體說，有兩條最基本的國策：第一，君臣無為，不舉措暴眾，不搞政治折騰，不濫用民力。該辦的事，能辦則辦，不能辦等到條件成熟再辦。第二，民眾則是有為，士農工商全麵發展。“無為”是道家的語言，老子主張“絕聖棄智”，滅去人欲。恰恰相反，司馬遷主張一個人要積極用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精神，人生的追求是“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司馬遷不認為人欲是洪水猛獸，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動力，鼓勵人人發財致富。國家施政，不是阻遏人欲，而是“善者因之”，即最好的辦法是因勢利導，讓人民富裕，構建和諧社會。國家怎樣施政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呢？那就是君明、臣賢。明君的榜樣是漢文帝，帶頭執法不幹預臣職。賢臣的榜樣是張釋之和馮唐。張釋之依法審案，馮唐直言切諫。《孝文本紀》與《張釋之馮唐列傳》，兩篇合起來讀，鮮明地展現行政、司法、監察三者平衡互補，顯然，這就是司馬遷構建的一幅開明施政藍圖。
其一，賢者在位。司馬遷講的“賢者在位”，有三個突破：第一，“賢者在位”，不是單純的用賢，而是包括君主在位，也要賢者，明君、賢臣，缺一不可；第二，治平天下，需要眾多賢才，“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第三，智不可專，民間有賢才。
其二，言路暢通。司馬遷講的“言路暢通”，也不是單純的“納諫”與“兼聽”，而是提出“言者無罪”，帝王要像漢文帝那樣下詔求言，聽取民眾心聲。司馬遷不隻是思想境界的突破，他進一步提出怎樣才能保證“賢者在位”與“言路暢通”的方法。賢者在位，要集體推薦，試用考察，民心擁護，然後授以實政。堯禪位舜的過程就是這樣，時間長達二十八年。君臣在位，都要遵守製度約束；司法要獨立，要公正；監察要進言，要敢言，這些先進思想，至今仍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