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政策立場的轉變及其原因

二戰後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社會黨相繼通過了戰後新綱領。總體而言，其區別於戰前綱領的顯著特征主要表現在，這些社會黨大多試圖以戰後重建為契機，以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的威望為基礎，順應人民渴望擺脫曾造成全球經濟危機並導致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舊製度的願望，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良，革除現有社會製度的明顯弊端，進而實現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例如，二戰後第一個參加競選並贏得勝利的英國工黨就提出了以實行國有化和普遍福利為特征的競選綱領和施政政策。（Coates, p.109）同時，這些社會黨在國內聯盟政策和國際關係方麵也提出了新見解。例如，歐洲大陸第一個得到重建的法國社會黨從一開始便確立了包括與共產黨合作在內的“三黨聯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別代表大會上，其總書記麥耶公開表示“（法國）社會黨將永遠不會成為反共集團的一員”；這次會議還通過決議堅持社共兩黨合作關係，並提議成立一個社共兩黨組成的“爭取工人階級團結委員會”。直到1945年底，法國社會黨雖然拒絕了法國共產黨關於盡快實現雙方合並的提議，但卻同意雙方“向持久的聯盟”發展，以“行動統一”為未來可能的“組織統一”進行探索。（Graham, pp.41-42, p.109）在丹麥，社會民主黨在1944年還主動提議與共產黨合並。（Pattersonand Thomas,1977, p.246）堅持對蘇友好也是當時普遍的見解。在1946年底的英國工黨第45屆年會上，工黨領袖在回答關於對外政策問題的質疑時還表示，蘇聯並無發動戰爭的需要，英國的偉大職責是促使美蘇合作，維護和平。（LPCR,1946, p.151）這種情況在社會黨人國際層麵的活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舉行的倫敦會議。認為，西歐各國未能妥善處理同蘇聯的關係是導致納粹德國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因而強調在戰後保持對蘇友好是製止新的大戰危險的主要措施；此外，“會議確認使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 pp.40-43）

正如美國學者克萊默不無誇張但也相當真實地指出的那樣，在世界大戰結束時，“社會黨人希望能夠在國際和平和友好的基礎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種形式的國際組織也能夠順利地建立；他們要求解決曾使歐洲分裂並引起兩次世界大戰的那些難題，他們希望沒有集團的世界，蘇聯和西方之間的‘大聯盟’會延續下去，他們希望西方和俄國之間的良好關係能夠伴隨著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的聯係或合作，他們總是設想著通過吸收接納由於大戰經曆而開闊了視野的教會人士、抵抗戰士及中間階級成員，社會主義會成為在歐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後，他們希望通過革故鼎新和煥發活力的進程，社會主義會當之無愧地占有領導權。這些宏大的期望由於冷戰而全都破滅了。”（Kramer, p.53）對於某些社會黨人而言，上述希望確是發自內心的，而在另一些社會黨人那裏，上述種種不過是因時趨勢的反映而已。不幸運的是，冷戰的出現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棄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實現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極大地刺激和重新喚起了後者根深蒂固的與共產黨不睦的傳統，同時還急劇改變了各國社會黨內部不同理念傾向、不同派係力量間的對比格局。

因此，到1947年國際風雲突變和冷戰逐漸興起之際，西歐各國社會黨的政策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它們雖然沒有完全放棄大規模社會改良的綱領，但在“聯盟政策”方麵卻義無反顧地堅決同共產黨人決裂（除意大利社會黨以外），不僅停止了同共產黨正式的或實際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擊共產黨人。由此對西歐執政局麵也產生了廣泛影響，例如，在1947—1948年期間，先後有8個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被排擠出了聯合政府，其中4個國家 是由社會黨人領導的，奧地利菲格爾政府則由社會黨人聯合執政，而在丹麥共產黨則是因社會黨人拒絕與之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從而由參政變為在野。相應地在對外關係方麵，它們迅速放棄了對蘇友好政策，放棄了爭取獨立和合作的歐洲的嚐試，轉而積極支持或帶頭製訂了政治上追隨美國、軍事上與之結盟的方針，為冷戰推波助瀾：先是利用宣傳工具在國內渲染對蘇聯威脅的恐懼情緒和氣氛，接著又力主實施了防務戰略重心的轉移。其中一個例證便是1947年3月，英國工黨政府與法國簽訂的“敦刻爾克條約”，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國法西斯東山再起，而此後“抗衡蘇聯的方針明顯地躍居於西方戰略的首位”。（陳樂民：第92頁）1948年3月，英國工黨政府又提議建立了“布魯塞爾條約組織”，這是戰後第一個集體防務性質的安排，其涉及範圍之大遠非“敦刻爾克條約”可比，而且隻是由於最後的疑慮，這一組織的條約才審慎地沒有寫明防止共產主義西進的內容。（何春超：第60

頁）1949年4月，具有冷戰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參加這個組織的歐洲10國中，竟有7國政府是由社會黨人直接控製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 p.193）

主要由上述這些西歐社會黨的右翼領袖所把持著的“國際社會黨會議”也完成了同樣性質的轉變。作為社會黨人的國際性組織，它在某些方麵甚至走得比個別社會黨更遠，1948年3月召開的倫敦會議是“國際社會黨會議”政策轉向的最明顯標誌，由此確立了其反蘇反共、追隨美國、支持冷戰和結成集團的方針。按照布勞恩塔爾的話說則是“捍衛民主、反對蘇聯毀滅民主的企圖，現已成為社會黨人國際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 p.188）同年6月，維也納會議又通過了題為《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決議，將攻擊範圍從蘇聯和共產黨情報局擴大到包括整個東歐國家在內的共產主義陣營， （Steininger, p.307）從而明確地表明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的集團立場。

在實際活動中，“國際社會黨會議”首先采取了一係列反共的做法。例如它支持並鼓勵意大利社會黨中的右翼分子組成“統一社會黨”參加競選；1949年又直接派出代表團赴意大利，策動了社會黨的第三次分裂並馬上倡導和主持三個分裂出來的團體實現合並。這幾乎是二戰後社會黨人國際組織直接插手某個社會黨內部事務的唯一一次。而對這種無異於幹涉主權國家內政的做法，當時的意大利政府還公開表示了不滿。（Healey,1950a, pp.369-371）與此同時，它還出麵調停東歐國家社會黨中因反對與共產黨合並而叛逃在外的難民間的矛盾分歧，協助這些國家的流亡社會黨人建立政黨組織，在此基礎上又在1949年7月進一步組建了國際社會黨人流亡中心即“中東歐社會黨聯盟”並立即接納其為成員。與此相應，它還組織了各種所謂的難民救濟委員會，在經濟物質上幫助那些從東歐國家流亡的社會黨人。（Braunthal, 1980, pp.192-193）也正是在“國際社會黨會議”及其成員黨的影響下，原本統一的“國際工會聯合會”在1949年1月發生分裂，主要由社會黨人控製的一些工會組織另立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福斯特：第513—516頁）“國際社會黨會議”還利用其國際組織的便利在整個西歐乃至世界範圍內開展反共宣傳活動。例如，它通過“中東歐社會黨聯盟”的聯係線索，多次發表所謂東歐國家迫害社會黨人，限製人民自由，大規模實行強製勞動的調查報告或實況綜述；它還協調西歐國家社會黨針對上述情況舉辦抗議集會或示威。（SI:SII,1951, No 27-28）1950年前後，它還特別針對當時蘇聯的“和平攻勢”發表了各種含有敵意的宣傳材料，組織對抗性活動，煽起了不明真相者對蘇聯對共產黨的恐懼乃至仇恨情緒。在這方麵，“國際社會黨會議”的作用是獨特的，甚至是其他組織難以企及的，以至於當時任英國工黨國際書記的海利自豪地稱它“是目前以國際性力量對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唯一的政治運動”。（Healey,1950a, p.373）

但更重要的活動還是“國際社會黨會議”內部的協調工作，特別是那些首先完成政策轉變的社會黨或社會黨領袖們往往利用這種國際組織來達到一般的外交會議不能達到的目的。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世之前的1949年1月，“布魯塞爾條約組織”參與國的社會黨先行集會，統一了接受美國提議組成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防務體係的意見。（Healey,1950a, p.373）在1950年冷戰再次升級的情況下，“國際社會黨會議”先是在6月的哥本哈根會議通過了具有原則聲明性質的決議《社會主義與和平》，其中雖然聲稱“世界和平是國際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目標之一”，但強調的重點卻在於“共產黨情報局所引起的緊張局勢是對世界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脅；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安全還由於完全聽命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第五縱隊的存在而受到威脅”。因此，這個決議的結論便是“自由人民的職責是團結起來”, “整個自由世界的合作和加強歐洲團結具有刻不容緩的必要性”。（LPCR,1950, pp.205-206）這實際上等於明確表示支持“北大西洋條約”及其組織，隻是礙於某些永久中立國的社會黨的反對，才一直未能形成以決議形式表示支持這個公約的一致意見。（Braunthal,1980, p.194）在同年10月，它又召集了專門討論“由集體防務所帶來的各種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巴黎會議，針對參與朝鮮戰爭以及落實北約防務計劃給西歐國家造成經濟困難的情況進行勸說和解釋，終於就“必須保證自由國家的防務所必需的一切負擔”達成一致意見。（SI:SII,1951, No 27-28）為了進一步打消某些黨的顧慮，會議又設了“歐洲團

結與集體防務”研究小組，最後提出了研究報告，以具體的調查統計材料論證各國社會黨應當支持重整軍備，支持本國政府的防務計劃，支持以國民收入的更多的一部分用於軍備開支，同時還提出應當同意聯邦德國重整軍備並加入西方集體防務。（SI:SII,1951, No 27-28）也正是在這時，“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主席菲利浦斯多次發表講話或撰文批駁了在冷戰中社會黨人應取中立的主張，公開聲明社會黨人的義務就是支持“大西洋聯盟”。他要求社會黨人拋棄“反美偏見”，拒絕做“第三種力量”的觀點，支持美國及西歐各國政府的現行政策。（Gunscheund Lantermann, p.122）

“國際社會黨會議”及其成員黨的政策轉變以及轉變後所進行的大量活動最明顯不過地說明了社會黨人的曆史傳統和社會屬性。反過來，這些因素也正是它們能夠完成政策轉變的最主要的根源。但同時，也不能不看到當時客觀形勢的促動作用，否則便無法理解這一轉變發生的時機以及迅速的程度。

首先，畸態的歐美關係是國際社會黨人轉變政策的最主要的外界條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便製訂了對蘇遏製戰略，而且利用西歐的經濟困難，以經濟援助為手段誘使或迫使西歐國家與之共同對付蘇聯。在西歐國家看來，在經濟困難並伴有政治不穩的條件下也隻能在防務和經濟上依靠美國。因此，西歐和美國結成了依附和支配為特征的聯盟關係，美國成為當然的盟主。這樣一來，政治上的追隨也是必然的結局。如果說“杜魯門主義”咄咄逼人的反共調子尚不能打消西歐各國不願歐洲分裂具體化的顧忌；那麽，包括170億美元巨額援助在內的“馬歇爾計劃”所含有的反共目的卻為這些國家接受了。在嚴酷的現實和尖銳的抉擇麵前，西歐國家很難有其他考慮；對於這些國家的社會黨、特別是執政的社會黨來說，同樣少有回旋的餘地。國際社會黨會議正是在斷定，沒有“馬歇爾計劃”, “歐洲就不可能擺脫經濟災難和政治混亂，會給關係到未來社會主義的和平與民主造成威脅”, （Steininger, p.93）之後，才明確地表示了追隨美國、反蘇反共的態度。

其次，西歐共產黨人的鬥爭策略方麵的某些問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做法對於社會黨人完成政策轉變也有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蘇聯學者西比列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指出，戰後初期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宗派主義傾向，蘇聯和東歐國家違反公民民主權利的一些錯誤以及斯大林時期情報局對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行動，阻礙了共產黨同社會黨的合作。（西比列夫：第33—34頁）從前麵的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國際社會黨人，特別是那些右翼領袖往往利用共產黨或共產黨國家的一些做法為口實而采取分裂主義和反共主義的對抗性行動。在共產黨同社會黨仍然保持合作關係並有希望嚐試組織統一的時候，西歐共產黨卻往往沿襲了共產國際的不良習慣，造成了分裂而非團結的局麵。例如在丹麥共社兩黨談判合並問題時，共產黨最終以有可能被理解為同蘇聯的政治製度割斷關係作為理由拒絕了社會黨人的條件。（Larsen, pp.79-81）而法國共產黨在1945年6月提出“統一憲章”時，竟然以“捍衛和宣傳由列寧和斯大林豐富了的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使群眾了解蘇聯共產黨贏得的“社會主義輝煌的勝利”為主要理由論證共社兩黨應當組成單一政黨。結果，法國社會黨人反以法共對蘇共的依附是雙方統一的巨大障礙的見解拒絕了合並建議。（Graham, pp.97-98）這種做法顯然忽略了雙方意識形態差異和根本政策的分歧，為右翼社會黨人提供了反對雙方團結的最好口實，同時又貶損了共產黨人的自身形象。再如，在東歐國家，共社兩黨在前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幾乎都實現了合並，如此短暫的合並又不能不給人留下人為強迫的印象。結果，盡管東歐社會黨內部確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合並，盡管合並在一定程度上是經過長期準備和醞釀的，但在西歐社會黨人以及東歐社會黨中反對合並而逃到西方的少數人的宣傳鼓動下，人們普遍持有懷疑態度。所有這些既授人以柄，使社會黨右翼可以便利地攻擊共產黨；又確有“為淵驅魚”的意味，使左翼進步人士也無法堅持原有立場。從時間發展順序上看，先有情報局對西歐社會黨的指名攻擊，後有“國際社會黨會議”的反攻擊，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這個道理。

總的來看，在戰後初期社會黨人重建國際組織的這一時期裏，由於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國際社會黨會議”改變了早期的立場，確立了帶有濃厚“冷戰”色彩的政策並相應開展了大量活動。盡管這一政策尚處在雛形狀態即還沒有形成全球性格局，還缺乏從理論上係統的闡述等等，但仍然對後來的社會黨國際、特別是其50年代的政策有深刻的影響。

可以說，這一時期為社會黨國際重建完成了政策方麵的準備工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