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傳載述了從春秋末年到漢初以工商業致富的貨殖大家的活動，以及這一曆史時期工商業的發展，故以貨殖命名。貨指財富，殖言增長，貨殖者，言如何增長財富。本傳的序言，論述了商品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司馬遷認為出現農、工、商、虞的分工是社會經濟、人俗發展的必然之勢。他把商業作為人民衣食之源來考察，強調農、工、商、虞四業並重，從而徹底地否定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
【語譯】
《老子》說：“把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時候，即使鄰近國家的人民互相望得見，雞狗的叫聲彼此聽得到，老百姓也會認為自己的飲食甘美，自己的服裝漂亮，本地的風俗習慣最安適，愛好自己的事業，直到老死也不相往來。”一定要把這樣的至治作為追求的目標，把近現代拉回古代去，即使把人民的耳朵、眼睛都堵塞起來，也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情況，我說不上。至於像《詩經》《尚書》裏所講的，從虞舜、夏朝以來，人們總是愛聽悅耳的聲音，愛看悅目的顏色，愛嚐各種禽獸家畜的肉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的環境，而內心以權勢顯赫為榮。這樣的風氣影響民心已經很久了，雖然挨家挨戶用《老子》的妙論去勸導，也始終不能改變。所以，治理國家最好的辦法是順應自然，其次是引導，再次是教誨，更次是用刑罰製度來約束，最下是與人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富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和玉石，太行山以東盛產魚、鹽、漆、絲和音樂、女色，江南出產楠木、梓木、生薑、木樨、金、錫、鉛礦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璣、獸牙、皮革，龍門山、碣石山以北盛產馬、牛、羊、毛氈、毛皮、獸筋、獸角，銅鐵則在相距千裏的山間星羅棋布：這就是物產分布的大略情況。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即老百姓通常衣食、養生、喪葬所需要的東西。所以，田地靠農民耕作來供給食物，山澤靠虞人開采，器物靠工匠製造，貨物靠商人流通。這哪裏用得著發布政令、征召調遣和規定時間聚會呢？各行業的人可以各自發揮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貨物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轉化為貴，貴到極點就要轉化為賤，各自努力精通自己的業務，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日日夜夜不停息，不用召喚，人民自己來了，不用追求，人民把所需都生產出來了。這難道不是既符合規律，又合乎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說：“農民不耕種，糧食就缺乏；工匠不生產，器物就短缺；商人不做生意，吃的、用的和錢財就會斷絕；虞人不開發山澤，財物就會匱乏。”財物匱乏山澤也得不到開辟。這四個方麵，都是人民穿衣吃飯的源泉。源泉大就富裕，源泉小就貧乏。源泉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有的貧困，有的富裕，沒有人能夠改變，而聰明的人錢財總是感到有餘，愚笨的人經濟總是感到拮據。所以，薑太公封在營丘，那裏的土地本是鹽堿地，居民又稀少，但由於薑太公鼓勵婦女紡織，極力重視工藝技巧，注意發展魚鹽的生產，並向四方流通。結果，其他地方的人和物產，就像錢串子穿錢和車輻集中於車轂一樣，聚積到齊國。所以，齊國出產的帽子、帶子、衣服、鞋子供全天下人所用，從東海到泰山之間的諸侯，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後來，齊國一度衰落，管仲重振太公的事業，設置了理財的九個部門，齊桓公因此稱霸，多次會盟諸侯，匡正天下；管仲自己也建築了三處庭園，他的身份雖隻是一個諸侯大夫，但其財富卻可與各諸侯國的國君相比。因此，齊國的富強，一直持續到齊威王、齊宣王的時候。
所以說：“糧倉裝滿了，人們就會懂得禮節；衣食充足了，百姓才講求榮譽和恥辱。”禮儀產生於富有，而廢棄於貧窮。所以，君子富了以後，喜歡去做仁德的事；小人富了以後，也會樂於公共事務。河湖深了，魚類就會生長；山林深了，野獸就去往那裏；人富有了，仁義也會歸附。富有者得了權勢，越發顯赫；失勢者則客不上門，因而心情不快樂。夷狄更是這樣。諺語說：“千金之家的子弟，不會因觸犯法律而在市上被處死。”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的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有千輛兵車的國君，有萬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還要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籍的一般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句踐被吳王夫差圍困在會稽山上，而任用範蠡、計然。計然說：“了解戰爭，才能做好準備。了解貨物什麽時候為人需求，才算懂得商品貨物。時用和物產二者都了解清楚了，則供求行情也就顯現在眼前了。所以，歲星在正西方，則豐收；歲星在正北方，則歉收；歲星在正東方，則鬧饑荒；歲星在正南方，則幹旱。所以，旱則備船，澇則備車，這才符合事物發展的道理。每六年一次豐收，每六年一次幹旱，每十二年一次大饑荒。出售的糧食每鬥二十錢則傷農，九十錢則傷商賈。商人吃虧，則錢財無所出；農民吃虧，則田地荒蕪。糧價每石高不超過八十錢，低不少於三十錢，則對農民商人都有利。平價出售糧食，調節物價，則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廢，這是治國的道理。囤積貨物，一定要堅好之物，不要積壓資金。以貨物去貿易時，容易腐敗和腐蝕的貨物不要留存，不要囤積以求高價。評估貨物的過剩和短缺，就會知道物價貴賤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反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則反歸於貴。貨物貴時就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貨物賤時就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要使財物錢幣的流通周轉像流水一樣。”句踐按照計然的辦法治國十年，國家富足，就拿出豐厚的錢財賞賜兵士，使兵士們在戰場上不顧箭射石擊，衝鋒陷陣，就如同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迫切，終於報了仇滅掉吳國，炫耀軍威於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範蠡協助越王洗刷了會稽被圍之恥後，長歎道：“計然的策略有七項，越國隻用了其中五項就實現了願望。既然他的策略已施行於治國，我要把它用於治家。”於是，他乘小船漂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於天下中心，與各諸侯國四通八達，是貨物交易之地。他就治理產業，囤積貨物，乘時投機，追逐利潤，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於經營產業，要能擇用賢人，而又把握時機。十九年的時間，他三次賺得千金的財富，兩次分散給他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就喜好施行美德之事。他年老力衰後，任由子孫繼承其家業而有所發展，終於積聚財產一萬萬。因此人家說到富人時都稱譽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裏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去做官，又在曹國和魯國之間做買賣經商。在孔子七十多個學生中，子貢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學生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巷子裏。而子貢卻乘著四馬並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聘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同他平等行禮。孔子名揚天下，是因為子貢在人前人後宣傳輔助他。這就是所謂的形勢之助而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周人。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的變化，故而他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之道。當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綿；蠶繭成熟時，他買進錦帛棉絮，出售糧食。太歲在卯位，則五穀豐登；轉年歉收。太歲行至午位，則發生旱災；明年年景會好。太歲行至酉位，則又豐收；轉年年景變壞。太歲行至子位，則天下大旱；第二年年景會很好，雨水會多。太歲複至卯位時，他積累的貨物比常年增加一倍。要增加錢財的收入，他便收購下等的穀物；要增長穀物的產量，他就收購上等的穀種。他淡薄飲食，控製嗜欲，節省穿戴，與勞動的奴仆同甘共苦，抓住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取食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經營產業，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不足以隨機應變，勇氣不足以果敢決斷，仁德不能正確取舍，強健不能有所堅守，則雖然要學習我的經營之術，我終究不會告訴他的。”天下人論說賺錢生財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嚐試吧，而且又有所成就，並非隨隨便便就能成就的。
猗頓是以經營池鹽起家的。而邯鄲郭縱是靠冶鐵成就家業，其富有的程度可與王侯等同。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衍眾多時就拋售，再換取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以十倍於所獻物品來償還，送給他牲畜，他的牲畜多到用山穀來計量牛馬的數量。秦始皇詔令烏氏倮地位與封君同列，可以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請。而巴郡寡婦清的祖上占有朱砂礦，獨攬其利益有好幾代，家財多到無法計算。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家業，用錢財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以客禮相待，為她修築一座“女懷清台”。那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的鄉下人、畜牧業主，巴郡寡婦清是窮鄉僻壤的寡婦，卻受到皇帝的平等禮待，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依賴他們的富有嗎？
漢代興起，天下統一，開放城關、橋梁，解除開采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商賈得其所欲，而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強宗名族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肥沃的平原方圓千裏，從有虞氏和夏後氏實行貢賦時就把這裏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定居在邠地，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所以這些地區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耕，種植五穀，重視土地，不輕易做壞事。到了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邑，這裏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遷居櫟邑，櫟邑北靠戎狄，東通三晉，也有大商賈。秦孝公、秦昭王治理鹹陽，漢朝借此為都城和長安的諸陵所在，四麵八方的人和貨物像輻條聚集車軸一樣而來此會合，地小人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弄奇巧，從事商業。關中的南麵是巴蜀，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薑、丹砂、石材、銅、鐵和竹木器具。巴蜀的南邊抵達滇僰，僰人多被掠賣為奴仆。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產馬和犛牛。巴蜀四周山嶺阻塞，而有棧道千裏，與關中地區無所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製其口，用出產的多餘之物交換其短缺之物。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地區風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可是關中地方也十分偏遠險阻，隻有京師長安控製著交通路口。所以關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但估量其財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平陽，殷商定都河內安陽，東周定居於河南。河東、河內、河南處在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足，是帝王們交替建都居住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裏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儉省，老於世故。楊與平陽兩邑，向西可至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至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在石邑以北，地靠近匈奴，屢遭匈奴掠奪。人民崇尚剛強好勝和俠義，不樂意從事農業商業。但因鄰近北夷，軍隊經常往來，從中原運輸來的財物時有剩餘。當地漢夷雜處，自晉尚未三分時，已對民風的剽悍感到憂慮，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厲害了，當地民俗還帶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平陽兩邑人民在此間經營周旋，得其所欲。溫、軹地區向西可到上黨地區經商，向北至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地區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紂王**樂之地還留有殷人後裔，其民俗急躁，仰賴投機取利度日謀生。男子們時常相聚遊戲，慷慨悲歌，白天則糾合一起殺人越貨，晚上則挖墳盜墓，製作贗品，冶鑄私錢。多有美色女子，去當歌舞藝伎。她們彈奏琴瑟，趿著鞋子，往往獻媚權貴豪富，進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麵通燕、涿，南麵有鄭、衛。鄭、衛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近梁魯，注重端莊，崇尚名節。衛國從帝丘遷都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好氣節、俠義，這是衛國的遺風。
燕國的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麵通齊、趙，東北麵與胡人鄰近。從上穀到遼東，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到侵擾，民俗與趙、代地區相似，人民迅捷凶悍，缺乏思考。當地盛產魚、鹽、棗、栗。北麵鄰近烏桓、夫餘，東麵處於控製穢貊、朝鮮、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陽向東可到齊、魯經商，南去可到梁、楚經商。泰山之南是魯，其北則是齊。
齊地依山靠海，方圓千裏一片沃土，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多有彩綢、布帛、魚鹽。臨淄也是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其俗寬容舒緩豁達，足智多謀，好發議論，鄉土觀念重，不易動搖外流，害怕聚眾毆鬥，而敢於持刀刺殺，所以多有鋌而走險的搶劫之徒，這是大國的風尚。這裏士、農、工、商、賈五民皆備。
鄒、魯兩地瀕臨洙水、泗水，還留有周公遺風，民俗喜好儒術，具備禮儀，所以當地人民小心拘謹。多經營桑麻產業，而沒有山村水澤的資源。地小人多，人們節儉吝嗇，害怕犯罪，遠避邪惡。等到其衰落之時，人們經商爭利比周人還厲害。
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連接巨野，這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是這兒的都會。從前，堯製作陶器於成陽，舜打魚於雷澤，湯王定都於亳。這裏民俗還有先王的遺風，寬厚莊重，多君子，喜好農事，雖沒有山川的富饒，但人們能省吃儉用，以求財富的積蓄。
越、楚有三個區域不同風俗。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這是西楚地區。這裏民俗剽悍輕捷，好發怒，土地瘠薄，少有積蓄。江陵是原楚國的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物產豐富。陳在楚、夏交會處，流通魚鹽貨物，百姓多是商人。徐、僮、取慮地區的人民則清廉刻苦，信守諾言。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地區是東楚。這裏民俗與徐、僮相似。朐、繒以北，民俗與齊相同。浙江以南則與越相同。吳是吳王闔閭、楚春申君、漢初吳王劉濞三人招致天下遊說的子弟來此聚集的地方，東有海鹽的富饒，以及章山的銅，三江五湖的資源，成為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地區，民俗大體類似西楚。楚的國都本為郢，後遷都到壽春，壽春是一個都市。而合肥南有長江，北有淮河，交通便利，是皮革、鮑魚、木材的集散地。因與閩中、於越風俗相混雜，因此，南楚地區人民好言辭，說話乖巧，少信用。江南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男子壽命不長。多盛產竹木。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儲量不多，開采得不償失。九嶷山、蒼梧山以南至儋耳一帶與江南地區風俗相同，尤其混雜有楊越風俗。番禺是這裏的一座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潁川、南陽是原夏朝人的居住之地。夏人為政崇尚忠厚樸實，這裏還留有先王的遺風。潁川人淳樸恭謹。秦朝末年曾遷一些不法之民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臨漢水、長江、淮河。宛是一個都市，民俗混雜，好勞作，多以經商為業；居民放任俠義，與潁川地區相交往，因此至今還稱他們為“夏人”。
天下各地物產有多有少，民俗各有不同，山東地區人吃海鹽，山西地區人吃池鹽，五嶺之南、大漠之北的一些地方往往也出鹽，大體說來就是這樣。
總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食用米飯和魚類，刀耕火種，水淹除草，瓜果螺蛤，不需要從外地購買，就能自給自足。由於地勢好，食物多，沒有饑荒的憂慮，因此人們多好吃懶做，苟且偷生，沒有積蓄而多貧窮。由於這個緣故，江淮以南既無受凍挨餓之人，也無千金的富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宜種植五穀桑麻和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居民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的人民勤於農業，重視人口。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方也是這樣，而且加以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發展手工業，投機謀利。燕、代地區的居民種田、放牧，並且養蠶。
由此看來，賢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爭辯議論，忠義之士及隱居深山之士為自己樹立聲譽，最終為了什麽呢？是為了財富。因此，為官清廉就能做官長久，時間長久就更加富有；商人薄利多銷，買賣公道，也能致富。求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學習就會去追求。所以壯士在軍中，攻城先登，陷陣退敵，斬將拔旗，冒著箭射石擊，赴湯蹈火，是重賞的驅使呀。那些鄉裏的少年，殺人掩埋，搶劫作奸，挖墳盜墓，私鑄錢幣，俠義相許拉幫結派霸占錢財，借助交友報仇，明搶暗奪，不顧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走像馬一樣狂跑，其實都是為了財利呀。如今趙國、鄭國的女子，梳妝打扮，彈奏琴瑟，拖曳長袖起舞，踩尖頭的輕便舞鞋，目送秋波，用心招引，出外不遠千裏，不擇年長年少，圖的是榮華富貴。遊手好閑的公子，戴冠佩劍，裝飾講究，外出車馬成排，這是為了炫耀富貴。獵人漁夫起早摸黑，冒著霜雪，奔波在深溝山穀，不顧猛獸傷害，為的是獲得野味。馳逐賭場、鬥雞玩狗之徒，互相爭吵，自我誇耀，必爭勝利，是因為看重輸贏。醫生方士靠技術謀生的人，勞神過度，竭盡其能，是為了得到上等的精米。官府吏士舞文弄法，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怕砍頭之罪，這是他們沉醉於賄賂之中呀。農、工、商、賈儲蓄增值，原本就是為了追求富貴財貨。人們隻會絞盡智能聚財，終究不會留有餘力而把財富讓給別人的。
諺語說：“百裏之外，不販賣柴薪；千裏之外，不販賣糧食。”在一地居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居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居住上百年，就要積德招來人民。所謂積德，是指有道德而能招來人民的人。現在有些人既沒有官職俸祿，也沒有封爵采邑，但生活快樂能與有俸祿封邑的人相比，人們稱他們為“素封”。有封邑的人靠租稅為食，按標準每戶每年交的租稅是二百錢。享有千戶人家的封邑，一年的租稅收入二十萬，朝覲天子、聘問諸侯、祭祀供享的費用都從中支出。庶民百姓，農工商賈，如果家有萬錢，按利息收一年有二千，擁有一百萬錢財的人家就可得利息二十萬，而雇人服役、租稅徭役的費用從其中開銷。這樣的人家，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穿好的，吃好的，享受一世。所以說，在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養牛蹄角一千（一百六十七頭），羔羊腳一千（二百五十隻），草澤中養豬腳一千（二百五十頭），水麵占有年產魚千石的魚塘，山中擁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樹——安邑千株棗樹，燕、秦千株栗子樹，蜀郡、漢水、江陵地區千株橘樹，淮北、常山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千株楸樹，陳、夏千畝漆樹，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子，還有在大國有萬戶都邑的近郊有畝產一鍾的千畝良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或者千畦生薑、韭菜：擁有上述一項財產的人，其收入就可與千戶侯相等。然而這些都是富有的資本，不用到市場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去奔波，坐享收成，本身既有處士的名義而又有豐厚的收入。如果有人弄到家境貧困，雙親衰老，妻兒瘦弱，逢年過節連祭祀祖宗鬼神的錢也沒有，至於送人禮物，湊錢聚餐，更是囊中羞澀，一家生活吃穿鋪蓋不能滿足，這樣自己還不感到羞愧，那就不值一提了。沒有錢財就得靠出力過日子，稍有錢財就得靠鬥智求富，已經富饒了就要逐利爭時，這是一般規律。當今發財不是冒險取得的，那就要受到賢人的稱讚。所以，靠農業致富的為上等，靠工商末業致富的次一等，靠奸詐取巧致富的為最下等。既沒有隱居山林的奇士德行，而又長期貧困的人，卻愛好空談仁義，真是夠羞恥的了。
凡是普通百姓，財富相差十倍的就要低人一頭，相差一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相差一千倍的就要受人役使，相差萬倍的就要給人當奴仆，這是事情的常理。說起來，以貧求富，農家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文彩不如倚門當街做買賣，這說的是工商末業，是貧窮人求富的手段。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一年之內，要出賣酒水千甕，醋醬千缸，飲料千缸，屠宰牛羊豬皮千張，販賣穀物千鍾，柴草千車，擁有船隻總長千丈，木材千株，竹子萬株，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漆器千件，銅器千鈞，木器、鐵器和染料千石，馬蹄口一千（二百匹），牛一千隻腳（二百五十頭），羊、豬一千雙，奴隸手指一千（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絲絮細布千鈞，彩色絲綢千匹，粗布皮革千擔，漆千鬥，酒曲、鹽、豆豉千瓶，鮐魚、鮆魚千斤，小雜魚千擔，醃鹹魚千鈞，棗栗三千擔，狐貂皮裘千件，羔羊皮千石，氈毯千條，水果蔬菜千鍾，還有高利貸資本千貫，交易中間人中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老實的人獲利十分之五，這些人可與千乘之家相比，這是大致的情形。至於其他雜業，如果沒有十分之二的利潤，那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財富了。
請允許簡略說明當代千裏之內，賢能之人所以致富的情況，以使後人得以觀摩選擇。
蜀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經營冶鐵致富。秦國打敗趙國，遷徙卓氏。因為卓氏是被擄掠的，隻有夫妻二人推著小車，去往遷徙地。那些同時被遷徙的人，稍有餘財，爭相送與官吏，要求把他們遷徙到近處葭萌縣。唯有卓氏說：“葭萌這個地方狹小貧瘠。我聽說汶山下有肥沃的田野，長有形狀像蹲伏鴟鳥的大芋，人一輩子也不會挨餓。百姓善於交易經商。”於是要求遷到遠處。到了臨邛，非常高興，便開礦冶鐵，運用計謀策劃，財勢壓倒滇蜀地區的人，富有達到奴仆一千人。他田園水池遊獵的享樂，可以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太行山以東遷徙來的降民，也是從事冶鑄業，他把產品賣給南越少數民族，其富有可與卓氏相比，他們都居住在臨邛。
宛縣孔氏的祖上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伐魏國後，把孔氏遷到南陽。他便大規模經營冶鐵業，修築池塘養魚，趕著成群車馬遊訪諸侯，都得益於經商發財的便利，由於出手大方與王侯交友，享有貴族公子的名聲。他賺的錢很多，超過了他交際王侯所投入的本錢，贏利超過斤斤計較的商人，家庭富有達數千金，因此，南陽人做買賣完全效法孔氏的手法而派頭十足。
魯地民俗節儉吝嗇，而以曹邴氏尤甚，他從冶鐵起家，財富高達萬萬錢。但家中父兄子孫都遵守一個家規：一切經營都要有經濟效益。他家放債，做生意遍及郡國各地。在鄒魯地區有很多人放棄經術而追求發財，其原因就是受曹邴氏的影響。
齊國風俗賤視奴仆，而隻有刀間看重他們。狡猾剽悍的奴仆，是人們所擔憂的。隻有刀間收留他們，讓他們去追逐漁、鹽等商業上的利益，或是讓他們乘著成隊的車馬去結交郡國守相，刀間更加信任他們。最終刀間得到他們的幫助，積累財富數千萬。所以人們說：“寧爵毋刀。”說的是出外求取官爵倒不如在刀間那裏為奴，刀間能夠使喚家奴而富足，而又能讓他們竭盡全力。
周地人本是節儉的，而以師史尤甚。他運貨的車輛數以百計，通商到各郡國，無所不到。洛陽處在齊、秦、楚、趙的中心，一些貧民在富商家中學做生意，並以長久被富商留用經商來誇耀，屢次帶領商隊路過鄉裏不入家門，師史充分信任利用這些人，才能致富七千萬。
宣曲任氏的祖先，做督道的糧倉看守。秦朝衰敗之時，豪傑們爭相奪取珠寶，而隻有任氏把倉庫的糧食藏在地窖裏。後來，楚、漢兩軍在滎陽相持，農民不能耕種，米價漲到一萬錢一石，豪傑們的金錢珠玉全都歸於任氏所有，任氏以此致富。富人爭相奢侈，任氏卻放下富人身份十分節儉，努力耕種和養殖牲畜。種糧養牲的人們都爭著買進廉價的，隻有任氏專門買貴的質量好的。任家富有，延續數代。任氏的家規規定，不是自家種田養畜得來的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不得飲酒吃肉。以此作為鄉鄰的表率，因此，他憑借富有得到皇上的尊重。
國家開拓邊塞的時候，隻有橋姚得以有馬千匹，牛兩千頭，羊萬隻，糧食以萬鍾計算。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從軍出征，需要借高利貸置辦軍器，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君的食邑國在關東地區，而關東戰爭勝敗未決，不肯把錢貸給他們。隻有無鹽氏拿出一千金放貸，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戰亂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的利息收入十倍於本金，成為關中的富家。
關中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人家，如田嗇、田蘭。韋家的栗氏，安陵縣、杜縣的杜氏，家財也有萬萬金。
以上說的都是顯赫最有本事的人。他們都沒有官爵封邑俸祿，也不是靠違法作奸而致富的，而是靠預測商機，研究市場供求，一舉一動都要緊跟時勢以獲取利潤。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以置辦田產從事農耕守財，就像君王用武力取天下、用文治守天下一樣，變化而有節度，所以值得記述。至於那些努力從事農、牧、工、虞、商賈的人，運用權謀並能抓住有利時機成了大富，大者富傾一郡，中者富傾一縣，小者富傾鄉裏，這樣的人多得不可勝數。
依靠節儉和勤勞是生財的正道，但致富還要出奇製勝。種地是笨拙的職業，而秦揚以此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是違法的勾當，而田叔以此起家。賭博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靠它發財。走街串巷的小販是男子卑賤的行業，而雍樂成卻靠它致富。販賣油脂是恥辱的事，而雍伯得利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卻能賺到千萬。磨刀是小手藝，而郅氏卻能因此富有。賣羊肚兒是不起眼的小食品，而濁氏卻因此而有成隊車馬。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裏以此致富鳴鍾佐食。這些都是靠心誠專一達到的。
由此看來，致富沒有固定的行業，財貨沒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聚集財富，沒有才能的人財產**盡。千金之家可比一都之君，有億萬家財的人，便能與王者同樣享樂，這難道不是所謂的“素封”？難道不是這樣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