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全球性政策的形成及其發展
法蘭克福大會為社會黨國際確立的基本政策帶有濃厚的“冷戰”色彩和嚴重的地區局限，這兩者相互聯係，密不可分。反蘇反共、追隨美國、支持“冷戰”的抉擇自然使社會黨國際的注意力集中於兩大集團對峙的前沿—歐洲，同時也使它從反共反蘇的一般需要出發來考慮其對待一般性全球問題的政策。如前所述，社會黨國際從集團化的立場考慮，將非共產主義世界視為一體，力圖將廣大的亞非地區也納入反共體係，其結果勢必貶低或有意忽略亞非地區人民強烈的獨立要求和擺脫殖民統治的願望。另一方麵，當時西歐主要國家的社會黨實際上並未真正奉行他們所宣揚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相反，在戰後走上執政道路的同時，他們大多開始屈從於本國狹隘的民族利益和本國資本發展的要求，因而又在戰後力圖恢複戰爭所破壞的殖民秩序及其體係。即便是在為客觀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作出讓步的時候，他們也總是在維護本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權益。例如，法國社會黨曾支持法國軍隊重返印度支那；1946年底，正是在社會黨人分別擔任政府總理和殖民部長的情況下，法軍在印支、特別是越南開始了全麵的殖民戰爭，同時，又以暴力鎮壓阿爾及利亞人民獨立運動。而英國工黨政府雖然同意並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和斯裏蘭卡等國的獨立，但在其大多數非洲殖民地仍然堅持嚴格的殖民統治，壓製當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何春超：第154和180頁）因此戰後初期的“國際社會黨會議”乃至1951年成立時的社會黨國際從未討論過殖民地的問題、亞非拉國家的特殊困難，甚至將與亞非殖民地有關的一些問題劃入各宗主國社會黨人的國內政策範疇。正是上述兩方麵的綜合作用，法蘭克福大會的所有文件均未涉及當時已經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相反，卻使用了含義模糊且具貶義的“不發達地區”概念，在強調“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的基礎上提出“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和“反對對任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黨國際雖然在1951年正式成立了，但它沒有形成全球性的政策格局，沒有研究並確定對世界更廣大地區的政策。
這種狀況顯然與戰後以來國際形勢的新發展不相適應。大戰首先嚴重削弱了歐洲各國的實力和影響，使那些殖民宗主國無力無法對其戰前的殖民地實行舊有的統治；大戰還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刺激促進了殖民地的發展，使殖民地、特別是亞洲殖民地人民的組織程度和鬥爭能力以及覺悟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從戰爭結束到50年代初，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緬甸、斯裏蘭卡相繼取得政治獨立，印支三國也有巨大變化；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等國的反帝鬥爭風起雲湧；馬達加斯加、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先後爆發反帝反殖的武裝鬥爭。以亞洲的獨立和非洲的覺醒為主要標誌的戰後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已經到來。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社會黨國際不能不有所反應。
實際上，法蘭克福大會在此問題上已有爭議。日本社會黨代表曾對社會黨國際過分關注歐洲問題表示不滿，提出應當注意亞洲問題，應當就社會黨人對亞洲問題的態度通過一項決議。（SI:SII,1951, No 31-32）印度人民社會黨的代表就民族獨立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對國際提出批評，要求它承認所有國家一律平等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SI:SII,1951, No 31-32）因此，社會黨國際新任主席菲利浦斯在會上不得不承認國際活動的一大缺陷就是嚴重的地區局限，並提出要打破國際的地區孤立狀態。（SI:SII,1951, No 27-28）大會也相應地決定要起草一份社會黨人對不發達地區的政策宣言。
為此，1951年11月在維也納召開了一次經濟專家會議，隨後便向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提交了研究報告和最後結論。同年12月，在社會黨國際第一次理事會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並確定了工作方向，設立了由那些擁有海外領地的歐洲國家—比、法、英、荷社會黨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宣言的起草工作。委員會經過1952年2月、5月和9月的三次會議，提出了宣言草案並進一步征求其他黨的意見。同年10月在米蘭（意大利）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討論通過了這篇最後題為《社會黨人對不發達地區的政策》的宣言。盡管社會黨人對這個宣言推崇備至，稱之為奠定社會黨國際根基的原則性宣言之一，確定了社會黨國際向歐洲以外地區發展的根本方向。（Braunthal,1980, p.212）但實際上，宣言並無驚人之處，反帶有致命的缺陷。
在宣言的準備過程中，其問題即已暴露。菲利浦斯在法蘭克福大會談到這個宣言起草設想時便主張，這是一個主要同對不發達地區提供經濟援助有關的文件。（SI:SII,1951, No 27-28）1951年底的專家會議，從會議議題，討論材料及至最後的報告和結論來看，隻局限於討論亞非國家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未涉及政治獨立或殖民主義的問題。（SI:SII,1951, No 49）隨後的理事會會議更是著重強調“社會黨國際要求對不發達地區應用世界性相互援助計劃”。（SI:SII,1951, No 51-52）宣言起草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同樣限製了宣言的內容和觀點。因此，米蘭大會通過的“宣言”必然是一個含義不明確、態度曖昧的文件。其中過分強調經濟援助的重要性，認為發達國家社會黨的主要任務是推動本國政府對不發達地區實行發展援助；而在不發達地區，社會黨人的任務包括有發展教育，改善領導，促進經濟增長和計劃化等等。但唯獨沒有談到殖民地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鏟除殖民主義的問題，相反卻一再指責“共產黨人的宣傳企圖利用那些醉心於自身目的民族主義者來分裂自由世界”和“那種否認國際團結和互助的民族沙文主義”，荒謬地主張“在主權國家與附屬國地區之間建立一種生氣勃勃的夥伴關係”。（SI:SII,1951, No 43-44）因此，這一宣言雖然觸及了一些殖民地人民極為關心的問題，但其缺陷是主要的、明顯的。就其積極意義而言，宣言隻是在形式上彌補了法蘭克福大會時社會黨國際基本政策的地區局限性，開創了全球性的政策格局，開始了國際對第三世界問題進行研究和表示關注的先例。
這樣一個宣言不僅難以解決問題，而且還為時已晚，連緩和矛盾的時機亦已喪失。在米蘭大會上，第三世界的問題以更加尖銳的挑戰形式擺在社會黨國際麵前。這主要表現為亞洲社會黨會議的醞釀成立及其給國際帶來的衝擊。
在戰後獲得政治獨立的若幹亞洲國家中，那些曾經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不僅要擺脫外來的殖民壓迫，而且希望避免資本主義國家人剝削人的醜惡現象，因而，他們在獨立後紛紛組成了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組織。例如緬甸社會黨和印度人民社會黨都是如此。
在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社會黨與西歐的老牌社會黨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在思想理論方麵，它們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比較成熟的理論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歐黨的影響，並且接受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他們的綱領口號。在政策主張上，它們亦同樣沿襲了西歐黨的許多具體提法和見解。同時，國際冷戰的興起和國內同共產黨人競爭的局麵又使他們持有反共立場，強調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而向西歐社會黨靠攏。但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它們又有不同於西歐黨的認識和態度。在國內，這些亞洲社會黨人大多麵臨著清除舊的封建殘餘勢力，建立新的民主政治製度和選擇適合本國條件的發展道路的任務。相對而言，他們要求變革現存製度的激進色彩更加濃厚。在國際事務中，飽嚐殖民壓迫之苦的亞洲社會黨人要求置身於大國集團之外，不甘接受外來幹涉，因而往往奉行中立和不結盟的對外政策，在維護得之不易的自身獨立的同時還同情和支持其他亞非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亞洲社會黨會議的籌建集中反映了這種差別。早在1947年8月，印度人民社會黨的前身國大社會黨在討論印度獨立問題時即認為“迄今為止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向是排外的、西歐的運動”，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任務與歐洲有所不同，並以此為由提議召開一次亞洲國家社會黨會議。（ASC, 1956）印度黨雖然很早便參加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的會議，但到社會黨國際成立時仍堅持保留觀察員地位。同樣，巴基斯坦、印尼、緬甸等國的社會黨雖與“國際社會黨會議”建立聯係但從未提出過正式加入的申請。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成立非但未能增加對他們的吸引力，其政策主張的缺陷反而推動他們建立自己的組織。1952年3月，印度、印尼和緬甸三國社會黨舉行會議，正式提出了建立亞洲社會黨會議的呼籲，並組建了籌備委員會。同年9月，上述三黨再次會晤並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目標》共同聲明，其中主要在反對殖民主義、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是否應當與某些國家結成集團等問題上表現出與社會黨國際有根本的分歧。（ASC,1956）會議還決定在同年12月舉行亞洲社會黨會議成立大會。當時堅決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日本社會黨和以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為名主張建立以色列國的以色列統一工人黨對此事也十分積極。
這一情況自然引起了社會黨國際的重視。在米蘭大會上，國際主席菲利浦斯提出了題為《社會黨國際的活動和職能》的備忘錄。他憂心忡忡地提出“社會黨國際必須避免成為純‘西方的’或‘白種人’國際的危險。國際現有成員或與之有聯係的黨，除日本和印度黨以外，都是歐洲黨或歐洲黨的變種。”在他看來“，同亞洲社會黨的關係問題提出了特別需要迫切對待的問題”，因為即將舉行的亞洲社會黨會議成立大會給國際造成極尷尬的困境：一旦新的亞洲黨國際組織建立，印度黨便會切斷與社會黨國際的聯係而加入新的國際，分裂為右派和左派的日本社會黨也會采取相同的行動，最終便會出現按人種劃分的兩個社會黨人國際組織並列的局麵。菲利浦斯還分析了亞洲社會黨會議籌委會拒絕成為社會黨國際管轄之下的區域性組織的理由，即社會黨國際已經同兩大對立的國家集團之一混在一起，因而有害於亞洲社會黨主張的“第三種力量”或“中立”的立場；社會黨國際的主要成員黨已沾染了殖民主義惡習，因而與亞洲社會黨支持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的態度相抵觸。在此基礎上，菲利浦斯首先論述了對此問題的總原則是“鼓勵和幫助那些還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組織的國家發展這類組織，將盡可能多的、適合條件的現有政黨吸收進社會黨國際”。然後，他提出應當采取行動以消除亞洲社會黨的懷疑乃至對立情緒，並列舉了具體措施。（SI:SII,1951, No 43-44）米蘭大會接受了菲利浦斯的意見，修改了國際組織章程，擴大執行局的構成；並且責成執行局就“如何使社會黨國際成為真正的世界性組織”提出更具體的建議。（SI:SII,1951, No 43-44）會後舉行的理事會會議決定增選以色列黨為執行局成員，並為尚未成為正式成員的印度黨保留一個席位。接著，社會黨國際委托曾在首相任內承認印、巴、緬三國獨立的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率國際代表團走訪亞洲國家並參加亞洲社會黨會議成立大會，力圖利用後者的私人關係打開局麵。（SI:SII,1951, No 43-44）
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效果。1953年1月在仰光（緬甸）舉行的亞洲社會黨會議成立大會雖然堅持了不並入社會黨國際的主張，但大會主席、緬甸黨的吳巴瑞在開幕致辭中講“本次會議的發起者從未設想過要建立一個（與社會黨國際）對立的國際。他們隻是認為，為了加強亞洲社會黨之間的聯係和合作，為了執行本次會議所可能通過的決議而建立一個機構”。（Braunthal, 1980, p.368）大會通過的組織章程也載明本組織的宗旨是加強亞洲同世界各國的聯係並與社會黨國際建立聯係。（ASC,1954, pp.1-2）大會之後又舉行了一次亞洲社會黨會議執行局與社會黨國際代表團的聯席會議，就雙方的聯係和合作達成了協議，規定雙方代表均可參加對方的各種會議，雙方交換信息和文件並在某些問題上進行協調。（Braunthal,1980, p.368）同年4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會議對此表示歡迎，不僅認可上述協議，而且進一步研究了進行合作的途徑和手段，同時還設立了一個由歐洲7國社會黨代表組成的、專門負責與亞洲社會黨會議聯係的下屬委員會。（SI:SII,1953, No 16）
亞洲社會黨會議不僅在組織上保持了相對於社會黨國際的獨立性，而且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主張方麵也保持了同後者的距離。成立大會通過的綱領《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宗旨》雖在許多方麵與“法蘭克福宣言”有共同點，但更加突出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決議，明確提出隻有一切國家人民都得到民族自由，世界才能結成整體，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且點明，亞洲許多國家仍處在帝國主義的枷鎖之中，非洲則是“帝國主義的最後一個重要據點”，亞洲社會黨人完全同情並堅決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對外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有組織的恐怖統治”；決議還委婉地表達了對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批評。（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54—55頁）這樣一來，社會黨國際同年4月的那次理事會會議不得不初步討論了反殖問題，同意按照亞洲社會黨會議的要求澄清“社會黨人對殖民主義的態度”。（SI:SII,1953, No 16）
1953年7月在斯德哥爾摩（瑞典）舉行的社會黨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按照事先安排主要討論了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並且通過了重要的“關於殖民主義的決議”。但由於決議起草者、英國工黨前殖民事務大臣格裏弗斯的堅持、法國社會黨的大力支持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社會黨的同情和妥協，亞非政黨如馬來亞、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甚至日本黨代表要求社會黨國際堅決支持廢除殖民主義的意見未被完全采納。因此，最後的決議是一個典型的矛盾體。例如，決議明確表示“廢除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並且歡迎“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屬國地區人民民族意識的高漲”，保證“盡力提供一切援助，幫助這些地區的人民實現獨立以及民主自治”。（SI:SII, 1953, No 30-31）但按照菲利浦斯後來的解釋，所謂“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既包括帝國主義也包括共產主義的殖民主義，因此廢除殖民主義是兩條戰線的鬥爭。（SI:SII,1953, No 43）這顯然是轉移反殖鬥爭方向的一種手法。而在具體問題上，決議的問題愈益明顯。例如在談到肯尼亞人民在1952年10月發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茅茅”起義時，隻要求消除引起暴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根源，消除“沒有土地、工資低賤和歧視有色人種的狀況”；在談到正處在戰火中的印支地區時，隻表示“要求印支諸國實現全麵的民主自治”。兩處都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政治獨立問題、最迫切的外國軍隊撤離問題。
盡管如此，這個決議相對於米蘭大會的那篇宣言而言仍是一個可觀的進步，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則屬於對其政策主張的一個重要補充。至少是在形式上，其全球性的政治格局已經形成，無怪乎當時的國際總書記布勞恩塔爾將其作用和地位視為與“法蘭克福宣言”等同，將其當作國際的奠基之作。（Braunthal,1980, p.212）但對於亞洲社會黨會議而言，這個決議尚不能滿足要求。在斯德哥爾摩大會之後不到一個月，亞洲社會黨會議在印度的海德拉巴市舉行了執行局會議，再次研究反殖問題，決定單設反殖執行局和協調委員會，邀請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和代表參與其事，並決定召開一次全非代表會議，派代表團走訪非洲，同時卻對參加會議的布勞恩塔爾關於“將歐洲和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聯合在統一的社會黨國際之中”（
SI:SII,1953, No 43）的建議未予置理。（ASC,1956, pp.37-38）
事態的發展出乎社會黨國際的預料，亞洲社會黨會議要向非洲謀取發展的意圖更引起它的焦慮。而反共主義和加入國家集團的問題又進一步擴大了雙方的分歧。1954年5月7日至9日，社會黨國際在維也納舉行理事會會議，在對這年4月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和平的日內瓦會議表示歡迎的同時，強調了所謂警惕共產黨在亞洲進一步擴張和利用殖民主義殘餘的問題。在討論“社會黨人的亞洲政策”時，會上還出現了批評亞洲國家中立主義傾向、指責這是向共產主義投降的意見。（SI:SII,1954, No 20）對此，5月27日至28日舉行的亞洲社會黨會議表示強烈不滿，主席吳巴瑞在會上強調亞洲社會黨置身於兩大國家集團的對峙之外，屬於第三種勢力。亞洲社會黨會議的目標是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廢除殖民主義。這次會議還討論和通過了新的“關於殖民主義的宣言”。（SI:SII,1954, No 25）在同年11月於東京舉行的又一次執行局會議上，盡管在場的布勞恩塔爾強調亞洲黨在思想原則與政策方針上對歐洲黨都有很大影響、再次表示“整個社會黨國際都最為焦急地希望能將現有的雙方友好合作推進到在一個單獨的國際中建立組織上的統一”, （SI:SII,1954, No 38）但亞洲各國黨代表卻對此表示拒絕，他們認為雙方合並的“最大困難和最難的阻礙”在於“某些歐洲國家社會黨及其所在國在殖民統治問題上的表現，亞洲黨不相信能與它們保持社會主義的同一性”。（SI:SII,1954, No 38）
形勢的發展促使社會黨國際為拉攏亞洲社會黨會議作出新的努力。1955年4月，亞非29個國家和地區的首腦人物在印尼的萬隆舉行了會議，這是亞洲和非洲長期遭受殖民統治和壓迫的國家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與的情況下召開的國際重要會議。會議對殖民主義的譴責、對世界和平問題的論述等等均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反響。（何春超：第169—172頁）由此，社會黨國際終於認識到，隻有在反殖問題上求得與亞洲社會黨人的一致，才能為組織上的統一創造條件。同年7月在倫敦（英國）召開的社會黨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發表了一份同亞洲社會黨會議的聯合聲明，特別是其中“關於殖民主義的聲明”，刪去了過去那種露骨的反共主義內容，強調“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乃是國際間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之一，並且成了對世界和平的一個經常的威脅”。聲明關於民族自決權、關於反殖鬥爭、關於民族自由等問題的主張顯然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亞洲社會黨人的看法。此外，在“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以“亞洲和非洲”為題的一節中，社會黨國際也表現出迄今為止最為明智的態度。（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第18—23頁）
這本來可以為雙方關係的改善提供一個絕好的契機，但不料事態的發展又一次出乎社會黨國際的預料。亞洲社會黨會議陷於內外交困之中：一方麵，拖延已久在二大在1956年11月召開時與會者在蘇伊士運河事件、第二次中東戰爭等問題上發生了衝突，致使會議險些破裂，更無暇顧及同社會黨國際的關係問題。另一方麵，亞洲社會黨會議的主要支柱，例如印度、緬甸、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國的社會黨或因內部分裂而無所作為，或遇政壇巨變而組織潰散。因此，亞洲社會黨會議在1957年已難以開展活動；到1958年3月的一次沒有發表任何文件的執行局會議之後，再也不曾出現以它的名義所進行的任何活動。（Braunthal,1980, p.347）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亞洲社會黨會議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者說它的影響與作用已經產生了效果。它以相當獨特的方式促使社會黨國際正視殖民主義問題並不斷調整其立場，它給社會黨國際帶來的衝擊實際上就是反殖要求和鬥爭給西方社會帶來衝擊的一部分，它促使社會黨國際正視亞非拉國家的情況和問題並由此形成其全球性政策格局。
正是因為社會黨國際接受了亞洲社會黨會議帶給它的教訓，為避免在拉丁美洲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因而從50年代後半期開始，它主動在拉丁美洲采取行動，組建地區性組織。就是在與亞洲社會黨會議發表聯合聲明的倫敦四大上，社會黨國際第一次專門討論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勢，通過了“致拉美勞動人民的公開信”。（SI:SII,1955, No 30）接著，社會黨國際安排其僅有的兩個拉美成員—烏拉圭社會黨和阿根廷社會黨聯合已經建立聯係的智利人民社會黨在同年10月於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舉行聯席會議，建立了名為社會黨國際拉美書記處的機構。然後，又以這個書記處為核心組建了一個協商委員會，邀請那些主張或讚同社會黨國際和民主社會主義但還沒有或不願加入社會黨國際的拉美政黨參加。在1956年5月舉行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規定參加會議並不意味著加入社會黨國際，會議不幹預各黨內部事務，隻討論共同關心的地區性問題。（SI:SII,1957, No 24-25）因此，協商委員會確實吸引了當時拉美一些國家的社會黨。
但社會黨國際對在拉美的活動並沒有、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一方麵，那些拉美政黨從一開始便表現出為社會黨國際難以接受的激進色彩。例如1956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舉行的協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建立反獨裁統治的運動”和“摒棄拉美獨裁政權反動政策”的決議，其中不僅指名攻擊了哥倫比亞、古巴、危地馬拉、巴拉圭、多米尼加、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的軍人獨裁，而且強調它們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出賣國家以“服從帝國主義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矛頭直接指向美國。（SI:SII,1957, No 24-25）這必然使當時正追隨美國的社會黨國際感到有所顧忌。另一方麵，加入協商委員會的拉美社會黨包括社會黨國際的兩個成員黨，在國內都處在極其困難的境地，或因獨裁統治而難以公開活動，或因力量弱小而對政局並無影響。（Alexandre,1973）支持他們不僅要冒惡化西歐與拉美現政權關係的危險，且有開罪美國之弊，代價雖大但收效未必相當。此外，就社會黨國際自身狀況而言，也不可能將拉美列為它的活動重點。50年代末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它對更緊迫的非洲獨立浪潮、歐洲緩和形勢作出反應因而無暇顧及拉美。因此社會黨國際有關組建拉美書記處、協商委員會的活動，與其說是考慮成熟的長遠計劃，倒不如說是急功近利的便宜之舉，其根本著眼點是以此作為預防性措施，避免重蹈亞洲社會黨會議的覆轍。
這樣一來，社會黨國際當時既沒有對拉丁美洲提出比較完整的政策，也沒有對拉美書記處、協商委員會後來的活動付出更多的努力，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但其結果竟大出它的意外。先是協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延期半年才得以舉行，而到會者竟少於上次會議。（SI:SII,1959, No 24-25）接著，在因古巴革命和多米尼加反獨裁起義而出現的拉美民族民主革命**中，烏拉圭黨趨於激進，在1959年7月的社會黨國際六大上公開提議譴責法國黨的阿爾及利亞政策。在大會拒絕後，它又批評了幾乎所有的西歐社會黨並宣布退出社會黨國際。（SI:SII,1961, No 39-40）在此同時，阿根廷社會黨內發生意見分歧並導致組織分裂。（SI:SII,1961, No 39-40）因此拉美書記處不得不停止了活動。然而這畢竟屬於社會黨國際為在拉美擴大影響而進行的第一次嚐試，雖然未成功但仍有重要意義。一方麵，這是社會黨國際對第三世界國家及其問題明確自己的態度進而形成全球性政策格局努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麵，這又預示著社會黨國際將尋找打開局麵的新路。這便是60年代社會黨國際對拉美問題進行研究並開展新的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