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對外開放化與新攻勢

民主化、國際化和中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國際內部事務而進行改革和調整，主要目的是改變社會黨國際的“歐洲中心主義”形象，消除“白人俱樂部”的色彩。而這隻是十三大改革的一部分。實際上，十三大對社會黨國際此後一個階段的對外活動重點、基本原則等也作出了調整。相較而言，這些調整主要涉及社會黨國際的對外事務、對外職能。

在這方麵，社會黨國際十三大首先確立了“對外開放化”的對外活動原則。這包括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社會黨國際“應當成為致力於所有的國際重大問題的世界性組織”，就是說應當改變過去那種長期以來過分關注歐洲事務的狀況，要“開放性”地麵對當今世界的一切問題，特別是那些與世界更廣闊的地區、更廣大的人民有關的重大問題，實現活動重點的轉移；二是強調社會黨國際“應當融入國際政治中那些事關重大的事態發展之中”, （SI:SA,1977, No 1）這實際上是要求社會黨國際改變過去那種行動遲緩、軟弱無力的狀況，要“開拓性”地參與國際政治和世界事務，采取積極、直接和長期的行動，利用自身的活動來影響國際形勢的變化趨勢和國際政治的發展方向。

根據這些原則，勃蘭特以及其他與會者討論研究了社會黨國際以往的成敗得失，提出並實施了一些旨在加強對外活動能力的具體措施。這主要包括：擴大國際書記處的財政預算和人員配備，加強其協調成員黨行動的能力；增設下屬專門機構，針對國際重大問題進行經常性的調查研究，擬定國際活動的長期目標和政策方針；增設地區性協調機構，以此集中該地區成員黨的力量，實施與該地區有關的特定戰略；強調要更多地以國際的名義開展活動，如派遣代表團、調查小組和觀察員，而不是隻限於發表決議或聲明；主張爭取同其他國際組織或區域性組織乃至某些國家的政黨、政府建立經常性的聯係，就有關問題開展合作和協調各自的立場。

更為重要、也更突出的是，十三大明確規定了社會黨國際今後的活動重點，這就是勃蘭特在大會講話中所提出的要開展“三大攻勢”。

第一個攻勢，是“爭取穩固和平”的攻勢。勃蘭特在會上強調這是關係到人類生存和世界發展的重大問題。社會黨國際的努力應當集中於推動有關裁軍談判和對話，並使這些談判和對話最終能夠緩和世界局勢，導致全麵、徹底和有核查的裁軍。他認為，60年代末以來各國社會黨和社會黨國際為緩和的到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因而這是一個社會黨國際應當堅持努力的活動重點。十三大決議主要在理論上闡述了這個問題，其中強調“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普遍目標來說，和平也是不可缺少的”。以此為基礎，決議分別論述了國際緩和、歐安會、國際裁軍、聯合國的維護和平作用以及地區性衝突對和平的威脅等問題。這是截至當時社會黨國際關於和平問題的最周詳、最全麵的論述。

從論述內容及其邏輯聯係來看，勃蘭特的講話和十三大的決議已經表明，社會黨國際對於和平問題已經形成了過去沒有過的係統的認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認識較之過去也更加現實，而且帶有超越集團、反對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的含義。例如，決議主張改變“繼續為互相敵對和勾結的集團的實力政策所控製的世界”，認為“持久的世界安全不可能僅僅通過局限在超級大國之間的談判所達成的平衡來形成”。同時，在地區性緊張局勢的分析中也有新的見解。例如，明確指出，“隻要罪惡的種族隔離學說還沒有被徹底消除，非洲就不會有和平”。因此，這些主張也具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意義，與過去相比已有很大區別。

第二個是“爭取新型南北關係”的攻勢。按照勃蘭特的話講，“社會黨國際有義務支持爭取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他認為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生活水平的懸殊差距以及這一差距仍在擴大的現狀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的，南方國家在現有世界經濟體係中所受到的遭遇是不公正的。社會黨國際應當推動成員黨及其所在國家的政府重視和開展世界範圍的“南北對話”，消除上述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及其根源。與此相應，十三大通過了一項題為“關於國際經濟團結”的決議，其中著重提出了有關建立南北新關係的15條政策建議，既論述了有關思想觀念的轉變問題，也論述了在社會黨國際看來為建立新關係所應當采取的具體步驟。這項決議的名稱已表明十三大在這個問題上有了某種突破。如果說就國際經濟問題通過專項決議，在社會黨國際的曆史上並不少見，例如二大的“社會黨人對不發達地區的政策”，五大時的“關於援助不發達國家的決議”，七大時的“關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合作的決議”，八大時的“關於發展中地區的決議”等等，那麽十三大的這項決議標誌著社會黨國際對國際經濟的症結終於得出了新的結論，形成了新的觀念。它不再把國際經濟問題歸結為富裕國家應當怎樣對外援助和貧窮國家應當怎樣使用援助的問題，開始意識到問題的關鍵首先是要改革舊的經濟秩序。為此，它開始接受早已被第三世界國家所提出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概念和主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勃蘭特領導的社會黨國際和提出應當推動“南北對話”。

第三個是“爭取人權”的攻勢。這一提法的含義比較複雜，其本身也有很強的兼容性。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在赫爾辛基“歐洲合作和安全會議文件”簽署之後，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世界，關於人權問題的議論不斷增多。在這種背景下，勃蘭特提出“爭取人權”不免帶有影射攻擊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意味。但從他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會議通過的決議來看，“爭取人權”的攻勢主要是指社會黨國際應當積極幹預並且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正在蓬勃興起的民族民主運動，擴大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學說和實踐主張在這些地區的影響，以民主政權取代獨裁政權。例如，勃

蘭特在談到這個攻勢時強調“不僅有個人的人權，而且還有集體的人權”，而後者既是個人權利的總和，又有高出於個人權利之上的東西。在此基礎上，他強調要在那些人權遭到破壞的地方重建對人權的尊重，要支持各國爭取人權的運動。而十三大決議在“社會主義和人權”一節中明確講“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保護和保證人權，才能逐步消除殖民主義的影響，種族隔離製度的恥辱和種族歧視的殘餘造成的後遺症”；在另一項“關於拉丁美洲的決議”中，又主要從爭取人權的角度出發論述了拉美各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問題並譴責了拉美獨裁政權。相形之下，決議沒有一處明確談到共產黨執政國家的人權問題。

由此可見，十三大對社會黨國際今後一個時期對外活動重點以及內容的有關論述也表現了政策思想方麵的重大調整。從現象上看，這種對社會黨國際對外活動內容做出明確規定的做法相對於過去已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突破。此前的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往往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自上次代表大會結束以來所發生的變化或重大事件，難得明確提出發展戰略和任務。從實質內容來看，社會黨國際十三大所提出的三大攻勢抓住了當今世界的重大問題，認清了要在第三世界國家取得進展的關鍵，從而表明它對世界的現實主義認識以及據此而提出對策的獨立性和進步性均已達到新的高度。從長遠的影響來看，這已經超出了單純意義上的消除“歐洲中心主義”，預示著一種更重大的改變正在發生，而十三大隻是其中指明方向的開端而已。

對此，勃蘭特本人有一個很好的表述。他在大會講話中這樣說過“：究竟是什麽決定著我們工作的基本原則呢？我認為，我們必將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曆史所發生的變化的指導。”接著，他列舉說“世界政治地圖已經重新畫過”, “科技革命還在進行之中”, “世界經濟關係已經發生了尖銳的變化”，共產主義陣營出現了多中心以及適應特殊情況的歐洲共產主義等等。因此，“我們將經常性地對照現實來衡量我們的國際合作的精神以及政治基礎”, “我們需要的是按照其本來麵目去看待世界及其現狀的勇氣”, “需要的是人們的思考能力”。（SI:SA,1977, No 1）這意味著社會黨國際十三大更難能可貴的是確定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方法論。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黨國際十三大確實可以同法蘭克福大會相提並論，因為兩者對社會黨國際的影響都是至深且巨，如同法蘭克福大會曾決定性地製約社會黨國際在最初十年中的活動一樣，十三大對從此時以後的社會黨國際工作也有極為深刻的影響。但也應注意到，這兩次大會又有明顯的不同：法蘭克福大會正式創建了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則為這個國際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法蘭克福大會的曆史性功績主要在於它從意識形態上確定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體係，而十三大的重大成就則是從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出發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

（本章完）